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抽象的爱”（1942~1945）
1942年，毛感到发动党内整风运动的时机终于成熟了，此举的目的是要说服党的干部们接受他的，而不是王明或其他布尔什维克的观点和领导。苏联人培养的小集团因其老师（指托洛茨基）和支持者巴威尔·米夫在斯大林对右倾分子的清洗中被控有罪而声名狼藉。斯大林则一门心思地扑在与德国人的争斗上。
新的共产国际不再试图自莫斯科控制中国党。不久之后毛就它的解散作出决议，其中承认，“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斗争中曾经获得共产国际许多帮助；但是，很久以来，中国共产党人即已能够完全独立的根据自己民族的具体情况和特殊条件，决定自己的政治方针、政策和运动。”
日本对华的不断进犯也给毛以帮助，使之有借口将1938年以来一直在筹备召开的党的“七大”推迟举行。(25) 实际上，如果“七大”在1942年以前举行，毛说不定会在巩固其至尊地位上兵败落马。而且，许多红军机关回到延安休整和躲避日本人的扫**攻势，也使毛有机会采用他自己的独特方式，强化他们的思想意识。
此刻，他已在自己周围聚集了一群被其对手们称为“小集团”的人，其中包括谭震林、陈正人、邓子恢、邓小平和林彪（1942年初自苏联疗养归来）。毛还获得了刘少奇的支持。
然而，延安也出现了对毛的领导的公开批评—而且这些批评不仅仅来自布尔什维克。周扬—江青早在上海时的老对手，竟在这个将毛比作太阳的社会里撰文称“任何太阳也有黑点”。另一位作家在延安的机关报上对一些领导人的不诚实言行颇有微辞。他们不实行男女平等，他们中的一些人“衣分三色，食分五等，而这种做法是一般老百姓无法接受的。这些小品文辑在一起，取名为《野百合花》。野百合是延安山野间最美丽的野花，却有着略带苦涩的鳞状球茎。
《野百合花》的作者（王实味）后来被逮捕，并遭处决。毛对此内疚了多年。关于处决一事，20年后他对其同志解释说，这件事发生在“部队转战途中，是保卫部门自作主张处决的；决定并非来自中央。我们如此对待批评，经常搞得非常麻烦；我想他不应被处决。即使他是密探，写文章攻击我们，而且拒不改造……留他条生路，或让他去劳动有何不可？”(26)
正是为了回击这些批评者和怀疑者，毛在1942年2月，借一所新党校开学发动了他的整风运动。他在开学典礼上所作的讲话题为《整顿党的作风》(27)，毛再度号召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实际条件结合起来。
他取笑那些脱离中国生活实际的知识分子。他说，许多所谓的知识分子实际上非常无知，还不及工人或农民懂得多。他在笑声中继续说：“于是有人说：‘哈！你弄颠倒了，乱说一顿。’但是，同志，你别着急，我讲得多少有点道理……”他接着说，一个人大学毕业后，但没有参加过任何实际活动，一不会耕田，二不会做工，三不会打仗，四不会办事。说实话，这样的人至多算得一个半知识分子。其知识尚不完全吧？书本知识没有什么内在特殊的东西。
像大师傅煮饭就不容易，要把柴米油盐酱醋等件合起来创造成吃的东西，这是并不容易的事情。弄得好吃更加不容易，西北菜社和我们家的大师傅比较起来，就有很大的区别。火大了要焦，盐多了发苦（笑声），煮饭做菜真正是一门艺术。
书本上的知识呢？如果只是读死书，那么，只要你认得三五千字，学会了翻字典，手中又有一本什么书，公家又给了你小米吃，你就可以摇头摆脑地读起来。书是不会走路的，也可以随便把它打开或者关起，这是世界上最容易的事情。这比大师傅煮饭容易得多，比他杀猪更容易。你要捉猪，猪会跑（笑声），杀它，它会叫（笑声），一本书摆在桌子上既不会跑，又不会叫（笑声），随你怎么摆布都可以。世界上哪有这样容易办的事呀！
所以我劝那些只有书本知识但还没有接触实际的人，或者实际经验尚少的人，应该明白自己的缺点，将自己的态度放谦虚一点……我这样说，难免有人要发脾气，他说：“照你这样解释，那么，马克思也是一个半知识分子。”我说：是的，马克思一不会杀猪，二不会耕田。但是他参加了革命运动，他又研究了商品。
对于中国来说，马克思主义是个工具，而不是宗教。
我们的同志必须明白，我们学习马列主义不是为着好看，也不是因为它有什么神秘，好像道士们到茅山去学了法就可降妖捉怪一般。它也没有什么好看，也没有什么神秘，它只是很有用。
毛的意图并非是将犯了错误的人一棍子打死，或惩办他们，而是为了挽救他们。
我们揭发错误、批判缺点的目的，好像医生治病一样，完全是为了救人，而不是为了把人诊死……
任何犯错误的人，也不管他的错误犯了多大，只要他不讳疾忌医，
不固执错误，以至于到达不可救药的地步，而是老老实实，真正愿意医治，愿意改正，我们就要欢迎他，以便把他的毛病治好，使他变为一个好同志。决不是痛快一时，乱打一顿，所能解决问题的。思想上的毛病与政治上的毛病，决不能采用鲁莽的态度，必须采用“治病救人的态度，才是正确有效的方法”。
一周后，毛又以《反对党八股》为题作了第二篇整风运动重要讲话。党八股的第一条罪状是党内有些人行文“空话连篇，言之无物。我们有些同志欢喜写长文章，但是没有东西，真是‘懒婆娘的裹脚布，又长又臭’……”
他最后讲述了自己的写作方法。“孔夫子提倡‘再思’，韩愈也说‘行成于思’，那是古代的事情。现在的事情，问题很复杂，有些事情甚至想三四回还不够。鲁迅说‘至少看两遍’，至多呢？他没有说，我看重要的文章不妨看它十多遍，认真加以删改，然后发表。”
该讲话中另两个有趣的见解是关于外语学习和反对吓人战术。毛主张，“吓人战术，对敌人是毫无用处，对同志只有损害……共产党不靠吓人吃饭，而靠真理吃饭，靠实事求是吃饭，靠科学吃饭。”
一些中国人对外国语近于憎恶与畏惧，但在这一讲话中，毛公开宣称：“外国人民的语言并不是洋八股，中国人抄来的时候，把它的样子硬搬过来，就变成要死不活的洋八股了。我们不是要硬搬外国语言，是要吸收外国语言中的好东西，于我们的工作适用的东西。因为中国语言不够用，现在我们的语言中就有很多是吸收外国的。
接着，毛向艺术家们、作家们和知识分子们讲道，要成功地完成他的整风运动这一使命的话，就需要他们这些人集结在他的旗帜之下。他还安排自己参观了鲁迅艺术学院，他的妻子在此任教。此刻住在延安的一位苏联人(28) 如此描绘江青：“她身体苗条，有一双黑而机灵的眼睛。站在她壮实的丈夫旁边，更显得弱不禁风。
这位观察家对这个既是毛的秘书，又是毛的妻子的女性评价道：“不达目的誓不罢休，这是她的突出特点。她毅然克制自己，无情地驱策自己。她唯一关心的就是自己的事业。她急于要趁她年轻的时候达到自己的目的。毛在他妻子工作的地方观看排练，并与演艺人员和教师长谈，以弥补他对现代文学与艺术知识的匮乏。
5月的第二天，著名的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了。一位当年的与会代表回忆，那时“延河解冻了，黄浊的泥水冲刷着浅浅的河床，淌过沙子和泥土。柳树变绿了，刺儿梅花香逸满沟壑与平川。春天来了……”毛在蒙蒙细雨中乘车前来，大步走进拥挤不堪的礼堂，连门外操场上都坐满了人。
毛的主旨在于艺术家应服务于社会，应该走出象牙之塔，去普及新的文化形式。以毛的秘书身份参加座谈会的江青觉得，他不仅仅是对少数艺术家，而是“对更广泛的，受到王明蛊惑的人在讲话，王明与主席的敌对在延安是尽人皆知的”。
“我们今天开会，”毛说，“就是要使文艺很好地成为整个革命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作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的武器，帮助人民同心同德地和敌人作斗争。他的听众们将有可能成为人类灵魂的工程师，他们的工作将成为革命机器上的齿轮。
他解释说，中国人有些缺点—落后的和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意识是他们进行斗争的包袱。“我们应该长期耐心地教育他们，帮助他们摆脱背上的包袱……他们在斗争中已经改造或正在改造自己，我们的文艺应该描写他们的这个改造过程。只要不是坚持错误的人，我们就不应只看到片面就去错误地讥笑他们……
座谈会的最后一天，讨论在晚餐前结束，而此刻将落不落的太阳光线，正好尚够集体合影的要求。毛被安排在前排中央，但正当要按动快门的时候，他站了起来，走向丁玲，将自己的位子让给她，边让边说：“让我们的女干部坐在中间，我们可不要在‘三八节’又受到责难。”引得众人大笑。
晚饭后，毛作总结发言，来听的人太多，所以大家移至礼堂外的空场上，毛就在油灯下讲话。他抨击一些作家和艺术家们所持的观点—“任何事情都要从‘爱’出发”。他明确道：
……在阶级社会里，也只有阶级的爱，但是这些同志却要追求什么超阶级的爱，抽象的爱，以及抽象的自由、抽象的真理、抽象的人性等等。这是表明这些同志是受了资产阶级的很深的影响……
在阶级社会里就是只有带着阶级性的人性，而没有什么超阶级的人性。我们主张无产阶级的人性，人民大众的人性……有些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所鼓吹的人性，也是脱离人民大众或者反对人民大众的，他们的所谓人性实质上不过是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
至于所谓的“人类之爱”，自从人类分化成为阶级以后，就没有过这种统一的爱。过去的一切统治阶级喜欢提倡这个东西，许多所谓圣人贤人也喜欢提倡这个东西，但是无论谁都没有真正实行过，因为它在阶级社会里是不可能实行的。真正的人类之爱是会有的，那是在全世界消灭了阶级之后……我们不能爱敌人，不能爱社会的丑恶现象，我们的目的是消灭这些东西。这是人们的常识，难道我们的文艺工作者还有不懂得的么？
艺术家和文学家应该接触了解普通老百姓。“中国的革命的文学家、艺术家……必须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到惟一的最广大最丰富的源泉中去，观察、体验、研究、分析一切人，一切阶级，一切群众，一切生动的生活形式和斗争形式，一切文学和艺术的原始材料，然后才有可能进入创作过程。否则你就只能做……万不可做的那种空头文学家，或空头艺术家……
毛用对知识分子如何成为一个更出色的共产党员的忠告，结束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真正的好心，必须对于自己工作的缺点错误有完全诚意的自我批评，决心改正这些缺点错误。共产党人的自我批评方法，就是这样采取的。
有许多党员，在组织上入了党，思想上并没有完全入党，甚至完全没有入党。这种思想上没有入党的人，头脑里还装着许多剥削阶级的脏东西，根本不知道什么是无产阶级思想，什么是共产主义，什么是党。他们想：什么无产阶级思想，还不是那一套？他们哪里知道要得到这一套并不容易，有些人就是一辈子也没有共产党员的气味，只有离开党完事。
毛在集体合影时让位于丁玲的殷勤之举，并没能消除延安座谈会暴露出的深刻的矛盾。作家们就毛对他们的要求争论不休，并分成了两大派别。一派支持毛关于艺术应服务于社会的路线。这些人以毛的老朋友周扬为首，该人与毛的妻子江青交恶颇深。另一派作家，以丁玲为首，他们将重点放在艺术的独立需求，强调艺术所具有的想象力、审美观与创造性等作用。
1943年6月，中央发出的一项指令，第一次详尽论述了标志着毛式共产主义特色的现象，即后来广为人知的群众路线：
在我党的一切实际工作中，凡属正确的指导，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就是说，将群众的意见（分散的无系统的意见）集中起来（经过研究，化为集中的系统的意见），又到群众中去作宣传解释，化为群众的意见，使群众坚持下去，见之于行动，并在群众行动中考验这些意见是否正确。然后再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再到群众中坚持下去。如此无限循环，一次比一次地更正确、更生动、更丰富。
到1943年夏，毛巩固了他的领导地位。他最终当选为新设立的党的主席，正式在领导集团中占据了最高地位。党的总书记这一旧职仍然空缺，没人能与毛的杰出地位一争高低。如今，与国民党的统一战线已完全破裂，共产党人需要有一个全国性的领袖，作为蒋介石的竞争对手树立在公众面前。毛是显而易见的候选对象，由于他的地位上升到了这样一个新的高度，因而他也不再冒险攻击全力铺展西方战线的斯大林了。
从此，对毛个人及其思想的崇拜开始建立。但并不是每个人都愿如此，甚至40年代中后期成为毛的狂热支持者的刘少奇也涉嫌在1942年对他的朋友说：“什么是主席？我从未听过苏联人管列宁叫列宁主席！……中国的斯大林还没出现呢！
发表在共产党人报纸上的毛的第一幅肖像—木刻作品—要追溯到1937年。林彪在1938年以一份称赞毛的“领导天才”的报告，开始了他乏味而漫长的谄媚生涯。但是直到1942年至1944年的整风运动，毛的个人崇拜才系统地发展起来。毛儿时的伙伴萧三(29) 1941年末在延安的机关报上撰文，称毛是“我们英明伟大的领袖，我们的导师和我们的救星”。这就为党报的社论作者来日的写作定下了不健康的调子。毛的同事开始在各自的讲话中称毛为党的“开明领袖”和“旗手”，与此同时，西奥多·怀特(30) 发现他们对毛在延安的即席讲话也浮华夸大地加以评论，“就像啜饮知识之泉”。
艾青以《毛泽东》为题，写下了拍马奉承的颂歌：
毛泽东在哪儿出现，
哪儿就沸腾着鼓掌声—
“人民的领袖”不是一句空虚的颂词，
他以对人民的爱博得人民的信仰；
他生根于古老而庞大的中国，
把历史的重载驮在自己的身上；
他的脸常覆盖着忧愁，
眼瞳里映着人民的苦难；
革命者—以行动实践着思想；
他不断地思考，不断地概括，
一手推开仇敌，一手包进更多的朋友；
“集中”是他的天才的战略—
把最大的力量压向最大的敌人；
一个新的口号决定一个新的方向；
“一切为了法西斯主义之死亡”。
始见于1944年的下面这首歌，后来几乎成为一首国歌：
东方红，
太阳升，
中国出了个毛泽东。
他为人民谋幸福，
他是人民大救星！
毛赢得了延安一批极为能干的年轻官员的忠诚，其中包括邓小平、彭真、陈伯达、陶铸、饶漱石等人，这些人都有可能在将来的中国政治中扮演关键的角色，有可能成为战后中国的第二代红色领袖。
刘少奇赞同对毛的吹捧。尽管在重庆的统战工作阻碍了周恩来积极为此而活动游说，但周已明确地拜倒在毛的无上权威之下。只有王明、洛甫一直保持着沉默。
西奥多·怀特1944年访问延安后写道：“毛的个性支配了延安，他被置于崇拜的顶峰。”一位中国记者发现，1946年的延安，毛的肖像及其手迹无所不在，而对于工人、农民来说，他的话便是“绝对的和极其通俗易懂的”。
然而这一崇拜并没有在整个共产党区域内全面发展。毛的“选集”就压根儿没在延安出版过，其早期版本倒是在1944年至1948年间在热衷讨好的助手林彪负责的哈尔滨出版的，聂荣臻辖下的晋察冀边区也有出版。毛的“三论”，《论持久战》《论新阶段》《新民主主义论》的综合学习是在晋绥地区着手开始的，而不是在延安本地。
王明声称，毛在这段时间里在各种不同的场合中援引马克思、列宁、孙逸仙的例子，向他谈起创立“毛泽东主义的客观必要性”。据王明说，毛承认，人民在他们刚刚被灌输的时候，是不会沉迷于一个新的主义的，同时他声言，“我们必须以穆罕默德为榜样，他一手执剑，一手拿《古兰经》，用暴力使人们改信新教”。
在毛这一代领袖们当中，正是与他同上过一所学校，20多年前在安源矿工大罢工中首度合作的湖南老乡刘少奇，在提高毛的地位方面扮演了重要角色。1943年，刘发表一篇文章，验证毛在过去20年中的政策一直是沿袭苏联的布尔什维克路线—这与那些认为毛已成为党内孟什维克的观点恰成对照。这对于依照苏联人的观念使毛的地位合法化是一个重要的贡献。
刘在1937年党的代表会议上，曾以同样的说法（尽管没有赞颂毛）回敬过毛的反对者。但他的分析随即便被否决，代之以由洛甫提交的与之观点相对立的报告，并被通过。结果，刘丢掉了他在党的华北局的位置。是毛帮助他得到了新的职位，于是在1940年刘夸大其词地将毛说成：“只有毛泽东思想能够鼓舞我们从胜利走向胜利……毛泽东是全中国人民伟大的革命领袖，我们应该向他学习。”
当然，刘并不赞同毛的独裁。1941年他警告说：“在我们党内，不存在对个人的额外特权，任何不代表组织而实行的领导都是不能容忍的。毛泽东同志是全党的领袖，但是他也要服从党。红色领袖即使明白多数人的意见是错误的，也要在执行少数服从多数的纪律方面以身作则。当刘被安置在党的书记处取代洛甫而成为五人核心集团的一员时，他对毛是否取胜所可能产生的种种怀疑大概也就烟消云散了。这也算是干净利落地洗掉了他6年前蒙受的耻辱。
继1929年革命战争中失去妹妹泽建后，1943年，毛又失去了他最后一位同胞手足，二弟泽民。1936年泽民在陕西升任财政部长负责整个共产党地区经济工作后，于1938年离去，就任其时正与共产党人合作的新疆军阀的财政顾问。不幸的是该军阀后来投靠他方，于是毛的弟弟锒铛入狱，在狱中被送以毒酒鸩杀。
毛的家人没有一个能活到看见或分享他的胜利喜悦的那一天。泽民之子远新如今在延安加入了毛的家庭，由江青照料。
美国记者哈里森·福尔曼1944年访问了毛和他的妻子。他是如此描绘他们的：
……她穿着朴素，身着一套实用的类似睡衣式样的衣装，用皮带在苗条的腰间束住，他上着粗糙的家织布衣，下穿肥大的吊脚裤子。我被让进“会客室”—一孔青砖漫地、白粉刷墙、简单地置有坚固却颇为粗陋的家具的窑洞。现在已是晚上，唯一可供照明的是一只粘在倒扣的杯子上的蜡烛。为了提提精神，主人给我送上淡茶、香烟和本地产的糕饼及糖果。整个谈话过程中，孩子们跑进跑出。他们站在那盯着我看一会儿，随后抓起一块糖果又跑了出去。毛对他们毫不在意。
同年6月，毛曾与《曼彻斯特前卫报》和《基督教科学箴言报》记者冈瑟·斯坦因晤谈长达12个小时，从下午3点一直谈到第二天凌晨3点，地点在毛的窑洞的接待室内。斯坦因写道：毛“坐在摇摇摆摆的椅子里，一支接一支地点烟，发出中国某些地方的农民特有的奇怪声音将烟吸进去”。他“在窑洞内踱来踱去，而后人高马大地站在我面前注视着我，目不转睛地盯看我的眼睛好一会儿，这才以沉静的语调，有条不紊地缓缓道来”。
他们一起“在一棵老苹果树下”吃了顿简短的晚餐，随后在窑洞里燃上两支蜡烛，“……将毛的巨大身影投射在窑洞高高的拱顶之上。他注意到我在与面前摇晃的小桌子的较量，于是走出去，带回一块扁石头垫在一只桌腿下。不时地，我们来杯葡萄酒，我们谈着谈着，一包本地出产的纸烟被一支支抽光了。夜里，虽然我渴望提出更多的问题，可还是几次提出离去。但他不听这套。他说他想给我更多的采访素材，何不今晚能谈多久就谈多久呢？
“凌晨3点，我最终离开时，手酸眼涩，心里也十分过意不去，他却依然精力旺盛如初，和下午时一样谈吐条理分明。
斯坦因的笔记被译成中文交毛审阅，几天后当毛在街上遇见斯坦因向他解释说：“我已与朱德和周恩来同志商量了我所告诉你的一切。他们认可了。”
他笑着对斯坦因说：“中国达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阶段也许比你们经济高度发达的西方国家晚得多，这是十分可能的。”
斯坦因问他：“你还没发现自己现在是少数，以致你自己的想法无法付诸实施？”
“是的，”毛承认，“我已使自己成为少数，现阶段对我来说惟一能做的就是等待。但是近些年来已极少有此类事情发生了。”
日本偷袭珍珠港导致介入了战争的美国人与重庆的中国政府建立了多方联系，并派来了各类使团，同时也准备向延安派遣首批观察员，因为共产党人也在同日本人交战。毛曾就中国式的“民主”向一位美国记者自夸。7月18日，他对《巴尔的摩太阳报》记者莫里斯·沃陶说：“中国历史上也有其民主传统。共和政体这一说法可溯源自3000年前的周朝。孟子云‘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中国农民是富有民主传统的……
延安的新闻媒介发表了赞美华盛顿，以及罗斯福、华莱士是如何足以继承亚伯拉罕·林肯之事业的文章。1944年7月22日，被热切盼望的，命名为“迪克西使团”的美军观察组抵达延安机场。几天后，毛设宴欢迎美国人。他告诉小组中的外交官约翰·谢伟思，美国应在延安设立在战争结束后仍能继续起作用的领事馆。
美国人爽快开朗，而且不拘礼节，并对中国共产党人产生了极大影响。冈瑟·斯坦因评论说他“从未见过这样一大群中国人与外国人如此不拘惯礼，快活地聚在一块儿，如此对不同的背景、政治信仰和种族阶层不闻不问—如此彼此成功地合作，如此互相真诚地理解”。
8月底，毛与约翰·谢伟思会谈了6个小时，吁请美国直接干预战争。他说：“我们想，美国人必须在华登陆。当然，这取决于日本的实力和战事的发展……如果美国不在中国登陆，这将是中国之大不幸……假如登了陆，美国人将有可能与中国两个方面的力量—国民党和共产党—合作，那么国民党作为政府将一如既往。”
谢伟思对此表示异议，认为这不是赢得这场战争的切实需要，因而毛转而要求美国迫使蒋介石对日采取更强硬的政策。他坚持说：“蒋处在一个非听美国人不可的地位上……且看经济形势！蒋正逢绝境。蒋倔强，但他基本上是个恶棍……驾驭他的惟一办法只有狠狠地激他……美国曾十分有害地对待蒋，他们帮助他逃避了进行讹诈而应得的惩罚。”
毛告诉他的非正式美国大使，内战已无法避免，除非蒋被管制起来，同时他想了解美国对此事件将采取何种政策：“我们能担保不与美国发生冲突。”他强调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完全是自由主义的—减租减息，包含外资的私营企业自由竞争的工业化、民主，以及提高生活水平。“即使最保守的美国生意人，”毛声称，“在我们的纲领中也找不到任何一点可以反对的东西。
谢伟思后来回忆：
毛也许缺少周的谦和、文雅，但他可能更加色彩鲜明，天造地设。交谈时他总是妙语连珠，恰如其分地运用中国典故，他所作的论断精辟而独特，对于恰当而又显而易见的则往往是点到为止，心照不宣。谈话有时还在形形色色意想不到的和不着边际的范围内游走。博览群书使他几乎无所不通，几乎没有他不感兴趣的话题。
我想，常常是他在主导着交谈，这是很正常的。你时时感觉到是你在接受采访。诚然，这是花了大量的策略技巧才做成的。他并没有独占谈话，这里不存在“hard sell”（硬性推销），你也不会有精神上被压倒的感觉。实际上，在小组会议上，他很细致地留意给每个与会者参与并表明自己观点的机会。屡屡是毛来概括总结会议的意向，他的总结每每都是巧妙顺畅，全面而又简洁的。
10月9日晚，在中共总部曾举行了一场即兴舞会。毛与江青双双参加，用谢伟思的话说，他们“优雅、幽默，彼此之间，并且与多数与会者再三起舞。想起毛平常沉静淡漠的举止，在某种意义上只能管这叫‘放浪形骸之外’了”。
11月初，美国人着手努力将国共双方捏合到一块儿。他们派来了赫尔利将军，11月7日赫未经通报便出人意料地在凄凉萧瑟的延安机场着陆。毛是在赫尔利的飞机已然着陆后才得知他的到来的。他召集高级官员一道挤上他那辆弹痕累累的救护车，匆匆驶上跑道。据怀特记述，“全权代表(31) 和蔼地向他们致意，然后爬上了救护车。”当他们途经一群由牧羊人赶着的羊群时，毛回忆说他自己也曾是个放羊娃，赫尔利接过话说他年轻时做过牛仔。接风宴后，毛和赫尔利已经像是心腹之交了。
毛是友好、坦诚的。但赫尔利一方的政治共识却少得可怜。第二天，他便以强调国民党的和解之意的方式开始与毛协商。于是乎，毛对其美国客人大发了一通反对蒋总裁的议论。谈判的头一天，便以争辩得不可开交而告结束。
可是当天晚上和第二天早晨，赫氏又走向了另一极端。他起草了一个建立真正的联合政府的建议，其中共产党人可享有有保障的言论、活动、集会自由。毛对此感到很高兴，他保存了由赫尔利签了名的建议副本，以作为信义的标志—尽管赫尔利周全地提醒毛，他不是能代替蒋总裁讲话的人。对毛来说，罗斯福的个人代表以他的名义起草这些建议，并以此来驱策国民党，这已经足够了。
几天后，晒着11月的太阳躺在病榻上的王明接待了笑眯眯的毛泽东的意外来访。他要王明看一封电报，这是罗斯福总统对毛祝贺他在美大选中获胜的答谢。王显然相信，这一纸公文开辟了可能与白宫进行直接个人接触的前景。
然而，蒋总裁理所当然地拒绝接受赫尔利的建议，美国人力图使国共双方和解的努力化为乌有。也许是那封电报给毛壮了胆子，他决定向可以对蒋施加压力的唯一来源求助。1945年1月9日，他告诉“迪克西使团”的高级官员，雷·克罗姆利少校(32) ，他与周恩来已做好准备，飞往美国会晤罗斯福总统。克罗姆利给在重庆的美国大使馆发了封电报：“毛和周将即刻单独或一道起程前往华盛顿作探查性商谈，罗斯福总统应否表示在白宫以中国主要政党领袖接待他们。
此事被列为秘密，以免一着棋错，殃及国共谈判。第二份电报发给了美国军事代表魏德迈将军，大意是说周已要求此事不把赫尔利大使考虑在内，“因为我不相信他的决断力”。即使在正常情况下，毛也可能将其希望寄托在赶赴白宫谒见所得到的拥抱嘉奖上。但是两桩互不相干又出人意料之外的坏事，却使毛功败垂成。
第一桩，魏德迈将军外出缅甸，请赫尔利大使处理其函件，致使赫尔利看到了周对他的评论。第二桩，赫尔利为两项显然是为中共提供的军援动议事先没与他作任何商量而大为光火。结果，他将这一动议压了一段时间，最终，把情况添油加醋地通报给华盛顿，建议反对向中共提供任何军事援助。于是白宫就将这件事情搁置起来，认为没必要一定要对毛的要求形成一个大致看法。此事从未有过定评，任凭世人评说。
在与美国讨价还价的同时，毛的长子自俄回国。这是15年来父子二人的首次重聚。毛岸英，现在已是25岁的小伙子了。1930年曾与母亲杨开慧一道被国民党拘禁。杨开慧遇难后，他和弟弟岸青被偷偷送往上海，隐姓埋名，在穷途末路、艰难窘迫的情况下，由从长沙逃亡来的毛的家人照看起来。苏联人打起仗后，孩子们被送到苏联，就学于伊凡诺沃的共产国际学校。
岸英取了个苏联化名谢尔盖，他学得一口流利的俄语，却开始把中文忘掉了。俄国人发现他害羞，讨人喜爱，还有点被宠坏了，但从没人提起过他的父亲。他在东欧前线坦克部队里参加了战斗，斯大林还给了他一支手枪。
小一点的孩子岸青，化名尼古拉，也有近似的经历。他学过机械，给他的苏联同志以一个性格举止热烈而古怪的印象。头脑容易发热，却往往有始无终。毛曾经透露说岸青有精神疾患。这也许就是毛在50年代一个有关岸英、岸青的讲话的脚注吧，讲话大意是“一个儿子死了，一个疯了”。
红卫兵声称，岸青在其母亲被捕后曾经受到照料他的资产阶级家庭的虐待。一些苏联专家认为他是“类精神分裂症”患者，另一些人则确信他的行为是因为曾被西方传教士的棍子击中头部而造成的。在俄国，他曾下过国际象棋，还爱上了一位金发姑娘，像个小花花公子。
1944年至1945年冬天岸英回到延安时，弟弟也离开了苏联。毛明显地感到大儿子在完成其旅苏经历后需要去去骄娇二气，于是便把他送到几英里外的著名的劳动英雄吴满有处一道生活。吴战前来到延安时还是个饥馑的难民，从共产党人那儿分得一小块土地后，侍弄得相当成功。据中共领导层中一位亲苏成员说，年轻人对其父的安排大为不满，并在事后告诉他：“我没有向这个Kulak（富农）学习，我非常讨厌这个大富农家庭生活的一切方面。我永远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苏联学校培育出来的学生。我任何时候也不以为耻，而是反以为荣。
毕竟这是毛氏家庭中的传统，儿子应当反抗老子。但毛这一方面多少有些公正可言。后来干了一年农活手上长了茧子后，年轻人得到了个差使，在中苏人员之间当翻译，一个中国同志当着苏联人的面问他：“你到底学过中国话没有？”
这家人还救出了毛的年幼的侄子，泽民之子毛楚雄(33) 。自从其父被鸩杀于新疆后，他一直由姥姥抚养。但是刚过一年他便死于非命，在内战中被敌人活埋了。
这段时间里毛试图彻底探明美国人政策之玄秘。3月13日，他邀谢伟思作了另一番长谈，他向美国人保证，中共的政策于美国之利益并无威胁。毛声称：
“中美两国人民之间为同情、理解和共同的利益紧紧地联结起来。两国人民本质上都是尊崇民主和个性的。两国人民生来都是爱好和平，反对侵略，反对帝国主义的。战后中国之最终需要是经济的发展。她缺乏独立实现这一目标的资本积累。她自己的生活水平相当低下，再不能进一步抑制其对资本的需求了。
“美国与中国经济上彼此互相补充，他们之间将不互相竞争。中国不要求发展大型重工业，她并不希望在高度专门化的工业方面去迎合美利坚合众国。美国为重工业和这些专门化工业需要输出市场。她还要为其资本投向寻求出路。
“中国需要建立轻工业，以保证自身的市场供应，提高本国人民的生活水平。最终她还可以为远东其他国家供应轻工业物资。她拥有原材料和农产品，用以帮助支付外贸及投资之开销。美国不仅是帮助中国发展经济最合适的国家，而且也是惟一能够完全参加这一合作的国家。”
为了所有这些原因，中国人民与美国人民之间不应该，也不能有冲突、疏远或误解发生……(36)
谢伟思抵达华盛顿这天，正是罗斯福去世之日—4月12日。他很快卷入了联邦调查局对《亚美》杂志案的调查中，并因涉嫌向新闻界透露外交机密，于6月6日被捕。这一连串相关事件使毛放弃了对美援的希望，他将谢伟思的被捕看做美国对华政策的转折点。
从表面上看，毛仍对来自美国人的理解与帮助抱有希望。他以猪肉丸子、豹子肉、百年陈酿款待7个前不久在华北失事跳伞生还的美国B-29飞机飞行员。共产党人护送他们穿越日军前沿，到达通往延安的安全之途。毛送给他们每人一件礼物—清一色红区产的厚毛毯。他们都曾谈到毛边走边与以迅速而机械的方式挥着手指头纺棉线—用近似于甘地的纺车—的同志交谈的情景。
毛在4月的一个讲话中评述：“中国人民一向视为居住在遥远地方的美国人民，如今看起来就像隔壁的邻居了。中国人民将愿同那些伟大民族的人民一起工作—美国、英国、苏联和法国—并与所有国家的各族人民一道创造一个‘稳固而持久的’世界和平。”但是，幻想之破灭很快地公开化了。到了7月，毛对非共产党的来访者夸耀说：“我这几条烂枪，既可同日本人打，也就可以同美国人打，第一步我要把赫尔利赶走了再说！
在此期间，毛还在筹备被大大拖延了的党的“七大”。这个所谓“胜利的大会”，1945年4月在延安开幕。大会的开场戏是，在会议举行的前几天中央委员会通过的由毛起草的一篇长文，题为《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这个决议是以将毛推为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得胜的关键角色为目的，对历史进行了大胆的重写：“毛泽东同志代表中国无产阶级和中国人民，将人类最高智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理论，创造地应用于中国……光辉地发挥了列宁斯大林……的学说……
在这令人惊异的“决议”中，用毛自己的话说：
尤其值得我们庆幸的是，我们党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创造性地把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革命学说应用于中国条件的工作，在这10年内有了很大的发展。我党终于在土地革命战争的最后时期，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中央和全党的领导。这是中国共产党在这一时期的最大成就，是中国人民获得解放的最大保证。
自我庆贺不可做得太过火。在这份文献中，毛在军事战略和政治两个方面对来自左的和右的批评者作出了不利的判决。他援引斯大林的一个命题，正确的策略指导需要正确的形势分析，进而说道：“而毛泽东同志对于中国革命运动的指导，正是一个最好的模范。
当然，如何作出正确的主观判断从而进行策略上的指导，是无法汇集整理的，整个决议对此也只能如此说：“毛泽东同志就供给了一个坚持真理的原则性和服从组织的纪律性相结合的模范，供给了一个正确地进行党内斗争和正确地保持党内团结的模范。
决议作者继续毫不汗颜地写道：“毛泽东同志从他进入中国革命事业的第一天起，就着重于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以从事对于中国社会实际情况的调查研究……毛泽东同志……所规定的政治路线、军事路线和组织路线正是他的……光辉成果……
最后，这个被中央通过、英雄在其内大唱自己的赞歌的决议确认，“全党已经空前一致地认识了毛泽东同志的路线的正确性，空前自觉地团结在毛泽东的旗帜下了”。
于是乎4月23日开始的“七大”成了毛的凯旋式。其最精彩之处是刘少奇所作的新党章报告。该报告宣称，全党“以……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针”。在这个报告中，刘提到毛或他的思想不下105次。刘的妻子后来告诉其女儿，“毛泽东‘七大’前尚无威信可言。是你爸爸和其他领导人为他建立了威信。”
刘的兄弟后来的一次议论可以证实，做此姿态并非出自全心全意：刘少奇毕业于苏联马克思列宁主义大学。(35) 是刘少奇把他的地位给了毛主席；刘少奇本来有可能在初选中获胜。这当然是夸大其词。到1945年，再没有人能向毛挑战。但正如60年代的历史所证明了的，毛是将胜利建筑在不太牢靠的基础上的。
尽管如此，刘还是选择1945年，以他作为副手与第一继承人为条件，将他在城市和工会中苦心经营的党的基层组织并入毛来自农村地区的农民军队（党现在自夸已拥有百万以上成员。—作者注）。他在党的代表大会上对毛的赞扬慷慨而无节制：
毛泽东的伟大功绩在于把马克思主义由欧洲形式变为亚洲形式……毛泽东是中国人，他分析中国的问题，指导中国人民在斗争中走向胜利。他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理阐释中国的历史与实际问题。他是第一个成功地进行了这一工作的人……他创造了中国式或亚洲式的马克思主义。中国是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广大人民耕种着极少量的土地，生活在饥饿的边缘。要想过渡到更加工业化的经济，中国面临着……高度工业化国家……的压力。南部和东部亚洲其他国家也有类似的情形。中国选择的道路将完全影响他们。
最后，毛给两个生病的领导人送去了担架，其中之一是王明，以使他们的出席能够证明大会的团结。王明描述这一幕为：
毛泽东一个人站在台上，向主席团成员热情挥手以示邀请。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任弼时走上台来，和毛泽东一起站在主席团的长桌子后面。其他10位主席团成员（陈云、康生、彭德怀、张闻天、高岗、彭真、林伯渠、董必武、贺龙、徐向前）仍旧坐在大厅里。毛泽东一边做手势一边点头，向他们示意，请他们上台。在这以后，他们才一个个好像很拘束的样子，不慌不忙地登上主席台，走到主席台右边的一个角上，远离主席团靠墙坐下。坐在前排的代表，甚至都看不见他们。同时，在前台主席团桌后站着上面提到的5个人，这时的情况是：毛担心地在他们中间来回走着，不时望望每一个人，其余4个人窘红着脸走来走去，互相催促着，好像孩子做客一样。他们还不知道谁应该坐在哪里。
“团结”的取得付出了不小的代价。
对日战争即将结束，毛厌恶地评论国民党在美国支持下匆忙准备紧接而至的内战。他在7月中旬预言：“美国政府便将陷在中国反动派的又臭又深的粪坑里拔不出脚来。曾一度寻求与罗斯福会面的毛，现在转而给美国共产党领袖福斯特发出了一份亲如兄弟的电报。
8月初，原子弹落到了长崎和广岛。几天后，毛向其干部保证，这样的武器解决不了战争。“我们有些同志也相信原子弹了不起……这些同志看问题，还不如一个英国贵族。英国有个勋爵，叫蒙巴顿。他说，认为原子弹能解决战争是最大的错误。
日本投降后，蒋总裁即刻电邀毛赴渝和谈。双方电报往来持续了大约两周时间，但毛规定了若干条件。8月末，赫尔利大使飞赴延安，敦促毛南下与对手谈判，毛被说服了。他致电蒋：“梗电诵悉。甚感盛意。鄙人亟愿与先生会见，共商和平建国之大计，俟飞机到，恩来同志立即赴渝进谒。弟亦准备随即赴渝。晤教有期，特此奉复。”8月28日，他起程赴渝，去与明知一心要毁灭他的人打交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