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恶 战（1938~1941）

毛在1939年5月写的一篇文章中把中国正在进行的这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规定为“建立一个在中国历史上所没有过的社会制度，即民主主义的社会制度，这个社会的前身是封建主义的社会（近年来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它的后身是社会主义的社会。若问一个共产主义者为什么要首先为了实现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社会制度而斗争，然后再去实现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那答复是：走历史必由之路”。

显然对许多党员来说，要区分短期和长期目标是很困难的事，毛在另一篇讲话中谈到了这个问题：

我们现在干的是资产阶级性的民主主义革命，我们所做的一切，不超过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范围。现在还不应该破坏一般资产阶级的私有财产制，要破坏的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这就叫做资产阶级性的民主主义革命……

这个革命要达到的目的是什么呢？目的就是打倒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建立一个人民民主的共和国……在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中是不要资本家的；在这个人民民主主义的制度中，还应当容许资本家存在。

中国是否永远要资本家呢？不是的，将来一定不要……中国将来一定要发展到社会主义去，这样一个定律谁都不能推翻。但是我们在目前的阶段上不是实行社会主义……

中国的青年要发挥重要的作用，然而毛在一篇讲话中又指出，要发挥这一令人振奋的作用是有条件的，这段话从后来的《选集》中删掉了：

青年要成功，还得跟成年人做朋友，要跟25岁以上的大多数人结合起来。老头子要不要呢？也一定要，老人有经验……因此，一定要青年人同老头子结合起来，就是100岁的人也好，一道同他们团结打日本……老头子做起宣传工作来好得很，老百姓欢喜听他们的话……同志们，青年运动中组织娃娃也是一个重要任务……日本帝国主义正在那里训练我们的娃娃，叫他们当小汉奸，我们还可以不去联合娃娃们吗？……娃娃组织起来有很大的好处，可以捉汉奸，可以查烟鬼，可以抄麻将，更可以放哨查路条……

5月25日，俄国摄影师罗曼·卡门来见毛，他和他的同伴都被“一个骑马飞奔的女骑手惊呆了，她在我们的面前勒住马，很优雅、很洒脱地欢迎我们”。这位女骑手就是江青，她因是主席的夫人而拥有一匹马。俄国人给她拍了几张骑马的彩色照片，尽力把她拍得更像斯拉夫人而不像中国人。

卡门的回忆录进而描述了江青作为毛的私人秘书的工作，“她给他准备日记本，记录他的谈话，抄写文章，料理日常琐事……她很自信地骑在一匹矮小而性烈的马上，时而策马腾飞，时而勒马吃草。脑后的辫子用绸子扎着，穿一件缴获的日本军大衣，光脚蹬一双木屐。

江青刚刚结束了几个月的增产节约活动，当时毛发动了开垦离延安30英里远的南泥湾荒地的运动。参加这一垦荒运动的同志都得自耕自织，生产自己所需要的一切粮食和布匹。在这种挑战中，江青的双手第一次打起了血泡，她以前从未干过体力活。但由于有结核病，她被免去了织布的任务。

1939年8月23日，莫洛托夫和里宾特洛甫签订协定，毛表示欢迎，称协定是苏联力量壮大的证明，任何支持日本的人都会反对。德国以前帮助过日本，但“如果今德意放弃其助敌政策，那我们就不妨与之接近，用以减少敌人的力量”。毛还非正式地对一个客人讲过：“斯大林把希特勒装进了口袋……但只装进了一半。

两周以后，在对延安的共产党官员的谈话中，毛把这场战争称之为“一群疯狗打架”，所有卷入的帝国主义国家，不管它是站在德、日一边，还是站在英、法一边，都是对反革命掠夺感兴趣的帝国主义国家。应该“把他们看做一样的强盗，特别反对英国帝国主义者，这个强盗魁首”。

毛对英国表示了最大的蔑视。9月14日他就战争问题对他的同志们演讲，他说：“现在世界上最反动的国家已经转到英国方面。”他谴责参加欧洲战争的各方—英、法、德—称欧洲战争是“非正义的、掠夺的帝国主义的战争”。

这时，埃德加·斯诺第二次访问红色根据地，在他到达延安前，有人告诉他，延安有了腐败迹象，说毛现在拥有一辆私人汽车。在确切知道斯诺要来后，毛派他的“高级轿车”来接斯诺。当车子开来之后，斯诺发现这实际上是一辆救护车，车门上清楚地印着一行字：“献给中国英勇的保卫者—纽约中国洗衣匠协会谨赠。”斯诺写道：

我看到毛泽东仍住在一个窑洞中，但却改装得现代化了，一共包括了书室、卧室和会客室三个房间。墙壁粉刷着白石灰，地上铺着砖块，还有一些毛太太所添置的女性的装饰。如此而已……几年来的战争不曾使他有什么改变。因为不再挨饿，他的体重增加了，他的头发已经剪短……他依然是世界形势的研习者和政治的分析家。在他开始夜工作之前，他先要阅读一大堆从附近军队无线电台收集的当天电报—从山西前线，从中国各地，乃至从海外各国。

10月19日毛在纪念鲁迅逝世一周年的大会上发表讲话，他说：

“鲁迅在中国的价值，据我看要算中国的第一等圣人。孔夫子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圣人，鲁迅则是新中国的圣人……

“鲁迅是一个彻底的现实主义者，他丝毫不妥协，他具备了坚定决心。他在一篇文章中主张打落水狗，他说，如果不打落水狗，它一旦跳起来，不仅要咬你，而且最低限度溅你一身污泥。所以他主张打倒它。他一点也没有假慈悲的伪君子的色彩。

1939年出版了毛和其他人合写的，由毛本人主笔的教科书《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在这篇长文中，毛就资本主义发表了一番有争论的评论：“中国封建社会内的商品经济的发展，已经孕育着资本主义的萌芽，如果没有外国资本主义的影响，中国也将缓慢地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外国资本主义的侵入，促进了这种发展。

毛补充说，帝国主义列强“对于麻醉中国人民的精神的一个方面，也不放松，这就是它们的文化侵略政策。传教，办医院，办学校，办报纸和吸引留学生等，就是这个侵略政策的实施。其目的，在于造就服从它们的知识干部和愚弄广大的中国人民”。

在斯大林的60岁生日时，毛不是从马克思主义经典中，而是从中国的经书中摘取祝寿词。“我们中国人民，是处在历史上灾难最深重的时候，是需要人们援助最迫切的时候，《诗经》上说的：‘嘤其鸣矣，求其友声。’我们正是处在这种时候。”毛的公开祝词是这样结束的：“斯大林是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忠实朋友。中国人民对于斯大林的敬爱，对于苏联的友谊，是完全出于诚意的，任何人的挑拨离间，造谣污蔑，到底都没有用处。

毛尚未见过斯大林，由于日本和德国东西两面夹击绵长的苏联，因而毛不再害怕他了。斯大林这个名字，主要是毛用来反对他的中国对手的咒语。

第二天在延安对他的同志们的演讲中，毛坦率地谈到了共产党人的家长：“斯大林同志就是世界革命的领导者……有了他，事情就好办了……如果没有一个斯大林，那哪一个来发号施令呢？……现在世界上有了一个苏联，有了一个无产阶级，有了一个共产党，又有了一个斯大林，这世界的事情就好办了。”

接着，毛又说了一段红卫兵在60年代大加张扬的话：“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头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几千年来总是说压迫有理，剥削有理，造反无理。自从马克思主义出来，就把这个旧案翻过来了。

1940年初出现了毛打击知识分子地位的第一个迹象。他指出，如果知识分子还没有改变他们自己的文化价值观和思想态度，那么通过他们去改变经济关系就不足以实现中国的现代化，这一论点很难说是大家所接受的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独特的“文化革命”是毛对20世纪语言发展的最大贡献，这个词是在这里第一次提出的，它出现在1940年1月撰写的《新民主主义论》一文中，这本小册子被当做实现现阶段中国革命政治、文化目标的指导性文件。

他的开场白很一般，没有什么特别之处，这表明他知道自己的话会引起知识分子的反对，他说：

对于文化问题，我是门外汉，想研究一下，也方才开始。好在延安许多同志已有详尽的文章，我的粗枝大叶的东西，就当作一番开台锣鼓好了……

中国应该大量吸收外国的进步文化，作为自己文化食粮的原料，这种工作过去还做得很不够。这不但是当前的社会主义文化和新民主主义文化，还有外国的古代文化，例如各资本主义国家启蒙时代的文化，凡属我们今天用得着的东西，都应该吸收。

但是一切外国的东西，如同我们对于食物一样，必须经过自己的口腔咀嚼和胃肠运动，送进唾液、胃液、肠液，把它分解为精华和糟粕两部分，然后排泄其糟粕，吸收其精华，才能对我们的身体有益，决不能生吞活剥地毫无批判地吸收。所谓全盘西化的主张乃是一种错误的观点。

8月，红军进行了它最著名的对日作战“百团大战”。彭德怀将军不顾毛的劝告，他不仅没有分散他的部队，还把力量集中起来。这样过早地把军队暴露在敌人面前的做法，很容易遭到攻击—这是后来毛分子说的。红卫兵在60年代甚至说发动这次战役没有得到毛的允许，虽然这难以置信。

后来苏联人指责说，毛在日本侵略时只想保留他自己的军事实力，因而日本人得以腾出手来，迫使苏联人在满洲边界布置更多的军队，否则这些军队本可以与希特勒作战，尽管这种说法有所夸大，但似乎有些道理。1969年的一次苏联广播说：“毛泽东只是袖手旁观苏联人在流血……这当然不是一个多年从苏联得到金钱和武器援助的人所应有的态度。”最后，苏联评论员补充说，毛不得不退却到一部分中苏接壤的边境地带，“马歇尔将军曾经很精辟地指出，如果中国共产党不是在苏联边境一带发现了一个避难区，毛泽东无疑要遇到他的滑铁卢。

一年后莫斯科电台把这种说法更推进了一步，“毛泽东待在延安多年，只是要完成他对中国共产党的垄断控制。尽管他赞扬党的抗日举动，实际上他只是保存实力，准备以后同国民党作战，因而他实际上帮助了日本侵略者占领中国，导致中国人民极大的牺牲。

如果毛对日态度暖昧需要有辩护理由的话，那么1941年初发生的事件就是个很好的借口，当时红军在安徽省的一支重要部队几乎完全被消灭—不是被日本人消灭，而是被国民党军队消灭，从而导致了抗日统一战线的实际上的瓦解。在延安，共产党人等待着国民党何应钦将军再来一次这样的行动。国民党在延安联络官紧张地问毛，他将作何反应。

“你一直待在延安，你会不知道？”毛反问道，“他袭击我们，我们就袭击他。他住手，我们也住手。”

但毛在延安的处境更加艰难，因为国民党中止了对红色政府的津贴，同时加紧对红区的封锁。

二三年后毛回忆说：“我们曾经弄到几乎没有衣穿，没有油吃，没有纸，没有菜，战士没有鞋袜，工作人员在冬天没有被盖。国民党用停发经费和经济封锁来对待我们，企图把我们困死，我们的困难真是大极了。

1941年春毛更大胆地公开批评王明，在《农村调查》的序和跋中，他再次谈到必须谨慎地、科学地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国情结合起来，也就是说，中国同志要对中国的社会生活和社会问题进行自己的调查研究：

要做这件事，第一是眼睛向下，不要只是昂首望天。没有眼睛向下的兴趣和决心，是一辈子也不会真正懂得中国的事情的……必须明白，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不了解这一点，就不能得到起码的知识……

“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这句话，虽然曾经被人讥为“狭隘经验论”，我却至死不悔；不但不悔，我仍然坚持没有调查是不可能有发言权的。

最后，他以私人的、有点想消除疑虑的话来结束：

我现在还痛感有周密研究中国事情和国际事情的必要，这是和我自己对于中国事情和国际事情依然还只是一知半解这种事实相关联的，并非说我是什么都懂得了，只是人家不懂得。和全党同志共同一起向群众学习，继续当一个小学生，这就是我的志愿。

在5月份所作的《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中，毛进一步阐述了要谦恭地学习、了解中国国情的主题：

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一百年来，其优秀人物奋斗牺牲，前仆后继，摸索救国救民的真理，是可歌可泣的。

但是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十月革命之后，才找到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最好的真理，作为解放我们民族的最好的武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一经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就使中国革命的面目为之一新……

但中国的共产党人仍有许多缺点：

20年来，一般地说，我们并没有对于上述各方面作过系统的周密的收集材料加以研究的工作……不论是近百年的和古代的中国史，在许多党员的心目中还是漆黑一团。许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者也是言必称希腊，对于自己的祖宗，则对不住，忘记了……几十年来，很多留学生都犯过这种毛病。他们从欧美、日本回来，只知生吞活剥地谈外国。

但现在战争发生了毛所没有料到的转折。1941年6月22日，希特勒的军队以雷霆万钧之势开进苏联，撕毁了臭名昭著的莫洛托夫-里宾特洛甫协定，使得毛不得不改变对西方列强的立场。现在帝国主义者丘吉尔正在支持共产主义苏联抗击法西斯主义的德国和日本，毛必须和他极不信任的英国合作。毛在中国实行的统一战线不得不在国际范围内进行，用毛在德国入侵苏联第二天的话来说就是世界上的“一切力量须集中于反对法西斯奴役，而不是实行社会主义革命。

在这年年初，共产国际代表曾直截了当地问毛，如果日本侵犯苏联，他打算怎么办，但毛避而不作直接回答。苏联人后来宣称：毛无视他们要求破坏铁路，阻止日军向苏联边境移动的要求，他“实际上停止与日本军队作战”，把他的将军们留在延安，而不是让他们去前线打日本。他们还说，毛低估苏联的军事实力，认为放弃莫斯科和列宁格勒更有利于进行抗德游击战。

苏联的参战意味着毛得承受莫斯科更大的压力，他自己在中国共产党内独立的领袖地位再一次受到威胁—那个完全得到克里姆林宫支持的名叫王明的竞争对手就坐在附近的窑洞里。毛的不安全感从1941年对王明讲的一段话里可以看出，根据王明的回忆录，毛对他说：“我们党内有三个人受到党内干部的爱戴。第一个就是你，王明，第二个是（周）恩来，第三个是老彭（即彭德怀）。

有天晚上，毛收到莫斯科发来的一封电报，正式要求中国共产党帮助阻止日本在东方开辟进攻苏联的第二战场—有关这个请求，政治局讨论了好几天。王明说他们应有所行动，但毛说这不明智。

王明冗长而火暴的回忆录于1975年在莫斯科出版。回忆录在电报问题上歇斯底里，使人怀疑电报问题的真实性。但值得注意的是，王明回忆说，从那天开始，他每天至少要在毛的家里吃一顿饭，逐渐“我的胃由于大量失血而变得极不正常，头晕得厉害，心脏虚弱。医生诊断说，症状很像中毒”。与此同时，在毛的指使下，开始在离王明住处仅30步远的地方动工兴建新的会议厅，昼夜施工，使王明寝食不安。

毛命令王明住院，直到第二年8月才让他出院。王宣称在这十个月里，负责给他治病的医生金茂岳蓄意用大剂量的含汞药物来毒害他。王具体指出下毒是在1942年3月至5月这段时间，当时毛反对王明和其他“莫斯科帮”的运动达到了顶峰。王明说当时他能活下来全仗他妻子，他妻子观察了药效后把一些药扔掉了。

王明声称，毛指使进行的这种医疗护理在第二年他得到赴莫斯科治病的邀请后又开始了。王明断言，金医生在2月份给他开了大剂量的甘汞和碳酸氢钠及硫酸镁合制的内服药水（会产生腐蚀性作用），一周后又给他用高浓度的单鞣酸液灌肠。

毛对这个由苏联培训的亲斯大林的争夺领导权的对手的突然上升肯定感到不安，但看起来他不太可能会采取如此容易被发现也如此不成功的手段。此外，王明潜在的癔想症也不应该低估—他没有给人留下脾气稳定的印象。毛的王牌当然是他的土生土长以及他是亚洲人几个世纪之久不愿听从于欧洲人发号施令的意愿和象征。无论是出于偶然还是蓄意的，他在1941年主持东方各民族反法西斯代表大会时相当精彩地显示了这一点。这次大会是在延安召开的，出席大会的除了有中国少数民族和海外华人社会的代表外，还有越南、泰国、印度尼西亚和蒙古的代表。毛的延安声明开始播及到邻国。

最后，为结束这场战争，美国人也由于日本在12月8日轰炸珍珠港而卷了进来，正像希特勒早些时候进军苏联迫使毛投入丘吉尔的阵营一样，他现在也不得不把罗斯福当做抗日的盟友。当然，这也使局势更加明朗化了，即日本最终要被打败，对中国共产党人构成主要威胁的仍然不是日本，而是国民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