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弄 潮（1955~1956）
1955年春天，毛发现，必须除掉党内的一个对手。邓小平在党的会议上，发动了一场反对“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斗争，宣布包括高岗在内的党内一个小集团反对党的最高领导，高岗还“企图建立东北独立王国”。他“不但不向党低头认罪，反而以自杀来表示他对党的最后的背叛”。
赫鲁晓夫是那些对高岗事件的官方解释表示怀疑的人士之一，他评论说：“我非常怀疑高岗是否自杀，极有可能是毛把他掐死或毒死了。但这些疑虑看来是没有根据的。另外一个关于高岗之死的说法是，在一次质问当中，他拔出手枪，大声说道：“如果你们这些同志对我什么都不相信，我将在你们面前自杀。”但是他被坐在旁边的政治局委员夺下了武器。毫无疑问，当高岗第二次试图这样做的时候，他成功了。在中国，自杀是传统的最后的反抗行动。
高岗事件对毛的领导地位构成了严重威胁。毛泽东后来说，高－饶事件是一场八级地震。但不管高的野心究竟是什么，毛已经决意开展反对高岗的运动。
据说，毛打算把他的亲信派到高岗控制的东北地区，担任最高领导人。而且他还要求清除饶漱石及其亲信，当时饶是负责上海地区工作的领导人。他们都是毛所说的在抗日战争时期探听日本对于建立反对国民党联盟意见的秘密行动的仅有的几个见证人。
在一次讨论有关批判高岗问题的会议上，毛泽东发表了讲话，他对他的同事们说，即使是你崇敬的人，如果他的思想是错误的，也应该同他进行斗争。毛提到了个人的态度问题，这主要是针对那些经过长征并参加1935年创建陕北革命根据地的老干部的。他说：
对不符合党的原则的，就应当保持一个距离……不能因为是老朋友，老上司，老部下，老同事，同学，同乡等而废去这个距离。在这次高饶反党事件中……都有过许多这样的经验：只要你以为关系太老了，太深了，不好讲，不保持一个距离，不挡回去，不划清界限，你就越陷越深，他们那个“鬼”就要缠住你。所以，应当表示态度，应当坚持原则……要有名有姓，哪一个部门，要指出来。你没有搞好，我是不满意的，得罪了你就得罪了你。怕得罪人，无非是怕丧失选票，还怕工作上不好相处。你不投我的票，我就吃不了饭？没有那回事。其实，你讲出来了，把问题尖锐地摆在桌面上，倒是好相处了。
在1955年3月的这次会议上，毛在经济政策上的一些想法遭到了反对：大部分同志赞同刘少奇的更为谨慎地发展经济的做法。为此，毛建立起了他自己的反对党，以钳制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中妨碍实施他的政策的大部分同僚。在这种情况下，毛做出了任何统治者都做过的事情，他组建了自己的“近卫军”。
中央委员会已经有了自己的办公厅，承担毛的日常秘书工作，军队也有一支特别部队，这就是后来的8341部队，它是毛的个人警卫武装。这支部队的一些老战士在毛死后回忆说：
“为了更好地了解农业合作化的详细情况和国家对粮食统购统销的情况，毛主席要求我们从每个县挑选一个人到他的警卫部队来工作。他通过这些人探亲回家所做的一些调查来了解农村一些地区的情况，从而了解当时全国的形势。
1955年5月，毛为这些战士布置了一项新的政治任务。
他说：“你们都是做警卫工作的，我现在给你们加一样，就是调查工作……你们要有三个任务：一个保卫工作，一个是学习，再加一个调查工作。”
“我们拟个章程，”他告诉那些准备回家乡做调查研究工作的战士们说，“对人要谦虚，对父母，对乡村老百姓要尊重，要尊重区乡干部，别摆架子。谦虚就可以调查出东西。”
这批战士按时出发，并给毛带回了许多信息。
“1955年7月下旬，第一批调查的同志回来，毛主席一连三天，用了十个多小时的时间听取汇报，并把汇报的同志留在家里一起吃饭。毛主席仔细地询问农村生产生活等情况，一字一句地看同志们写的调查报告，还把报告中用错了的字和标点符号一一改正过来……有的同志在汇报时，把从家乡带回来的农民经常吃的谷面饼子拿给毛主席看，毛主席看后吃了一些，并且告诉身边的每个同志都要吃一点。
一天，当从湖南和湖北回来的战士汇报家乡的情况后，毛主席非常高兴地说道：“了解两个省六千万人口的情况，用了三个钟头。这个办法实在好，通过你们和广大农民联系起来了。”
他伸出三个指头继续说：“你们见到农民，我看到你们，就间接见到农民，就离这么远。你们是武装起来的农民，有了阶级觉悟。”
这些警卫战士不仅被派回家乡搞调查研究，而且还要求他们给家里写信。毛告诉他们：“以后你们两个月写一次信，内容是家里有没有吃的，生产情况，合作社情况，每年写四五封，回信拿给我看，那我就消息灵通了。
毛和他的同事们之间的分歧是，在当时是否具有通过开展大规模的合作化运动，带动全体农民进入农业集体化的第一阶段的胆识。这种做法以前曾经尝试过，但没有取得成功，毛还想再试一次。然而许多农民强烈反对这样做，政府所规定的粮食定额给他们造成巨大的压力。由于缺乏有效的物质鼓励办法，农业产量下降，并且最终影响了工农业生产和国家建设。负责农业的官员们，尤其是毛的老战友—邓子恢，认为应该放慢合作化运动的步子。1955年上半年，在刘少奇主持召开的一次会议上，接受了邓子恢的观点。
但毛绝不向大多数人低头，即使是他的亲密同事。7月份，他召开了一次有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参加的会议，想说服他们接受他的加快农业集体化的计划。他坚持认为，“在全国农村中，新的社会主义群众运动的**就要到来。我们的某些同志却像一个小脚女人，东摇西摆地在那里走路，老是埋怨旁人说：走快了，走快了”。
毛无法理解，为什么建立合作社的计划执行不下去或者不能加快实施。为什么社会主义建设到1957年还不能基本完成。
反帝和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已经完成，没收了地主的土地，并把这些土地分配给了农民。“但是这个革命已经过去了，封建所有制已经消灭了。现在农村中存在的是富农的资本主义所有制和像汪洋大海一样的个体农民的所有制。大家已经看见，在最近几年中间，农村中的资本主义自发势力一天一天地发展。
毛不顾党外专家和党内高级干部的反对和劝阻，置中央委员会于一旁，把全中国都投入到一场迅速完成合作化的运动中来，农民们的私人工具，甚至他们的劳力和土地都集中在一起，用以体现公有制的优越性。
此后毛的同志们一致认为他是正确的，并承认**已经到来。在10月份召开的中央委员会扩大的第六次全体会议上，刘少奇做了自我批评：“我没有提倡和认真地研究……合作化运动……这是错误的。
毛就中央内部发生的激烈而广泛的讨论作了概括性的发言。他说，“我们现在有两个联盟，一个是同农民的联盟，一个是同民族资产阶级的联盟。这两个联盟对我们都很必要……”但在这里，同农民的联盟是基本的、永久的，“同资产阶级的联盟是暂时的、第二位的。”因为资产阶级要受到限制。将来无产阶级要比几百万资产阶级强大得多。
“在这件事情上，我们是很没良心哩！马克思主义是有那么凶哩，良心是不多哩，就是要使帝国主义绝种，封建主义绝种，资本主义绝种，小生产也绝种。在这方面，良心少一点好。我们有些同志们太仁慈，不厉害，就是说，不那么马克思主义……
“我们的目的就是要使资本主义绝种，要使它在地球上绝种，变成历史的东西。凡是历史上发生的东西，总是要消灭的。世界上的事物没有不是历史上发生的，也是要死亡的，它有一个很好的地方去，就是‘睡’到那个土里头去。
然后，毛讲到要发动一场镇压反革命运动。他说：“准备在今年和明年一年……大概共1200万人范围内，进行肃反工作。讲起反革命来，好像没有好多，看也看不见，一查，确实有……已经从220万人中查出反革命11万人，大概还有5万名嫌疑犯。”这就是进步的代价。
正是在这次会议上，毛对“左”和“右”下了一个著名的定义：
人们对事物的运动观察得不合实际状况，时间还没有到，他看过头了，这就叫“左”倾；不及，就叫“右”倾……我们要根据具体的条件办事，是自然地而不是勉强地达到我们的目的。比如生小孩子，要有九个月，七个月的时候医生就一压，把他压出来了，那不好，那个叫“左”倾。如果他已经有了九个月，小孩子自己实在想出来，你不准他出来，那就叫“右”倾。总而言之，事物在时间中运动，到那个时候该办了，就要办，你不准办，就叫“右”倾；还没有到时候，你要勉强办，就叫“左”倾。
这期间，毛专心于分析和选编从全国各地收上来的合作化运动的汇报。在这次会议上，他告诉中央委员们说：“我用了11天的时间，看了一百二十几篇报告，包括改文章写按语在内，我就‘周游列国’，比孔夫子走得宽，云南、新疆一概‘走’到了。”
这些报告在9月份首次公开发表，12月又再次出版发行，标题冠以《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毛为再版的报告集写了前言，他描绘了1955年下半年发生的“根本的变化”，约占中国一半以上的农户参加了合作化运动。
“这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这件事告诉我们，只需要1956年一个年头，就可以基本完成农业方面的半社会主义的合作化。再有三年到四年，即到1959年，或者1960年，就可以基本上完成合作社由半社会主义到全社会主义的转变……
“这件事告诉我们，中国的工业化的规模和速度……已经不能完全按照原来所想的那个样子去做了，这些都应当适当地扩大和加快。
“在三个五年计划完成的时候，即到1967年，粮食和许多其他农作物的产量，比较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的最高年产量，可能增加100%到200%。
农民们因为看到《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一书刊登的按语，所以和毛一样变得积极乐观。很多人注意到这些按语是毛写的。
合作化运动中出现了一个典型，那就是在安阳县南崔庄，党的干部支持贫农创办了一个合作社—穷棒子社，而中农嘲笑他们的愿望是，“鸡毛不可能飞上天”。但这个合作社获得了成功，毛把它树立为一个样板。他激动地写道：“穷人要翻身了。旧制度要灭亡，新制度要出世了。鸡毛确实要上天了。在苏联，已经上天。在中国，正在上天。在全世界，都是要上天的。”
毛在按语中所作出的著名的论断，体现出来一种高度的、令人吃惊的乐观态度。他说：
1955年，在中国，正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决胜负的一年……1955年上半年是那样的乌烟瘴气，阴霾满天。1955年下半年却完全变了样，成了另外一种气候，几千万户的农民群众行动起来，响应党中央的号召，实行合作化。到编者写这几行的时候，全国已经有6000万以上的农户加入合作社了。这是大海的怒涛，一切妖魔鬼怪都被冲走了。社会上各种人物的嘴脸，被区别得清清楚楚。党内也是这样。这一年过去，社会主义的胜利就有了很大的把握了。
二三年之后，毛对此作了解释，他承认过去过于乐观了。他指出，1955年社会主义取得基本胜利的说法是“不合适的”。他说：
单有1956年在经济战线上（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是不够的，并且是不巩固的……必须还有一个政治战线上和一个思想战线上的彻底的社会主义革命。
1956年冬季，有两件事没有料到，就是国际上反斯大林，发生了波匈事件，世界上出现了反苏反共浪潮，影响了全世界，影响了我们党。国内，没料到来了个反冒进。没料到这两件事。这两件事都给了发动全面进攻的右派分子以相当大的鼓舞。
毛当时也正在考虑如何进行国家工业化。1955年11月上旬的一个深夜，大约有80名上海著名的工业家被通知去中苏友谊会堂。在那里，出人意料的是，毛泽东走出来与他们打招呼。上海市长陈毅向他介绍了在座的人士。他们中的一个人后来记下了当时的情况。
他说：“毛比一般的中国人要高；他看上去很温和，面貌要比通常挂的照片显得年轻。他行动缓慢，脚尖向外分开走。同他那高大的身躯不相称的是他迈着小步子，挥舞着胳膊。他的脸很生动……一根香烟总是夹在他的粗大的手指中，他的牙因为不停地抽烟而变黑了。”
当他们明白毛是谁的时候，这位80多岁的老资本家惊讶地坐在那里呆呆地喘着气。毛坐在首席桌旁。
“你们为什么不抽烟？”他和蔼地向他们询问道，“这对你们不会有害。丘吉尔长期吸烟但身体很好。事实上，我知道只有一个人不抽烟而活得很长，他就是蒋介石。”
大家都笑起来了，紧张的空气为之一松。毛称赞“民族资产阶级朋友们”已经作出了贡献。
“他继续说道：‘现在我从北京来，想寻求你们的帮助。’许多资本家当时已经听到宣传，要加快私有企业国有化的步伐，所谓‘不能让民族资产阶级在向社会主义进步过程中落后’。
“‘我不同意这种说法，’毛接着说道，‘但我对此并不太清楚。我想听听你们的意见。我只带两只耳朵来参加这个会，如果你们希望从我这里听到些什么，那将会使你们感到失望……
在座的一位，也就是上面提到的写观感的那个人注意到，在大会上作正式报告时，毛的讲话是很乏味的，而在这种非正式的小会议上，他那慢吞吞的调子却给人以深刻的印象。
在座的资本家们急忙表示他们完全同意迅速向社会主义转变，他们知道这是毛想要听到的话。其中一个人发言说，按照现在的速度，这一转变需要20多年的时间，这样的速度显然太慢了。有些人建议用五年的时间来完成这个任务。毛认真地和他们进行了两个多小时的座谈，当发言结束时，他对出席会议的人表示感谢，并表示他将认真地去考虑他们的意见。毛走了之后，出席会议的人讨论了这次非同寻常的座谈，大家认为他们会比预料的更早地变成自食其力的劳动者，也许就在下一个六年中。
在这场温和的谈话后不久，就有消息说，向社会主义的转变将在以后的六年中完成。前资本家们必须依靠有限的工资和定息生活。
毛也对手工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但因为他欣赏手工产品，所以对手工业的政策限制很少。1956年3月他发布了指示，指出这些私人手工业者提供了多种有用的服务，包括食品和服装生产。他说：“工艺美术品，什么景泰蓝，什么‘葡萄常五处女’的葡萄。还有烤鸭子可以技术出口。有些服务性行业，串街游乡，修修补补，王大娘补缸，这些人跑的地方多，见识很广。北京东晓市有6000多种产品。
“提醒你们，手工业中许多好东西，不要搞掉了。王麻子、张小泉的刀剪一万年也不要搞掉。我们民族好的东西，搞掉了的，一定都要来一个恢复，而且要搞得更好一些……保护民间老艺人的办法很好……杨志惠是搞象牙雕刻的，实际上他是很高明的艺术家。他和我坐在一个桌子吃饭，看着我，就能为我雕像。我看人家几天，恐怕画都画不出来。
这期间，毛与党的领导们正准备在各省推进农业计划，12月，他起草了一份文件，让中央委员会传阅，他指示在新年前征求基层干部对已拟好的17条规定的意见，这样在第二年的1月份就可以做最后的修改完善工作。17条规定后来演变成为著名的《农业十二年发展纲要》，但在这时候它还只是个缺乏全面和具体内容的计划。
17条规定要求在1960年以前在全国范围内建立高级合作社，把土地集中起来。规定指出，只有改造好的地主和富农可以进合作社，但合作社领导必须由贫农担任。
对于工业发展，毛在这一阶段的想法尚不成熟。他在1956年1月告诉中央委员会的同志们：
在工业方面也没有主动，大批机器还要靠外国，大的，小的（精密的），我们都不能制造……有的同志说些不聪明的话，说什么“不要他们也行”，“老子是革命的”，这话不对。现在叫技术革命、文化革命，革愚昧无知的命，没有他们是不行的，单靠我们老粗是不行的。这些聪明的话，要向广大干部讲清楚……飞机要到1．8万公尺的高空，超音速，不是过去骑着马了，没有高级知识分子是不行的。现在我们看出这件事，就可以开始主动，要有大批的高级知识分子，就要有更多的普通知识分子，以后要使每人都有华罗庚那样的数学，都要能看《资本论》，这是可能的，20年不行，就30年，最多100年就差不多了，否则叫什么共产主义？中国……应该成为世界第一个文化、科学、技术、工业发达的国家。
尽管国内事务十分繁忙，毛还是花时间接待外国来访的重要人物—1955年来访的是胡志明和苏加诺。后者于1956年再次访华。
“毛兄，”苏加诺在首次访华离京前告诉他，“我希望不久之后在印度尼西亚见到你。印度尼西亚人民正期待你的来访。”
毛接受了邀请，却未付诸行动。11年后，苏加诺抱怨道，他已经8次邀请毛访问印尼了。
在苏加诺第二次访华时，毛对周恩来在1955年万隆亚非国家会议上所提出的中国欢迎与美国和解的意见表示不以为然。后来，毛告诉他的亲信：“我还是这样看，迟几年跟美国建立外交关系为好。这比较有利……我们也不急于进联合国，就同我们不急于跟美国建交一样。我们采取这个方针，是为了尽量剥夺美国的政治资本，使它处于没有道理和孤立的地位。而当时中美大使级的会谈已经在华沙开始。
对来中国访问的拉丁美洲共产党的领导人，毛强调指出每个党都必须是独立的，“我看，亚洲一些国家的党，比如印度、印度尼西亚的党，农村工作都没有搞好……我奉劝诸位，切记不要硬搬中国的经验。任何外国的经验，只能作参考，不能当做教条。一定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本国的具体情况这两个方面结合起来。”他总结道，“共产党人不要怕犯错误，失败是成功之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