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面的榜样

学校里的教育，必须通过学校外的一些正面案例来强化。年轻人总是通过观察成年人来获得提示，看什么是值得追求的，以及最好的追逐方式是什么。如果成年人倾向于愤世嫉俗和自私自利，那么我们可以肯定，孩子们就会获取这样的信息。遗憾的是，我们身处在一个很多公职人员树立了糟糕榜样的年代。公职人员应该为年轻人展示一个令人钦佩的模范榜样，这点在近代的政治评论家看来，已经不抱什么希望了。在又一次曝光近年来几乎是无休止的丑闻事件之后，一个知名博客提出了对政治家和公职人员的这样的观点:“总会有污点，若非贪污，就是违背原则的行为，认为他们是道德领袖的想法简直太愚蠢了。”《纽约时报》的一位专栏作家则指出，她希望这些官员能够通过好的法律条款，作出明智的决策。她用一种无可奈何的语气写道：“我们并没有‘雇’这些我们选举的官员去塑造孩子的品格。”

如果这就是我们今天对政治领导者的主要看法，如果我们已经对自己的想法（认为他们可能代表着不道德行为）听之任之，那么学生对主流政治毫不感冒，还有什么好奇怪呢？我们当然没有“雇”政治领导者负责塑造孩子的品格，但我们有权期待一种可敬的榜样行为，可以成为任何市政领导者工作职责的组成部分。政治领导力，归根结底，不仅是关于特定任务或服务的履行，至少和这些同样重要的，是领导者所促进的公共精神。希望我们的领导者能够促进公共道德精神，绝对不能算是“愚蠢的”。毫无疑问，年轻人敏锐地观察着社会当中这些有权势、地位的人，他们自身的态度和行为也会因他们的见闻而受到极大影响。

让问题显得更加严重的是，新闻媒体经常大肆渲染政治领袖的丑行，而不是以负责任的方式进行报道。当下这种“狗仔队式”的新闻报道也许能让报纸大卖，也许不能（在行业里对于这一点尚存怀疑，尤其是看到发行数字的逐渐下降），但几乎毋庸置疑的是，这样的报道会导致所谓“愤世嫉俗的螺旋式上升”，这是一位媒体评论人对已经影响整个社会的政治参与的描述。同样的，还是那些正在对社会及其管理者形成第一印象的年轻人，受到的影响最大。

不仅如此，这个问题的影响还超出了政治领域的范畴。大众媒体常常把企业的商业行为描述成只不过是一心只想谋私利的贪婪行为，领导者以腐败的、无情的，但却刚好能逃脱惩罚的方式操纵着这些行为。在电视和电影里，商业人士最常被刻画成贪婪的、不诚实的，或是彻头彻尾的恶棍。一项关于电视媒体如何描绘企业领导者的研究发现，“在黄金时段里播放的电视剧中大部分的首席执行官都被描绘成犯了重罪”，而且好莱坞普遍是以贬低而不是欣赏的角度来描绘领导者。在我们社会的其他领域，媒体的报道会凸显体育明星、艺术名流以及其他知名文化偶像的坏毛病，但同时，媒体也在美化着这些名人，这就给年轻的观众传递了一种确实让人难以辨别的信息。

以上这些没有一个在年轻人找寻目标上发挥了建设性的作用。实际上，就找寻积极的榜样而言，现在的年轻人最好将目光从主导着大众传播的媒体上移开。在任何一个社会，媒体工作者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报道公众需要知道的并依此作出决策的信息是很重要的。那些诚实、勇敢地报道公共事件的记者，本身就会成为年轻人公民意识方面的正面榜样。而当报道的天平从充满活力的“调查”转变为服务自身的哗众取宠时，年轻人会看穿这一点，从此不再认真对待新闻报道。这不仅会助长年轻人愤世嫉俗的心态，还会让年轻人相信，他们几乎很难——如果有的话——在公共领域找到积极正面的榜样。

如果想要让年轻人渴望成为最充分意义上的积极公民，他们所观察到的公众人物必须散发出一种目标感，并且不要以那么明显的方式表现出自私自利行为。同样的标准也适用于公众视野范围内任何一个职业领域的领导者。当然，这些要求不能凌驾于基本法律之上（尽管是比这里所说的标准更低的一些要求，有一些人还是很难遵守）。令人钦佩的公众行为必须变成个人自觉的意识和良知。公众人物必须理解并履行他们的职责，树立积极的榜样。他们必须认识到他们的行为在年轻一代人身上的影响，年轻人一直会看着他们；他们必须使自己的言行保持一致。他们还应该努力去传达自己的目标感，对于他们想要达成什么样的目标这类问题，必须要清晰地、坦诚地回答。如果网络、纸媒和广播在报道我们的社会里具有影响力的人物时，聚焦在“什么对他们来说是重要的”以及“为什么”，而不是关于他们的“不法行为”和“过失”，那么挡住年轻人视线的愤世嫉俗面纱将会被掀起，年轻人将能认识到在社会中做一个完整意义上的公民意味着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