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暴力、霸凌与脆弱
我14岁的时候，进了一个很大的城市男子高级中学，成了一名九年级的学生。很快我就发现自己力不从心了。经历了中学时光，和朋友在一起的生活变得越来越复杂。我们会花更多时间和朋友在一起，而远离自己的父母。舞会和聚会更加频繁，和很多同龄人在一起。我的一些朋友开始去当地的保龄球馆玩，那里有台球桌。年龄大一些的男孩开始吸烟，而且更加有街头经验。随着我们社会生活的扩展，我的有些朋友走路时开始大摇大摆，还表现出广播里的硬汉姿势，就仿佛空气中有什么东西一样。
上了高中以后，这些变化被放大了。突然有了帮派，放学后打架，在厕所里抽烟，吸毒，酗酒，还有一个等级明确的组织，由那些年龄大又刻薄的家伙管理。还新出现了一种乌合之众现象，成群的男孩不约而同地围着两个男孩打闹，嘲笑，刺激他们。高中第一年，每当对代数课感到厌烦时，我和另一个同学就开始玩游戏。我们设计了一种“小鸡”，在这个游戏中，我们穿着硬皮底的鞋子轮流踢对方的小腿，看对方敢不敢停下来或冒险前进一步。那一年，我们腿上都带着青一块紫一块的擦伤和结痂。星期一吃午饭时，我们餐桌上的人讲述了周末的一场群架，叫“院子”的一帮（这个帮派是以学校的院子命名的，因为他们通常在那里集合）对抗叫“第一州”的另一帮（这是我的家乡的一个保龄球馆的名字，在特拉华州的威尔明顿），其中一帮被坑了。
那年春天，因为每月一次的学校舞蹈活动，我们有机会出去了，大家都迫不及待地奔向汽车，开启了各自的短途旅行。这个时候，战斗的气息也随之激增，一群人冲向一个健身房的出口处。我从聚集的人群中瞥过去，能认出几个和我同桌吃过午饭的人。其中有个大一点的男孩，大家都说他疯了，他正在踢另一个倒在地上的男孩。结果，没想到躺在地上的那个男孩是我们班的，我只知道他的名字，他是个非常文静的人。那天晚上他在打架中死于头部外伤。
虽然那并不是我最后一次看到可怕的男性暴力，但那天晚上我对自己以及自己的脆弱有了一点了解。我其实并没有真正理解自己当时的感受，我让父母第二年把我转到另一所学校去。像其他男孩一样，我开始想象，如果我发现自己身处暴力环境中时，比如像发生在我周围的那些事情一样时，我能做什么。我很确定我要减少可能处于那种境地的概率。
此后的岁月模糊了我对那段狗咬狗的青春时光的记忆。在新学校，直接的威胁减少了，但是年轻人惹是生非的余音并没有消除。我有可能会目睹更多的争斗，并且自己也时不时遇到烦扰。进入成年期后，这一切都隐退在了我模糊的记忆中，而且我发现与童年时期的暴力保持距离也不难。但是，就像不安全的冒险和糟糕的健康选择决定了男孩和他们身体之间的关系一样，使用暴力和遭受暴力对男孩的朋辈关系来说，同样是不可或缺的。
男孩作为暴力受害者和施暴者所受的影响是不成正比的。2011年，美国新罕布什尔大学的一个研究小组做了一项调查，叫作“美国儿童受暴力影响调查”。在17岁的年纪，10个年轻人中有7个经历过霸凌，大多是被其他同龄人给欺负的。60%以上的被调查者在前一年曾受过伤害。超过半数的人表示经历过多次暴力，15%的人表示经历过6次或6次以上。总体来说，男孩受到攻击的概率更高（男孩受攻击的比例为45%，相比之下女孩子为37%），报告还指出，因暴力而遭受伤害的比例更高。男孩受身体恐吓的比率（17岁之前为1/4）和相关的攻击比率（过去一年受攻击的比例为1/3，17岁时受攻击的比例为1/2）表明暴力在他们的生活中是无处不在的。
在过去的一年中，男孩比女孩更容易发生肢体冲突。马里兰州贝塞斯达的非营利研究中心——儿童动向（Child Trends）在2017年的一项研究中发现，在14~18岁的男孩中，有28%的人承认在过去的一年中，至少有过一次打架的经历。这个数字在不同范围内浮动，白人和西班牙裔青少年占27%，黑人青少年占39%。在家里，男孩成为暴力受害者的可能性也更大。
2014年，在10~24岁的凶杀案受害者中，86%是男性。蓄意杀害已成为非洲裔美国青年死亡的主要原因。在全球范围内，每年有40万人被杀，80%的受害者是男性，而且杀害他们的凶手97%是男性。加里·巴克是研究儿童和青少年发展的心理学博士，同时也是Promundo-US研究机构的负责人，他对这种巨大的性别差异做了这样的解释：“把男孩或男人变成杀人凶手需要经历巨大的变故，比如，极度的创伤、羞辱、社交孤立、高强度的说教等，它们在一定程度上几乎总会把一个人变成杀人凶手。”
加拿大活动家兼学者迈克尔·考夫曼认为，三种类型的男性暴力是相辅相成的：对女性的暴力，对其他男性的暴力，对自己的暴力。这三位一体反映了一种男性社会化模式，这种模式以高度主导和控制为特点，内化为男性与世界、与他人、与自己建立联系的模板。男孩在内化这个模式的过程中，努力去支配和控制他人。考夫曼认为，当这些规则，一系列相互作用的模式，成为男孩自身的一部分时，男孩对其了解并没有多少。当男孩屈服于这一现实后，他们的真实情感会受到压抑，要想试图摆脱，不断升级的压力就会通过暴力找到宣泄口。
2018年，Promundo-US研究机构发布了一个报告，报告主题是男子气概和暴力之间的关系。作者指出，尽管投入了大量的努力和资源来阻止暴力，但是“在这些暴力预防的不同领域中，关于男子气概的讨论相对有限”。为了扩展对话，他们确定了更有可能引起男性暴力的一般文化过程，比如限制男孩的情感范围，规范他们如何互相监督，并期待他们证明自身的男子气概。然后对8种暴力形式进行了审查，首先展示了在这些暴力形式中男女比例失衡的情况，男性占多数，然后找到童年主导性准则和这些暴力形式之间的显性联系。这8种暴力形式是：
·对亲密伴侣使用暴力；
·对孩子家暴体罚；
·对孩子性虐待；
·霸凌；
·谋杀和暴力犯罪；
·非伴侣型性暴力；
·自杀；
·打架冲突。
几年前，作家米里亚姆·米兹安采访了130多位来自心理学、社会学、人类学、政治理论、生物学、法律、公共行政和传播学等不同领域的专家，对暴力的根源进行了全面探究。她的研究也指向了传统的男子气概社会化问题：“许多关于男性神秘感的观点，比如坚韧、支配欲、压抑同理心、极端的竞争欲，都对犯罪和家庭暴力有重要影响。”
1994年，美国心理学会成立了暴力与青少年委员会，“尝试运用心理学的专业知识来解决不断出现的暴力问题，因为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成为人际暴力的受害者、目击者，或实施者。”其中最发人深省的一个发现是，暴力模式一旦在童年时期建立起来，就会一直延续到成年。报告的作者写道：“一个人相对于同龄人，他的攻击性随着时间的推移会表现出显著的连续性和可预见性。”事实上，研究人员得出的结论是，攻击性模式随着年龄的增长会变得越来越固定。
除了对儿童时期习得的暴力模式感到担忧外，研究还表明，在男孩中很普遍的类似“玩打仗”的游戏可能会助长男孩的暴力行为。波士顿惠洛克学院的儿童早期教育工作者黛安·莱文对正在经历较多男性暴力的学校做了研究，给出这样的结论，打架行为的增加和1984年联邦通信委员会（FCC）放宽了对广告的限制有关。随着这一政策的变化，围绕特殊产品展开的广告如洪水般涌来，将男孩定为目标消费群体，还配有一些促销的暴力图片，比如《特种部队》（G.I. Joe）(1)。
研究人员试图找出20世纪最后十几年暴力流行的原因，斯坦福大学的心理学家阿尔伯特·班杜拉对一些流行观点，比如“超级捕食者”，或者“坏蛋”，采取了强硬的反对态度，认为“人并不是生来就有攻击性的。这些行为都是后天习得的”。根据他的社会习得模型，男孩会变得有暴力倾向可能是因为看到了他人的暴力行为，自己经历了暴力，或者在家里、社区里或学校里找不到健康的自我约束的榜样。研究人员找出了导致暴力的三种典型途径：（1）外显的途径，这种途径可以追踪到8~12岁之间连续的一系列攻击，从12岁开始打架到14岁，最终会导致严重的暴力行为；（2）早期权威冲突路径，这种路径以公开对抗和固执为主；（3）隐蔽途径，这种途径包含了更多的违法犯罪行为。
随后的研究表明，哪怕只是目睹暴力行为也会对年轻人的心理产生影响。据2016年《儿童动向》（Child Trends）报告，“接触暴力的儿童”更有可能遭遇依恋问题，行为退化、焦虑、抑郁，并具有攻击性和品行问题。研究还发现，甚至连儿童无法直接看到的社区暴力也会对他们的大脑发育产生负面影响。
不幸的是，大规模枪击事件已经成为晚间新闻的常态。在1982年到2017年的这些暴力事件记录中，一个团队从《琼斯母亲》（Mother Jones）杂志上统计出了88例此类事件——除了3例，其余全是由男性犯下的。芝加哥洛约拉大学的心理学家詹姆斯·加巴里诺指出，尽管大多数父母有一个没有暴力倾向的儿子，但是他们的儿子“有自己的同龄人，这些同龄人易怒、悲伤，而且会有致命的暴力行为”。每个去上学的孩子身边都存在随时准备实施暴力行为的男孩。对少数族裔的男性来说尤其如此，凶杀是导致他们死亡的主要原因。
纽约大学精神病学家詹姆斯·吉利根的职业是与被监禁的男性打交道。他相信男性暴力源于一种潜在的感觉，即生活是无法忍受的。他认为，有暴力倾向的男人不是怪物，而是由于很难察觉出来的“自我死亡”以及他们失去共情连接，损害了他们的人性所导致的。当他第一次开展工作的时候，人们对暴力行为所持的典型解释让他感到震惊：“因为他轻视我。”被尊重的需要驱使他们进行猛烈攻击。吉利根解释说：“暴力行为的基本心理动机或原因是想要逃避或消除羞耻感和羞辱感——这是一种痛苦的、甚至是无法忍受的、令人难以承受的感觉，并且用羞耻感的反面来代替它，即自豪感。”
社会学家以利亚·安德森对城市生活进行了研究，他的研究很有启发性，他发现，尊重是街头行为准则的核心。他写道：“人们普遍的感觉是，几乎不存在多少尊重，因此每个人都争抢着从可以利用的东西中获得他所能得到的肯定。”心理学家丹·金德伦和迈克尔·汤普森认为，男孩情感生活的不断缩小更有可能导致他们对人际关系问题做出暴力反应。在朋辈的影响下，男孩变得强硬，他们只允许表现“愤怒、侵略和情感回避”，而被迫压抑柔软的一面。
我最近在聆听一个年轻人的愤怒和感受，他叫彼得。因为他发现他的一个好朋友在他和前女友分手后就和她勾搭上了，所以感到很受伤，感觉被背叛，被愚弄。当他跟我讲述这件事情时，他的脸涨得通红，肌肉紧绷，恶狠狠的话脱口而出。因为他希望那天晚上能在学校聚会上看到他那个好朋友，我问他想做什么，他说想揍那个人一顿。在吉利根看来，暴力是一种为了从伤害中恢复过来所作的努力，尽管这有点反常，但是是可以理解的，这是一种通过羞辱伤害他们的人而从伤害中恢复过来的方式。他写道：“羞辱他人的最有力方式就是暴力。”这种对伤害和羞辱的反应在男性和女性身上普遍存在，所不同的是，男性由于自身经历的缘故，他们所能想象出来的暴力程度是不同于女性的，比如彼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