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章

为年轻人打造有目标感的文化

即使对于养育条件最好的孩子，更广阔的社会才是起决定作用的因素。如果一个社会中有着丰富的高尚信仰和实践，年轻人就会去追求伟大的志向，并对自己能做什么以及能为这个世界做什么有更多的理解。如果是愤世嫉俗盛行的社会，会使年轻人的意志消沉，削弱他们的抱负心，使他们获得有目标感的人生的希望变得渺茫……

培育年轻人目标感的核心之处存在着一对根本矛盾。年轻人必须发现源于自身兴趣和信仰的独特目标。然而，他们的探索也需要借由生活中其他人的指导，他们所发现的目标不可避免地会受到自身所处文化环境中价值观的影响。矛盾在于，目标既是绝对的个人现象，同时又不可避免地是社会现象，它是在内部建构的，却是在跟他人的相互交往过程中显现出来的。它是向内审视，同时向外探索的产物。当目标完全确立的时候，既反映了自我真正的抱负，同时也反映了自我之外的世界的切实需求。

因为这个原因，那些想要帮助年轻人找到目标的大人们，就处在一个比较尴尬的位置。我们不能把一个现成的目标呈现给年轻人，期望这个目标与他们轻松匹配。然而，我们可以做并且应该做的，是指引他们接触一些有启发的想法，以及汇聚各种想法的源泉——人、书、社会文化组织。这些想法和源泉能给年轻人带来启发和激励，使他们找到适合自己的道路。当然，我们也可以为他们创造条件，帮助他们依靠个人努力去构建目标。

正如我们在上一章中所看到的，父母在这一过程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但是不能只依靠他们。即使对于养育条件最好的孩子，更广阔的社会才是起决定作用的因素。或好或坏，我们便捷的大众传媒在持续地传递着社会的主流价值观。有害或堕落的文化环境会削弱父母的影响，而健康和充满活力的文化气候会鼓励父母对孩子的指导。如果一个社会中有着丰富的高尚信仰和实践，年轻人就会去追求伟大的志向，并对自己能做什么以及能为这个世界做什么有更多的理解。如果是愤世嫉俗盛行的社会，会使年轻人的意志消沉，削弱他们的抱负心，使他们获得有目标感的人生的希望变得渺茫。在几十年前托马斯·曼(Thomas Mann)曾观察到这样一个品质低劣的社会，他写道:

一个人不只是作为个体过着自己的生活，同时也是过着他所处这个时代的生活……各种各样的个人目标、结果、希望和前景从他的眼前掠过，在这之中，他可以获得追寻目标、实现志向的动力。现在，如果他的生活、他所处时代的生活的核心都是空乏的，没有什么可以滋养他的梦想，如果他内心里面把这当作没有希望的、老朽的、无意义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一定程度的人格不健全是必然会发生的。

回到上一章中本·斯坦所提到的问题：那些没有资源为孩子提供最好的帮助的父母该怎么办？大多数父母努力付出的对象只是自己的孩子，这是正常的，也是可以理解的，但这就把这个缺口留给了更广阔的社会，需要社会有能力为所有年轻人追寻目标创造良好的条件。如果孩子不够幸运，没有能细心照料他的父母，该怎么办？或者孩子根本没有能履行职责的父母，该怎么办？这些孩子需要其他资源的支持。一个良好的社会要能提供这样的支持，因为所有年轻人都应当有机会过上有目标感的生活。此外，如果疏于照管的年轻人没有找到可以投身的积极人生目标，他们可能会去做一些不具有建设性的事情，反过来会让社会不得安宁。一个能够给年轻人带来目标感文化的社会，会成立一些公共组织，一方面提供生活辅导，一方面可以展现有目标人生的积极愿景是怎样的，以及提供追寻这样的人生所需的实践知识。

建设这样一个社会并不需要任何乌托邦式的梦想，也不需要政府命令下的严格管控系统。目标感文化的构建，以及持续地再构建，需要从多维的细节层面入手，需要个人和机构承担起责任，从他们话语、行为、树立的榜样中传递出这些价值观。对于政府，特别是地方政府来说，完全可以通过与这些个人和机构合作，来发挥建设性的作用。但不能是通过自上而下的项目或强制性的立法方式来培养年轻人的目标感。目标感文化是无法被强制培养的。

目标感文化并没有物质上的先决条件。我们知道年轻人对目标的找寻贯穿在各个年代，不论是在好的时代还是坏的时代，在经济富足的时代还是经济萧条的时代。在20世纪30年代经济大萧条期间，家里人要团结在一起，也需要年轻人施出援手，其中很多年轻人后来都成为极有成效和责任感的公民，为社会作出了极大的贡献。战争、流行病、饥荒，以及各种能够想象到的艰难时刻，事实上都成了那些忍受住这些困难的人们孵化出目标感的温床。我们可以肯定，成功适应这些艰难处境的年轻人，一定能从他们身边的模范人物，以及这些人物所呈现出的更广泛的目标感文化中获得指引和鼓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