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受目标困扰者

如果不对“目标在脱离道德和伦理的束缚后可能导致的恶果”进行开诚布公的讨论，那么对人类目标的论述就是不完整的。在一些悲惨的案例中，一些人看似是被“目标”所驱动，但却对自己和他人造成了可怕的伤害。可以肯定的是，那些将人们的追逐引入歧途的反社会“目标”和那些激发人们面向积极结果的“目标”之间，存在着显著的区别。但这两种目标——亲社会和反社会——也有相似之处，特别是在激发年轻人的活力和**方面。因为当下有为数不少的目标明确的年轻人在从事着大量的破坏活动，且没有减少的迹象。对我们来说，尝试去全面理解可能激发他们行为的动机，以及识别这些被误导的目标产生的根源，就显得十分迫切了。

每个暴力案例都有其特殊的状况。青春期的恶意行为通常是由多重因素造成的。想要对这种行为有一个全面的解释，需要将可能涉及的所有社会和心理问题都进行讨论。在这里，我不打算做这种全面的探讨，将只专注于被错误引导的目标感可能产生的作用。在此要声明一点，其他不良社会和心理因素也可能造成类似的事件。

2005年7月7日，四次连环爆炸使伦敦公共交通系统陷入瘫痪。前三颗炸弹几乎在同时爆炸，摧毁了3节地铁车厢，一个小时后，第四颗炸弹在一辆双层巴士上爆炸。这次爆炸袭击共造成56名乘客身亡，将近700人受伤。英国政府确认四个年轻人——一个18岁、一个19岁、一个22岁，还有一个30岁——是这次袭击的实施者。4个人都在这次爆炸中身亡。通过英国国会下议院提供的一份有深刻见解的政府报告，我们得以窥探这四个年轻人的内心世界。11

一项引人注目，甚至是让人震惊的观察结果是，他们的成长背景“看上去没有什么不同”。他们早年的生活经历看上去与同龄人没有差别，他们在爆炸案前的很多特殊行为也是完全合理的。这四个人中最年长的，也就是报告所认定的主谋，在人们记忆中“安静、好学，并且从不惹麻烦”。另一个人是“成绩优秀，并且是一个有天赋的运动员”，这个男孩在学校给人留下的印象是“安静、友善、成熟、谦虚，在同学中很受欢迎”。第三个人是“一个聪明的孩子，在学校里成绩很好，并且很擅长运动”。事实上，这几个人都热衷于运动，并且参加了一些外向型的运动，如皮划艇、漂流、露营等，这些通常都是年轻人健康生活方式的一部分。

但他们的生活中也包含了一些干扰因素，超出了正常范围。报告指出，“（主谋）的性格后来发生了微妙的变化……有人说他变得话越来越少，越来越内向。有那么几次，他表现出反常的偏执，不同于过往随和的风格”。他的偏执源于他和其他三个男孩开始接触并对他们产生影响的极端主义观点。在他们采取行动的前夕，伴随这个男人对这些极端主义观点变得更加狂热，他们录制了视频，以陈述驱使他们作出这些行为的理念。他们的陈述极富理想主义色彩，有着可怕的超脱感，如，“我们的动机不是来源于这个世界上有形的事物……而是臣服于一个真正的上帝”，以及“我们对死的热爱，正如你们对生的热爱”。之后的声明中提到殉道者的价值，据报告称，这正是驱动这些年轻人的核心意识。

不可否认，这些年轻人所体验到的“驱动力”，与投身于亲社会目标的年轻人所陈述的感受在某些方面是相同的。这些年轻的英国人所宣称的动机，彰显在他们的言论中，“对他们理念的强烈执着，一种想要‘改变’世界的热切渴望，一种想要纠正他们所觉察到的不公的意图，以及支撑和引导他们执着于此的精神信念”。此外，这些被误导的年轻人很像那些高度投身于亲社会目标的人，“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保持他们的专注”，并且“安排长期的计划以完成他们的使命”，最后一点是，这些年轻人受到他们所欣赏和效仿的成年导师的榜样和宣扬思想的极大影响，这一点也和具有亲社会目标的年轻人非常相似。在上述所有方面，带有反社会目标和亲社会目标的年轻人都有着共同的特质，这些特质在缺乏目标的年轻人身上是看不到的。

这两类人最大的不同，在于他们选择的目标本质的差异。选择亲社会目标的年轻人是积极向上的，他们不会颂扬死亡或毁灭。亲社会目标的年轻人也不会把暴力当作追求终极目标的合理方式，不管这一目标有多么高尚；他们也不会在追逐这样的目标时，把他人生命看得无足轻重。相反，他们会把他人的生命视为自己要去保护的终极目标。至于他们自己的生命，他们已经做好了充分的准备，打算全身心地投入他们所选择的事业中，但他们并不希望目标的实现是通过死亡，而是以一种能够让他们感觉到“自己是谁”以及“想成为谁”的方式活着。这种方式，和他们最近才建立的自我认同是相一致的。

1999年4月20日，在大西洋的彼岸，两个男孩埃里克·哈里斯(Eric Harris)和迪伦·克莱伯德(Dylan Klebold)在臭名昭著的科伦拜校园枪击案中杀害了12名同学和1名老师。这两个男孩跟伦敦自杀性爆炸袭击中的年轻人相比，在心理特点和理念信仰等很多方面都有不同。但他们有一些共同之处：一种想要改变世界的热切渴望，对死亡的颂扬，精神上对其行为的认同感，在很长的时间内维持其决心的能力，将他们的长期计划付诸行动的能力，一种受先前事例影响的倾向。一个男孩在他的日记本中写道：“我想要在世界上留下持久的印记。”12另一个男孩在他的“遗愿”中写道：“如果生活不带出一点死亡色彩，那还有什么意思呢？”

哈里斯和克莱伯德留下了多达900页的文件，描述他们遭遇的委屈和种种报复计划。此外，他们还建了网站，制作了视频，宣扬他们被夸大的伤感，比如“我们将要发起一场受剥削者的革命”。13 其中很多文件可以追溯到发生枪击案的前一年，有证据表明这两个男孩为了实施这场暴行进行了相当长期的谋划。他们经常会从古典文学中引用话语，在实施枪击前的最后几个小时，在为自己录制的录像带中，就引用了有宗教意义的词语“最后审判日”和“末世”。

如果这些男孩追求的是亲社会目标，他们所有的活力、谋划以及热情的坚持，将会是为崇高目标所激励的年轻人身上所呈现的完美特质。当然，这些男孩无疑在很多方面都受到了困扰，他们反社会的目标感也是在受困的环境中培养出来的。多年之后，当专家们审视这些悲惨而聪明的男孩留下的大量文件时，将会对他们在计划和实施这场枪杀案时的心理健康状况有更充分的了解。而就当下而言，我们必须得出结论，尽管“亲社会目标”和“反社会目标”表面上有很多相似之处，但在本质上却有如此多的不同，实在不能相提并论。在关于如何改变世界这个问题上，两种目标派生的是两种截然相对的联想；在关于他人应该被如何对待方面，这两种目标的假设也有着鲜明的对比。最重要的是，亲社会目标是肯定生命的，遵从传统道德、伦理和法律的标准；反社会的目标颂扬死亡，对任何可能妨碍他们恶意企图的标准都视而不见。

年轻人可以通过很多不同的方式选择反社会目标，但在很多类似的案例中，有一件事情是可以肯定的：年轻人没有足够的机会去寻找一个亲社会目标，若是能找到，就可以预防他们受到反社会目标的**。任何空虚与无聊，无论是身体的还是心理的，最终都会被填补。如果我们不能给年轻人提供积极的指引，激励其行为，那他们可能就会去寻找不那么积极的指引。很显然，在“觉察”我们的孩子是否，以及如何发展人生的目标感时，所有的成年人以及教育工作者都必须密切留意年轻人出现任何的反社会倾向。

找到崇高目标的年轻人通常是乐观的理想主义者，不会表现出愤怒和自我吹捧。他们会学习如何将自己的理想主义转变为现实主义，但是，他们不会将自己的理想主义转变为愤世嫉俗或虚无主义。他们无疑会避免可怕的、自毁的、暴力的倾向，因为他们已经找到了能够激励他们的目标，并用积极的活动充实了他们的生活。

在我们的研究中，我们想要描述当下年轻人找寻人生目标的情况，同时想要明确一些人之所以取得成功的关键因素。我们想要确切地指出父母和社会具体能做些什么，以便最有效地帮助年轻人走上正轨。为了这一目标，我们决定对12个年轻人进行深度访谈，我们认为他们是目标非常明确的人：有着很强的动机、积极参与、快乐，高度专注在追求的事业上，在其中找到了最有意义的目标。研究的结果是令人满意的：在每个案例中，我们都能够找到一系列能给他们带来帮助的关键性因素。在下一章中，我们会详细了解这些因素，以及它们所起的作用，在其中也会说明为何当下社会让如此多的年轻人走向失败。接着我们会探讨父母和其他成年人，如何才能最有效地帮助年轻人找到自己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