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夜 鹰（1956）
1956年发生了一件意外的事情。2月中旬，苏共二十大在莫斯科召开。10天后，赫鲁晓夫令人吃惊地对已经去世的斯大林进行了攻击。据赫鲁晓夫自己讲：“最初，毛泽东采取的立场是，认为我们指责斯大林的滥用权力是对的。他说过，第二十次党代会作出的决议，显示出很大的‘明智’。
但是，赫鲁晓夫的行为实际上并不为毛所喜欢。“1956年斯大林受到的批评，”毛后来回忆道，“我们一方面感到高兴，但另一方面又很焦虑。对于取消限制、打破盲目崇拜、解除高压和解放思想来讲是完全必要的。但我们不同意一棍子打死的做法。”斯大林除了偏听偏信和固执冷酷外，这位老人具有他的接班人所不具备的领导才能。
毛曾极力在中国减少个人崇拜。一个曾碰巧坐在会议厅门口的同志回忆道，毛的一位热心助手曾告诉他：“当主席进来时，你应该第一个站起来并鼓掌欢迎。”但赫鲁晓夫讲话后，周恩来告诉干部们：“以后，当主席走进房间时，你们不用站起来鼓掌，这不是好事情。”
几个星期以后，毛发表文章，对斯大林作出了评价，他在一些重要的方面与赫鲁晓夫存在着分歧。毛认为，斯大林“错误地把自己的作用夸大到不适当的地位，把他个人的权力放在和集体领导相对立的地位”。共产主义运动需要领导，但当一位领导“脱离群众”时，他的作用就会降低。
斯大林犯了严重的错误，尤其表现在农业、南斯拉夫问题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等方面。但他不是在任何事情上都有错误，除了所犯的错误，“斯大林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
在同一篇报纸评论中毛重复了他的主旨。他对苏联同志极为不满，社会主义并没有结束矛盾斗争。社会主义制度下还要继续进行革新和社会改革，人类仍处在他的青年时代。
这篇评论发表后不久，毛接见了苏联特使米高扬，当面批评了赫鲁晓夫对斯大林所采取的全盘否定的做法。双方都明白，米高扬来北京，是签署苏联对中国经济援助合同。毛提出苏联在“一五”计划期间给予中国的援助应双倍于合同上的数字。中苏阵营面临着灾难。
在否定斯大林问题上的争论正好与中国对苏联技术援助的失望搅在一起。毛后来回忆道：“解放后，3年恢复时期，对搞建设，我们是懵懵懂懂的，接着搞第一个五年计划，对建设还是懵懵懂懂的；只能基本上照抄苏联的办法，但总觉得不满意，心情不舒畅。
毛在其1949年以后最著名的文章《论十大关系》中谈到对苏联模式的疑虑。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的报告震动了毛泽东，促使他重新考虑在中国应该作些什么准备。他后来解释说：“这促使我和34个部长进行了一次讨论，考虑了10项基本关系，我的头脑充实了，‘冒进’了。结论是，首先，中国要摆脱苏联的工业化模式。
1956年4月25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就掌权7年来的经验和破除对莫斯科的迷信问题发表了他政治生涯中的著名讲话。他认为，每个人都希望中国的重工业发展得快一点，但调查研究发现，这是以牺牲轻工业和农业为代价的—而农业恰恰是给国家提供食品，为轻工业提供原料的，它也是资本积累的源泉。同样，内地工业的发展是以牺牲沿海工业为代价的，尽管这样做的理由是害怕美国袭击，但未免做得太过火了。
制造更多的飞机和大炮、原子弹是需要的。但生产这些东西最好的办法是削减第一个五年计划中占国家支出三分之一的军费，要减到五分之一，这样才能建立工业基础。
工人的生活水平应该提高，应该增加工资。俄国的农民受到严重的盘剥，被强制以低价出售农产品。中国应避免出现这样的错误。
“你要母鸡多生蛋，又不给它米吃，又要马儿跑得好，又要马儿不吃草。世界上哪有这样的道理！”
我们需要“扩大一点地方的权力”，中国应该放弃苏联限制地方权力，中央掌管一切的做法。把地方权力限制得太死是没有好处的。他说：“在解放中央和地方、地方和地方的关系问题上，我们的经验还不多，还不成熟。”
占人口绝大多数的汉族人对少数民族的沙文主义应该坚决反对。
“我们说中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实际上是汉族‘人口众多’，少数民族‘地大物博’，至少地下资源很可能是少数民族‘物博’。”
为了要镇压反革命和建设社会主义，政权“现在非有不可，而且非继续加强不可”。不用说，绝不能有太多讨厌的官僚，“在一不死人，二不费事的条件下，我建议党政机构进行大精简，砍掉它三分之二。”
一个国家领导人，公开要求削减三分之二行政雇员和执政党官员，在历史上是不多见的。
“说反革命已经肃清了，可以高枕无忧了，是不对的。只要中国和世界上还有阶级斗争，就永远不可以放松警惕。
“但将来，应该减少逮捕人数，避免死刑。如果一个人以政治犯被处决，接下来，就会有第二个、第三个，许多人头就要落地。这是第一条。
“第二条，可以杀错人。一颗脑袋落地，历史证明是接不起来的，也不像韭菜那样，割了一次还可以长起来……
“第三条，消灭证据……这个反革命常常就是那个反革命的活证据……
“第四条，杀了他们，一不能增加生产，二不能提高科学水平，三不能除四害(7) ，四不能强大国防，五不能收复台湾……”
但是那些“犯过错误的人，只要善于从错误中取得教训，也可以少犯错误。倒是没有犯过错误的人容易犯错误，因为他容易把尾巴翘得高”。
最后，毛提出了正确地学习和借鉴外国的方法。“过去我们一些人不清楚，人家的短处也去学。当学到以为了不起的时候，人家那里已经不要了。”
“苏联过去把斯大林捧得十万丈高的人，现在一下子把他贬到地下九千丈……中央认为斯大林是三分错误，七分成绩，总起来还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
中国应该坚决抵制腐朽的官僚体制，同时，要学习资本主义国家先进的科学技术，甚至企业管理。“工业发达国家的企业，用人少、效率高，会做生意……”
毛进一步说，中国人必须学会丢掉盲目自大的情绪。中国没有理由骄傲，中国革命比俄国革命晚了三十几年。尽管我们的革命比所有的殖民地国家早了一步，但“在这点上，也轮不到我们来骄傲”。
周恩来和他的同事们对毛的经济见解表示怀疑。他们认为这种过激的经济运动，走的是其他国家没有走过的道路，不可能成功。后来，毛承认在工业方面发动一场跃进的问题还“没有作明确决议”，尽管他指出有一个“君子协定”可以发挥决议的效用。
中国反斯大林主义的最重大的行动，就是毛决定允许非党人士有言论自由，以便于和别的社会主义国家所进行的一切改革相配合，避免出现在东欧一些国家所发生的暴乱。5月份，他提出了一个新的口号“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当法国前总理埃德加·法赫访问中国时，毛告诉他，“要允许批评，否则，就会出现不满和不理解。要允许人家说心里话，……”但同时，“一个人必须考虑到特殊的环境。不管你高兴与否，认识到客观限制是有必要的。”
在会谈结束时，法赫谈到毛的诗。
毛说：“那是过去的事了。我曾经写过的诗，这不假。那是在我的军旅生涯岁月，一个坐在马背上有时间，可以研究韵脚和韵律，可以思考推敲。马背上的生活是很不错的。这些天，我一直想念那过去的日子。
几天后，毛横渡了长江。他穿着白短裤，在十几名青年人的陪同下，用了2个小时游了12英里。在以后的3天内，毛又和这些当地的游泳者两次横渡长江，他时而仰泳，时而侧泳，时而又蝶泳。偶尔他还用手抱着头，在水上漂浮，与身边的人交谈。横渡结束时，他自信地说：“如果我吃了东西，我在水里还可以再待2个小时。”他在一首名为《游泳》的词中，表达了他自信和欢畅的心情：
才饮长沙水，
又食武昌鱼。
万里长江横渡，
极目楚天舒。
不管风吹浪打，
胜似闲庭信步，
今日得宽余。
子在川上曰：
逝者如斯夫！
风樯动，龟蛇静，起宏图。
一桥飞架南北，
天堑变通途。
更立西江石壁，
截断巫山云雨，
高峡出平湖。
神女应无恙，
当惊世界殊。
几个月后，毛主持了长江大桥的落成典礼。他称它是“钢铁长虹”。
这期间，政治局内部的稳健派一直在忙碌着。一篇由周恩来授意写的社论，提出反对“轻率鲁莽的冒进”。毛拒绝阅读此文。他后来回忆说：“好像有理三扁担，无理扁担三，实际重点是反冒进的……这篇社论，我批了‘不看’二字，骂我的为什么看？那么恐慌，那么动摇……技术专家们集中力量反对他们称为急躁、冒进、力图一夜之间干完一切的思想和行为。
为了说明高速发展所付出的代价，该社论引证了一个例子，即双轮双铧犁的产量大大超过了实际需要，结果造成70万具废弃。工业用的经济作物的生产得不到重视。由于毛坚持进行强制性的合作化运动，致使大量家畜遭到屠宰。
1957年夏天，周恩来就反对毛的行为做了检查。在“**”中，他承认自己“要对1956年反冒进的错误负责任，我做了自我批评”。在这一时期，反对毛的还有李富春、陈云、李先念、邓子恢和薄一波。
毛泽东的态度非常坚决。在1956年8月底，中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预备会议第一次会议上，毛发表了讲话，解释了为什么速度是根本问题。他说：“美国只有一亿七千万人口，我国人口比它多几倍，资源也丰富，气候条件跟它差不多，赶上是可能的。应不应该赶上呢？完全应该。你六亿人口干什么呢？在睡觉呀？是睡觉应该，还是做工作应该？如果说做工作应该，人家一亿七千万人口有一万万吨钢，你六亿人口不能搞它两万万吨、三万万吨钢呀？你赶不上，那你就没有理由，那你就不那么光荣，也就不那么十分伟大……”
“你有那么多人，你有那么一块大地方，资源那么丰富，又听说搞了社会主义，据说是有优越性，结果你搞了五六十年还不能超过美国，你像个什么样子呢？那就要从地球上开除你的球籍！所以，超过美国，不仅有可能，而且完全有必要，完全应该。如果不是这样，那我们中华民族就对不起全世界各民族，我们对人类的贡献就不大。”
毛强调说，这种进步要在苏联的帮助下取得。他说：
“因为苏联发生了一些错误，这方面讲得多了，吹得多了，似乎那种错误不得了，这种观察是要不得的。任何一个民族，不可能不犯错误，何况苏联是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经历又那么长久，不发生错误是不可能的……苏联那个主流，那个主要方面，那个大多数，是正确的……
“我们历来提的口号是学习苏联先进经验，谁要你去学习落后经验呀？有一些人，不管三七二十一，连苏联人放的屁都是香的，那也是主观主义。苏联人自己都说是臭的嘛！
1956年9月，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正式举行。毛做了惊人的自我掩饰，这反映出因为他的“小跃进”的失败而导致了威望下降，这也是苏联非斯大林化运动影响的结果，为了使中共党避免目前矛头指向斯大林的党的那种公开批评，中共领导人设法向人民表明在中共党内没有个人崇拜。毫无疑问，到了这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第7个年头，人们对毛的性格和行为特征已经感到有些厌恶，对毛的崇敬和热爱也开始走下坡路了。
彭德怀，这位在中共党史上和毛的资历几乎相同的军人，有可能也是毛的批评者之一。他提出，在新的党章中，应该删去关于“毛泽东思想”的内容，它是在1945年中共“七大”上写入党章的。
彭后来解释说：“我反对个人崇拜。”
刘少奇同意彭德怀提出的建议，说：“删去这些条款大概是比较好的。”
刘少奇在政治报告中辩解道，应当更合理地分享党的成功的荣耀。他说：“我们党的领袖毛泽东同志，所以在我们的革命事业中起了伟大的舵手作用，所以在全党和全国人民中享有崇高的威信，不但是因为他善于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而且是因为他坚决地信任群众的力量和智慧，倡导党的工作中的群众路线，坚持党的民主原则和集体领导原则。
这是第一次把毛的名字与集体领导联系起来。毛泽东本人一定会回忆起几年来他避开同事们，在合作化运动中所作的努力，难道他会接受他的同志们的暗示，同意服从集体领导的原则，并改正他的错误吗？毛在讲话中，则强调与非共产党人进行合作的必要性，他对国际事务的阐述比有关国内情况的阐述赢得了更多的掌声。
之后，毛责成刘少奇在“八大”上宣布：我国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已经基本解决。在我国延续了数千年的阶级剥削制度已经消灭……中共“八大”的另一内容是，毛决定从领导第一线退下来，让他的高级幕僚们去处理日常事务，实现他们在权力继承方面的要求。这是效法苏联在斯大林死后所进行的领导班子的变动。修改的新党章，其内容之一是在党的中央委员会设名誉主席，这当然是毛安排的。党的书记处也得到重组和加强，以便能在没有毛的情况下有效地工作。邓小平出任党的总书记。
这些变动给出席“八大”的代表们留下了一个印象：毛不再像以前那样是至高无上的人物了。在解释为什么不把毛泽东思想写进党章时，刘少奇对代表们说，在1945年，毛泽东的领导地位已经确立了，“即使我们不谈它，每个人也都清楚。此外，一个人如果总是重复某些事想要人们经常听到它，这实际上不会有任何效果。”
对毛的尊敬正在消失。毛肯定十分不满地意识到，他的同僚，特别是刘少奇和彭德怀不再像以前那样在公开讲话中，程式化地重复他的名字和思想了。难道他们只是要进行一场非斯大林化的运动吗？或者他们真的讨厌他了？毛花了许多年冥思苦想这一问题。
周恩来在会上所作的关于经济情况的报告，强调避免急躁和冒进的必要性，指出国家财政极限不应受到忽视。毛和刘对1956年夏天专家们强烈提出的“减速”要求一度颇为恼火。但在“八大”上，他们服从了省委书记们的意见，后者是支持周恩来和这些规划的制定者的。
1956年10月23日，匈牙利事件爆发。在此之前，毛对波兰人要求从莫斯科得到更大的自主权表示理解。当米高扬和奥哈布分别代表苏联和波兰前来北京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7周年之际，毛向他们谈到了这些观点，并为波兰抵制米高扬的批评进行辩解。随后，他又给奥查波写了一封信。此信对于推动波兰领导人支持自由主义的哥穆尔卡处理波兰问题，可能起了巨大的作用。但是，匈牙利事件爆发后，毛的态度强硬起来。当刘少奇飞抵莫斯科与苏联领导人商讨处理办法时，他经常请示国内的毛。
赫鲁晓夫回忆道：“刘与毛的电话联系毫无问题，因为毛像只夜鹰，总是彻夜工作。不管刘提出什么，他总能同意……
11月，在中共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毛就面临的问题谈了自己的看法。他开始对经济政策提出全面的怀疑。他说：
“我们的计划经济，又平衡又不平衡。平衡是暂时的，有条件的……我们马克思主义者认为，不平衡，矛盾，斗争，发展，是绝对的，而平衡，静止，是相对的。所谓相对，就是暂时的，有条件的。这样来看我们的经济问题，究竟是进，还是退？我们应当告诉干部，告诉广大群众：有进有退，主要的还是进，但不是直线前进，而是波浪式地前进。”
毛要求在决定国家年预算之前组织更充分的讨论，“这样就使大家都能了解预算的内容。”在这次会议上他暗示了专家们对政治家，比如他自己，所应持有的态度。他说：
“不然，总是经手的同志比较了解，而我们这些人都是举手……他们好比是戏台上的演员，会唱，我们好比是观众，不会唱。但是，如果我们看戏看久了，哪个长，哪个短，就可以做出比较正确的判断。我唱得好坏，还是归观众评定的。要改正演员的错误，还是靠看戏的人。观众的高明处就在这个地方。一个戏，人们经常喜欢看，就可以继续演下去。有些戏，人们不大高兴看，就必须改变。所以我们中央委员会内部又有专家同非专家的矛盾。”
毛强调必须提倡勤俭节约的口号：
“同志们提出，厂长、校长可以住棚子，我看这个法子好，特别是在困难的时候。我们长征路上过草地，根本没有房子，就那么睡……都过来了。我们的部队，没有粮食，就吃树皮、树叶。同人民有福共享，有祸同当，这是我们过去干过的，为什么现在不能干呢？只要我们这样干了，就不会脱离群众。”
毛转而谈到国际背景，以及在中东和苏联发生的戏剧性事件。“出了一个贝利亚，就不得了，怎么社会主义国家出贝利亚？”毛的观点是，“列宁这把刀子现在是不是也被苏联一些领导人丢掉一些呢？我看也丢掉了相当多了。十月革命还灵不灵？还可不可以作为各国的模范？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赫鲁晓夫的报告说，可以经过议会道路去取得政权，这就是说，各国可以不学十月革命了。这个门一开，列宁主义就基本丢掉了。”
最后，毛谈到了“大民主”的问题—即更多的言论自由，这预示着以后“**”的发生。他谈道：
“现在再搞大民主，我也赞成。你们怕群众上街，我不怕，来他几十万也不怕……有些人如果活得不耐烦了，搞官僚主义，见了群众一句好话没有，就是骂人，群众有问题不去解决，那就一定要被打倒。现在，这个危险是存在的。如果脱离群众，不去解决群众的问题，农民就要打扁担，工人就要上街示威，学生就要闹事。凡是出了这类事，第一要说是好事，我就是这样看的。”
他举了一个例子，河南一个地方因为修飞机场，强迫农民搬迁，事先没有任何商量和适当的安排。农民们抱怨道，你拿根长棍子去拨树上雀儿巢，把它搞下来，雀儿也要叫几声。毛批评道：“邓小平你也有一个巢，我把你的巢搞烂了，你要不要叫几声？”毛同样对他的同事们阻止100多名学生乘火车从南方到北京告状表示不满。他说：
“我的意见，周总理的意见，是应当放到北京来，到有关部门去拜访。要允许工人罢工，允许群众示威。游行示威在宪法上是有根据的。以后修改宪法，我主张加一个罢工自由，要允许工人罢工。”毛低估了卷进各种不同镇压运动的人数。前几年，四百多万人受到审查，其中3.8万人—占总数的1.2%被确定为反革命，其中5%被错判，因为根据的是“主观臆想，而不是客观事实”。
在另外一个场合，毛邀请干部和民主党派领导人会谈4个小时。他始终抽着烟，烟气在他头上缭绕着足有一英尺高，他说：
在过去的几年运动中，群众和干部都有段难过的日子，我们应当给他们一个喘气的机会。他们应当有机会表达对党和政府的意见。我认为听取这些意见，对我们是有好处的。我知道党和非党人士有摩擦，所有党组织中都存在这个问题。我希望每个人都公开地表达意见。言者无罪，不会有人受处罚。
毛说：“我们必须让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看看哪种花开得好，哪种思想表达得合理，我们将为最好的思想鼓掌。
到年底，毛为了在1957年开展“百花齐放”运动，在一次有那些正与政府小心合作的工厂主、商人和店主参加的会议上讲了话。
他告诉与会者：“我是个无名之辈，连学位也没有。”接着，就如何管理企业问题长篇大论了一番。然后，又开始就个人的政治改造问题向与会者道贺：“连你们自己也没有想到改造得这么快。一个学习**即将掀起。你们准备开展自我批评吗？”大厅里响起一片热烈的回声：“我们愿意！”
毛又谈到了匈牙利问题，他说：“苏联是个社会主义国家，但它正想掠夺兄弟国家的土地，这是违反社会主义原则的。”他向在座的人士保证，他是持自由主义思想的。
这期间，毛遇到了一些棘手的家庭问题。是年冬天，他的妻子再次病倒。前一年，即1955年，她回苏联作过一次无结果的身体检查：和往常一样，中苏两国的医学专家互不同意对方的诊断。此时，1956年，江青旧病复发，持续高烧，体重陡降。
她的妇科医生诊断她患的是脑癌，只能采取手术或放射疗法治疗。由于前一次治疗肝癌的手术后一直感到非常痛苦，所以她不愿再动手术，中国医生因此尝试为她用钴放射性同位素和镭60治疗，但这种办法她仍然无法忍受。她的医生绝望地说，她必须回莫斯科治疗。她在莫斯科经受了巨大的痛苦，接受一系列的钴同位素化疗，在氧气罩下面度过一段相当难熬的时光。1957年1月，周总理到莫斯科访问，在与克里姆林宫领导人会谈后，到医院看望江青，并告诉她，毛主席让她待在这里，直到身体完全康复。然而，事实恰好相反，江的病情进一步恶化了。苏联医生实际上已经表示，基本放弃治疗希望，让她回到北京去。在飞机上，江身体皮下大出血，看起来毫无希望。但是，最后，她却奇迹般地全面康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