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7 患难中的光亮
小村上坝是李庄一处美丽与寂寞的所在，青烟、竹篁、水田、白沙、牯牛、茅屋，主宰着这里的一切，它紧紧攫住林徽因的心，四周总像是绕着许许多多幻化的云彩。她折一根竹枝，坐下又走开，那风篁带韵，万物齐同，飘在11月的风里。大地摇着水牯苍凉的铃声，渐行渐远，伴她走向生命的深处。
然而，对这里的山水还未细加领略的时候，病魔便神不知鬼不觉地向她袭来，她的肺病又复发了。她高烧不退，体温迅速上升到摄氏40度，三九天气，她像一株雨中苦楝，全身被淋得湿透，一条毛巾能拧出水来。她头晕目眩，四肢无力，几周下来，竟然不能下床走动了。
梁思成束手无策，守候在她的床边，只能用毛巾一次次为她拭去身上的汗水。
每到这时，她反倒安慰梁思成：“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应尽便须尽，无复独多虑。”她的话大气磅礴，穿云裂石。梁思成围衾而坐，低下头嘤嘤地哭了起来。
林徽因这次发病，完全是川南的气候条件使然。他们居住的房屋看似不错，其实是用木板、竹篾和泥巴垒起来的墙，根本不足以抵御冬季的严寒，且川南气候湿冷，潮气很重，本地无生火取暖的习惯，加之迁川旅途的劳累，便引发了林徽因的旧症。
接着，傅斯年和梁思永也病了。
傅斯年患的是高血压，他只得辞去中研院总干事之职，把历史语言研究所交给董作宾全权代理，他到重庆治病，两年后才返回李庄。傅斯年虽身在重庆，心仍留在历史语言研究所，他几乎一两天就得与李庄通一封信，为租赁房屋、安置同人、组织钱粮、协调关系、开展业务等操心，对于发生的那些不如意的事，常常暴怒。
梁思永与林徽因一样，得的也是肺结核症。历史语言研究所在山上为他装了“新房子”，当思永过了危险期之后，就搬到山下羊街去了，房东罗南陔见思永生病，把自己的“植兰书屋”腾出，让给他养病。梁思永很满意这个环境。罗南陔很喜欢文史，梁思永那时正研究宋史，他俩在兰花丛中，或躺或卧，一谈便是几小时。梁思永的妻子李福曼是他的表妹，从小青梅竹马，此时对梁思永也无微不至地护理，擦身、消毒、营养配餐、换洗衣服、读报纸、抄稿子，生活安排得井然有序，梁思永一年后就慢慢好起来了。
梁思成得知弟弟生病后，每隔几天便来家一趟，看缺什么，有时也捎点菜来。罗家亲戚多，常从乡下送来瓜果蔬菜，罗南陔每次都准备两份，送给成、永兄弟各一份，以减少他们上街买菜的花销。
后来，梁思成给在广东婆家暂住的妹妹梁思庄的信中描述了梁思永的病况：
三哥到此之后，原来还算不错，但今年二月间，亦大感冒，气管炎许久不好，突然转为肺病，来势异常凶猛，据医生说是所谓galloping T.B.（奔马痨，一种肺病），好几次医生告诉我critical（病情危急），尤其是旧历端阳那天，医生说anything may happen anytime（随时可能发生意外）。形势异常危急，把我骇得手足无措。其实也因二嫂已病了一年，医疗看护方面都有了些经验，所以三哥占了这一点便宜。He was benifited by二嫂’s experience。幸喜天不绝人，竟渡过了这难关，至六月中竟渐渐恢复常孰……
李庄缺医少药，更无良医，即使历史语言研究所在板栗坳建起一个小型医务所，也不过是昙花一现。梁思成心里明白，肺结核是世界性的不治之症，谁要摊上这种病，唯一的办法就是休息和营养，别无良药可治。为此梁思成学会了护理、打针、蒸馒头，土制“甘蔗酱”，尽其所能为林徽因改善生活，使她增强体质。
李庄这个地方1940年春旱接着伏旱，庄稼颗粒无收，榆树叶子、野菜都被摘光挖净，他们来后就闹着饥荒。这年10月，又受到宜昌沦陷的影响，本来飞涨的物价，此时更加凶猛。
战前，中央研究院的职员薪俸是很高的，书记的月薪是30至60元，事务员、助理员60至180元，专任编辑、技师120至300元，专任研究员最高月薪可到500元。后来国民政府发出通知，国难期间薪金60元以下者照发，60元以上者暂支60元。像傅斯年、董作宾、李方桂、李济、梁思永等这样待遇优厚的学者，拿到手的薪金只相当于原来的十分之一，完全降到一般水平线以下。就连傅斯年也说：“此一职业，在战前颇为舒服，今日所入，几夷为皂隶，弟亦如此也。”
生活最困难的时候，傅斯年每餐只能吃一盘“藤藤菜”（空心菜），有时只喝稀饭。实在接济不上时，便靠卖书度日。
经济凋敝下的中国，物价像一蓬野火，四处燃烧，拿到手里的薪水，如不换成米面，一夜间便变成一堆废纸，任谁也无计可施。
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
身居穷乡僻壤的林徽因一家的生活也陷入了困境。营造学社的经费几近枯竭，中美庚款基金会已不再补贴，只好靠重庆的教育部那杯水车薪的资助。梁思成的工资大部分买了药品，用于生活上的开支就拮据起来。每月开了工资必须马上去买药、买米，通货膨胀如洪水猛兽，稍迟几天，工资就化乌有。
实在没有钱用的时候，梁思成只得到宜宾典当行去当卖衣物。
1941年，林徽因在李庄上坝村家中
每当站在当铺高大的柜台下面，梁思成的双腿就忍不住发抖，觉得自己的身躯在一点一点地矮下去。留山羊胡的账房先生，总是从那双高度近视的镜片后面闪出一种嘲弄的目光，他只对梁思成递过来的东西感兴趣，可每一次他都把价钱压得不能再低。梁思成拙于谈价钱，账房先生的算盘打得飞快的时候，那声响如同一梭子子弹打在他的心上，每一次他都逃一般地弹出那家当铺。
衣服当完了，便只好把宝贝一样留下来的派克金笔和手表送到那山一样巍峨的柜台上。账房先生对梁思成视为生命的东西，却越来越表现出冷漠和不耐烦。一支二十年日夜伴随他的金笔，一只从万里之遥的美国绮色佳购得的手表，当出的价钱只能在市场上买两条草鱼。
拿回家去，他神色凄然地说：“把这派克笔清炖了吧，这块金表拿来红烧。”
林徽因除了苦笑，却什么也说不出来。
在病情稍微稳定下来以后，林徽因开始读书。她的**堆满了梁思成从历史语言研究所图书室借来的中外书籍，种类繁多，但中心还是与中国建筑史的研究相关。其中包括《史记》《汉书》《元代宫室》《北京清代宫殿》《宋代堤堰及墓室建筑》《洪氏年谱》《战争与和平》《通往印度之路》《狄斯累利传》《维多利亚女王》《安那托里·费朗西斯外传》《卡萨诺瓦回忆录》、萨缪尔·巴特勒的《品牌品牌品牌》以及莎士比亚、纪德等人的作品。
在阅读这些书籍的过程中，林徽因的创作灵感常常被点亮，激起创作冲动。有一阵子她想用英文写一部《汉武帝传》，并对宝宝讲了她有声有色的构思。她从这些著作中重新汲取了力量，如同一个在沙漠里跋涉太久的旅人，惊喜地发现了甘泉和绿洲。
然而，李庄集中了许许多多的学者、专家，除林徽因外，却找不到一个作家，她的艺术天赋和创作**仿佛泯灭在病痛中。前来与她交流最多的是同样有着留英背景的曾昭燏小姐。她是曾国藩的后人，留英时攻读考古专业，获博士学位，回国后供职于“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南京博物院院长。
斯人独憔悴。林徽因为病痛所折磨，眼看着一天天消瘦下去，眼窝深陷，面色苍白，几个月工夫，便失去了她那美丽的面容，很难再走出门槛一步，沦落为一个长年卧床喘息的病人。
林徽因常常觉得有些惋惜，她写信告诉费慰梅，告别了创作的习惯，失去了同那些诗人、作家们的联系，并且放弃了她所喜爱的且有着某些才能和领悟的新戏剧方面工作的一切机会，为此她不无忧愁和失落。
费正清和费慰梅夫妇知道了他们在李庄的困境，数次来信劝他们去美国治病，同时在那里也可以找到一份报酬丰厚的工作。
林徽因和梁思成很感激老朋友的关心，他们商议着给费正清夫妇写了一封回信，婉言谢绝：“我们的祖国正在灾难中，我们不能离开她，假如我们必须死在刺刀或炸弹下，我们要死在祖国的土地上。”林徽因说：“我们决不做中国的白俄。”
林徽因的病未好，又传来弟弟逝世的消息。1941年3月14日，她最疼爱的三弟林恒刚从航校毕业不久，在一次与日机的战斗中，牺牲在成都上空。梁思成瞒着林徽因到成都处理后事，一个月后才回到李庄。当林徽因得知这一噩耗时，她痛不欲生，但还是以极大的毅力克制了心中的悲痛。
暑假到来时，金岳霖翻山越岭来昆明看望林徽因，他的到来，不仅给全家人带来欢乐，也带来老朋友们的信息和问候。更重要的是，他还有一部要重写的哲学论著《知识论》，这件事一直为西南联大的朋友传为美谈。
这部六七十万字的书稿早已完成，在一次跑空袭中，他扛着这部沉重的稿子到山里避难，他气喘吁吁地放下稿子坐在上面休息，待警报解除，他起身便走，等到他想起稿子，到山里去找，稿子早不翼而飞了。
金岳霖只得借这次来李庄休假之机重写。
恰在此时，林徽因又接到费慰梅从美国辗转三个月寄来的信件，林徽因、梁思成和老金传阅着，患难见知己，他们孩子般地笑着，商量着立刻回信。林徽因先写大队日机从李庄上空飞过，接着写他们家年轻能干的女佣，最后写梁思成和老金：
思成是个慢性子，喜欢一次就做一件事情，对做家务是最不在行了。而家务事却多得很，都来找寻他，就像任何时候都有不同车次的火车到达纽约中央火车站一样。当然我仍然是站长，他可能就是那个车站！我可能被轧死，但他永远不会。老金（他在这里呆了些日子）是那么一种客人，要么就是到火车站去送人，要么就是接人，他稍稍有些干扰正常的时刻表，但也使火车站比较吸引人一点和站长容易激动一点。
林徽因写完，问他们要不要写几句。老金看了信，也写了几句附言：
面对着站长，以及车站正在打字，那旅客迷惘得说不出任何话，也做不了任何事，只能眼睁睁看着火车开过。我曾经经过纽约中央火车站好多次，一次也没看见过站长，但在这里却两个都实际看见了，要不然没准儿还会把站长和车站互相弄混。
梁思成看了信和附言，在信尾写道：
现在该车站说话了。由于建筑上的毛病，它的主桁条有相当的缺陷。而由协和医学院设计和安装的难看的钢支架现在已经用了七年，战时繁忙的车流看来已动摇了我的基础。
这封诙谐的信，涉笔戏趣，那些话如蓬如萍相互碰撞，又顾盼生姿，把患难中的亲情、友情描绘得风声有韵，花香沾衣。
细心的费慰梅读信后感到，那信的纸质之劣，使用之节俭，与邮票的昂贵价格形成鲜明对比，此时才觉得给徽因增添这样的破费，而心里十分懊悔。
1941年，几乎是老金来李庄的同时，梅贻琦、罗常培、郑天挺等也来到了板栗坳，参加附读在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北大文科研究所的研究生答辩，学生有任继愈、马学良、刘念和、李孝定等人。闲暇之余，他们亦到上坝村张家大院月亮田看望林徽因、梁思成夫妇。
1942年9—10月间，林徽因收到傅斯年处转来的，傅斯年从财政部长翁文灏处代签的领物后条子和给朱的一封信的抄件。
1942年春天，傅斯年病愈后回到了李庄，他得知梁思成、梁思永兄弟生活困窘的情况后，4月18日向教育部兼中研院代院长朱家骅和经济部长翁文灏同时上书求助。他在信中说：
骝先吾兄左右：
兹有一事与兄商之。梁思成、思永兄弟皆困在李庄。思成之困是因其夫人林徽因女士生了T.B.，卧床二年矣。思永是闹了三年胃病，甚重之胃病，近忽患气管炎，一查，肺病甚重。梁任公家道清寒，兄必知之。他们二人万里跋涉，到湘、到桂、到滇、到川，已弄得吃尽当光，又逢此等病，其势不可终日，弟在此看着，实在难过，兄必有同感也。弟子看法，政府对于他们兄弟，似当给些补助，其理如下：
一、梁任公虽曾为国民党之敌人，然其人于中国新教育及青年之爱国思想上大有影响启明之作用，在清末大有可观，其人一生未尝有心做坏事，仍是读书人，护国之役，立功甚大，此亦可谓功在民国者也。其长子、次子，皆爱国向学之士，与其他之家风不同。国民党此时应该表示宽大。即如去年蒋先生赙蔡松坡夫人之丧，弟以为甚得事体之正也。
二、思成之研究中国建筑，并世无匹，营造学社，即彼一人耳（在君语）。营造学社历年之成绩为日本人羡妒不已，此亦发扬中国文物之一大科目也。其夫人，今之女学士，才学至少在谢冰心辈之上。
三、思永为人，在敝所同事中最有公道心，安阳发掘，后来完全靠他，今日写报告亦靠他。忠于其职任，虽在此穷困中，一切先公后私。
总之，二人皆今日难得之贤士，亦皆国际知名之中国学人。今日在此困难中，论其家世，论其个人，政府则皆宜有所体恤也。未知吾兄可否与陈布雷先生一商此事，便中向介公一言，说明梁任公之后嗣，人品学问，皆中国之第一流人物，国际知名，而病困至此，似乎可赠以二三万元（此数虽大，然此等病症，所费当不止此也）。国家虽不能承认梁任公在政治上有何贡献，然其在文化上之贡献有不可没者，而名人之后，如梁氏兄弟者，亦复少！二人所做皆发扬中国历史上之文物，亦此时介公所提倡者也。此事弟觉得在体统上不失为正。弟平日向不赞成此等事，今日国家如此，个人如此，为人谋应稍从权。此事看来，弟全是多事，弟于任公，本不佩服，然知其在文运上之贡献有不可没者，今日徘徊思永、思成二人之处境，恐无外边帮助要出事，而帮助似亦有其理由也，此事情况谈及时千万勿说明是弟起意为感，如何？乞示及，至荷。
专此敬颂
道安
弟斯年谨上
四月十八日
弟为此信，未告二梁，彼等不知。
因兄在病中，此写了同样信给咏霓，咏霓与任公有故也。弟为人谋，故标准看得松。如何？
弟年又白
林徽因后来见此信后，感激涕零。她本不想由自己回信，无奈梁思成在重庆未归，踌躇再三，她还是报书相答：
孟真先生：
接到要件一束，大吃一惊，开函拜读，则感与惭并，半天作奇异感！空言不能陈万一，雅不欲循俗进谢，但得书不报，意又未安。踌躇了许久仍是临书木讷，话不知从何说起！
今日里巷之士穷愁疾病，屯蹶颠沛者甚多。固为抗战生活之一部，独思成兄弟年来蒙你老兄种种帮忙，营救护理无所不至，一切医药未曾欠缺，在你方面固然是存天下之义，而无有所私，但在我们方面虽感到lucky（幸运）终增愧悚，深觉抗战中未有贡献，自身先成朋友及社会上的累赘的可耻。
现在你又以成、永兄弟危苦之情上闻介公，丛细之事累及咏霓先生，为拟长文说明工作之优异，侈誉过实，必使动听，深知老兄苦心，但读后惭汗满背矣！
尤其是关于我的地方，一言之誉可使我疚心疾首，夙夜愁痛。日念平白吃了三十多年饭，始终是一张空头支票难得兑现。好容易盼到孩子稍大，可以全力工作几年，偏偏碰上大战，转入井臼柴米的阵地，五年大好光阴又失之交臂。近来更胶着于疾病处残之阶段，体衰智困，学问工作恐已无分（份），将来终负今日教勉之意，太难为情了。
素来厚惠可以言图报，惟受同情，则感奋之余反而缄默，此情想老兄伉俪皆能体谅，匆匆这几行，自然书不尽意。思永已知此事否？思成平日谦谦怕见人，得电必苦不知所措。希望咏霓先生会将经过略告知之，俾引见访谢时不至于茫然。此问
双安
林徽因
傅斯年为梁家兄弟送来这笔款子，无疑是雪中送炭，解人于危难。
1942年春天，梁思庄带着女儿吴荔明长途跋涉从广东老家来到了四川李庄上坝村，路上走了好几个月。梁思庄母女的到来，给梁思成一家增添了许多欢乐，林徽因和梁思庄相别五年，有说不完的话，常常中英文夹杂。林徽因虽体弱但仍快言快语，梁思庄坐在一边，总是比手画脚，又说又笑。因屋子太小，梁思成便让小弟带吴荔明出去玩，直到吃饭时才回家。梁思成又带思庄到羊街去看生病的思永，她看二哥思成如此操劳，不仅侍候二嫂徽因，又要照顾三哥思永，深切感受到“长子如父”的责任。在李庄，梁思成还再三嘱咐思庄，“你三哥的病情千万不要告诉在北平的大姐思顺，因她多嘴，说出去要把娘（思永生母）急坏了。”
1942年8月，费正清被美国战略情报机构派往重庆，林徽因、梁思成热切地希望他到李庄来。梁思成告诉他：
从重庆坐一艘破轮船到李庄，上水要走三天，回水要走两天。没有任何办法可以缩短船行时间或改善运输手段。然而我还是要给你一张标出我们营造学社位置的地图，以备你万一在李庄登岸而又没人去码头接你时之用。船是不按班期运行的。每一次到达在这里都是突发事件。但你仍然可以用电报通知我们你搭乘的船名和日期。电报是从宜宾或南溪用信函寄来，两地离此都是60里，它可能在你来到之前或之后到达。
11月初，费正清在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所长陶孟和的陪同下，从嘉陵江搭乘小火轮溯江而上，整整四天旅程，11月14日来到李庄镇。费正清是专程来探望这对老朋友的。他们自1935年圣诞节分手以来，直到1942年9月26日在陪都重庆与梁思成相逢，差不多7年时间没有见过一次面。那次相逢，他们激动地握着手达5分钟之久。
他们一进门，费正清愣住了，他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在这几乎是原始人类穴居状态的生存条件下，这两位中国第一流的学者，竟然成了半残废状态，却仍拼尽最后一点力气，全身心地投入工作之中。在他们的病榻周围，是堆积如山的资料和文稿。
费正清望着林徽因，心情十分激动。几年不见，她竟变得几乎认不出来了。
费正清终于忍不住说：“我很赞赏你们的爱国热情，可在这样的地方做学问，也确实太难了，你们是在消耗自己的生命。要是美国人处在这样的环境下，他要做的第一件事情，是改善自己的生存条件，而绝不是工作。西部淘金者们，面对着金子的**，他们做的第一件事却是设法使自己有舞厅和咖啡馆。”
陶孟和说：“还是去兰州吧，我的夫人也在那里，西北地区干爽的空气有助于治好你的病。先把病治好了，再去写你们的书。”
费正清也建议林徽因去美国治病，他可以提供经济上的帮助。
林徽因说：“你们住上几天，也许会有另一种看法。”
后来，费正清在他的《费正清对华回忆录》一书中，满怀深情地谈到当年去李庄访问林徽因和梁思成的情景。
梁家的生活仍像过去一样始终充满着错综复杂的情况，如今生活水准下降，使原来错综复杂的关系显得基本和单纯了。首先是佣人问题。由于工资太贵，大部分佣人都只得辞退，只留下一名女仆，虽然行动迟钝，但性情温和，品行端正，为不使她伤心而留了下来。这样，思成就只能在卧病于床的夫人指点下自行担当大部分煮饭烧菜的家务事。其次是性格问题。老太太（林徽因的母亲）有她自己的生活习惯，抱怨为什么一定要离开北京；思成喜欢吃辣的，而徽因喜欢吃酸的，等等。第三是亲友问题。我刚到梁家就看到已有一位来自叙州府的空军军官，他是徽因弟弟的朋友（徽因的弟弟也是飞行员，被日军击落）。在我离开前，梁思庄（梁思成的妹妹）从北京燕京大学，经上海、汉口、湖南、桂林，中途穿越日军防线，抵达这里，她已有五年没有见到亲人了。
林徽因非常消瘦，但在我做客期间，她还是显得生气勃勃，像以前一样，凡事都由她来管，别人还没有想到的事，她都先行想到了。每次进餐，都吃得很慢；餐后我们开始聊天，趣味盎然，兴致勃勃，徽因最为健谈。傍晚五时半便点起了蜡烛，或是类似植物油灯一类的灯具，这样，八时半就上床了。没有电话，仅有一架留声机和几张贝多芬、莫扎特的音乐唱片；有热水瓶而无咖啡；有许多件毛衣但多半不合身；有床单但缺少洗涤用的肥皂；有钢笔、铅笔但没有供书写的纸张；有报纸但都是过时的。你在这里生活，其日常生活就像在墙壁上挖一个洞，拿到什么用什么，别的一无所想，结果便是过着一种听凭造化的生活。
我逗留了一个星期，其中不少时间是由于严寒而躺在**。我为我的朋友们继续从事学术研究工作所表现出来的坚忍不拔的精神而深受感动。依我设想，如果美国人处在此种境遇，也许早就抛弃书本，另谋门道，改善生活去了。但是这个曾经接受过高度训练的中国知识界，一面接受了原始纯朴的农民生活，一面继续致力于他们的学术研究事业。学者所承担的社会职责，已根深蒂固地渗透在社会结构和对个人前途的期望中间。如果我的朋友们打破这种观念，为了改善生活而用业余时间去做木工、泥水匠或铅管工，他们就会搞乱社会秩序，很快会丧失社会地位，即使不被人辱骂，也会成为人们非议的对象。
费正清因感冒在**休息的时候，林徽因便拿了她在李庄写的诗给他与陶孟和读。让他们惊奇的是，在这样恶劣的生存条件下，林徽因居然还洋溢着诗情。
费正清退烧以后，林徽因、梁思成陪他们去外边散步，费正清对这川南小村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林徽因说：“中国南方的民居，最充分地体现了中国的人文精神，我有个设想，等身体好起来的时候，要对江南民居做一番详细的考察。”
费正清说：“林，我已经明白了，你的事业在中国，你的根也在中国。你们这一代知识分子，是一种不能移栽的植物。”
在参观了傅斯年位于板栗坳的历史语言研究所之后，费正清还用一个下午的时间看望了来自美国南达科他州斯宾克县的传教士詹森博士，而后与陶孟和重登小火轮返回重庆。
1943年6月，李约瑟来李庄访问。他是英国的生物化学家，以热爱和研究中国古代科技史而著称。抗战期间，他在英国驻重庆使馆任科学参赞。在李庄他访问了中研院的历史语言研究所、中博院筹备处、同济大学和中国营造学社。在上坝村，他还看望了生病的林徽因。林徽因写信给费慰梅描述：
李约瑟教授来过这里，受过煎鸭子的款待，已经离开。一开始人们喜欢彼此打赌，李教授在李庄会不会笑一笑。我承认李庄不是一个特别使人兴奋的地方，但是作为一个中国早期科学的爱好者，又不辞辛劳在这样的战时来到中国，我们也有理由期待他会浅浅一笑。最后，这位著名的教授在梁先生和梁夫人（她在**坐起来）的陪同下谈话时终于笑出了声。他说他很高兴，梁夫人说英语还带有爱尔兰口音。我从前真不知道英国人这么喜欢爱尔兰人。后来在他访问的最后一天下午，在国立博物院的院子里，当茶和小饼干端上来的时候，据说李教授甚至显得很活泼。这就是英国人爱好喝茶的证明。
便是李约瑟这次李庄之行，梁思成把中研院社科所所长陶孟和与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傅斯年成功地拉到一起，摒弃前嫌，十分友好地握手。许多人暗自为这件事鼓了掌。林徽因写信对费慰梅说：梁思成“应当得到诺贝尔和平奖金”。
这件事是李约瑟在中研院大礼堂作讲演之前那一刻发生的。
这一年，营造学社的经费仍不见好转，刘敦桢迫于全家生计，只得去重庆中央大学建筑系任教，买舟东下前的那个晚上，在学社简陋的工作室里，油灯下摇曳着两个人的影子。他们促膝长谈，没有浅斟慢饮，没有诗词唱和，一个仁风，一个德雨，直到斗柄云横，日映朝霞，最后他们竟然热泪滂沱，匝地悲声起来。
他们俩自1932年在营造学社共事以来，度过了人生相当漫长和似水流年的甘苦岁月，一朝分别，没有了对方，失落的情绪立刻笼罩心头。对于营造学社的社务，他们是那么笃定，那么默契，然而，国难当头，民生凋敝，那横亘在他们面前的立体灾难，造成了不得已而为之的选择。十一年的日出日落，他们无可避免地都老了，星空下的小屋若有知，也会记下他们难以割舍的别离。
林徽因在给费慰梅去信时谈起此事：
刘先生是一个非常能干、非常负责的人。全部账目以及思成力不能及的复杂的管理工作都托付给他。现在这些将要全部落在思成肩上了！
刘敦桢走后不久，陈明达也为生活所迫到西南公路局供职去了。
这别离，是那样悲感交集，使人怅惘和惋惜。
惨烈的北风吹打着东岳庙上空的晚霞，天井山迷蒙在一片灰色阴影里。社会所所长陶孟和的夫人沈性仁病逝在她的居所，一座离东岳庙不远处的姚家大院里。
沈性仁也是林徽因的好友，生前过从甚密。她与林徽因一样，同样罹患肺结核症。为了治好夫人的病，陶孟和让她搭乘资源委员会的汽车，到西北兰州，希图借那里干爽晴朗的气候，使夫人的病情有所好转。
在昆明和李庄，中博院筹备处主任李济两个活蹦乱跳的女儿先后被夺去了生命，林徽因为此很是伤怀。
沈性仁是浙江嘉兴沈家三姐妹的小妹，亦是民国才女，1920年她曾与陶孟和合译了凯恩斯的《欧洲和议后的经济》，被列入她翻译的房龙的《人类的故事》（名《遗扇记》），1925年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沈性仁高贵贤淑，一袭月白旗袍，足穿高跟鞋，“少年似昔”，真可谓光艳照人。金岳霖曾题藏头联曰：“性如竹影疏中日，仁是兰香静处风。”可见其才学美貌名倾一时。
费正清在文章中感叹：“她是我们朋友中最早去世的一个。”
金岳霖在悼文中说：“一月二十三晚上，我看到乙黎所发电报。当时就像坐很快的电梯下很高的楼一下子昏天黑地，等我稳下来时，又看见性仁站在面前。我总不相信电报所说的是真的……”
林徽因与沈性仁同病相怜，她与梁思成第一时间为57岁的陶孟和送去悼念和安慰。
1943年，梁思成和大后方知识分子的生活到了极端贫困的地步，他们商议设立“救友代办处”，共推陈岱孙为“群主”，在同道和部分教师群体内，由他来负责总调度，在有限的条件下，开展互补互救活动，以解燃眉之急，共同渡过难关。梁思成一家也加入行列之中，还大谈手表品质和生意，以获取剩余价值，维持着柴米油盐最基本的衣食之需。
9月27日，梁思成给陈岱孙写信说：
岱老：
前几天林耀有宜宾飞滇转印，托他带上一涵，未知已达记室否？许久无音讯，也许他在滇未停留，未得晤面，未能将信面交，也不一定。我私人的那张美金汇票已托他带印代兑了。
学社那张汇票不知已否取得？如汇款，乞汇“宜宾中央银行苗培华先生收转梁思成”最妥。其次则为邮汇，汇“四川李庄四号信箱中国营造学社”。屡次麻烦老兄，磕头磕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