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 水色天光的春城
在昆明，没有谁能说出春天是从哪朵花开始的。
听莺桥边的垂柳，似乎每天都换一茬叶子，永远是翠绿中透着新鲜的鹅黄。季节的嬗变，只有从天空的色泽中才能感觉出来。早春的天空，玻璃那样青，如一层薄薄的卵壳，画家的调色板上调不出那种颜色。云，如丝如缕，总是挂在天空的边角上，如果你不注意，一定误以为是谁挂在那儿的一张网片。
天气好的时候，看远处的金马山和碧鸡山，山也带着水的意韵，迷蒙飘忽，云梦沼沼。两三声鹧鸪叫声，仿佛从水里传来，淡远了一脉苍苍茫茫的记忆。
1938年1月，林徽因和梁思成来到昆明后，借住在翠湖巡津街尽头前市长的“止园”。与他们毗邻的还有张奚若夫妇。出门不远就是阮堤，散步时，穿过听莺桥，便是海心亭，亭中有联云：“有亭翼然，占绿水十分之一；何时闲了，与明月对饮两三。”逃难的人可没有这份闲情逸致。梁思成由于脊椎病复发，背部肌肉**，即使穿了那件从未离身的铁背心，也难以站起身子。发作厉害的时候，他痛得昼夜不能入睡，医生诊断，说是扁桃体化脓引起的，于是切除了扁桃体，但又引发了牙周炎，满口的牙也给拔掉了，只能躺在一张帆布**。医生让他找点简单的事情做，可以分散注意力，免得服用过量止痛药引起中毒，于是他就找了件旧毛衣来拆。过了一段时间，能下床走动了，林徽因便搀起他，到翠湖边散步。有时，他们也约了张奚若夫妇在湖边走一走。
春天的时候，她给沈从文写信说：“昆明的白云悠闲疏散在蓝天里。现在生活的压迫似乎比前天更有分量了。”“虽然思成与我整天宣言我们愿意服务的，替政府或其他公共机关效力，到如今，人家还是不找我们做正经事”，“所以我仍然得另想办法来付昆明的高价房租，结果又是接受了教书生涯，一星期来往爬四次山坡走老远的路到云大去教六点钟补习英语，上月净挣得四十余元法币”。她信中又说：
到如今我还不明白我们来到昆明是做生意，是“走江湖”，还是做“社会性的骗子”——因为梁家老太爷的名分，人家常抬举这对夫妇，所以我们是常常有些阔绰的应酬需要我们笑脸的应付……思成不能酒，我不能牌，两人都不能烟，在做人方面已经是十分惭愧！现在昆明人才济济，哪一方面人都有云南的习惯，香港的服装，南京的风度，大中华民国的洋钱，把生活描画得十二分对不起那些在天上冒险的青年，其它更不用说了，现在我们能认识的穷愁朋友已来了许多，同感者自然甚多……
这封信做一个赔罪的先锋，我当时也知道朋友们一定记掛，不知怎么我偏不写信，好像是罚自己似的——一股坏脾气发作！
云南不是天堂。战争将他们驱赶到这里躲避战火，到云南无钱却无法生存。穷愁如一把尖利的刀子，直向他们刺来，林徽因到后向他报告的可不是福音。
不久，杨振声、沈从文、萧乾也结伴来到了昆明。他们住在离林徽因、梁思成不远的北门街，蔡锷发动反袁战争时在云南的旧居。这是一栋极平凡的小房子，斑驳陆离的瓷砖上，有“宣统二年造”字样，院子里有两株合抱大的尤利加树。过了一段时间，沈从文的夫人张兆和带了两个孩子，也绕道香港，经越南河内来到昆明；杨振声的女儿和儿子也来到这里，组成一个临时大家庭，外加金岳霖和他养的那只漂亮、雄壮的大公鸡。
1939年6月，沈从文完成教科书编写收尾工作后，被聘为西南联大师范学院教授，月薪280元。对此刘文典、查良铮（穆旦）因文凭能否胜任教授一职多有质疑。沈从文对此不予理睬，而且所教课程备受欢迎。后来成为作家的汪曾祺在这里成了他的得意门生。为躲避空袭和缓解家庭经济困难，沈从文把家搬到东南郊呈贡县龙街居住。张兆和在华侨中学志愿教书，那里距联大30里，沈从文只好来回跑着上课。4年后华侨难民学校结束，张兆和应新创办的建国中学校长卢伟民之聘，到桃源村教书，而且成了拿工资的教师。桃源村属关渡区，沈从文又把家搬到桃源村，距西南联大近了许多，这也减少了他许多奔波之苦。
朱自清等一群朋友到昆明后，住处离他们也不算太远，大家见面的机会多起来，很快又恢复了北平文化小圈子的闹热。然而他们聚会的地方，更多是在林徽因家里，隔几天他们便去林徽因家吃下午茶，大家一起谈文学、谈战局。谈累了的时候，大家便去李公朴开的北门书店逛逛，或去顺城街老城墙脚边排档上品尝风味小吃。
9月3日，朱自清等结束蒙自文学院教学返回昆明。不久沈从文来访。后与杨振声、沈从文商定教育部托编的教科书目录，由朱自清编写，成书后定名为《经典常谈》。不久西南联大三八年度第一学期开学，朱自清开设“中国文学批评”和“大一国文”课等。朱自清看望林徽因，并借她的散文《窗子以外》作讲课范文之用。由此可知这篇散文在朱自清这位散文大家心目中的地位，以及在当时文坛的影响力。
那时，林徽因的三弟林恒也在昆明航校，经常带一群同学到家里来玩。舅舅来了，是两个孩子的节日。舅舅给他们做飞机模型，还带来黄灿灿的子弹壳做的哨子。他们最喜欢舅舅讲战斗故事，萧乾来了，听得比孩子们还入迷，那些故事，不是林恒肚子里编出来的，故事的主人公，大都是早他一两年毕业的兄弟，而且他也即将毕业，很快要成为那些英雄故事的主人公了。萧乾被深深激动着，每到这时，林徽因便鼓励他把这些故事写出来。不久，萧乾写出了那篇在当时文坛颇有反响的《刘粹刚之死》。
这段日子，记录在林徽因当时写下的几首诗中。这个时期林徽因的作品，大都是记事性的，如《对北门街园子》：
别说你寂寞；大树拱立，
草花烂漫，一个园子永远
睡着；没有脚步的走响。
你树梢盘着飞鸟，每早云天，
吻你额前，每晚你留下对话，
正是西山最好的夕阳。
那个永远睡着的园子，总是一班文友的脚步踏进它的梦境。园中有一石桌，三五石凳，逛完了北门书店，他们就买些瓜子、话梅到这片幽静之处聊天，继续着刚才的话题。从这里可以看到西山最美的夕阳。还有她写的《茶铺》：
这是立体的构画，
描在这里许多样脸
在顺城脚的茶铺里
隐隐起喧腾声一片。
各种的姿势，生活
刻画着不同的方面：
茶座上全坐满了，笑的，
皱眉的，有的抽着旱烟。
老的，慈祥的面纹，
年轻的，灵活的眼睛，
都暂要时间茶杯上
停住，不再去扰乱心情！
一天一整串辛苦，
此刻才赚回小把安静，
夜晚回家，还有远路，
白天，谁有工夫闲着看云影？
不都为着真的口渴
四面窗开着，喝茶，
跷起膝盖的是疲乏，
赤着臂膀好同乡邻闲话。
也为了放下扁担同肩背
向命运喘息，倚着墙，
每晚靠这一碗茶的生趣
幽默估量生的短长……
这是立体的构画
设色在小生活旁边，
阴凉南瓜棚下茶铺，
热闹照样的又过了一天。
那个茶铺，给予林徽因的记忆永远是温暖而新鲜的，花上一角钱，可以买到一碗香喷喷的米线。主人是一位瑶族大妈，对北平来的几位客人总是特别热情，他们吃到的米线往往是最好的。有时，还给他们端上一盘爆炒黄鳝丝，或一盘新鲜的田螺。在这里也能吃到“您爱豆腐果”，那其实是一种油炸米豆腐小风味，有恋人来买这种小食品，茶铺主人便多多地放辣椒末，据说越辣二人的感情越深。因此，他们总是怂恿沈从文和张兆和、萧乾和“小树叶”吃“恋爱豆腐果”。张兆和和“小树叶”不堪那火一样的辣，咽下一口，眼泪全冒出来了，大家便一块儿起哄：“全吃光啊，吃不光感情就不深！”
林徽因家的邻居，是一位从四川来的做白铁活的张大爹，他有60多岁，背深深地驼着，他喜欢喝很烈的苞谷酒，脸总是红红的。林徽因经常带了宝宝和小弟，去张大爹临街的小楼前看他做的手艺，一张白铁板，在他手里剪剪敲敲，三下两下，就出来一只漂亮的小水壶。林徽因《小楼》一诗，写下了她当时的感受：
张大爹临街的矮楼，
半藏着，半挺着，立在街头，
瓦覆着它，窗开一条缝，
夕阳染红它如写下古远的梦。
矮檐上长点草，也结过小瓜，
破石子路在楼前，无人种花，
是老坛子，瓦罐，大小的相伴；
尘垢列出许多风趣的零乱。
但张大爹走过，不吟咏它好；
大爹自己（上年纪了）不相信古老。
他拐着杖常到隔壁沽酒，
宁愿过桥，土堤去看新柳！
7月，萧乾接到了胡霖从香港发来的电报，去年停刊的《大公报》现已在香港筹备复刊，计划在“八·一三”一周年之际出复刊号，请萧乾速速赶往香港，重操旧业。
兴致勃勃的萧乾，接到电报便和“小树叶”一起跑到林徽因家，林徽因、梁思成也很高兴，说了许多鼓励的话，来宽慰“小树叶”。
临行前几天，萧乾四处向朋友辞行、约稿。人还未走，他就风风火火地投入了工作。林徽因对萧乾的热情非常赞赏。
萧乾走后，林徽因对他的工作经常写信给予鼓励和支持。
林徽因和梁思成到了昆明不久，莫宗江、陈明达、刘致平也先后来了。
在北平时，营造学社已有普查全国古建筑的设想，现在营造学社的几个骨干都到了昆明，梁思成和林徽因便设想把大家组织起来，恢复营造学社的工作，对江南地区的古建筑进行考察。为了筹措经费，梁思成曾给中美庚款基金会周诒春写过信，询问能否得到补助。周诒春复信说，只要有梁思成和刘敦桢，基金会便承认营造学社，可以继续给予补助。正好刘敦桢从湖南新宁老家来了信，赶到昆明来。这样，营造学社西南小分队就组建起来了。
便是这年年末，房主收回了他们的房子，林徽因、梁思成不得不另寻住处。在新觅住所还不能入住时，他们通过朋友暂借昆明西山别墅栖身。这个别墅是夏天避暑之所，当时正值冬季，无人使用。这里风景极佳，但无法取暖，这个“四季如春”的昆明，冬天的寒冷也是很难抵御的，每当有太阳时，一家人便到屋前草地上晒太阳。
1938年，林徽因与亲友在昆明西山华亭寺。
左起：周培源、梁思成、陈岱孙、梁再冰、金岳霖、吴有训、梁从诫
在这期间，朱自清因生活困难，将老婆孩子送回成都老家居住，冬天昆明气候寒冷，他无力缝制棉袄，只好买赶马人的一口“皮钟”御寒，让人见了乐不可支。这几年，他每遇假期，便在昆明和成都间往返。一次他胃病又发，儿女生病，又遭父殇，不仅不能守孝，还不能回家奔丧。
他们租住的第二处房子仍在巡津街（9号），与清华一对年轻夫妇同住一院，两家各住三间房子。他们一家在这里住了将近一年时间。
1939年秋天，明净的春城天空也不再安宁，日本人的飞机不断来骚扰，空袭的警报一响，大家便携家带口出外躲避。昆明文化圈的朋友和营造学社的同人，纷纷搬到乡下。沈从文一家去了呈贡县的龙街。林徽因、梁思成一家随营造学社搬到城东北郊区龙泉镇的麦地村。
学社的办公地址设在麦地村一个旧尼姑庵中，绘图桌与菩萨们共处一殿，只用麻布拉了一道帐子。林徽因一家住在大殿旁一间半泥土铺地的小屋里，屋子潮得可以浸出水来，只好在地上撒些石灰。学社的其他成员和眷属也都住在这座尼姑庵的其他屋里。
这一年秋天，梁思成的病经过治疗和林徽因的细心照顾，已基本复原，便和刘敦桢带上莫宗江、陈明达，开始了对云南、四川、陕西、西康等36个县的为期半年的古建筑考察。林徽因和刘致平负责留守和整理资料。
尽管这里住的房子条件很差，林徽因却把一家人的生活安排得有声有色。她通过熟人请来基泰建筑公司的木工，把半间起居室和母亲的卧室装修了一番，铺了木地板，改造了门窗，装上了玻璃，还做了一个小书架，使原来破旧不堪的小屋焕然一新。在这间小小的起居室里，她为宝宝和小弟辅导作业，讲解《庄子》《战国策》的篇章。她还为孩子买了《绿庐小孤女》《小妇人》《爱弥儿捕盗记》《苦儿努力记》《人猿泰山》等欧美儿童读物。
为了生计，林徽因也难于免俗（她不拿营造学社工资），她不得不去云南大学为学生补习英语，每周6节课，虽不多，但离住处很远，且路上要爬四道山坡，为此她付出了许多辛劳。
然而，艰苦的生活并没有改变林徽因诗人和艺术家的气质，昆明美丽的景色大大激发了她的创作热情，她先后写了诗作《除夕看花》《茶铺》《小楼》《三月昆明》（已佚）和散文《彼此》等作品。这个时期的诗作，因着颠沛流离的生活，她的诗风开始由内向外转化，更加接近现实的生活，但仍然保留了她的敏锐感觉和真挚情感。
麦地村有一座烧制陶器的土窑，能烧制出很精美的陶罐，林徽因迫切地想去看一看。当地乡亲们告诉她，烧窑的技术传男不传女，女人进作坊被看作不吉利的事。林徽因花了不少钱，终于买通了进门这一关。一进作坊，林徽因看到那个制坯子的师傅是个老年人，他把一团熟韧的泥放在转盘上，轮盘转动起来，老师傅眯着眼睛，用手漫不经意地一捋就出来一个精美的造型。林徽因脱口叫起来：“美极啦，就要这个！”
老师傅眯着眼睛，头也不抬，脸上毫无表情，又一个美丽的造型出现了。林徽因焦急地等待着，可是老师傅仍旧不肯停下来，似乎所有的注意力都集中在那双骨节粗大的手上。
老师傅终于停下来了，抬头对林徽因笑笑，把他的作品从转盘上取下来，那是一只精美的花盆。
林徽因感觉到，她目睹了泥土的灵魂被塑造的全过程，那灵魂在一双手上醒着，并因此获得了骨骼和血肉，这才是艺术的质朴和本真。
1940年春节前夕，梁思成、刘敦祯等考察归来。他们跑遍了巴山蜀水，收获颇丰，这也是他们进入营造学社以来最后一次野外考察。
在尼姑庵住了半年多，因房屋太拥挤，林徽因和梁思成从麦地村又搬到了两里路外的龙头村（龙泉镇）。这年5月，他们借李姓地主的地皮，自己出资，以走后房子归他为条件，亲手建造了龙泉镇三间住房和一间厨房。这座小屋坐落在村边开洼地的边上，背靠高高的堤坝，上面长着一排笔直的松树，南风吹来，野花散发出清新的香气，短暂的平静仿佛又回到往昔的生活中。
老金在他们的住房尽头加了一间耳房，算是他的居室，他每天早上到联大授课，晚上赶回来居住，好不辛苦。钱端升等一班朋友也在这里建了房子，大家都为这“乔迁之喜”感到自豪，因为从一块木板、一个钉子，到每一块砖头，都浸透着他们的辛苦和汗水。此时，北总布胡同时期文化沙龙的欢乐又得以在这里重聚。
林徽因、梁思成为建造这三间住房，花尽了所有的积蓄，这个家的经济能力已到山穷水尽的地步。1940年9月，费正清夫妇寄来一张为林徽因治病的100元的支票，才算付清了建房欠下的债务。林徽因感慨万端地在回信中说：
亲爱的慰梅和费正清：读着你们8月份最后一封信，使我热泪盈眶地再次认识到你们对我们所有这些人的不变的深情……那是一种欣慰的震撼，却把我撕裂，情不自禁泪如雨下。
很难言简意赅地在一封信里向你们描述我们生活的情景。形势变化极快，情绪随之起伏。感情上我们并不特别关注什么，只是不过随波逐流，同时为我们所珍惜、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某些最好的东西感到朦胧的悲伤。这种感觉在这里是无价的和不可缺少的。……
……战争，特别是我们自己的这场战争，正在前所未有的阴森森逼近我们，逼近我们的皮肉、心灵和神经。而现在却是节日，看来更像是对——逻辑的一个讽刺（别让老金看到这句话）。
老金无意中听到了这一句，正在他屋里咯咯地笑，说把这几个词放在一起毫无意义。……
林徽因每天起床后便清扫庭院，做饭洗衣，大学上课，在这段恬静而热闹的日子里，她不仅没有得到很好的休息，反而比以前更加繁忙了。
在晃县邂逅的那批空军学员，此刻已成为林徽因心里割舍不下的牵挂。异乡结下的友谊升华为一种情愫，梁家也成为他们赖以聚首的家。
那批学员大多是来自广东、江苏、福建等省的农家子弟，他们一个个善良、正直、腼腆、勇敢，可以说是一群完全未脱尽稚气的孩子。到昆明后他们住在市郊的巫家坝机场，成为航校的第七期学员（林恒为第10期学员）。
每到星期天或节假日，这些学员便结伴到林徽因家里做客，常来的有七八个人，林徽因像对待自己的弟弟一样对待他们。他们的到来，给这个家庭平添了许多欢乐，笑语声声，他们把林徽因当作大姐，或诉着乡愁，或诉说苦闷。他们学成时，因为昆明没有亲人，林徽因和梁思成被邀请做他们的“名誉家长”出席毕业典礼，梁思成还在大会上讲了话。
那个爱拉小提琴的学员黄栋权，文静、安谧，说话轻声细语，他告诉林徽因，他快要结婚了，女朋友是江苏老家的人，他还羞涩地给林徽因看了照片，但心里仍有许多忧虑。他们有时向林徽因诉说航校的一些事情，诸如训练施行体罚，后勤部门某些人盗卖汽油、器材，飞机装备落后等，林徽因总是给予思想上的安慰。
他们毕业后，先后被分配到各处担任作战任务，大多被分配到了四川。
最先传来不幸消息的是那个广东籍学员陈桂民，在一次空战中，他射完了最后一颗子弹，被敌机紧紧咬住不放，然而敌机也没有子弹了，于是他们并驾齐飞，用手枪对射。他的手枪子弹打完后，决定冲过去与敌人同归于尽，但由于飞机性能太差，敌人还是逃脱了。最终陈桂民还是在作战中牺牲了。当林徽因接到部队寄来的遗物时，她捧着这些照片、日记、衣帽，泣不成声。
接下来离去的是那个不善言谈、诚实执着的叶鹏飞，因战机陈旧失修，空中发生故障，他两次被迫跳伞，他觉得这些飞机是父老乡亲捐钱购置的，绝不可以再跳伞了，然而他又在空中遇到了飞机故障，当机长命令他跳伞时，他没有服从，造成了机毁人亡。
黄栋权牺牲时，林徽因更流露出一份特殊的悲痛和惋惜。他在击落一架敌机后又乘胜追击另一架飞机，结果被敌机击中，他来不及跳伞，与战机一同坠落，摔得粉身碎骨，连遗体也无法收殓。
那个广东籍姓陈的小伙子，后来已升至一名中尉，在一次空战中，他击伤了一架日机后，自己驾驶的飞机也受了伤，被迫降落在广西边境。他整整两天与部队失去了联系，直到第三天才乘客车回到昆明。林徽因得知他失踪的消息，整夜睡不着觉，直到得知他平安回来，只是受了些轻伤，林徽因才长长地叹了口气，心中有说不出的欣慰。
家在香港的林耀，是牺牲最晚的一个。他和林徽因一家接触最多，林徽因迁往四川李庄后，他两次休假到李庄探望，秉烛长谈，并把他心爱的唱机、唱片留给生病的林徽因。林耀第三次来李庄，是驾机执勤路过，他绕李庄上空低飞盘旋了两圈，捎来昆明友人给林徽因、梁思成的信件，还投下了一包水果糖。他曾负过重伤，手肘被子弹射穿神经不能伸直，他却坚持康复锻炼，终于再次重返蓝天。这个毅力坚强的飞行员，最后在日军大举进攻湘桂的战役中，于衡阳上空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他们阵亡后，一些私人遗物陆续寄到林徽因手里，每一次收到遗物，林徽因都感到一次巨大的悲痛。后来梁思成收到空军学员牺牲的噩耗，便不再告诉林徽因，将遗物悄悄藏起来。全家每到7月7日12时，都为这些死难者默哀3分钟。那一批在晃县结识的空军学员，没等到抗战结束，就在一次次与日寇力量悬殊的空战中牺牲了，没有一人幸存。
这在林徽因的情感世界里留下了刻骨铭心的伤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