始料未及的平等要求

21世纪的美国政治跌宕起伏，左右民粹主义阵营和当权阵营等各个政治光谱势力之间的张力达到极致，每次大选双方都是你死我活，都像是在挽救国家之危亡，但是每一派上台后人们又很快认识到根本性问题不会得以解决。除了身份政治这样美国国内精神价值层面虚无缥缈的极端政治议题，美国各界已经意识到，美国的很多实在问题已经不仅仅存在于国内，而且是全球化环节中的一系列重要问题。环顾四周，美国发现在二战以来建立起来的国际体系中，有一个国家的发展已经超出了美国的想象，这个国家就是中国。中国无论在经济实力还是行事方式上都变得使美国不愿正视，而且中国取得的巨大进步并非完全依赖与西方一模一样的制度路径。40多年来，中国一直强调吸收西方主流的市场经济体制的制度要素，但是更强调创造出了和自己文化、社会条件更加契合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好地解决了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之间的张力问题。当邓小平提出走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路的时候，西方对这种理论是否能取得成功存在极大的怀疑。然而事实是中国吸引了全球的资本，连续几十年达到了两位数的经济增长，最终使得将近8亿人摆脱了贫穷落后的生活状态。(1)

当然，中国的发展得益于与世界各国越来越频繁的交往，而这种交往的鼓励者就有美国。中国的改革开放紧紧盯住经济增长和技术进步两个大目标，并且在这个过程中并没有放弃国有经济体系。中国大力发展与世界主要经济体的经贸关系，用大量的私营企业解决基层劳动力的就业问题，成为当前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并且在经济发展总量上紧追美国之后，极有可能在21世纪20年代末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2)美国保持世界第一的位置已经一个世纪，如果在不久的将来被中国超过，对于世界来说将是一件划时代意义的事件，对全球政治经济体系格局的改变意义重大，许多国家将不得不重新评估与中国的关系，当然也包括美国以及美国的亲密盟友。

美国只有中国1/4的人口，即使美国的劳动生产率相对较高，也无法阻挡中国以大约4倍的生产优势从经济总量上赶超美国。让美国真正感到无奈的地方不仅是中国相对于美国的优越的生产能力，更在于中国制造已经成为全球经济的引擎，与美国保持盟友关系的欧洲也非常依赖中国，欧洲的火车头德国在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期间不断加大在中国的投资，公共卫生大国、曾经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日本有近80%的口罩是从中国进口的，美国的这个比例甚至达到了90%。西方国家对于中国制造的依赖程度已经很深，在特朗普时期，美国尝试用贸易战和税收改革的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但是事实上美国对于中国的贸易被动局面丝毫没有改变，特朗普政府与中国四年近乎热战的对立关系，更让美国人民感觉到中美国际地位的微妙变化，中国经济的韧性也超出美国政界的预料，迫使民主党候选人拜登放弃了与中国的直接对抗。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2021年4月30日公布的数据显示，2020年全球外国直接投资（FDI）降至15年来最低点，而中国是少数几个保持增长的主要经济体之一，超过美国成为全球第一大投资目的地。(3)

在处理与中国的关系方面，拜登新政府似乎比前任特朗普政府要低调一点，但是拜登为了稳定中间选民的选票，在很多方面依然在不断强调美国与中国的矛盾，并延续特朗普政府对中国颐指气使的强硬政策。然而，令拜登政府没有想到的是，中国却在中美自拜登新政府上任以来首次高层战略会谈上发出了让世界舆论哗然的声音。2021年3月18日，中美外交最高代表相约在远离美国本土的阿拉斯加最大城市安切拉奇举行高层战略会谈，中方代表杨洁篪在首场见面会上针对美方代表蛮横的指责与要求以极其意外和罕见的语言，严肃地告诫美方代表国务卿布林肯和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美国没有资格居高临下同中国说话，中国人不吃这一套。这一强硬的令美方大感意外的表态，使美方代表布林肯和沙利文一时语塞，以至于沙利文只好用纸条的形式与布林肯进行了应对式沟通。(4)

中国代表的强硬发言引起了世界舆论的关注。双方的冲突看上去并没有任何外交纠纷，但是美国舆论认为这次事件给两国乃至全球带来的影响将是长久的。这是当今世界最大的两个经济体之间的搏斗，反映出双方之间的不信任和分歧越来越大，涉及的问题越来越根本，最终必将影响到国际格局的变化。(5)中国最高级外交官在全世界瞩目的场合对头号强国强硬回击，至少透露出一个明确的信号，那就是在中国崛起的近些年里，中美之间就很多国际事务和中国国内的问题发生了巨大的分歧，中国通过这次中美高层会晤机会，要告诉全世界中国不会再屈服于美国对中国施加的各种内政外交压力。这可谓一个双方战略相持阶段的公开宣言。令人意外的是，面对如此严厉且带有几分蔑视的外交反击，美国外交的最高官员竟然无言以对，之后白宫也没有对此给出像样的回应。就在双方会面的三天前，共和党当权派参议员罗姆尼在《纽约时报》发表署名文章，公开阐明美国不应该抵制北京2022年冬季奥运会，理由主要有两条，第一是现在开始抵制太晚了，第二是不能以惩罚美国运动员为代价。(6)这的确反映出美国政治的疲态。

美国遇上了一个不再顺从它的中国，这是情理之中却意料之外的大事情。有知名外交事务评论人在美国主流媒体表达了对这一始料未及局面的理解，认为中国一直在发展进步，本来就已经对美国构成了威胁，然而美国表现在全世界面前的是糟糕的内政，令中国有资格嘲笑美国是一个衰落的帝国，认为美国应该在无所不能的威权政体和一事无成的代议制政体之间寻找到一个恰当的位置。(7)这些观点如果仅仅是在数落美国政治的极化趋势倒也无可厚非，但是却让美国读者感觉到美国的体制在中国面前已经丧失了全面的优势，这就有些令美国人承受不起了。中国在科技领域和制造领域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并且有很强的能力挑战美国，这可能是中国不愿再顺从美国的主要理由之一。美国政坛一直在为是否要与中国“脱钩”的前途问题争吵不休，而中国却表现出已经早于美国开始热身中美“脱钩”之后的新国际秩序。为此，中国近些年发布了一系列战略远景规划，很显然中国要在这种大家都在设想中的新国际秩序中扮演不同于以往的角色。

由于中美两大经济体之间互相已经融合得太深，而美国的很多战略出发点就是为了钱，二战结束后推出的“马歇尔计划”就带有深深的美国国家哲学的痕迹。现在，美国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钱，极其对立的两党对于美国破败的基础设施建设深有同感，但是解决问题还是得靠钱。这也是特朗普为何要用钱来衡量中美关系的原因，表面上美国缺的很多钱都以贸易逆差的形式流入了中国，所以特朗普力图通过贸易制裁和推销农产品等方式迫使中国能“还”回去，这样就可以达到解决美国缺钱问题的目的。美国基层缺钱，但华尔街却不缺钱。放眼全球似乎最能赚钱的地方是中国，但这只是假象。在特朗普政府对中国更加咄咄逼人的压力下，美国和欧洲的一些投资者仍然将很多的钱投入了中国市场。这只能说它们在中国更能赚钱，而非中国能赚钱。

2020年1月，美国新能源汽车巨头特斯拉在中国上海开启了其在美国本土以外的全球首家超级工厂；4月，正当疫情严峻时，美国石化巨头埃克森美孚向中国广东省投资100亿美元建设乙烯项目。这些美国的顶级企业如果不是因为看到中国的市场前景，绝不可能在中美关系如此低谷时大张旗鼓地到中国投资。到2021年7月，离岸投资者已经净买入353亿美元的中国企业证券，根据英国《金融时报》和美国布隆伯格新闻网的统计，这相较2020年同期上升了49%，海外投资者同期亦大幅增持中国政府债券，买了超过750亿美元，较2020年同期增加50%。(8)美国民众接收的信息是要求他们反华，但是美国商界却心知肚明要拥抱中国，因为中国企业和市场有着更好的回报率，中国企业在逆境中生存的能力更强。(9)面对这样的事实，中国在对美关系上显得更加有底气，既然美国离不开中国经济，而且明确需要中国的帮助，那么中国也将不会再接受以前习惯性迁就美国的外交立场，于是在阿拉斯加那场高级别外交峰会上中国官员对美方代表的无理要求给予强硬回击也就无可指责。而美国舆论却认为，从各种角度来看，中国摆明了是要挑战现有国际秩序，美国似乎也已经没有办法彻底扼杀中国了。(10)

中国在经济发展的势头上的确盖过了美国和世界其他国家，但美国强大之处在于对全球公共品体系的投放布局，包括政治、金融、军事等方面的国际体系的领导实力，在美中关系上，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上任以来除了波澜不惊地重复着一些政治道德口号以外，具体对华的政策导向基本就是希望与中国接触。(11)自从3月阿拉斯加双方高级代表团会面不欢而散以后，中美两国一直没有实质性的官方接触，更没有任何元首甚至部长级会晤。到了7月末，美国提出希望能够由常务副国务卿谢尔曼在访问亚洲时顺访中国，与中国外交部部长级别的官员会面以交换意见。(12)之后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在例行记者见面会上强调，此次会面是由于美国多次提出拜会中国领导人的要求，中方才给予会面的安排。中国最后将会面的地点安排在天津而非北京，与谢尔曼会谈的官员是外交部副部长，会谈结束后再由外交部部长接见谢尔曼，这个安排与美国起初提出的要求有一定的落差，但这是中国在贯彻自己之前对美国直截了当表明的“平等”原则。这也让人看出拜登政府的对华战略其实非常缺少实质性的步伐。

作为白宫，面对美国国内舆论，就不能表现得过于软弱。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印太事务协调人坎贝尔（Kurt Campbell）2021年5月26日在加利福尼亚州斯坦福大学的一场活动中公开宣告，美国与中国“接触”的时代已经结束了，接下来取而代之的关系是竞争。(13)美国的新政府认为前总统特朗普虽然看到了中国崛起对美国构成的威胁，但是美国没有能够遏制中国的原因在于特朗普的反复无常和疏离盟友。所以，拜登总统特别强调美国要回归到盟友的队伍中。坎贝尔强调盟友将是美国在未来几年内反制中国努力的核心。美国已经试图在这个重要议题上向包括印度、日本和澳大利亚在内的“四国集团”不断施加影响力。拜登已经在2021年上半年在白宫与日本首相菅义伟和韩国总统文在寅会面。美国想用一个新的亚洲外交政策来包含对华政策，这样的决策对美国来说具有很大的风险，而对于中国来说则相对变得容易应对一些。因为中国对东亚的经济影响力已经完全不是当年亚洲“四小龙”时代的景象了，这样的对华政策只会让东亚地区更加担忧美国在亚洲的衰落。美国除了将更多的军事力量部署到东亚地区，在经济资源的投放上已经变得乏善可陈了。可是，拜登发现不管他对中国是偏向强硬还是偏向柔和，都无法与中国建立实质性的、建设性的联系。所谓的盟友战略，必须是美国依然保持绝对强大的前提之下才有效，一旦过于依赖盟友，同盟就会如同一盘散沙。美国在亚洲的盟友比不上与欧洲的盟友关系更加紧密，但是欧洲与美国的盟友关系也出现了松动，一方面由于欧洲疲于应付移民潮带来的深远影响，另一方面和美国给予欧洲不多也有关系。所以，拜登的盟友战略能有多大的效果不得而知，特别是让这些盟友去反制一个与它们自身利益越来越密切的中国，政策效果的未知程度就更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