盘子战争

也就是说，我不能放弃，我还是想知道该吃什么。

首先，从差不多每个人（不算布拉特曼）都会同意的东西开始。众多研究表明，我们应该吃更加天然健康的食物，而不是经过加工的食物，比如应该吃西蓝花，而不是法式炸薯条。另外，我们摄入了太多的糖和盐。而且，我们吃太多垃圾食品了。

我们每天吃的油炸食品和甜食就是灾难，我想差不多每个人都同意这点吧。我姑妈玛蒂用人们喜欢的那种缩写方式称其为SAD（Standard American Diet，标准美国饮食）。

有关营养学的很多东西几乎我们每个人都同意，但是也有很多争议的空间，和有争议的人。营养学领域就像议会，有两军对垒，而且几乎人人都会站队。

极左派保守地主张以植物为基础的饮食；极右派则激进地倡议低碳水、高蛋白的饮食。

目前，以植物性饮食为主的倡导者占多数。他们奉行的“圣经”是2005年出版的畅销书《中国健康调查报告》（The China Study），其作者科林·坎贝尔（T. Colin Campbell）是康奈尔大学的营养生物化学教授。这本书引人注目，是针对中国8.8亿人口长达20年的研究。该书认为：吃动物性食物不利于健康，会导致大量健康问题，如糖尿病、心脏病、乳腺癌、直肠癌、黄斑变性、骨质疏松等。最健康的饮食是完全不含动物性食物的，没有牛肉、家禽、鸡蛋、鱼和牛奶。但坎贝尔不喜欢称其为“严格的素食主义”，他觉得那带有政治意味。但是，从本质上来说，这就是“严格的素食主义”。这是一方观点。

另一方观点的代表人物，就是前面提到的盖里·陶比斯。他是一位非常有才华的记者，著有《好卡路里，坏卡路里》（Good Calories，Bad Calories）和《我们为什么会发胖？》（Why We Get Fat？）。他认为，低脂肪饮食就是骗子，本身建立在错误的科学基础之上。而事实上，美国在20世纪70年代就接受了低脂肪饮食，而肥胖症也正是在同一时代开始流行。陶比斯争辩说，有的人采用低脂肪饮食也有大肚子。

其实，真正的罪魁祸首不是脂肪，而是碳水化合物，尤其是精制的碳水化合物。陶比斯说过，“胰岛素的作用是促进脂肪存贮于脂肪细胞中，抑制脂肪分解。身体中的胰岛素水平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食物中碳水化合物的含量，即所消耗的碳水化合物的数量和质量。”可见，碳水化合物（也就是我们说的“糖”）含量越高，就越危险。陶比斯和他的支持者建议，尽可能地限制碳水化合物，尤其是经过加工处理的碳水化合物、高糖碳水化合物（如香蕉），以及含有淀粉的碳水化合物（如土豆）。相反，他们推荐吃更多的蛋白质和好的脂肪，比如蛋、鱼、瘦牛肉和部分蔬菜（如菠菜和西蓝花），但是建议少吃谷物。

我不是严格的素食主义者，我吃蛋和三文鱼，不过我不吃牛肉、羊肉和猪肉，我称自己为“准素食主义者”。现在我更喜欢另一个新潮的词语——弹性素食主义者。

我倾向于这种方式有两个原因。

第一，我有偏见。我从小就被可爱又古怪的姑妈灌输反肉食的信息。

她给我看过屠宰场的恐怖录像，还告诉我“肉里面有各种致癌物”。她还使出浑身解数把动物性食物做得极其难吃。如果我想吃冰淇淋了，她就会对我说：“你喜欢人体黏液吗？冰淇淋就是凝固了的黏液。”如果我在吃蜂蜜，她会问：“蜜蜂的呕吐物好吃吗？”

姑妈反肉食的热情令我难忘。记得有一次在爷爷家吃晚餐，整个大家族成员都在那儿，而姑妈拒绝在那张有肉食的桌子上吃饭，大家族里有一半人表示理解并支持，而另一半人则表示想吃鸡肉。最后，我们不得不摆了两张餐桌，一张桌上有肉，一张没有。爷爷奶奶不愿意因为选边得罪人，所以就在中间支了一张桌子坐下，成了吃饭的“非军事区”。

第二，专业的事情，我更愿意接受大多数科学家的看法。

我这种半盲目的接受，是科学知识玄秘化的不幸结果。如果我生活在19世纪，那我自己就可以判断孟德尔的豌豆研究是否有意义。但是，要说到血液C反应蛋白比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水平能更好地检测心脏病吗？我就得费劲地花几个月的时间来回答。还有，如果美国国家科学院研究发现97%的气候学家认为全球变暖是人为造成的，那么我也接受他们的观点。

科学不是完美的，会受到偏见和欺诈的影响。只不过，利大于弊。

现在的大多数科学家主张植物性饮食，减少动物性脂肪和蛋白质的摄入量。美国农业部2011年的膳食指南也逐渐转向以植物性食物为主。在过去，一些营养学家猛烈攻击美国农业部的食物金字塔，因为它受支持肉食的农业说客影响太大，其最新版本推荐了最低限度的动物蛋白摄入量，在《2011我的餐盘》（2011 My Plate）上可以看到。其中，这本书提到蛋白质只占理想膳食的20%，还强烈推荐多吃豆类。

但是，我也没有忽略陶比斯的忠告。他对碳水化合物的反对很有说服力，这一点也影响着我的饮食。现在，我除了花菜和吸管，很少把白色的东西放进嘴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