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做承诺”的状态和成年早期

当然，每一代都会有抗拒遵循成年人惯例的年轻人。在一本名为《未做承诺的人:美国社会异化的年轻人》（The Uncommitted：Alienated Youth in American Society）的有预见性的书中，肯尼斯·凯妮丝顿(Kenneth Keniston)描述了一群年轻的大学生，尽管他们身份显耀（都是哈佛的学生），但却对社会深感不满。这群被称作“异化的学生”，几乎对他们身边的所有主流价值观、社会角色及生活习惯都表现出愤世嫉俗的态度。尽管他们都受过良好的教育，并且极善表达，但是他们却没有更远大的信仰或人生规划。肯尼斯在书中写道，他们的异化具有意识形态的特征：这些学生已经作出了有意识的、理性的选择，让自己继续处在这种“未做承诺”的状态。

虽然《未做承诺的人》这本书在出版时引起了人们广泛的关注，但书中所描绘的那些年轻人，依照凯妮丝顿所描述，“并不是典型的美国年轻人”，他们在群体中只占很小的一部分。即使在那些有见识的同学之中，他们对于种种社会弊端所表达的充满理智的怀疑和批判，也属于明显的极端。同龄人中很少有人认同他们的不满意识。尽管这些“未做承诺”的学生让人非常感兴趣（或许是因为他们看上去好像是对即将发生的事情的预言者），但从更广阔的层面来说，他们对于美国当今社会的意义并不明了。

当今年轻人的“承诺缺失”和凯妮丝顿所描述的状况还有很大不同。这并不是美国20世纪中期那些异化的年轻人所表达的激进思想。当今的“未做承诺”没有任何个人、社会或政治的观点，它没有任何关注点或目标。正是这种无目的的方式，使得这种“未做承诺”显得更加“纯粹”，甚至对“未做承诺”状态本身也不做任何表态。既不是为什么而献身，也不是反对什么，而更像是“某些事物的缺席”——就像是一幅全景图中有一个空白地带。如果换一个时间和空间，这里应被充满活力的活动所填满。

其他研究者也发现了这一趋势，但他们在对这一现象的看法上要比我乐观一些，对此也有不同的解释。例如，心理学家杰弗里·阿内特(Jeffrey Arnett)在他的书《步入成年》（The Emerging Adulthood）中以一种敏锐的观察作为开篇：“在过去的几十年中，美国社会的年轻人中发生了一场无声的变革，它发生得如此悄无声息，以至于要慢慢地、一点一点地才被人们注意到。”阿内特还指出，鉴于青春期已经被大幅延长，我们需要为这一新的人生阶段命名。他将其称为“成年早期”——间接指的就是这场“无声的变革”。

阿内特对这一现象持相当乐观的态度，没有掺杂半点矛盾情绪：“身为今日美国的年轻人，就要经历兴奋和不确定性，经历开放的可能和困惑，经历新的自由和新的恐惧。”在阿内特看来，现在延长的“早期阶段”也存在积极的一面，那就是为年轻人提供了一个好机会，使其能更好地规划未来，以便让自身的特殊才能、兴趣和愿望获得更好的实现。但我想说，这种乐观仅适用于一小部分年轻人。对于其他的年轻人，增加对他们的关注，才是我们更恰当的回应。

我也不认为像一些人说的那样，我们普遍把年轻人逼得太紧了。斯坦福大学的心理学家马德琳·莱文(Madeline Levine)将年轻人的缺乏方向感归咎于“过高的期望”“父母的压力”以及“家庭的富裕”。我个人的观点是，正是在较高的期望下，年轻人才能茁壮成长（我在10年前写过一本关于这一主题的书），这样父母才能把注意力更好地放在孩子身上。至于说家庭条件富裕与否的因素，我们的研究发现，在富裕家庭和不富裕家庭成长的年轻人，都有着相似的模式：小部分来自富裕和不富裕家庭的年轻人有着强烈的方向感，并且能全身心地投入到自己所做的事情上；大多数年轻人都在寻找一些能给生活带来积极意义的东西；在两种家庭背景中，只有极少数人不会表现出任何迹象想要努力寻找一些有意义的事情。所以我认为，我们不必拘泥于这些解释，而要从更广阔的层面对问题进行看待。

这就是目标所发挥的作用。我们必须要引起重视，因为如果在生活中找不到明确而可靠的目标感，它所带来的颓废感就会持续很长时间，甚至是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