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蓝 苹（1937~1938）
除了女人和政治，毛在保安和延安这种安定的环境下，得以放纵自己的第三种**，即读书与思考，他花费大量时间为自己的思想和马克思主义寻找哲学基础。不难理解，由于要同其他受过更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训练的领导人竞争，因而他在陕西的头两年间—从容不迫地，也是第一次有这样的闲暇—阅读和消化了大量翻译过来的俄文哲学著作。由于他过去一直处于四处奔波的游击环境下，这样的时间对他是很少有的。
斯诺回忆了1936年夏天的一个晚上他采访毛时的情景：当时一个客人给他带了几本哲学方面的新书，“于是毛泽东就要求我改期再谈。他花了三四夜的工夫专心读了这几本书，在这期间，他似乎是什么都不管了。
毛在陕西的最初行动是新创办了一个研究院，对干部进行军事和文化培训。他自己亲自到这个研究院讲课，既讲军事战略，也讲哲学，并根据这些讲演撰写了一些重要著作，其中第一篇是完全论述军事战略的文章：《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在这篇文章中，他具体总结了在江西和长征中获得的宝贵经验，这些经验现在又被用来抵抗日本的蚕食。
毛认为游击战只是一种暂时的战术。“游击性在将来一定是可羞的和必须抛弃的东西，但在今天却是宝贵的和必须坚持的东西。
毛并不放过抨击他的接受过苏联训练的对手的机会。他说：“我们固然应该特别尊重苏联的战争经验，因为它是最近代的革命战争的经验……但是我们还应该尊重中国革命战争的经验，因为中国革命和中国红军又有许多特殊的情况。
这册军事指南最后以典型的、夸张的一段话结束，“我们的基本方针是依赖帝国主义和国内敌人的军事工业。伦敦和汉阳的兵工厂，我们是有权利的，并且经过敌人的运输队送来。这是真理，并不是笑话。
毛的哲学著作是通过这些年在陕西的读书和推理，又经过在红军学院的演讲而形成的，所以他的哲学著作势必会引起争议。他毕竟还没有，也不可能完全读遍并消化马列主义的全部信条—也许仅仅是因为所有的马列著作并没有都被译成中文。就拿他的《论辩证唯物主义》来说，一个西方学者发现，这篇文章基本上是抄袭苏联哲学著作的中译本。据统计，在马克思主义理论这一专门领域，毛只阅读了三分之一的恩格斯和马克思的著作，列宁的著作也只读了五分之四。毛后来否认他是《论辩证唯物主义》一文的作者，但不是所有西方学者都相信他的话。
毛撰写出版的两部最著名的理论著作是《实践论》和《矛盾论》，这两本书都于1937年出版。但西方评论家认为，从这两篇著作的文字上看，都很“平常”和“沉闷”。毛作为一个抽象的思想家天赋并不高，后来这些著作都由陈伯达整理出版，陈是中共知识分子，1937年下半年从国民党监狱中释放出来，后来到延安成为毛泽东的私人秘书。
在《实践论》一文中，毛是具体阐述了他反对所谓教条主义者（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的观点，这些教条主义者力图劝说中国同志照搬苏联的教条，而不考虑中国革命的不同特点和方式。毛详细阐述了这一思想，即要了解某一事物，你就必须实际地接触它，确实地变革它。“你要知道梨子的滋味，你就得变革梨子，亲口吃一吃。他引用中国的俗话说“不入虎穴，焉得虎子”这一改造世界的实践过程：
在世界、在中国均已到达了一个历史的时节—自有历史以来未曾有过的重大时节，这就是整个儿地推翻世界和中国的黑暗面，把它们转变过来成为前所未有的光明世界……所谓被改造的客观世界，其中包括了一切反对改造的人们，他们的被改造，须要通过强迫的阶段，然后才能进入自觉的阶段。世界到了全人类都自觉地改造自己和改造世界的时候，那就是世界的共产主义时代。
这是毛的唯意志论的超级乐观主义发展的顶点。
《矛盾论》阐述了研究各种力量和事件之间的相互关系，分析由此而产生的矛盾的重要性。从特定意义上来说，毛试图对莫斯科发生的围绕德波林哲学学派而发生的争论提供一种答案。德波林学派否认在当时的苏联，在富农和农民之间存在着任何矛盾。
毛解释说：“这是矛盾的差别性问题，不是矛盾的有无问题。矛盾是普遍的绝对性，存在于事物的一切过程中，又贯穿于一切过程的始终。”存在于苏联的富农和农民之间的矛盾是非对抗性的矛盾，“不会激化成为对抗，不取阶级斗争的形态”。
毛撰写这些文章时，日本军队正在进攻北京城外的卢沟桥，从而使几年来日本的挑畔和中国徒劳无益的姑息终于发展成为正式对抗。1937年7月7日，中日战争爆发，朱德将军奔赴前线。艾格尼丝·史沫特莱问毛，她是应该待在延安以完成朱将军传记的撰写工作，还是到前线去，报道战争情况。毛建议她到前线去，“这次战争比过去历史更重要得多。
毛是对的。这场战争是阻止强大得多的国民党剿灭中国共产党的因素。后来，在60年代，当日本领导人就侵华战争向毛道歉时，毛回答说：
“不用道歉，没有你们的皇军侵略大半个中国，中国人民就不能团结起来对付你们。日本皇军使我们的军队发展壮大，达到100万人，解放区的人口达到1亿。”
毛顿了一下，笑着说：“你们说要不要感谢呀？
8月，日军对上海发动了大规模进攻，国民党立刻开始认真考虑与共产党建立统一战线问题，对毛的通电作出反应。9月，正式达成了共同抗击日本的协议，这使得在延安既可以穿国民党中央政府的军装，也可以穿红军军服。毛通过接见到延安的访问者时戴国军军帽，而在参加共产党会议时则戴红军的五星军帽，来体现统一战线的性质。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红军也完全享受中央政府的军饷以维持八路军，毛现在每月从最高统帅那里领取相当于5美元的薪水。
8月底政治局在洛川召开会议，以决定新形势下的策略问题。在这次会议上，张国焘受到了最后的清算，他被谴责为“右倾”，他本人也（敷衍塞责地）承认了错误。第二年春天，他逃离延安，投向国民党。然而，当时的重大问题是共产党在服从中央政府的统一指挥的同时应保持自己多少独立性的问题。毛认为，共产党不应该接受国民党的任何命令，而要扩大自己的力量。
洛川会议对毛泽东的个人生活也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因为在洛川会议期间，毛第一次见到了一个对他的未来产生极大影响的人。在会议的第4天，一群来自上海文艺界的年轻人在日本侵略之后前往延安参加共产党，他们路经洛川。这群人中有一个23岁的女电影演员，这就是后来的江青，当时她叫“蓝苹”，即蓝色的苹果。
她当时搭乘给红军总部送大米的军车到达洛川。她和其他来自上海的人一起见到了毛和政治局其他成员。那天，她与毛眉目传情，从而导致了他们的婚姻和60年代“文革”期间风云变幻的政治伴侣关系。当时毛正驱车赶回延安，江青正好站在毛后面的卡车上。
江青1914年生于山东省，其父是个贫穷的手推车制造工。她的哥哥、姐姐比她大许多，因而她童年时代生活很孤独，也饱尝了其父发怒时的拳头。她从未穿过新衣服，总是穿她哥哥穿小的破衣烂衫。
她和其他几个来自工人阶级家庭的女孩一起被选入一所供“展览”的贵族学校读书。当她全家迁到济南时，江青加入了这个城市的“实验艺术剧院”，第一次得到了免费学习戏剧和音乐（包括钢琴）的机会。
她表演很出色，因而参加了一个流动戏剧团到北平演出。“我走时没有告诉我母亲，”她承认，“只在火车快开动时在车站上给她寄了一封信。”当时她16岁。
她对北平的主要印象是，北平的冬天很冷。她没有衬衣、衬裤，她从家里带出来的最好的被子也因用得太久而磨薄了。不久她就到青岛去了，一个曾在济南教过她的男子已成为青岛大学的教务长。他设法为她安排了工作，流言说江青成了他的情妇。
在青岛，她喜爱上了小说和诗歌，并读了第一本马列著作：列宁的《国家与革命》，她参加了各种左翼社团，并很快结识了当地共产党的创始人李达昌(23) 。她声称在1933年就参加了共产党，无论如何这表明，她要为此付出代价。
她在青岛跟一个叫俞启威的共产党员结了婚，这一消息很快就传开了，俞是江青一个情人即青岛大学教务长的小舅子，那个大学教务长与国民党政府人士过从甚密。
中国每一个年轻的艺术家迟早都会被号称“东方巴黎”的上海所吸引，因为西方文明的风尚正是从这里传入的，江青当然也不例外。在上海，共产党作家周扬安排她在一个无产阶级剧团工作。后来，她又参加了“青年妇女基督教协会”的工作，为劳动妇女开办夜校课程。
这时，国民党开始怀疑她的政治背景，她遭到绑架，在监狱里关了8个月。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只是在一个外国人（美国人？）提出抗议并作保的情况下，她才被释放出狱。
1935年她在《玩偶之家》一剧中扮演娜拉的角色（“我全身心地投入进去”），此外还扮演了易卜生和果戈里剧中的其他重要角色。公司里的前辈都瞧不起她的表演，因而她拼命要提高自己的演技。
1936年她以“蓝平”的艺名进入电影界，她自己挑选的这两个字的意思是“蓝色的和平”。但使她恼火的是，她的老板给她改了第二个字，由“平”改为“苹”，“苹果”的“苹”，以使她的名字更具有刺激性。她在上海拍了好几部电影，最有名的是《王老五》，这部电影反映的是城市贫民窟中的社会压迫和爱国抗日运动。
在上海，流言传播得更加广泛，其中一则是说她曾与演员兼电影评论家唐纳结婚，但后来又无情地抛弃了他，使唐纳悲恸欲绝，几欲自杀。还说蓝苹在1937年又抛弃了另一个电影演员常明。当年下半年她离开上海去延安，陪她去的却又是前夫俞启威。有关这个5.5英尺高的漂亮女人的花边新闻随着她的到来，也传到了毛在大西北的地盘。
江青的传记作者罗克珊·威特克写道，蓝苹自己说，她一到延安，毛就亲自过来问候，并给了她一张票，说他要在马列学院演讲，请蓝苹参加，蓝苹去了，她坐在前排，而且不断地提问，十分引人注目。
为开始新的共产主义生涯，蓝苹改名“江青”，意思是“蔚蓝色的江河”，她否认这是毛为她取的名字。
李德说，当江青到达延安时，人们一般都把她当做非党人士，虽然后来宣称康生在30年代初曾介绍她入党。
江青在后来的言论中非常明了地表白了她当年待在延安的动机，她说：“性吸引在最初几个回合是重要原因，但维持长久兴趣的是对权力的渴望。”
毛希望能用现代的、革命的和非传统的标准来评判他的行为，而他的大多数同事则用非常古老的个人品德的观念来看待这件事。
王安娜在70年代的一本书中引过毛的话说：“我敬佩、尊重贺子珍同志，但说真的，我们不应该再用封建的眼光来考虑问题。按照封建观念，离婚总被认为是对妇女名誉和地位的损害。我不希望再这样了。
后来他又明确表示了自己对婚姻的非正统态度：“捆绑不成夫妻。他不爱你这个地方了，他想跑，就让他跑。
毛的辩白又由于贺子珍的孤僻执拗而加强。有一段时间，贺独自住在西安，坚决拒绝了周恩来、邓颖超要她回延安的请求，张国焘的夫人(24) 曾经和贺共居一室，发现她脸色苍白，对返回毛的总部有一种病态而强烈的反感。
江青的传记作家威特克写道：“贺子珍抱怨说，泽东对我不好，我们经常吵架，不是他摔板凳就是我砸椅子。我知道，我们完了。
至于毛，斯诺写道：“我从来没有看见他生过气，不过我听到别人说，他有几次曾经大发脾气，使人害怕。在那种时候，据说他嬉笑怒骂的本领是极其杰出的和无法招架的。按照史沫特莱的说法，他的幽默“总是讽刺挖苦和冷酷无情，像是从穷苦思索与世隔绝的无底洞里蹦跳出来的嬉笑怒骂。我对他又有这么一个印象：他的心灵深处有一道门，从来不对任何人开放”。
1938年江青搬进了毛的窑洞，开始是做他的秘书，后成为他的妻子。江青的同乡康生，毛的老资格的党内同事，可能帮助促成了这桩婚姻。
似乎没有人知道结婚的日期，显然没有举行婚礼。毛也许仅仅告诉了中央委员会的同志，就算这桩婚姻完成了。江青本人1972年在对威特克讲述自己的生平时，故意不谈她与毛的婚姻是否办了手续，不告诉具体的日期。她自己在回忆与毛共同生活的头几年的情景时清楚地表明，毛特别冷漠，他不想反驳党内对江青个人历史的非议。当时，党内对江青的党员身份和早期活动议论纷纷，尤其是那些当年在上海曾与江青有过摩擦的人，现在在延安共产党根据地都是地位很高的官员。
后来据说毛的同事曾就毛离婚再娶江青提了一个条件，这就是江青不能参与公共活动或党的活动。江青自己后来否认了这一点，但有一点是明摆着的，江青至少有25年未在前台亮过相，直到“**”。
与此同时，战争也开始逼近红军的营盘，林彪在1937年9月取得了共产党对日军的第一个胜利，在平型关战役中打败了精锐的板垣师团。
但在此时，毛在共产党中的领袖地位又受到了新的威胁。1937年10月底，唯一一个能对毛的党内至尊地位产生严重挑战的人突然来到延安：王明乘俄国飞机从莫斯科飞到延安—这是自红军占领延安以来着陆的第一架飞机—并且带来了斯大林对中国同志的指示。毛和其他同志在机场为他举行了一个适当的欢迎仪式，给了适合他身份的安排：补选他为政治局委员，任命他为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正式代表，最重要的是王明还进入共产国际执委会，成为执委之一。
王明既是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团的老资格成员，又是在莫斯科长驻12年、深得斯大林信任的人，因而他对毛构成了强大的威胁。当毛看到俄国飞机在延安降落时，他心里一定产生了某种复杂的感情，因为飞机送来的既有受欢迎的高射炮、大功率无线电发报机和苏联的其他援助项目，也带来了他的老对手。他在当晚举行的欢迎宴会上以主人的身份发表了预料中的词藻华丽的讲话，说王明的到来是天降大福—始料未及……
王明带来了斯大林的一系列新指示，这些指示总的来说有利于毛。俄国领导人更关心的是克里姆林宫控制下的势力范围的发展，而不是外部世界的存在。斯大林对中国同志的主要指令是撤销洛甫的总书记职务，因为他早期与托派有关系。这使直到最近以前还被认为是党的最重要职位的总书记一职出现空缺，王明可能认为自己是总书记的合适人选。然而，政治局最后决定让这一职位空下去。
至于其他领导人，斯大林要求停止反对张国焘的斗争（但他说得太晚了）。考虑到毛在过去三年取得的胜利，他作为党的高级领导人的地位得到承认，但同时接受过俄国培训的同志应该帮助毛克服他的理论错误和对马克思主义的含糊的理解。显然，斯大林希望他的意见能成为一个公式，把所有争吵的派别统一成一个团结、和谐的中国共产党。
因此，毛不得不为维持他的领导地位而付出代价：他不能不向王明报告对当前重大问题的看法，报告与国民党结成统一战线的工作。12月在延安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正是在12月，日本进行了“南京大屠杀”），王明所作的政治报告被通过，报告明确要求共产党服从国民党，两党长期合作抵抗日本侵略。
但毛为自己的让步获得了极其重要的补偿。他被选为下届党代会筹备委员会的主席，王明任书记。后来的事实证明，当党代会最终于1945年召开的时候，这一安排对毛获得最后的胜利是个重要的武器。
王明回国不久就访问了国民党的总部武汉，寻求改善中共在全国地位的方式和方法。随同他去的有博古、周恩来、项英和其他领导人，毛留在延安。毛一定明白，如果蒋介石精明到敢冒险的话，以王明为首的中国共产党右翼很可能抱着改组的幻想与国民党合并。王明回来后说，红色政权应该进入蒋介石的联合政府，通过合法斗争在联合政府中逐步夺取权力。其基本假定是说中国社会已进入资本主义时期，因此无产阶级应该准备在不远的将来起来反对自己的敌人。毛由于出身于农民而对此有更深的认识。
王明的知识分子优越感在延安绝不是毫无根据的。从学习的角度讲，王的书籍以及他那些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团的同伙的著作是延安唯一能得到的中文书，因而毛自己演讲的重要性也就显而易见—他把这视为打破王明的迷信，粉碎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集团“思想封锁”的唯一途径。
江青把这些毛与王明的斗争称之为断断续续的、烦人的、冷嘲热讽的、唯心主义的、挖空心思的。斗争的每一方都以自己的方式取悦于斯大林—革命的家长，每个人都想使苏联“教皇”注意到他担当中国革命领袖所具备的权利和才能。
毛的王牌是他的土生土长，他后来讲：“中国这个客观世界，整个地说来，是由中国认识的，不是在共产国际管中国问题的同志们认识的。共产国际的这些同志们就不了解或者说不很了解中国社会、中国民族、中国革命。
1938年5月，毛亲自登台演讲军事策略问题，题目是《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
“动员了全国的老百姓，就造成了陷敌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毛还作了多次演讲，这些演讲后来汇集成一本很长的小册子《论持久战》。战争是政治的一种，毛引用了克劳塞维茨的话，进而指出：“因此可以说，政治是不流血的战争，战争是流血的政治。”
因此，战争最强大的源泉在于人民群众自己。
日本敢于欺负我们，主要的原因在于中国民众的无组织状态。克服了这一缺点，就把日本侵略者置于我们数万万站起来了的人民之前，使它像一匹野牛冲入火阵，我们一声唤也要把它吓一大跳，这匹野牛就非烧死不可。
最后，毛就第二次世界大战作出了大胆的预言：
我们可以预见这次战争的结果，将不是资本主义的获救，而是它的走向崩溃。这次战争，将比20年前的战争更大，更残酷，一切民族将无可避免地卷入进去，战争时间将拖得很长，人类将遭受很大的痛苦……人类一经消灭了资本主义，便到达永久和平的时代，那时候便再也不要战争了。那时将不要军队，也不要兵船，不要军用飞机，也不要毒气。从此以后，人类将亿万斯年看不见战争。
毛为了写这本小册子，连续工作了一个星期，常常连饭也顾不上吃。到第7天，他的卫兵在他身边生了一个火盆，以抵御寒气。毛一下把脚放到火盆上，鞋子都烧了好几个洞，由此可见毛专心到何等程度。
毛在延安讲课时，完全征服了他的听众，瓦列特·克特茜－玛尔克丝评论说，毛是她从未见过的演说家，他“从来也不打什么手势”。她描述了毛的一次讲话：
他把手背在身后，讲了3个小时。他没有笔记，只是看着听众。外面一片漆黑，大厅内只在台前悬挂着一二盏灯笼，室内其他地方也是黑的。大家神色庄重、严肃，一齐看着毛的脸，一刻也不离开，静得连根针掉在地上都能听见。毛分析国内外的形势，谈论他们的目标、统一战线带来的喜悦和持久的和平。指出，统一战线只要能坚持下去，就一定能打败日本。毛不停地讲着、讲着，他讲得很平静，但很清楚，完全是平心静气的。无疑，所有这些人都崇拜他，他是他们的领袖，他们尊敬他。毫无疑问他们都听从他的指示，信奉他的教条。只要毛泽东活着，他就能完全控制中国共产党艾格尼丝·史沫特莱写道，毛的演讲“和他的谈话一样，都以中国社会的日常生活和丰富历史为根据，涌到延安的知识青年，习惯于从苏德等国的少数作家的作品中吸收精神养料，毛泽东对学生讲自己的祖国与人民、民族的历史和大众文艺。他引用《红楼梦》一类古典文学作品中的故事……
为同党的统一战线的官方路线保持一致，毛尽力缓和他的政治观点，例如1938年他在与克特茜－玛尔克丝谈话时，当玛尔克丝很尖锐地问到他对集体主义的看法时，他就很谨慎。
“你是不是认为，”玛尔克丝问，“妇女喜欢在一个灶上做饭，而不喜欢在自家的灶上做饭？你是否认为中国农民喜欢平分农具和土地收成？”
毛很小心地回答说：“如果没有足够的农具，就必须平分。”
“是不是说，如果你有很多农具，其他每个人也都应拥有自己的农具？如果这样的话，那么这种理想就不是公社所有制，而是个人所有制，就和资本主义国家一样了。”
“人们自己会解决这个问题的。”毛回答道。
“会允许他们这样做吗？”
“会的。但他们必须接受更良好的教育，知道如何投票。如果机器用来取代手工纺车，人们就会痛恨机器。英国考察者认为这实际上是强迫的问题。
9月底，毛再次热情地向总司令蒋介石致信，信中说：
周恩来和其他同志回延安后，都一致称赞您的盛情款待，对此我深表感谢。全国人民都尊重您的领袖地位，是您领导全国这场史无前例的民族革命战争……在这一重要关头，国民党和共产党在共同的利益基础上联合起来了……无论敌人多么残暴，最终都免不了失败的命运；中国……一定能在东亚成为一个强大的国家。这是我的信念，我相信您也会同意我的观点。谨祝安康并致以革命的敬礼。
慕尼黑协定的消息传到延安时，毛关于英国将背信弃义的预言得到了证实，他说张伯伦的政策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因而毛很快就挣脱了束缚，这一点儿也不奇怪。10月当日本正在快速推进，夺取武汉、广州时，中共在延安召开了一个时间很长的中央全会。经过一段时期的克制后，毛现在站出来公开攻击王明。他首先抨击王明提出的党对统一战线的路线：“在抗日战争中，在组织抗日统一战线中，国民党居于领导地位……国民党的地位是坚持抗战和统一战线的主要条件，据此人们可以预见国民党辉煌的未来……”
然后，毛谈到了共产党的地位问题。首先他讨论了作为国际主义者在进行反对另一个国家的爱国战争时的顾虑问题。他指出：“爱国主义就是国际主义在民族解放战争中的实施。
他又说，马克思主义必须与中国的实践相结合。
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加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共产党员是国际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但是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力量，就在于它是和各个国家具体的革命实践相联系的。
成为伟大中华民族的一部分而和这个民族血肉相联的共产党员，离开中国的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
在后来的一篇演讲中，毛谈到了武装问题。“每个共产党员都应懂得这个真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我们的原则是党指挥枪，而决不容许枪指挥党。
许多事情都可以用枪杆子来创造。我们“还可以造干部，造学校，造文化，造民众运动。延安的一切就是枪杆子造出来的。枪杆子里面出一切东西……我们是不要战争的；但是只能经过战争去消灭战争，不要枪杆子必须拿起枪杆子”。
毛认为红军应该对蒋介石统率的军队保持独立性，这一主张使毛在中央委员会中获得了多数人的拥护，尽管这一原则在当时没有公布，为的是不让国民党知道。王明虽然说服了他的同事为统一战线作出政治上的让步，但他作出军事让步的主张遭到拒绝。红军的将领们在高层领导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这一点毛知道得很清楚。就像10年前的遵义会议一样。这一次又是军队使天平倾向于毛。
共产国际完全支持中共在1938年底制定的统一战线政策，因而毛取得了圆满的胜利。与此同时，莫斯科的一份刊物第一次承认毛在中央政治局中实际的领袖地位，王明靠边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