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越急功近利的文化：在社区和媒体中

在年轻人花费时间较多的其他方面（我们的社交活动和对大众文化的吸收），情况又如何呢？年轻人又会受到什么样的引导呢？这是年轻人在成长过程中最大的机遇。一些运气好的年轻人会遇到成人导师，带他们接触到能激励他们的目标，了解实现目标的切实方法。还有一些年轻人会从我们的媒体和教育机构制作的最高水平的关于艺术、历史和文学作品的介绍中获益。

但当今很多的年轻人仍会处于漂泊状态，缺乏机会或是被鼓励有这样的接触。他们将任由媒体来摆布，而媒体展示的是我们社会中最粗俗、轻浮和功利的部分。随机浏览目标人群设定为年轻人的网站、有线电视节目、畅销书以及音乐，都会看到众多品位低俗之处，多到足以塞满一座仓库。我们当前的大众媒体向年轻人推销方式完全可以说是“竞相奔向底线”。

最近文化中涌动的对目标的关注，本身就发人深省。正如我们在第2章一开始所提到的，在古代，生活需要目标的理念已经汇聚在科学和文学作品中了。而在我们的社会中，关于目标的信息还显得太过缺乏，特别是在我们养育和教育孩子方面。当代作家开始关注这个关乎人类繁荣发展的不可或缺的部分，难道是因为，不管是有意识的还是无意识的，我们组织家庭和社会活动的方式已经使其遭受了危险？

我说这些并不是想要抗议当代文化的衰退（事实上现在已经有足够多的媒体评论家乐于发挥这样的作用了），我想要指出的是，年轻人的文化适应能力不会自然出现。成年人必须积极创建一种健康的文化环境，既要有约束，又要能带来激励。年轻人从他们所接受的文化信息中能领悟“边界”（什么是允许做的，什么是不允许的），同时还能找到积极的榜样（在谋求成就和自我实现时具体该怎么做）。如果想要让年轻人找到积极的人生方向，那么成人就必须给社区内的年轻人提供“社会化的学习”。如果我们让年轻人有机会接触这类社会化学习，让年轻人试试看，那么一些人就能够依靠自己的力量找到卓有成效的路径，当然还有一些人可能会迷失，或是被文化当中很多腐朽的东西所误导。

设想，一位年轻人正在寻求关于职业道路选择的建议，正如我们前面提到的，“中学”因准备不足而无法提供，也极少发现哪个“大学”在这方面有较多的投入。“父母和亲戚”也许能提供一些有帮助的指点，但他们中的大多数人要么对当下的职业缺乏足够了解，要么是带有个人的倾向性（“你应该到我们这个行业工作”），在年轻的听者看来，这些大人因不具客观性而是不值得信任的。这样一来，年轻人就只能凭借透过大众媒体视角所观察的那些东西。好莱坞呈现给他们的是经过美化的、缺乏深度的职场人士形象，无法揭示对现实世界的种种关注，以及不同职业带来的现实挑战是什么，又会带出什么样的机会和回报。至于书籍，2006 年个人理财类荣登“畅销榜”的两本书，毫不掩饰地传递着这样的信息：唯一值得人们去追求的职业，就是那些能带来巨大财富回报的职业。其中一本书对比了一位成功的企业家和一位老师，后者被描述为最终成了一个穷困潦倒的人。另一本书更是不加掩饰地评论道:“中产阶级不过是在他们的领域里做得差不多的，而穷人就是在他们领域里做得很糟糕的。”即使是对富豪不持敌对态度的《华尔街日报》，在这本书的评论中也抱怨道:“各地的警察和修女会对这样的观点表达愤怒，这是完全合理的。”但仅有极少数的年轻人能像资深的书评者那样，有着丰富的经验或成熟的判断。一旦他们接收了这些信息及类似的文化信息，他们就可能得出这样的结论：大多数他们可选择的职业，都是为失败者准备的。其实，其中很多职业是对社会很重要的，并且能够给投身其中的人带来深深的满足感。

这对于那些处在人生十字路口即将进入成年阶段的年轻人来说，没有任何帮助。不但没有帮助，事实上还会造成有害的影响：这个观点事实上是错的，会将人误导上歧途并让人感到泄气。真正有帮助的，是能够将年轻人的注意力从短期的、不相关联的目标上引开的方法，而不是那些不能带来持久的满足，转而去追寻能在当下和未来给个人带来意义的目标。从更广的范围来看，年轻人还需要接收到能够鼓励他们积极参与社会活动的文化讯息。正如我在之前提到的，由于看到了媒体中对公职人员的报道，很多年轻人丧失了对公民和政治的兴趣。

无论是我们的媒体，还是政府领导人，对当下年轻人关于公民生活的态度一直都缺乏足够的关注。在我们的主流文化中，无论是学校、媒体还是其他机构，都没有把“鼓励与公民社会建立积极的联系”作为优先考虑事项。唯一的原因就是我们没有看到对于一个人的长远发展来说最重要的东西是什么。我们必须重新获得更有远见和更为开明的视角。正如在早先年代受人尊敬的国际领导人达格·哈马舍尔德(Dap Hammarskj?ld)曾经说的：“只有将目光投向远方的人，才能找到正确的道路。”作为成年人，我们的职责是在充满不确定性、让人感到困惑并且越来越愤世嫉俗的时代，为年轻人提供富有远见的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