沟通失败

当男孩得到老师帮助时，他们会心存感激。反之，如果老师对他们没有反馈时，他们可能会心烦、失望、生气甚至是痛苦。没有这种师生联系，男孩可能更倾向于逃课。他们认为老师就应该愿意去指导他们。在小组访问中，不止一个男孩告诉我们，“这是他们的工作。他们应该关心我们，在学习上帮助我们。”

在师生关系中，如果男孩遭遇了某种崩溃，他们的话语也丝毫不加掩饰：他们形容这些老师们毫无同情心、心不在焉、失礼、彻头彻尾的刻薄，是非常糟糕的老师。一个男孩在评价老师时，他觉得自己被老师虐待了。他说：“我恨他。他的课上我什么都不会做的。他可以让我考试不及格，他们也可以把我赶出教室——我就是什么都不做。”这种情况下，他对自己的伤害远大于老师对他的伤害。问他为什么这样做的时候，他很坚定地补充道：“我不会为他做任何事情的。”在一些男孩与老师关系恶劣的故事中，这种强硬的态度很普遍。男孩在感到失望后，他们理所当然，也很干脆地切断了联系。

我们问了男孩，为什么和某些老师的关系这么不融洽。他们给出的解释，我们同样列了一个清单，这个清单里的内容恰好和积极师生关系清单中的解释相反。令人惊讶的是，他们的抱怨都很具有相关性，其中包括老师让自己失望的不同方式，或者未能满足他们对帮助所抱有的最基本的期望。

·对学生无礼或是贬低学生的老师。在男孩看来，尊重是一段学习关系中最基本的要求。尊重的缺失是导致师生关系破裂的最普遍原因。老师对学生表现出的否定或挑剔的态度，挑战他们彻底断绝与老师之间的联系，他们也从不会考虑这样会导致的后果。

·对所教学科没有工作热情的老师。男孩期望老师们可以精通自己负责的学科，而且非常关心他们。男孩希望老师们的热爱能够引导他们让班级气氛高涨起来，让课程变得有趣。

·对学生疏忽或漠不关心的老师。男孩希望老师们不仅具备良好的教学能力，也能够关注到学生的热情。他们对于那些对自己不理不睬的老师会非常生气。

·缺少反馈的老师。男孩期望老师们对自己的努力学习有所反馈。如果需要的话，能承诺提供帮助，包括如果老师的授课方式对一个男孩的学习成绩不奏效的话，老师愿意调整自己的授课方式。

·无法控制课堂的老师。在很多方面，男孩会以不同的方式频繁地提到这一点，这印证了我们之前的一个怀疑，其实男孩真的希望让有能力的老师来管理课堂，这样他们能够更加专注于学习。

·不激励学生的或乏味的老师。不同于老师们对学科的热情和投入程度，老师们的授课方式对男孩至关重要。面对单调的校园生活，他们希望老师可以激励鼓舞他们。

·沟通欠佳的老师。有时候，男孩对老师没有任何特殊的厌烦；其实，他们只是不能理解老师，听不懂他们的课程。

很显然，我们也并未只从男孩的视角看待整件事情。当我们问老师们同样的问题，“如何解释师生关系的破裂呢？”老师和学生的理由没有一点是重合的。虽然，老师们对于没能修补好破裂后的关系表示遗憾，措辞表达也能让人感受他们的心碎。然而和男孩一样，他们不会将责任归结到自己身上。最后，他们还是把关系破裂归因到了学生身上，例如学生们的个人或家庭原因、心理问题、学习缺陷，或者在一些案例中，是由于文化压力所致。老师和教练强调，虽然成效并不显著，但他们也在努力克服这些情况。对各方的期待，他们已经做了所有专业范围内的努力，他们坚信导致这种失败的原因已远超出了自身的能力。

在学习关系中，关系的破裂并不少见。毕竟，不管是男孩还是老师们，生活的日程都排得很满，来自各方的压力也影响着他们不能全身心地关注校内关系。关系学者已经证实，在人际关系中，有一种循环是很常见的，那就是连接——失联——再连接。其中的断开并不会导致严重的后果。正如威尔斯利学院的精神病学家兼作者珍·贝克·米勒提出的，在关系教学法中，真正的挑战是“如何把一路荆棘转变为通往连接之路。”

看到在教室和各种学习关系中频繁出现的情感失联，我们想知道如何才能解决关系破裂的问题。从老师的角度来看，我们经常听到的说法是，修复关系的责任方在于男孩，他们会说“对这个孩子，我能做的都已经做了，接下来他要有所表示我才愿意继续做下去”。然而，在一所高中里，我们和一些顶尖的学生层领导进行了一次小组讨论，其中透露出老师们的这种观点。我们会发现，即使是这个学生群体中最有权利的人，在和老师的关系出现问题时也会受到一些损失。男孩觉得自己受到了威胁，感到不满。通常来看，他们不太能跨越这种年龄和权利上的障碍去进行关系的重建。反而更常见的解决方式是，他们会取消相应的课程或者逃离老师，一直忍受到学期末，有时可能会采取更加消极的态度。

那么，从实践性考虑，老师作为成年人和专业性人士，修复师生关系的责任理应落在老师身上。肯尼索州立大学的心理学家丹尼尔·罗杰斯将这种缺失的角色描述为关系管理者，总结出了三个确定的岗位职责：

·成为学科的专家，在学习上为学生提供帮助；

·时刻意识到与学生间的联盟关系；

·即时监管和修复关系中的“用力过猛”。

从我们掌握的数据来看，我们发现，能够与学生成功建立师生关系的老师不会期待学生在这段关系中承担与其同等的责任。他们会认为，男孩也很脆弱，全身心地投入一些困难科目的学习，已经尽了他们的最大努力。但是老师们作为关系管理者，他们面对的学生群体数量太大了，这也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其实男孩也没那么容易。当男孩受到攻击、担心害怕或是不堪重负的时候，他们的抗拒感会骤增，即便是最有耐心的老师也会被他们推远。因此，很多老师在与一个充满挑衅、捣乱又不听话的孩子对抗时，会采取防御自保的策略。出于对自身保护，老师们就默认自己已经做了期待的所有事情。这个时候，即使考虑到男孩自身的弱势，也应该由他们迈出下一步了。因此，我们会发现，在师生关系破裂的更深层次，是由于老师在这段关系中由管理转变为防御自保。一位老师对此的坦率承认，也证实了这种常见的现实：

坦白说，我为什么没能和这个学生建立良好的师生关系，是因为这个过程太让人疲惫了。我们之间没有什么共识，我也丝毫察觉不到他想建立这样一种联系。我知道，他可能在与家庭中的各种挑战进行抗争，但是他每天都是一张扑克脸。让人很难知道到底是什么在困扰着他。我思考这个学生的问题，我觉得他就是一个需要帮助的孩子，但是他又不想被帮助。我觉得，他喜欢上学，热爱运动，最重要的是他想成为一个强壮的少年。可能他觉得寻求帮助或者接受帮助是一种示弱的表现。我不得不承认，我觉得我也不想再做什么努力了。他对我和对其他人都是怒目而视，对待同学也没有礼貌，对什么事情都是一种轻视的态度。虽然对于老师或者教练来说很不愿意承认，但是我就是放弃了。所以，我确认他感受到了我对他的不喜欢。我判断，他对我也不是很尊重，也并不喜欢我。在我和他相处的前两年里，我感到很疲惫。我难以从对他的挫败感中恢复过来，他也能感受到我的情绪。他觉得很难处理这段关系，而我觉得我对他的付出已经足够多了。

相比之下，即使老师们感到挫败或消极，只要他们不放弃，不把修复关系的压力转嫁到学生身上，事情还是有转机的。例如，萨拉是一个数学老师，她所在的班级全是学体育的男生。这些学生从不把她当回事，上课的时候都坐在后面，有说闲话的，也有四处乱逛的。当萨拉批评他们的时候，学生们有时还会嘲笑她，在背后议论她。为了把问题的苗头在萌芽阶段掐断，她觉得一个叫卡尔文的男孩貌似是这个团队的小领导，于是放学后把他留下谈话。萨拉说，她发现了卡尔文身上潜在的领导力，但是担心他把大家带向一个负面或是具有破坏性的方向。在整个谈话过程中，虽然卡尔文不怎么说话，但他还是很有礼貌的。然而从那天开始，卡尔文好像泄气了一样，无精打采，不做作业，上课注意力也不集中，而且老师讲话的时候也不会看她。

不难看出，萨拉的“解决方式”让关系更加恶化了。在秋季的家长会上，她打算采取另一种方式再进行尝试。会议开始，她向这个男孩道歉，并向他的父母解释自己错误判断了他，可能有时让他感到尴尬，然后希望男孩能再给自己一次机会。尽管男孩在父母面前没怎么说话，萨拉开始注意到男孩的变化：他上课的时候开始听讲了，也按时交作业了，而且也不和其他男孩子乱逛了，这也使得他们吵闹的声音小了很多。趁热打铁，萨拉希望这段关系能更加令人满意，她会给男孩的学业一些建设性批评，同时也为他这一年课程上取得的进步喝彩。

就像所有优秀的关系管理者，萨拉操作的预设是：如果一种策略行不通，就继续尝试其他办法，直到找到有效的办法。除了她的自信和耐心，最令人振奋的是她的灵活性。她觉得这个问题就是应该由她来解决，她从未想过放弃，或者将责任转嫁到学生和学生家庭上面。

考虑到师生关系的破裂，教学压力的问题也就自然无法避免。伦敦大学教育学院的塔玛拉·毕比关注到了这个问题，她写道：“总是感觉被人关注，加上对于被看到、被重视和被认可的持续需求，好像一个人只有足够优秀才会值得被注意、被爱。所有的这一切让教室成了一个复杂并有潜在危险的地方，人们也会从这里感受到压力。”

有时候也确实奇怪，尽管教师这个职业需要面对各种复杂的关系和职业挑战，每年依然有大量的心怀理想的大学生选择成为老师。但是这些新老师的希望并非空想。在与一些退休的老师的交谈中得知，他们过去几十年都在和年轻人打交道，其中发生的很多故事充实了职业生涯。尽管教师行业存在挑战，但对于整个教学生涯来说，回馈也是丰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