艰辛长征，航向拨正

自撤出南昌城以后，虽然中国共产党又组织了秋收起义、广州起义等大大小小的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暴动，但终因反动势力强大和革命力量的弱小，再加上党内指导思想上的幼稚和共产国际的教条主义及“左”倾错误，中国革命经历了许多曲折。

周恩来也走过了一条不平坦的道路：

──1927年11月，周恩来在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受到“左”倾盲动思想的批评，以周恩来为书记的南昌起义前敌委员会全体成员也受到了警告处分。由于周恩来的特殊作用，他仍被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后兼任中央组织局主任。

──1928年6—7月，周恩来在莫斯科出席中共六大，被选为大会主席团委员和大会秘书长。随后在中共六届一中全会上，被选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秘书长兼中央组织部部长。11月上旬回到上海后，由于工人出身的中央政治局主席向忠发不能起核心领导作用，在一段时间里，周恩来成为中共中央工作的实际主持者。

──1929年8—9月，周恩来召集中共中央军事会议，听取陈毅汇报红四军全面情况以及朱德、毛泽东之间的争论。周恩来多次强调要巩固红四军的团结，维护朱德、毛泽东的领导，并代表中共中央宣布毛泽东继续担任红四军前委书记。会后，由周恩来授意，陈毅起草了中共中央致红四军前委指示信（即九月来信），提出了红军的根本任务与前途。

──1930年5—8月周恩来以中共中央代表身份，在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汇报中共与共产国际远东局在中国革命发展问题上的争论，并向斯大林等介绍中国革命的特点。然而，周恩来在苏联期间，以李立三为代表的“左”倾冒险错误在国内急剧发展。周恩来回到上海后，于9月和瞿秋白主持召开中共扩大的六届四中全会，纠正立三路线的错误。

──1931年1月，周恩来出席中共扩大的六届四中全会。王明在共产国际代表米夫的支持下进入中央政治局，“左”倾教条主义开始占据中共中央的领导地位。周恩来妥善处理立三路线的做法被批评为调和主义，但周恩来仍以“照顾大局，相忍为党”的精神拼命为党工作。

──1931年4月和6月，由于党内重要领导顾顺章、向忠发相继被捕叛变，使党组织受到严重的损失。12月，周恩来不得不离开上海前往中央苏区，并就任苏区中央局书记。

──1932年2月，国民党方面为达到诋毁周恩来、分化瓦解中国共产党的目的，在上海一些报纸上登出所谓《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中共临时中央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当即予以驳斥：这显然是“国民党徒的造谣污蔑”。

──1932年7—8月，在反对敌人“围剿”的过程中，苏区中央局提议周恩来任红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而周恩来坚持提议由受排挤但擅长指挥战争的毛泽东担任这一职务。

──1933年3月，尽管有“左”倾教条主义等错误路线的干扰，周恩来仍与朱德等根据敌我情况的变化灵活运用兵力，指挥红军取得了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

……

由于极力推行“左”的政策的临时中央负责人博古和不懂军事的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的错误指挥，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被迫进行战略大转移──长征。

10月10日，周恩来随红一、三、五、八、九军团以及中央、军委机关和直属部队共8.6万余人，离开瑞金，踏上了在中国军队史上极少有的且震惊世界的战略大转移的征途。

经过艰难的行军，中央红军突破敌人的四道封锁线，于1934年12月11日到达湖南通道县城。中央负责人之间在红军战略行动方向上发生了重大的争论——是北上到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还是西进转向贵州建立川黔根据地。

北上的路上，有蒋介石早已布下的五六倍于红军的重兵，去那里就等于钻进蒋介石的口袋，红军必亡无疑；西进，则是敌人力量较为薄弱的贵州山区，红军可以摆脱围追堵截，得以生存。

为此，中共中央负责人在通道召开会议，讨论红军今后的行动方向。博古、李德仍旧主张北上湘西的方针，而毛泽东提出红军必须西进。周恩来和张闻天、王稼祥等多数人支持毛泽东的主张，李德见没有多少人听他的，愤然离开会场。

不彻底解决领导集体的意见分歧问题，红军将面临灭顶之灾。

12月17日，红军进入贵州黎平。为说服李德，周恩来找上门去，向他提出：红军需要休整，不能再向北了；贵州的敌人兵力比较薄弱，应当到那里去。李德没有想到自己越来越孤立，连周恩来这样善于协调矛盾的人也坚决不与他站在一边。两人发生了大的争执，最后不欢而散。

第二天，周恩来在黎平城里主持召开了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红军的战略方针问题。会上，周恩来坚决支持毛泽东关于西进贵州的意见，李德则一再反对，阻挠会议通过相应的决定。极有修养的周恩来实在忍无可忍，他站起身，对着既不懂军事又不懂中国国情、历来瞎指挥的李德愤怒地拍起了桌子，吓得中途进来冲开水的警卫员站在一边发愣。

这是周恩来少有的一次以拍桌子来表示对对方愤怒的行动！因为方向问题非同小可，不大怒不足以解决问题。

尽管黎平会议上李德也怒火冲天，但在周恩来、毛泽东等人的坚持下，会议还是通过了《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决定”指出：“过去在湘西创立新的苏维埃根据地的决定，在目前已经是不可能的，并且是不适宜的。”“新的根据地应该是川黔边地区，在最初应以遵义为中心之地区。”由于中央领导人内部仍存在大的争论，会议还决定到贵州遵义后再开会总结第五次反“围剿”军事指挥上的经验和教训。

黎平会议，为遵义会议的召开奠定了重要的基础。周恩来为红军战略方针的确定，起了关键性的作用。

黎平会议以后，周恩来与朱德、王稼祥等人迅速签署、发布了有关命令，指挥红军向贵州第二大城市──遵义——进发。

1935年1月初，红军突破了乌江天险。1月9日，周恩来随中央纵队进驻遵义。中央立即命令部队进行休整，而周恩来的工作更为紧张，他必须加紧筹备召开遵义会议。

经过周密布置，1935年1月15日至17日，具有历史意义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遵义会议——顺利举行。

会上，博古作了关于第五次反“围剿”的总结报告。其主要观点是，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主要原因是敌强我弱。他以客观原因来掩盖军事指挥上的错误。

接着，周恩来作了一个副报告。他指出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利的主要原因是军事领导上和战略战术上的错误。对这一错误，周恩来主动地承担了责任，并对李德、博古的错误提出了批评。周恩来表示，完全同意毛泽东的主张。

毛泽东在会上作了长篇发言，分析和批评了错误的军事路线，正确地阐述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对今后红军的发展方向作了极有见地的说明。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得到了大多数人的赞同，周恩来在发言中全力推举由毛泽东来领导红军今后的行动。

周恩来的态度，对确立毛泽东的领导地位起了重要的作用。

经过三天讨论，最后，会议作出决定：

（一）增选毛泽东为中央常委；（二）指定洛甫（张闻天）根据毛泽东发言的主要内容起草《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委托政治局常委审查后发到支部中去讨论；（三）常委中再进行适当分工；（四）取消三人团，撤销博古、李德对军事的领导，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德、周恩来为军事指挥者，而周恩来是受党内委托在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

会后，中央常委分工，以毛泽东为周恩来在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

遵义会议以后，由于毛泽东的正确主张逐渐被全党和红军所公认，尽管红军前进的道路更为艰辛，但中国革命的航船，却驶入了正确的轨道，最终红军胜利完成长征，打开了中国革命新局面。这在党的历史上是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1935年10月19日，周恩来和改编成陕甘支队的红军终于到达陕北的吴起镇，完成了北上抗日的二万五千里行程。一个新的时代，随着长征的胜利结束即将来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