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6 病困李庄
棒棒鸟的竹林，阳光的竹林。
万竿修篁，环绕着一湾碧水。11月的竹林，霜叶已是苍茫的颜色，有风吹过，摇曳着一片叶子的水面。那声音仿佛是一种呼唤，一种向往，一种抵达者的梦境。阳光在孟宗竹的骨节上懒懒地爬动，靛蓝色的鸟身，从一竿竹梢跳到另一竿竹梢，身后留下一道翅影。
竹林深处的小村叫上坝。
这个几十户人家的村子，距李庄只有2里，属南溪县所辖。
1940年初冬，傅斯年和李济对陷入困境的营造学社伸出援手，把营造学社的五个人转为中国博物院的编制，每个人能拿到一点固定的薪水。傅斯年又把梁思成的历史语言研究所通信研究员转为兼职研究员，以稍微减轻营造学社的经济压力。然而，随着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入川，林徽因、梁思成刚刚建立起来的新家又再一次面临着告别。
恰在此时，梁思成的脚趾感染，为防破伤风必须马上治疗，不然将会有截肢的危险，最后林徽因与梁思成商定，由她带母亲和一双儿女先行，梁思成留下治病，愈后再赶往四川。
1940年11月29日，天空飘着细碎的雪花，一家人乘卡车离开了居住将近3年的昆明。当时11岁的女儿宝宝后来在日记中记下了这次迁徙的全过程。她后来回忆道：
29日我上车离开昆明后因为晕车，就“倒在妈妈手上睡觉，有很多人都吐了。……后来因困极就睡着了，醒来已到曲靖，在‘松花江旅馆’住下”。11月30日，我们从曲靖出发，当晚到达宣威，“住在‘中国旅行社’。小弟（从诫）发烧至39度多”，半夜在**听见小弟在**说胡话。12月2日我们继续坐卡车从宣威到威宁，“住在‘官商客寓’，是个小店，很脏，老板抽鸦片烟”。
12月3日我们从威宁到达毕节，我至今仍记得沿途风景如画，但人烟稀少。……在毕节，从诫继续发烧，妈妈带我到街上的中药店为他买了药，回来按当地土法在煮药时放进一个鸡蛋，然后用药浸过的鸡蛋为他揉搓额头，使他逐渐退了烧……
我们在毕节停留了三天，12月6日离开毕节后，在赫章吃中饭，当天晚上到达叙永。12月7日中午离开叙永，傍晚到达泸州，住在蓝田坝的“中国旅行社”。
12月9日我们准备坐上水船从泸州去宜宾，同一卡车来的各家先把行李捆好，请挑夫挑到江边，再用小划子将行李运到靠近轮船处，结果发现轮船入口太小，大件东西进不去。于是刘伯伯和中央博物院的曾昭燏小姐等人就押着行李绕道而行，刘伯母带着刘家兄妹们，妈妈带着我们坐在趸船上等待他们，直到天黑，我们才上了船。这一天，大家都没吃晚饭，饿着肚子上了床。
12月10日我们在船上醒来时发现已开船，当晚到达宜宾。在船过南溪县时，我们看到岸上有许多境遇悲惨的伤兵。在宜宾停留的两天都有空袭警报。比我们先到的莫宗江和陈明达先生在宜宾同我们“会师”了，大家都很高兴。
1940年12月13日上午，我们从宜宾下水船前往李庄，终于来到了此行目的地——当时离宜宾约60华里的李庄。在木船摇到李庄时，孩子们高兴得同声大喊：“李庄！李庄！”
在林徽因到达李庄一周后，梁思成也从昆明赶到。
等待的日子，宝宝常到江边那个叫“木鱼石”的地方守望，焦急地等待着父亲的归来。太阳落下去了，江边刮起寒风，水花溅湿了她的衣衫，仍不见船上走下父亲的身影。她几次怏怏而归。日子怎么这样漫长？她心沮丧，踽踽而行，踏上“高石梯”的台阶，独自向月亮田上坝村走去，长江在身后摇动着桂轮山灰暗的影子。
当梁思成赶到家的时候，宝宝偎在父亲的怀里，落下喜极而泣的泪水。小弟还有些不大懂事，他从背后跳到父亲身上，双手捂住了梁思成的眼睛。林徽因在一旁嗔怪着，赶紧与母亲到厨房准备饭菜。
李庄，是长江边上一个千年古镇，它距宜宾和南溪各25公里，是长江上游重要的水路驿站。秦以前属僰侯国，秦以后归僰道县。梁代置戎州（今宜宾），兼置六同郡，辖僰道、南广两县，李庄属南广县。北周时南广县迁李庄镇，隋时讳炀帝改南广为南溪县，治所仍在李庄。晚唐时因避战乱，南溪县迁至长江北岸的奋戎城，即今南溪县城。李庄作为县、州郡的历史，已长达四百余年。
抗战期间李庄外来人口最盛时多达1.2万人，而它本身只有4000来人，外来人口超出它的两倍。那时李庄与重庆、昆明、成都可以比肩，并列为抗战大后方的四大文化中心。
1940年秋天这次迁来的主要有中央研究院的历史语言研究所、社会科学所和体质人类学所、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上海同济大学和中国营造学社。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和体质人类学所住在镇辖的板栗坳，即现在的永胜村，是山间的一个小盆地，离李庄镇约8华里。坳上有栗峰书院，建在山脊上，是张姓家族几辈人建成的宅院。所长傅斯年住坳里桂花院，旗下的历史组、民族组、考古组、语言组、图书馆等分散在张家七处大院子里。历史语言研究所是中研院最大、人数最多的一个所，自1928年在北京成立以来，历经几次迁徙，先是由北平北海静心斋迁到上海曹家渡小万柳堂、南京北极阁，“七七”事变后，先迁长沙圣经学校，再迁云南昆明，这次又迁到四川南溪李庄。傅斯年1896年生于山东聊城，21岁考入北大国学门，24岁考取官费留学生，在欧洲留学7年，却没有取得学位，曾遭不少人非议。创建历史语言研究所后，他才走上新学术的征程。
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所住在镇的石崖湾和门官田，距李庄镇二三公里，而两个村也相隔二三公里。所长陶孟和住在东岳庙附近的姚家大院，所址在门官田，因离家远，他很多时间都在单位办公。陶孟和早年留学英国，获博士学位后回国，积极从事社会调查活动，主持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社会调查部，后更名“北平社会调查所”，1934年并入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陶孟和任所长。陶孟和做过北大教务长，白崇禧是他的学生。他与傅斯年有师生之缘，但他们的治学风格迥异。陶更多的是无为而治，他只管督促检查。傅则对治学考虑得很细，他认为手下人有压力，才出成果。
同济大学亦不在镇上，校部在禹王宫，工学院在东岳庙，理学院在南华宫，医学院在祖师殿，图书馆在紫云宫，大地测量组在文昌宫，体育组在曾家院子。同济大学前身是20世纪初德国医生埃里希·宝隆在上海创办的同济德文医学堂，1917年收归国有，10年后更名为“国立同济大学”，抗战前已是拥有医、工、理三个学院的综合性大学。后千里辗转，5次搬迁，最后才从昆明来到李庄。
同济校长六年三任其位。第一任校长周均时，四川遂宁人，留学德国，专攻相对论，抗战爆发，在昆明接任同济校长。后者为丁文渊（丁文江之弟）、徐诵明。三江碛是这里的一景，中间是个大足球场，简易篮球板，边上排列着跳高、跳远的沙坑，沿着这片开阔地有一条长长的石坎，单杠、双杠就摆在看台上。每到李庄集市，附近祭天坝、长宁、宋家山等地的农民挑米到这里来卖。担米的脚夫在路上彼此加油：“快！早点拢李庄，放下担子，好到河坝头去看打皮球！”1943年，同济工学院就从宜宾牵电线到李庄，使江边这个小镇，比县城南溪早十年用上电灯。同济大学迁来不久，就在李庄办起了附中和完小，解决了居民和教职员工四五百名学龄儿童的入学问题。梁思成被邀到同济大学土木系讲过课，他告诉学生，学建筑的不要把传说看成无稽之谈，与建筑相关的那些神话，也是研究中国建筑史不可或缺的部分。
中央博物院筹备处在张家祠堂，是唯一在镇上安置的中央单位。筹备处主任李济1896年生于湖北钟祥，15岁考入清华学堂，毕业后被派往美国克拉克大学、哈佛大学攻读社会学和人类学，获博士学位。回国后在南开、清华与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赵元任四大导师同执教鞭。李济敢想敢做，突破清华围墙，把课堂搬到田野里去，把考古变成一门以自然科学为基础的独立学科。1929年他被聘为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主任。1934年他接任筹备处主任，但仍兼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主任。李济一家住在镇上羊街7号，距单位只有300米。
中国营造学社住在李庄镇西两三里地的上坝村，一个叫月亮田的张家老房子里。房东与营造学社的人合住在一起。费慰梅的一篇文章详细地记录了当时的情形：
营造学社在李庄的总部是一座简单的L形平房农舍，它的长臂是南北走向。这一臂的一侧从南到北是一个打通的工作间，备有供画草图和写作用的粗糙桌凳。对面是女仆的房间、储藏室和三个初级研究人员的卧室排成一行。走过一条狭窄的走廊，就是向东延伸的L形的短臂。
一穿过走廊就是两间卧室，一间是外婆和宝宝的卧室。另一间是儿子的。再过去就是梁氏夫妇的两间房，一间卧室，一间书房，这就是短臂的全部了。他们的房子是朝南的，窗外是浓荫覆盖的、赏心悦目的一个院子。徽因的帆布床就安在这间房里（大家睡的则是光板和竹席）。
对面，在L形长臂的西边，是一处更大的天井，大部分是参天樟树，点缀着小丛的香蕉林。在院落中还散落着一些小平房，一间做厨房，远些的一间是食堂，留出些地方给莫宗江睡觉，最远的一处则是户外厕所。
工作间的布置和装修是沿着当年工作间在北京皇宫院里的时候策划的营造学社正规道路上前进了一大步，刘敦桢安家的地方离得不远。思成多年的初级助手莫宗江、刘致平和陈照达都可随叫随到。
到李庄后，梁思成与营造学社的同人立刻展开了工作，派人参加了历史语言研究所、中央博物院组派的联合考察，对四川彭山豆坊沟、崖子山、江口镇等汉代崖基进行了发掘。
傅斯年对这次考察十分关注，他在信中提醒考察团成员，不要只停留在随闻随录或风俗逸话的层面，应注意发掘问题，多照相，也就是要把考古提升到现代学术的层次，而不只是传统文人“记游”类作品的延续。
这次考察发掘惊世骇俗，在彭山寨子山崖墓550号第二层檐崖发掘出男女秘戏浮雕图。图像中两人做坐式，男人右手置女人右肩下抚其乳，左手抚女人下体；而女人左手搭男人左肩，右手执男人左腕。男女相吻，妇人的舌尖稍稍吐出。
高去寻考证此石雕图，写出了《崖墓中所见汉代的一种巫术》一文。领队吴金鼎向中博院筹备处主任李济建议，“将其移运嘉定存藏中博院仓库”，以防“道学先生敲碎”。
营造学社还与历史语言研究所、四川省立博物馆、北大文科研究所等单位联合，在成都发掘了前蜀王建墓。
在战火纷飞的抗战中，一群扛着锄头的知识分子，寻找着中华民族失落的古老文明。
梁思成的弟弟梁思永一家先于林徽因来到李庄，租住在羊街8号罗南陔家，他每周一到板栗坳山上历史语言研究所上班，周六晚才回到家中休息一天。在山上工作之暇，他身穿背心短裤，打乒乓球锻炼身体，晚上因天热无法工作，便到戏楼院观四川南溪李庄镇赏台染火熏蚊，打着蒲扇谈天说地。他也参加了历史语言研究所、中博院、营造学社组织的联合调查，后因生病而未能成行，1941年他在病榻上与董作宾合作，完成了中国大型田野报告《城子崖》一书，在李庄石印出版。
不久，同济大学在李庄办起了附中和完小，林徽因给宝宝和小弟也报名入学。他们每天迎着初升的太阳，穿着姥姥千针万线做的布鞋，背起书包，高高兴兴地到东岳庙学校驻地去上学。
罗哲文是梁思成到李庄后从宜宾招收的练习生，比小弟和刘敦桢的儿子大不了几岁，常在院里趴在地上打弹子，卢绳看到后，写了几句打油诗贴在那棵大樟树干上：
早打珠，晚打珠，
日日打珠不读书。
叶仲玑身体瘦弱，希望自己长得胖些，他心血**，也写了一张条子贴在大樟树干上：
出卖老不胖半盒。
宝宝常患感冒，也写了一张条子贴在大樟树干上：
出卖伤风感冒。
一座偌大的院子，被几个年轻人做成了欢乐的海洋。
林徽因坐在那扇窗子里面，高兴地望着窗外的一切。她羡慕窗外跑动的孩子，羡慕竹梢上跳跃的小鸟，在安谧的冬阳里，没有日机的轰鸣，没有拉响的警报，大地呈现出从未有过的宁静，只有阳光从窗上给她泼洒下来的暖暖的橘黄色的写意。
林徽因此时想要做的，便是在这里完成一种生命的接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