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3 两地书
这个只有几十户人家的小镇——沙士顿，有着中世纪英格兰郊野最具古典意味的情调。
栗树的浓荫，覆盖着高高低低的农舍，那些参差错落的农舍，灰色的墙皮年深月久地斑驳着，像山雨欲来时铅色的天空。
这是一年中最生动的季节。满目的青草黄花勃发着一种强悍而热烈的生机，艳丽绝伦的虞美人，三朵两朵地摇曳其间，泄露了关于这个季节的全部消息。
靠村边一所高地上向阳的农舍，是徐志摩和张幼仪临时安顿下来的家。门前有一口自来水井，井水清冽甘甜，一条小路弹向远方。日落时分，黛色牯牛成群地沿着小路下来，很自然地让他们怀想起硖石乡居的风光。
1921年春天，在狄更生的帮助下，徐志摩到剑桥大学王家学院以特别生资格去读书，后期转为正式研究生。剑桥大学离伦敦近百公里之遥，来去的人靠乘火车往返。热恋中的徐志摩，他要与林徽因联系，只好靠鸿雁传书。有时感到书信太慢，他便写日记或诗来排遣心中的爱火和这份占定他的“忧郁”。可惜的是，徐志摩写的这些诗和日记没有保存下来。
早晨，徐志摩推起自行车去剑桥，他总是在一家理发店门前停住脚步。理发店是两间木板房子，也兼作邮亭，门口挂着一个古里古怪的信箱，爱酗酒的大胡子约瑟是镇上尽职尽责的邮差，五短身材的他，穿起黑底红边的制服，显得很是神气。他怀里永远揣着一只扁扁的栗色酒瓶，朗声大笑的时候，土酿威士忌的气味便在空气里弥漫开来。他身背一只羊皮邮袋，每天早、中、晚在村里巡行三次，投送并收取沙士顿的来往信件。他是这个小镇欢乐与悲伤的使者。执行公务的时候，他面孔刻板，没有表情，只有见到徐志摩，他的脸上才漾出笑意。他使劲拍打着徐志摩的肩头，对这个身穿长衫的中国学生喷着酒气，用夸张的语调和英格兰式的幽默，称赞着徐志摩年轻的妻子。徐志摩很喜欢与约瑟聊天。面孔刻板的大胡子邮差却能唱风味很足的英格兰民歌，还能够背诵彭斯的诗。高兴时，他的话妙语连珠，神情孩子样天真。
隔一两天，徐志摩便把一封信交给约瑟，那些信全部是寄给林徽因的。
那个丑陋的邮箱，从此在徐志摩的眼睛里神圣而美丽起来。他总是期待着约瑟那双缺了一个指头的手不紧不慢地打开扣吊上的黄铜锁，也许那里边有一只素洁信封是属于他的。
那些日子，林徽因总是被徐志摩的信折磨得辗转难眠。那信差不多每天一封，而且极其准时，徐志摩怕被张幼仪发现，他们的鱼雁传书全用英文。
终于有一天，大胡子邮差把徐志摩的一封淡蓝色的信交到张幼仪手中。张幼仪虽然看不懂那英文信的内容，却从这信里猜到了什么。
张幼仪努力让自己的心平静下来，她想喝一口水，手却抖得握不住杯子。这个时候她才真正明白，和她休戚与共的那个男人，现在重新陌生起来。
张邦梅在《小脚与女人》一书中这样写道：
少女时代的林徽因
后来住在沙士顿的时候，看到他每天一吃完早饭就赶着出门理发，而且那么热心地告诉我，我也不知道怎么搞的，就猜到他这么早离家，一定和女朋友有关系。
几年以后，我才从郭君那儿知晓徐志摩之所以每天早上赶忙出去，的确是因为要和住在伦敦的女友联络。他们用理发铺对街的杂货铺当他的地址，那时伦敦和沙士顿之间的邮件送得很快，所以徐志摩和他的女朋友至少每天都可以鱼雁往返。他们信里写的是英文，目的就是预防我碰巧发现那些信件，不过我从没发现就是了。
张幼仪是1920年冬天，由西班牙领事馆刘子锴携家人一同从法国马赛港下船，由徐志摩接往伦敦的。
张幼仪清楚地记得，徐志摩那天“穿着一件瘦长的黑色毛大衣，脖子上围了条白丝巾”。他接上张幼仪先是乘火车到巴黎，为她买了几件衣服，还照了几张相。然后乘飞机飞往伦敦。那是一架小型飞机，只能乘坐二十来人。气流的冲击很容易颠簸。几个上下张幼仪就呕吐起来。徐志摩把头撇过去还说：“你这个乡下土包子。”没过多久，他也吐了。张幼仪回敬说：“我看你也是乡下土包子！”
徐志摩到剑桥后，他们才搬到沙士顿乡下居住。后来徐志摩又让中国留学生郭虞裳进来同住。
郭虞裳（1891年—1971年），上海人，1914年赴日留学，1919年毕业回国，1919年11月到英国，后又转柏林留学，1924年学成归国，1927年后入商界，1949年到台湾。
1921年8月，张幼仪发现自己又怀孕了。她不知道该怎么办，于是告诉了徐志摩。有天下午张幼仪又与徐志摩说了此事，徐听后立刻说：“把孩子打掉。”张说：“打胎会死人呵！”徐冷冷地说：“还有人坐火车肇事死掉的，难道人家不坐火车了吗？”
这期间，一个爱丁堡大学的留学生来徐志摩家吃饭，张幼仪清楚地记得她身穿海军蓝套裙和皮鞋里的那双小脚；她忘记了这位小姐的名字，张邦梅在书中以“明小姐”代替。张幼仪误认为这位明小姐就是徐志摩的恋人，说“看起来很好，可是小脚和西服不搭调”。
徐志摩听了张幼仪对这位中国女留学生的看法，突然叫道：“我就知道，所以我才想离婚。”
大约过了一个星期，徐志摩离家出走了。郭虞裳好像看出其中的蹊跷，在一天早晨也提着箱子离开了。
一天早上，张幼仪被敲门声吓了一跳。来人是黄子美，他说从伦教带来徐志摩的口信。他说：“我是来问你，你愿意不愿意做徐家的媳妇，而不做徐志摩的太太？”
张幼仪说：“这话什么意思？我不懂。”
黄子美说：“如果你愿意这么做，那就好办了。”又说：“徐志摩不要你了。”
黄子美走后，张幼仪才明白过来。她给在巴黎的二哥张君劢写了封求救信，把黄子美的话一一向二哥作了转述，并问他怎么办。
几天后二哥从巴黎来信：“张家失徐志摩之痛，如丧考妣。”又嘱咐妹妹，“万勿打胎，兄愿收养。抛却诸事，前来巴黎”。
张君劢那时还未结婚，不知道如何照顾妹妹，于是和留学的刘文岛夫妇商议，让妹妹在乡下居住，并请刘的夫人给予照顾。
大约过了三个月，张幼仪的七弟来到法国，便到乡下来看她，然后和七弟一起去了柏林。1922年2月24日，张幼仪在德国医院生下一个男孩，取名德生。大约过了一周，张幼仪带孩子回到七弟住处。一到家就接到吴经熊送来徐志摩的一封信，张幼仪当即便给吴经熊打电话，第二天便去吴经熊家见徐志摩。后来有文字记载“在德国由金岳霖和吴经熊作证”，与徐志摩签了那个离婚文书。其实作证的不只金、吴二人，还有两人参与其事，只是没记住姓名。
那时候，留学生闹离婚成为一种时尚，听说谁要与太太离婚，便拉帮结伙去“帮忙”。陈翰笙、徐志摩便是离婚的先行者。后来张奚若、吴宓、傅斯年、郁达夫都与原配离了婚，只是不像徐志摩那样被人津津乐道。
稍后，赵元任、杨步伟夫妇也来到欧洲，这帮“助离”者也打上了赵元任的主意。有一天罗家伦来到赵家，说有人看见赵元任和他的母亲在街上走，杨步伟比丈夫大3岁，一听便知罗家伦的来意。她当即笑着说：“你不要来挑拨，我的岁数，人人知道的。”
罗家伦只好悻悻而归。
在张幼仪动身去德国柏林之前，徐志摩频频收到老父徐申如言辞激烈的家书，徐申如一再申明，如果儿子真的抛弃张幼仪，他将登报同他断绝父子关系，并把家政大权交给张幼仪。
与张幼仪结束婚约后，徐志摩到剑桥王家学院居住。在剑桥，徐志摩遍交朋友，狄更生之外他又认识了瑞恰兹、欧格敦、吴雅各等人。当他们三人合作完成《基础美学》一书，特请徐志摩用中文题写了“中庸”二字，放在书首以增光彩。后来瑞恰兹成了一位颇具权威的文学批评家。
20世纪20年代的剑桥，社会团体是很多的。这些团体每星期都有不少活动，而活动总会有不少名人来讲演，还有会前会后正式或非正式的讨论。志摩很热心参加这些社团活动，对于灵性的熏陶和视野的开阔大有裨益。他获益最多的也在这些方面。剑桥大学的档案记载：徐志摩在王家学院后期，已由特别生转为正式的研究生。学院给他的评语是“持智守礼，放眼世界”，但他没有取得学位。
徐志摩经过政治、经济专业训练，并在美国取得硕士学位。到英国后他当然关注英国和世界政治，在认识罗素等人后，他的思想深受英国名人的影响。他又通过狄更生认识了英格兰布鲁姆斯伯里团体里英国新派画家、评论家罗杰·弗莱。这个团体号称是一群为“无限灵感，无限**，无限才华”的知识分子，有画家、艺术家、作家、历史学家、经济学家。他们聚在一起吃吃喝喝，还搞出许多花边新闻。罗杰·弗莱、邓肯·格兰特、克莱尔·贝尔、伦纳德·伍尔夫、G.L.狄更斯、E.M.福斯特都是这个团体里最早的成员。聚会场所先是在伦敦的戈登广场伍尔夫处，后在她的姐姐范奈莎·贝尔的查尔斯顿农庄。而这个团体的核心是伍尔夫和她的姐姐画家范奈莎·贝尔，范奈莎·贝尔就是罗杰·弗莱一生的情人。徐志摩不仅把这个团体的理念带入中国，他和胡适等人创办的聚餐会、新月社，也与英格兰布鲁姆斯伯里文学团体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徐志摩的绘画兴趣和知识，大多来自罗杰·弗莱。
香港传记作家梁锡华做客剑桥大学，他曾访问过罗杰·弗莱的女儿戴霭敏。她说徐志摩每到伦敦必访她家，不止一次在她家做客，不是与她的父亲谈中国，就是谈艺术。在她的记忆中，徐志摩是一个无拘无束、活泼风趣的年轻人。在访问瑞恰兹时，瑞对梁锡华说：“徐志摩经常穿中国长袍飘然出入于众学院间，也经常手夹中国书画手卷，跟老师同学高谈阔论。”又说：“徐志摩的朋友满剑桥，特别在王家学院，他成了一个相当有名气的人物。”
1921年5月，林长民在剑桥大学与徐志摩、郭虞裳“偶然相遇”，返伦敦后二十五日又致信二人，“日内盼与振飞相见，请待转此意，二兄如能同约一聚尤盼也”。因为他六月就要去瑞士国联开会。
他找的振飞，即徐新六（1890年—1938年），是清末民初《清稗类抄》编者徐珂之子，1890年生于杭州，曾留学英国获双学士学位，回国后任教北大经济系，后又任兴业银行总经理。
1921年7月25日，林长民又致信徐志摩，信末云：“君所善张鑫（歆）才调，令人倾倒，不识何缘可以纳交，纳交孺子为吾儒子耳。此意足下当领会之……仆有女甥数人，皆一时之秀，正待嘉男，以君之交当获隽者，余不一一。”
同年7月31日，林长民再致信徐志摩说：“鄙意双方均作已婚，不如一已婚，一因得逢知己遂不娶，较之各怨所婚更有意趣，两边境遇不必尽同也。”“文字中英随便”。自此扮假夫妻通信直到归国。此事无聊之极，余文不再赘述。
归期如箭，9月即在眼前。欧洲正值歇业，这段日子怎么打发？父女二人商量，林徽因跟随柏烈特医生和他的5个女儿去南海边游泳，林长民去向欧洲的朋友告别，以结束这次欧洲之旅。
阳光下的海，灿烂得如同布莱顿的玫瑰园。沙滩是松软的，蓬蓬勃勃地撑一个阳伞的世界。卖海鲜的小贩穿梭其间，那些都是十来岁的孩子，篮子里装满煮成金红色的大海蟹和紫红色的小龙虾，他们的叫卖声吸引了来自各地的海浴者。
柏烈特是个50多岁、头发全白的和善老人。他站在浅水处，招呼着林徽因和5个女儿们下海。穿着泳装的林徽因，只和他的小女儿在浅水处，练习着游泳的基本动作。上岸休息的时候，他们在阳伞底下，买上几只海蟹和小龙虾吃，有时则用沙子把自己埋起来，享受温柔的沙浴。
一个星期后，林徽因同时收到父亲和徐志摩的来信，父亲在信中说：
得汝来信，未即复。汝行后，我无甚事，亦不甚闲，匆匆过了一个星期，今日起实行整理归装。“波罗加”船展期至十月十四日始行。如是则发行李亦可少缓。汝如觉得海滨快意，可待至九月七八日，与柏烈特家人同归。此间租屋，十四日满期，行李能于十二三日发出为便，想汝归来后结束余件当无不及也。九月十四日以后，汝可住柏烈特家，此意先与说及，我何适，尚未定，但欲一身轻快随便游行了，用费亦可较省。老斐理璞尚未来，我意不欲多劳动他。此间余务有其女帮助足矣。但为远归留别，姑俟临去时，图一晤，已嘱他不必急来，其女九月梢入越剧训练处，汝更少伴，故尤以住柏家为宜，我即他住。将届开船时，还是到伦与汝一路赴法，一切较便。但手边行李较之寻常旅行不免稍多，姑到临时再图部署。盼汝涉泳日谙，心身俱适。八月二十四日父手书。
林徽因接父亲的信，对临行前的准备并不甚着意，而徐志摩那封英文信却使她的心情格外沉郁起来，仿佛心中有许多拔不断的丝，抽得她心中隐隐作痛。徐志摩那满纸都是哀怨的情绪，也使林徽因感到茫然。这个时候，她不知道该怎样给徐志摩回信。
度假结束以前，林徽因收到了父亲的来信：
读汝致壁醍函，我亦正盼汝早归。前书所云与柏烈特家同回者，如汝多尽数日游兴了。今我已约泰晤士报馆监六号来午饭，汝五号能归为妙，报馆组织不可不观，午饭时可与商定参观时日。柏烈特处，我懒致信，汝可先传吾意，并云九月十四日以后我如他适，或暂置汝其家，一切俟我与之面晤时，决定先谢其待汝殷勤之谊。八月三十一日父手书。
信中讲到的壁醍是林徽因英语补习老师斐理璞的女儿。前不久父亲同壁醍一起看望了糖厂主柯柏利克。柯柏利克是老斐理璞的姻戚，他同柏烈特医生一样，也是林长民的老朋友，林徽因一年吃的糖不下三木箱，全由柯柏利克供给。林徽因不能去辞行，只好写了封信请壁醍代劳。
1921年10月上旬，林徽因和父亲终于结束了一年多的欧洲之行。他们从伦敦维多利亚火车站出发，到多佛尔港换乘轮渡到法国的敦刻尔克港，向南直达马赛港，再登“波罗加”船回上海。
1921年10月12日。早晨的阳光把泰晤士河染成一片猩红，那片水莲状的云絮，仿佛被万支光线吹到了天空，远天远地地在那里安宁地飘浮，未有一丝的游动，显得如油画般的古典而华贵。维多利亚车站，火车的喘息声不断传来，等待四方旅客的光临。
林长民身穿蓝布长衫，长髯如一蓬水草在胸前飘动，一身中国气派。林徽因也完成了她规定的课程，她“齐耳短发，嫩黄薄绸上衣，领口开尖，袖口只齐及肘弯，枣红丝绒围裙，胸前挂着一串细珍珠，脚穿铄亮的漆皮鞋”（徐志摩语）。在徐志摩、陈源、温源宁、狄更生、柏烈特和他的女儿等人的簇拥下，过站，剪票，登车。林徽因打开车窗，代表父亲向送行的客人频频招手。
这次往马赛登船，在当时是最便捷的路径，即从伦敦乘火车到南海边多佛尔港，轮渡过多佛尔海峡到法国敦刻尔克港上岸南行，直达法国最南部马赛，再换乘海轮“波罗加”，到上海黄浦港上岸。
徐志摩玳瑁式样的镜片模糊了，林徽因的脸庞在镜片上扑朔迷离地幻化着。
火车的汽笛声终于拉响了，列车徐徐开动着离开了站台。
徐志摩觉得，维系在心中的那一丝缠绵，突然被人砍了一刀，他悬在心上的那块石头，突然坠落。
后来林徽因用诗《秋天，这秋天》表达了离情别意。诗写道：
这是秋天，秋天，
风还该是温软；
太阳仍笑着那微笑，
闪着金银，夸耀
他实在无多了的
最奢侈的早晚！
……
这时候满腔的热情
全是你的，秋天懂得，
秋天懂得那狂放，——
秋天爱的是那么不经意
不经意的凌乱！
……
秋天的骄傲是果实，
不是萌芽，——生命不容你
不献出你积累的馨芳；
交出受过光热的每一层颜色；
点点沥尽你最难堪的酸怆。
今天的别离又是一个秋天，浓得化不开的别离，是爱情凝成的甜蜜和苦涩。林徽因和徐志摩的相识相恋，以林长民和女儿回国暂告一段落。他等待的，是林徽因像往常一样的青鸟传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