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挥 鞭（1952~1954）
至此时，尚没有一位国家元首前往北京进行国事访问，对这个刚刚诞生的新中国表示敬意。直到1952年9月，在毛泽东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第三个年头，蒙古人民共和国党的领导人泽登巴尔才来到北京，成为第一个访问人民中国的国家元首。令人感到惊讶不解的是，苏联人并没有率先做出这种表示，这或许是因为钢铁般的斯大林正在走向他生命的终点。1953年3月，这位苏联的独裁者和领袖病逝于莫斯科，北京的毛泽东写了一篇出人意料的而又明显言不由衷的悼念文章。悼文中说：“人们都知道，斯大林同志热爱中国人民，认为中国革命的力量是不可估量的。在中国革命问题上，他献出了崇高的智慧。
北朝鲜领导人金日成是第二个访问中国的外国领导人。1953年11月，他来到北京与毛泽东会晤。至少这是对中国人参加朝鲜战争（抗美援朝战争）的无私奉献和巨大牺牲（包括毛泽东的长子毛岸英）的一种表示。第一个访问新中国的非共产主义国家的政府首脑是印度的尼赫鲁，他在1954年10月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了国事访问。尽管几年前，毛泽东还打电报给印度共产党表示良好的祝愿。在电报中，毛泽东告诉尼赫鲁的国内对手说，依靠勇敢的印度共产党人，“……印度决不会长期处于帝国主义及其合作者的羁绊之下。自由的印度将有一天要与自由的中国一样，作为社会主义和人民民主主义大家庭的一员而出现于世界……在1953年夏季朝鲜战争停火期间，尼赫鲁证明了他所领导的印度真正地独立于当时世界任何阵营之外。
对中国人来说，朝鲜战争使他们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毛泽东在1952年夏天的一个讲话中指出，在过去的一年，我们用于“抗美援朝战争的费用，和国内建设的费用大体相等，一半一半”。在1952年，对于刚刚诞生的新中国来说，这笔战争开支无疑是十分巨大的，但它确有着特别重要的政治意义，它证明了中国人能够战胜美国人。毛泽东进一步指出，这是因为美国虽然在“武器上是强大的，但是在道义上得不到支持，是弱小的”。
在1953年2月召开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它包括许多非共产党人士参加—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四次会议的闭幕词中，毛泽东再一次强调指出，党内一些同志缺乏民主，他要求他的听众去反对政府官员中存在的官僚主义。这一思想最终导致了14年后在广袤的中国大地上展开的一场动乱—“**”。他说，官僚主义在各级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中日益滋长，“即以中央一级机关来说，许多部门中的许多领导干部，还仅仅满足于坐在机关中写决议，发指示。只注意布置工作，而不注意深入下层去了解情况和检查工作，使自己的领导常常脱离群众和脱离实际，以致在工作中发生了不少的严重问题”。
显然，毛泽东正在制定一些新的模式和法规，试图以此去训练他的党。为此，他请求党外人士监督和批评那些没有能按照他的要求和思想去做的党员干部。在党内，他对这些人的批评是十分严厉的。用他的话说，扫帚不到，灰尘不会自己跑掉，因此要不断地打扫灰尘，使房间保持清洁和卫生。
但是，实际上在中共党内存在着不同的观点和看法，并逐渐发展成为党内的一种与毛泽东相悖的异己力量。在土地改革完成以后，中国人民进入了农业生产互助合作阶段，这是迈向集体化的第一步。然而，刘少奇，这位毛的助手却提出另一种观点，他认为中国首先应该发展工业化和农业机械化，然后才有可能使土地有效地变为社会所有。
刘少奇的这番讲话最早见于1951年夏天，后来这一讲话被红卫兵视为与毛泽东路线相对抗的证明。刘少奇在一个批示中说：“有些同志认为，农民依靠互相帮助和合作就能够实现农业集体化和农业社会化，这是一种错误的、危险的、空想的农业社会主义思想。刘少奇的这一批示得到了广泛的传播，显然这是对毛泽东大力号召在广大的中国农村迅速推行合作化的回答。到1951年底，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决议，接受了毛泽东的加快组织农村合作社的建议。至此，刘少奇不得不作出让步。
毛泽东发表讲话公开指责刘少奇，他严厉地说：
嗣后，凡用中央名义发出的文件、电报，均须经我看过方能发出，否则无效，请注意。
过去数次中央会议决议不经我看，擅自发出，是错误的，是破坏纪律的。
之后，毛再一次批评他的助手的保守主义，并促使中央政治局通过决议，更进一步加速国有化和集体化进程。
1953年8月，毛泽东再次批评党内领导干部中的稳健派，主要是刘少奇的门徒薄一波，薄是当时中央人民政府的财政部长。在税收系统，薄一波主张实行“公私一律平等”的新税制，因此被认为是“离开马克思列宁主义，离开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向资本主义发展”。毛泽东指出，薄一波的“有利于资本主义，不利于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思想”应该受到批判。而且，薄一波的错误不是孤立的，毛泽东强调说：
在这次会议上，刘少奇说有那么一点错误，小平同志也说有那么一点错误。无论任何人，犯了错误都要检讨，都要受党的监督，受各级党委的领导，这是完成党的任务的主要条件。全国有很多人，是靠无政府状态吃饭。薄一波就是这样的人，他在政治上思想上有些腐化，批评他是完全必要的。
毛在这篇讲话的最后特别提出了在以前会议中没有被写进决议中的党的有关纪律，并要求全党遵守这些纪律，保持谦虚的作风。他要求说：
一曰不作寿。作寿不会使人长寿……二曰不送礼。至少党内不要送。三曰少敬酒。一定场合可以。四曰少拍掌。不要禁止，出于群众热情，也不泼冷水。五曰不以人名作地名。六曰不要把中国同志和马、恩、列、斯平列。这是学生和先生的关系，应当如此。遵守这些规定，就是谦虚态度。
1953年夏季以前，毛泽东对始终采取不合作态度的著名的非共产主义哲学家梁漱溟持赞赏态度。梁是一个进步的改良主义者，辛亥革命后他积极从事农业改良和乡村建设、乡村自治。1945年，他积极奔走，致力于国共两党达成协议，以避免内战再起。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成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委员。
1953年9月，在北京召开的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二十七次会议上，梁漱溟提出要改善农民的待遇。因为农民的生活比城市工人糟糕得多。他说，用佛教中的等级制度来比喻，“城市工人在九天之上”，而农民却在“九地之下”。
梁漱溟的讲话，马上遭到周恩来的反驳，于是梁漱溟写了一个条子给毛泽东，要求再一次发言。他的要求得到准许，于是，梁漱溟十分平静地开始了他的演讲。他说：“我再次要求发言，是因为首先我要考验一下我自己的勇气，其次我要考验一下中国共产党的雅量如何。”
这时，毛泽东发脾气了，他抢过话筒，打断了梁的发言，他说：“我猜想，梁先生自以为是非常美的，‘比西施还美，比王昭君还美，还比得上杨贵妃’（这些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美女）。但是对我来说，你很丑陋。”面对这突如其来的训斥，梁漱溟一时惊讶得说不出话来。会场的气氛顿时十分紧张。
毛用手指着梁漱溟接着说：“台湾的报纸说你是一个很有骨气的人，但是要我说，你很丑，是反动透顶。
于是，梁被出席会议的毛的坚定的支持者哄下讲台。这时一位很受尊重的前国民党官员站起来，向毛泽东鞠了一躬，说道：“请问毛主席，现在发生的事情，是梁漱溟的思想问题，还是他的政治问题？”
这一插话的目的在于，根据共产党的理论，思想问题是可以通过教育得到改正，反之如果是政治上的错误就要严重得多。这时会场上出现了长时间的沉默。之后，毛回答说：“这是梁漱溟的思想问题。”
“既然是思想问题，”这位老者继续说，“我想我们今天不应该过于激动。”
从此以后，毛泽东和梁漱溟反目了，梁被描绘成是“用笔杆子杀人”的人。毛泽东取笑梁漱溟关于九重天的比喻，以及梁曾经提出的“中国没有阶级”，“中国的问题是一个文化失调的问题”和“无色透明政府”等观点，指出梁漱溟“是野心家，是伪君子”，只会说胡话。
虽然如此，毛没有将梁划为反革命一类，他要求全党继续和梁辩论，以便把问题搞清楚，并且希望尽可能改造他。另外还有一个不足为外人道的原因，这就是作为政治家的毛泽东喜欢挑战，但是他渐渐感到来自党内他的同志们的挑战和争辩越来越少，这些人既小心翼翼地恭维他，又在他的背后搞阴谋。
现在毛的妻子江青，经过疗养后病愈回到北京。所以毛又像过去一样，每天坐在她的旁边，听她介绍来自各地经过她选择的有关情况报告和电报，以及一些各地寄来的新书。
但是这时发生了一件令人费解的麻烦事，江青失去了对毛的一个儿子的监护权。这个孩子是贺子珍生的，40年代初他同贺子珍一同住在莫斯科。据说后来他返回上海，由一位牧师照管。在牧师家里他经常挨打以致此后精神从未恢复正常，于是他常常左右摇摆，癫狂不止，往往跌倒在地。(3)
在中国共产党人取得胜利后，这个孩子回到了他父亲身过。江青把他当做自己的儿子来抚养，努力地去爱他。但当她不得不忍受放射来治疗她的肿瘤时，这个孩子被毛的助手们带走了，而且她不知道被带到哪里去了。这由不得她，也由不得毛本人。整个事情是一个大悲剧，对于这个孩子来说，这样做是明智的。
这是从江青自己嘴里说出的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故事。在自己的家里，毛泽东怎么可能不去设法保护他的儿子？难道是他对这个孩子的神经不正常感到厌烦，以至于让别人将他带走？对这个孩子的处理是用什么方式？他到底受到了什么样的对待？为什么再没有听到他的消息？整个事情像一团迷雾，让人难以理解。但这一切又的确是江青亲自透露出来的。
一年以后，她恢复了和毛的政治合作。当她躺在病**时，精力全部放在读书上，她看到一本杂志上发表了一篇关于中国18世纪经典小说《红楼梦》的文章。想起毛泽东对这部中国优秀的古典名著十分推崇，曾说过：“《红楼梦》我已经读过五遍，但是我不受它的影响，我只把它作为历史书来看。”
一位在二三十年代因对中国古籍进行注释工作而闻名的大学教授(4) 最近写了一篇赞赏《红楼梦》的文章，但是文章中没有阶级分析、阶级斗争的内容。两个年轻的马克思主义学生(5) 写文章对此进行了批判。江青把他们的文章拿给毛泽东看，毛同意广泛宣传他们的文章。像三年前批判电影《武训传》一样，共产党负责文化工作的官员显然不具备毛主席那样的敏锐和革命性，文化出版部门的负责人拒绝刊登这篇彻底的反传统的文章。一直到毛在他的妻子的刺激下，坚持要刊登出来为止。
是年夏天(6) ，毛泽东和江青离开北京到北戴河海边度假。在这里他写了一首词：
大雨落幽燕，
白浪滔天，
秦皇岛外打鱼船。
一片汪洋都不见，
知向谁边？
往事越千年，
魏武挥鞭，
东临碣石有遗篇。
萧瑟秋风今又是，
换了人间。
这一时期，毛泽东试图通过清除他的宿敌来巩固自己的地位。1953年底他发动了反对高岗的运动。在建国后的头四个年头，由于没有发生什么事情，毛对高岗的野心没怎么注意。抗美援朝战争使得中国比以往更加依靠东北地区作为战争的直接后方。1953年春斯大林的逝世使高岗失去了外部力量的支持。从这时起。毛就开始作出了处理高岗的战略安排。
在1953年圣诞节的前夜，贝利亚在莫斯科以叛国罪被捕，毛在北京建议中央政治局以党的名义开展一场批判高岗的运动。他后来回忆道：“我说：北京有两个司令部，一个是以我为首的司令部，就是刮阳风，烧明火。一个是以别人为司令的司令部，叫做刮阴风，烧阴火，一股地下水。”(10) 一个星期之后，刘少奇在中央委员会上发表了一次讲话，他完全站在毛主席一边，指出一些领导人现在“自以为天下第一，只能听人奉承赞扬，不能受人批评监督，对批评者实行压制和报复，甚至把自己所领导的地区和部门看做个人的资本和独立王国”。(11)对于毛泽东本人说，公开地带头谴责他的老同志是困难的，所以在这次北京召开的中央委员会会议上，他很策略地“走开了”。根据一位当时在北京的非共产党的政界人士说，毛“要回他的湖南老家，并且说他准备在那里度过春节，这样就可以充当一个旁观者了”。毛泽东后来承认这次会议是至关重要的。“四中全会是应当开的，决议是很必要的。否则再让高岗搞一年，是不可设想的。”(12)但是由于刘少奇没有完全执行毛的指示，使得反对高岗的运动到下一年度才彻底结束。
1953年底，大胆的王明回到中国。众所周知，他现在已经没有几分价值了。在北京医院里，他住了三个月，治疗胆囊炎。据说，他拒绝了医生要他做手术的有力劝告，不久以后，他又重新背井离乡回到了他长期居住的苏联。
1954年毛泽东主持起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部宪法草案。他称赞了这部宪法草案，并就此谈到对中国发展的若干想法：
我看，我们要建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大概经过50年即10个5年计划，就差不多了，就像个样子了，就同现在不大一样了。现在我们能造什么？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碗茶壶，能种粮食，还能磨成面粉，还能造纸，但是，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牛皮不要吹得太大，尾巴不要翘起来。
毛泽东已经着手开始实施他的一些改革主张，包括汉字的简化（他拒绝了文字改革委员会于1953年提出的建议，即步子不要走得太快）。1956年他指出：
洋字比较好……字母少，写起来一边倒，汉字比不上。有些教授说：“汉字是世界上万国最好的文字。”我看不见得。因此我们采用罗马字。例如阿拉伯字也是外国发明的，现在不是大家都用了吗？罗马字出现在罗马，英、美、俄等国不也都在采用吗？
不久以后，毛对一些音乐家发表了关于如何学习西方的谈话。他指责有些人盲目崇拜西方音乐，鄙视中国音乐。他提醒说，全盘西化是不切实际的：
全盘西化是行不通的，是中国老百姓所不能接受的。艺术和自然科学不同，例如，割阑尾，吃阿司匹林，这些医疗方法就没有什么民族形式，但是艺术却不同，艺术就是民族形式问题。
最后，毛泽东接受了音乐家们的一些观点：
要承认，在近代文化上，西方的水平比我们高，我们是落后了……我们必须善于吸收外国好的东西，以收取长补短之效……古为今用，洋为中用。
1954年的秋季，北京迎来了一些重要的客人。尼赫鲁访问了中国。1954年8月25日毛接见了由克莱蒙特·艾德礼率领的英国工党代表团。克莱蒙特·艾德礼是英国前首相，团员有埃热那·伯威尼和埃德兹·森默斯克。伯威尼在后来的一篇文章中描写毛很有自信心，并且很有韧性。尽管刘少奇和周恩来在3个小时的会谈中始终作陪，但毛在整个谈话中一直不容别人插嘴。毛想知道为什么英国工党不能把资产阶级消灭掉。对此艾德礼和他的同事持有异议，他们历数了英国大多数人的生活水平，认为是比较好的。但毛说，这是剥削殖民地的结果。
艾德礼后来写道：“当我请他们解释一下丹麦、瑞典和挪威为什么在没有殖民地的情况下人民生活水平也很高时，他们没有回答。”
9月，毛泽东第一次会见了西藏的传统最高统治者达赖喇嘛。毛对西藏的情况表示满意，他说：“西藏已经到了祖国怀抱。”并进一步指出，中国的任务就是要通过利用开发西藏自然资源使西藏社会得到发展，驻扎拉萨的人民解放军的任务是帮助西藏人民，而不是对西藏人民发号施令。
然后，毛直截了当地问达赖喇嘛，他们是否反对他的愿望而且事实上已经有所行动。这位西藏前最高领导人后来回忆说，他感觉自己处于一种非常为难和窘迫的境地，但他老练地应付过去了。第二次拜访毛时，他同样富有策略性。这次谈话持续了3个小时，当时只有一名翻译在场。达赖喇嘛试图打消毛对他的怀疑，他急于要改变他的处境，于是向毛保证他不可能通过反对中国人而背弃祖国。
几天之后，毛泽东亲自约见达赖喇嘛，这位西藏人回忆道：“某些事情促使毛认为佛教是一种很好的宗教，尽管释迦牟尼是一个王子，但是他就改善人民生活问题提出了许多好的思想，他也同意Tara女神是一个好心肠的妇女。”这样的谈话讲行了几分钟后，毛又一次起身离去，将手足无措的达赖喇嘛丢在那里。
不久以后，达赖喇嘛应邀到毛主席家参加一个会议，大约有20多位党的干部在座，达赖坐在毛的身边，毛的独断作风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会议的主题是讨论中国农村的生活问题，毛“讲话非常生硬……他说他对目前所做的一切还不很满意……他引证了一封从他家乡来的信，说共产党的官员正在做的并不是帮助人民”。
过了一会儿，毛转过身对达赖喇嘛说：“西藏人是比较团结的，但他们的思想比较复杂。20年后西藏会变得强大起来，现在中央政府正在帮助西藏人民，20年后西藏将帮助中央政府。”他向达赖喇嘛介绍了一位著名的解放军将军。这位将军曾打过许多胜仗，后来他镇压了西藏的叛乱。
毛最后一次同达赖喇嘛会见，主要是就民主问题高谈阔论。他认为西藏领导人应该具有民主思想。毛把他的椅子靠近达赖，轻轻地但充满自信地说：
“我非常理解你。但是宗教是有害的，它有两大缺点，它危害民族团结，它阻碍国家进步。西藏和蒙古都受到宗教的毒害。”这种对宗教领导人来说十分不得体的谈话使达赖困惑不解，也使他对毛的反感越发强烈了。他回忆说：“毛的表现丝毫没有理智。他看上去并不是非常健康，气喘得厉害，呼吸非常沉重。他的衣服式样与其他人一样，只是颜色有些不同。他很不注意修饰，我注意到他的衬衣袖口已经磨破了。他的鞋好像从未擦过。他的动作迟缓，讲话慢条斯理，用字不多，语言简练，每句话的意思都非常充实、清楚和准确。他讲话时连续不断地抽烟。另外他的讲话方式特别容易吸引听众的注意和激发他们的想象力，给人以和蔼和真诚的印象。
毛也向达赖喇嘛保证，他不会对西藏使用武力，强迫西藏进入共产主义。直到中央政府派兵占领和统治西藏时，这位西藏领导人还以为这个行动并没有得到毛的同意和支持。而周恩来对西藏表现出十分强硬的态度。达赖评论说：“对此我一点不感到惊奇，当我和毛在一起时，我就知道，他（指周恩来）支持镇压西藏的政策。”
达赖喇嘛在北京出席了庆祝藏历新年的传统晚会，毛送来了一些喜饼。西藏迎新年的传统风俗中有一项是把喜饼扔向天花板，认为这样可以把它们敬奉给释迦牟尼佛。当毛泽东了解到这一风俗后，他也把喜饼扔向天花板。1954年 10月1日，苏联三巨头—赫鲁晓夫、布尔加宁和米高扬来到北京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周年，这比任何外国代表团来访的意义都要重大。对于赫鲁晓夫来说，这是他三次北京之行的第一次，也是最富有建设性的一次访问。他发现他受到了彬彬有礼但又不很真诚的接待。他回忆说：
“当我见到毛之后，我们互相热烈拥抱和亲吻。在北京期间，我们通常躺在一个游泳池里，像最好的朋友那样交谈许多相互感兴趣的事情。但这是一种令人不舒服的亲密，气氛让你感到难受。此外，毛谈的一些事情使我感到很惊奇，我确实不明白他到底是什么意思，我想这大概是因为汉语具有许多微妙之处及中国人特殊的思维方式所决定的。毛的一些想法令我感到一会儿过于简单化，一会儿过于复杂化。”
毛在中断30年后又重新恢复了有规律的游泳活动，1954年，北京一所大学开放了一个新建的内部游泳池，“我每天晚上带着我的包和换洗的衣服去那里，”毛告诉赫鲁晓夫，“我用了整整三个月来研究水的特性，没有受到任何干扰。”不久之后，一个华丽的游泳池在他的花园内建成。正是在这个游泳池他接待了赫鲁晓夫。据说他对党中央花费这么多钱修建它感到十分不安，所以一定要坚持自己为这个特权付钱。
在赫鲁晓夫的回忆录中，曾提到他与毛的一次谈话，“我和毛泽东穿着游泳裤躺在游泳池边上，讨论战争与和平问题。”
“赫鲁晓夫同志，”毛开始说，“你怎么想？如果我们比较一下资本主义世界和社会主义世界的军事实力，你就能看到我们显然比我们的敌人强。你想，中国、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加在一起能动员多少个师啊！”
“毛泽东同志，”赫鲁晓夫回答道，“这种想法现在可过时了。你再也不能根据哪一方面的人多来计算力量大小了。以前，用拳头和刺刀解决纷争的时候，谁的人多刺刀多，结果的确不一样。可是出现机关枪以后，兵力多的那一方就不一定占上风了。现在有了原子弹，双方部队的数目对真正力量的对比和战争的结果就更没有意义了。哪一方的部队愈多，它的炮灰也就愈多。”
“听我说，赫鲁晓夫同志。”毛马上作出反应说，“你们只要挑动美国人动武就行了，你们需要用多少个师来打垮他们，我们就会给你们多少个师—100个，200个，1000个，都行。
赫鲁晓夫试图进行一番解释，他说，只要一两枚导弹就能把中国全部的师都炸成粉末的。但毛根本不想听，他认为赫鲁晓夫是胆小鬼。后来又出现了进一步的分歧，因为赫鲁晓夫想要中国100万工人去西伯利亚帮助苏联开发广阔的森林资源。对于这一要求，赫鲁晓夫回忆说：“毛对我们建议的反应很符合他的性格特征—并且预示了要发生的事情。他真懂得如何把我们搞得哑口无言。首先，你可以想象毛的样子像什么。他走动起来像熊那样稳静和缓慢，左右摇晃。他会长时间盯着你，然后把两眼垂下来，开始用一种迟缓和平静的声调说：‘你知道，赫鲁晓夫同志，很多年来人们普遍认为，由于中国是一个不发达、人口过多、到处是失业的国家，因为它是廉价劳动力的极好来源。但是你知道，我们中国人觉得这是对我们的侮辱。出之于你的口，这倒有点令人为难。如果我们接受你的建议，别人会对苏联和中国之间的关系，产生错误的想法。他们会认为苏联对中国的看法，同西方资本家对中国的看法一样。
上述会谈的内容充分地显示出中苏两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同志之间的分歧。赫鲁晓夫北京之行的一个有趣的插曲就是他与江青的邂逅。当他们一同站在天安门城楼观看庆祝建国5周年的游行时，周恩来为他们作了介绍。根据赫鲁晓夫妻子后来的回忆，毛注意到了当时所发生的这一切，他走到江青的身旁，粗暴地将她带到一边，很明显，他要阻止她与苏联领导人的接触。在她后来的生涯中，再没有会见过苏联领导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