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安全与利益准则塑造新的中美格局

在经济逐步变得强大的过程中，中国开始重视将国家安全与利益作为内政外交的重要基础性问题来对待。特别是在2017年以后，中国将国家安全与社会发展相提并论作为改革发展的前提。在具体论述国家安全内容时，除了传统国家安全领域的问题以外，中国不断全面提出诸如国土安全、科技安全、数据安全、网络安全、信息安全甚至生物安全等概念。这种理论阐述的变迁和中国的国际地位以及中美关系的进一步发展不无关系。国家安全与利益问题必须建立在一个国家强大的综合实力基础之上，中国越来越注重从这个重要的角度来衡量全球化进程与中国的国家利益问题。近年来，中国在一些事关国家领土主权和安全事务的议题上投入了很大的资源和精力，比如南海问题和中国香港问题等。由于缺乏足够的经济实力等原因，中国与美国在长期的国家安全与海外利益博弈方面显得较为被动。而最近这些年中国显然不再像以前那样克制，而是将中美两国博弈的较量更多地往外推移了，因为中国知道国家安全与利益问题比单纯的经贸问题更加难以妥协，这反过来也使美国政府在制定对华政策时的空间变得更窄。

南海除了本身拥有丰富的海洋资源以外，其交通要塞的通行功能对东亚经济甚至世界经济影响巨大。随着经济和军事实力的快速提升，中国越来越有信心和能力维护自身在南海的国家利益，而美国近些年也越来越把南海作为在靠近中国本土的重要水域遏制中国发展的战略要塞。特朗普政府在南海问题上显得异常积极，可谓文攻武吓、手脚并用，不仅将南海问题法律化，而且屡屡派出军舰巡航南海海域。就在特朗普就任总统的第四天，《华盛顿邮报》已经有文章在猜测新政府是否在南海与中国开战。(14)特朗普政府上台后半年内就对南海进行了四次巡航，并且竭力邀请亚太和欧洲的盟友加入。2017年6月8日，美国、日本、澳大利亚和加拿大四国在南海实施了联合军演。7月，英国首相约翰逊也承诺未来会派遣“伊丽莎白号”和“威尔斯亲王号”航空母舰在南海执行任务。甚至印度也见机要求积极加入美国的南海同盟。

几乎与此同时，中国加大了维护在南海海域利益的实质性行动，修建了大量的岛礁工程，以加强对于海军和空军的远程补给和停靠。(15)中国快速加强了对海军力量的打造，连续建造了航空母舰，并且在几乎到了南部海岸线末端的三亚附近建造了大型母港，强大的海军力量不仅是南海博弈的主要手段，更是突破美国多年来一直封锁中国的所谓“第一岛链”的重要途径。虽然特朗普就任总统期间美国对南海问题一直在提高声量，但是从结果来看，美国只能眼看着中国海军在南海的力量逐渐强大，而且航空母舰战斗群也开始突破“第一岛链”向太平洋纵深发展。在2017年7月，西方舆论宣称中国甚至在非洲东部亚丁湾西岸的吉布提共和国启用了第一个海外军事基地。这个基地的位置靠近中东的核心位置，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2019年9月，基里巴斯与台湾“断交”后立即与中国恢复大使级外交关系。对此，美国又有舆论称，中国可能出资重新修建在该国坎顿岛（Kanton Island）上的一条机场跑道，这个机场曾经在二战时被美军使用过，机场距离夏威夷仅3000公里。(16)中国在这个岛上重修军用机场，与在巴基斯坦租用瓜达尔港的做法有着相似的战略目的，前者更多的是展露了中国海军突破太平洋西岸岛链封锁的目的。美国认为这是中国为了维护自身的国家安全和国家利益而付出的努力，拜登政府的国防部长奥斯汀在2021年7月底访问新加坡，明确表达了在南海不会寻求与中国对抗，只是希望双方能够建立透明的沟通机制，这种表态可谓相当的弱势。(17)

比南海问题更实际地影响中美关系的是香港问题。2019年中国香港爆发了空前的“反修例”社会动乱，本地政府久久未能平息持续的社会动**，最后由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在2020年6月30日以通过《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法》的形式为香港政府定下维护国家安全的宪制责任，并将法律增列为《香港基本法》的附件三在香港实施。表面上看，这场空前的政治动乱的起因似乎与美国并没有什么直接关系，但是因为社会动乱持续了一年多，美国时任总统特朗普为了应对国内大选和中美关系双重矛盾，于2020年7月15日签署由国会通过的《香港自治法案》，取消了中国香港的特殊经贸待遇，强势介入中国香港局势，借此猛烈抨击对中国香港问题不表态的候选人拜登。自此美国陷入了中国香港问题的泥潭，被迫在这一极其敏感的问题上与中国展开一场较量。

中美关系因为中国香港问题而雪上加霜，影响层面从政治领域扩展到经济领域，西方舆论普遍预测以美国为首的国内国际资本将迅速撤离中国香港。然而在之后的一年时间里，这种局面并没有发生，美国政治的焦点迅速转移到国内的总统竞选中，中国香港问题弱化为特朗普竞选口号和批评拜登的一部分内容。新当选的总统拜登出于政治正确，无法在中国香港问题上做出与特朗普不一致的表态，但是拜登发现美国政府在中国香港问题上已无力扭转乾坤，即使特朗普政府和拜登政府依据《香港自治法案》的授权频频发起对中国官员的制裁，也无法让中国政府放弃在中国香港维护国家安全的决心和努力，而且商界通过中国香港向中国大陆市场的投资近两年急剧增长。(18)于是，拜登政府于2021年7月发出了美国政府历史上首次关于中国香港的商业警告，警告美国企业在中国香港的经营风险将越来越大。(19)政府无法为商界解决问题，仅仅是发出了模棱两可的商业告诫，对美国企业和资本该如何在中国香港经营没有多少实质性帮助，这种行为本身就是比较软弱的外交表现。但是商界似乎有自己的评价，他们认为没有必要由美国政府来告诉他们有什么风险和如何管理风险，香港美国商会对此给出了自己的结论，认为它们将继续购置新办公室来为美国企业在中国香港的经营提升服务能力。美国前驻港总领事包润石甚至表示此举凸显美国政府对中国的手段有限，以及它来自国内选民的矛盾压力。(20)

中国香港问题成为美国对华战略的一个阶段性分水岭，因为中国香港遭逢空前社会动**的期间正好横跨美国两位政见尖锐对立的总统，可以说这期间美国通过中国香港问题对中国展开的攻势体现了民主共和两党的全部政治智慧，而最终美国政界与商界就中国香港问题发生了严重的分歧。共和党除政治口号以外实际上完全不着边际，民主党为了照顾政治正确的选民进行适可而止的叫嚣，但是实际上根本没有心思继续在香港问题上纠缠。即使面对这样的情况，美国商界并没有打算给华盛顿面子，依然我行我素，这是美国政治不能很好地为经济服务的一个经典案例，这种错位对于美国来说是很难堪和前所未有的。

除了传统的国家领土主权和安全问题以外，中国近些年越来越重视金融和科技领域的安全和利益问题，这些问题多与中美关系有紧密关系。美国在科技与互联网产业方面一直领先于世界各国，但是中国却出人意料在这一前沿领域实现弯道超车，远远超过日本、欧盟等经济体，在互联网和信息产业上迅速成为美国的强有力竞争者。近年来，中国的阿里巴巴、百度、腾讯、滴滴出行等公司纷纷在境外上市甚至在美国上市，成为最吸引海外投资者的企业，硬件方面的华为、中兴、中芯等公司更是直接成为中美经贸战的最前沿阵地。一开始，中国互联网企业走出国门势头甚盛，直到中国政府叫停蚂蚁金服的上市和下架滴滴出行应用软件，开始从数据安全的层面进行了管控，才使海外市场为之震惊不已。特别是滴滴出行在美国上市的第二天，中国国家网信办就宣布对滴滴出行的严厉处罚，严令与其相关的全部应用软件下架，接受数据安全整改，让滴滴出行在美国股票市场的股价一路下跌，华尔街投资者遭到了空前的打击。(21)这次事件与特朗普在2020年签署的“外国公司问责法案”不无关系。该法案当时被国际舆论评价为中美金融“脱钩”的前奏。(22)

中国此次主动出击严厉打击滴滴出行，说明中国不再放任企业漠视甚至危害国家安全。对于有可能会损害到国家安全与利益的商业行为直接进行快速处置，程度超出美国的预料。滴滴事件反映出中国更加关注国家利益和政权安全问题，以忽视国家安全而鼓励企业走出国门的做法将不会继续。特朗普时代的美国政治极化趋势愈演愈烈，两党的共识地带越来越少，几乎到了任何问题都无法妥协的地步，唯一的共识和合作希望是针对中国的议题。(23)因此，特朗普在离任前为中美关系设置了许多政策性难题，势将两国关系从贸易战延伸至科技战和金融战。随着经济体量越来越大，经济形态越来越向数字化和互联网转型，中国的海外利益边界越来越广，中国只会愈加重视非传统领域的安全和利益问题，适应并引领以此为行为准则的国际关系新格局。中国在惩处滴滴出行的同时，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联合发布了《关于依法从严打击证券违法活动的意见》，明确提出加强跨境监管合作，要求落实境外上市公司信息安全主体责任，这对未来的中美关系甚至世界经济格局会带来多大的影响，尚有待观察。美国在对待互联网科技巨头的管制方面也并非得心应手，未来可能不得不在这个重要的领域与中国开展合作。滴滴出行事件可否解读为中国政府在为中美金融领域的“脱钩”做热身尚可探讨，但现在面对日益重视国家安全的中国政府，美国拜登政府似乎尚未理清头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