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延 安（1935~1937）
自学生时代以来，毛第一次能够过一种较稳定的生活。他在陕西的红色根据地待了八年多，头几年是住在有着旧城墙的保安镇，这个地方曾是帝国抗击蒙古人和其他游牧民族的一个要塞。其他时间毛都住在延安，这使延安天下闻名，并在毛的与众不同的共产主义特征中印上了延安的名字。在那11年当中，毛躺在长征的荣誉簿上，安全地生活在一个受到很好保护的大根据地里。在这里，他关于改造和革命的思想得以实施；从这里，他不仅可以对中国的其他地方说话，还可以向外部世界发出自己的声音。后来，人们对延安的岁月是带着眷恋之情来回顾的。
在保安，毛拥有一所两个房间的窑洞，主要的奢侈品是一顶蚊帐和墙上的地图。虽然当了多年党的领导人，尽管千百次地没收了地主和官员的财产，毛的个人财物还装不满一只箱子。虽然他是红军的指挥员，但他所佩的领章，也不过是普通红军战士所佩的两条红领章。
毛和其他人吃一样的伙食，唯一的例外就是他有湖南人“爱辣”的嗜好。他甚至用馒头夹着辣椒吃。除了这一嗜好外，他对于吃的东西很随便。有一次吃晚饭的时候，来访的客人听到他阐发爱吃辣椒的人就是革命者的理论。
“他首先举出他的本省湖南就是因产生革命家出名的。他又列举了西班牙、墨西哥、俄国和法国来证明他的说法，可是后来有人摆出意大利人也是以爱吃红辣椒和大蒜出名的例子来反驳他，他又只得笑着认输了。”他非常喜欢一首叫做“红辣椒”的滑稽歌曲。在这首歌里，辣椒痛心自己活着只是供人吃食的命运，它嘲笑白菜、菠菜和青豆的浑浑噩噩、没有骨气的生活，辣椒最后“领导了一场蔬菜的起义”。
然而，毛的消化功能并不适应西北的定居生活，他便秘的毛病在保安人所共知，以至于埃德加·斯诺报道说：“毛每周解大便一次也成了值得庆贺的大事。”有一次当被问到是喜欢过国家首脑的定居生活，还是喜欢过转战南北的战场生活时，毛如实地回答说：“我更喜欢过战斗生活，我在长沙战役期间，肠胃消化再好不过了。
但在其他方面他很适应。一个刚从欧洲学医回来的中国留学生对毛进行了全面的身体检查，宣布毛身体非常健康。彼得·弗莱明散布说毛得了肺病或其他“不治之症”，但这不真实。一个体检的见证人说：“他的肺部是完全健康的，尽管他跟大部分红军指挥员不一样，吸烟没有节制。
没有烟抽是毛在长征中最大的缺憾之一，沿途他遍尝各种各样的植物以寻找香烟的替代物。他的牙齿都熏黑了，几年后当一个德国牙医到延安时，这个牙医不得不来了10次给毛补牙。
毛的不拘小节—对处于他这种地位的中国人来说，很是少有—还扩及到第一次在陕西见面的外国人。一个美国客人在与毛谈话时，曾“看见他心不在焉地松下了裤带，搜寻着什么寄生物”—即捉虱子。还有一次，这个美国人与林彪在一间小屋里谈话，毛也在场，房里很热。“妈的，太热了！”毛骂道。边说边脱掉裤子，一屁股坐在地上，那种神态和甘地缠着腰布时一样自然。正是在这次访问中，采访者报道说，毛“每天工作十三四个小时，常常到深夜二三点钟才休息。他的身体仿佛是铁打的”。
充沛的体力对毛后来的政治斗争非常有利。
自遵义会议以来，尽管毛由于走运和判断力强而经受住了领导长期的艰苦行军的考验，但从政治方面来说，他的领袖地位并未得到普遍的承认。毕竟他领导的军队在长征结束后几乎丧失了一切—地盘、重型武器和政府的象征，甚至他们最好的武器和服装。毛和张国焘在四川会合时，他在这些方面就明显不如张，当时，他对此就已经感到屈辱。在陕西，毛又面临着几乎完全相同的形势：当毛的部队被赶出江西时，陕西的地方红军领袖们不仅一直固守阵地，而且还扩大了他们的阵地。当破衣烂衫的长征红军于1935年走完长征路时，他们对陕西的共产党是欠了很大情的：因为没有他们的这些成就，长征红军连一块安身的地方也没有。
从毛个人的立场看，幸运的是陕西的红色领导人碰巧也发生了分裂，而且与在江西发生的分裂和长征路上的分裂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两个“土生土长”的游击队领导人刘志丹和高岗与党中央从陕西以外派来的更教条的亲俄的领导人有摩擦。毛处于调解的位置，他自然是支持刘与高，因为他们的立场和他的一致。这又使刘、高欠毛的情。
即使这样，他们的品格和他们的追随者也使他们成为角逐全党领导人的可怕的人选。毛到达陕西不久，刘就在战场上阵亡了，但高仍是延安统治集团中的一个重要人物，后来他又去莫斯科短期受训，回来后成为靠近俄国边境并具有战略地位的东北工业区的红色掌柜。
在延安时，毛总是小心地称赞高岗：“他执行了正确路线，为红军和革命在陕西创建了一个根据地。毛在一些地区性问题上听从高的意见，但高对毛的挑战直到50年代才到来。在延安，既然党和红军疲惫的长征已经结束，于是毛集中精力对付博古和宣称有俄国支持的“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企图重掌领袖大权的挑战。
第一次冲突发生在1935年冬圣诞节期间召开的瓦窑堡政治局会议上。当时日本再次侵犯中国领土，爱国的非共产党的中国人义愤填膺。为什么我们不和他们一起抗战，进而影响他们，使他们更为同情共产党在中国要达到的目标？这是毛的观点，但布尔什维克则被吓呆了。
毛指责他的批评家们采取关门战术。他模仿他们的腔调说：“哪有猫儿不吃油，哪有军阀不反革命？知识分子只有三天的革命性，招收他们是危险的。因此，结论：关门主义是惟一的法宝，统一战线是机会主义的策略。
后来他在一次讲话中强调，党不应该再依附莫斯科，听莫斯科的指挥，“共产党人现在已经不是小孩子了，他们能够善处自己，又能够善处同盟者。
他宣称：“问题是—民族资产阶级是否能改变。我们相信它能。”进而他又详细阐述了对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来说，什么是极端重要的理论鉴别力：
工人阶级的利益同民族资产阶级的利益也是有冲突的……但是民族资产阶级如果参加反对帝国主义的统一战线，那么，工人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就有了共同的利害关系。人民共和国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时代并不废除非帝国主义的、非封建主义的私有财产，并不没收民族资产阶级的工商业，而且还鼓励这些工商业的发展。任何民族资本家，只要他不赞助帝国主义和中国卖国贼，我们就要保护他。在民主革命阶段，劳资间的斗争是有限度的。
毛试图通过领导一次横渡黄河的军事远征，与日本交战，从而使抗日民族同盟在他的同志们面前变为一个现实。当时日军占领了河北，控制了北京，以作为他们蚕食中国战略的一部分。但国民党军队挫败了红军的这次东征，红军不得不退回陕西。也正是在这时，毛写下了他最著名的诗篇《沁园春·雪》，抒发了他自比中国历史上伟大皇帝的雄心壮志：
北国风光，
千里冰封，
万里雪飘。
望长城内外，
惟余莽莽；
大河上下，
顿失滔滔。
山舞银蛇，
原驰蜡象，
欲与天公试比高。
须晴日，
看红装素裹，
分外妖娆。
江山如此多娇，
引无数英雄竞折腰。
惜秦皇汉武，
略输文采；
唐宗宋祖，
稍逊**。
一代天骄，
成吉思汗，
只识弯弓射大雕。
俱往矣，
数风流人物，
还看今朝。
国民党的飞机此时正在撒传单，告诉毛的士兵说：“杀死毛泽东赏大洋10万元。”后来这一赏格提到24万元。
根据共产党当时在中国面临的政治形势，毛确定了他的基本策略，然后，他以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主席的身份积极活动起来。1936年5月他通电国民党政府，敦促它与共产党合作，建立抗日统一战线。他许诺给中国的穆斯林以自治权，如果他们支持这样的统一战线的话。他还建议召开所有爱国抗日力量参加的会议。他甚至还向哥老会发出强烈呼吁，请求他们的支持。哥老会是著名的秘密组织，著名的共产党人如朱德、贺龙都曾是它的领导人。
毛过去因与土匪和帮会头子联系，一直受到政治局的批评。但现在他提出在抗击日本对中国的威胁中，要尊重这些人。“你们主张打富济贫，我们主张打土豪分田地；你们轻财仗义，结纳天下英雄好汉，我们舍身救中国，救世界……《水浒》正在变成现实。
但毛和其他共产党人致蒋介石的一封敦促两军停战共同抗日的私人信件，则遭到了蔑视。
1936年7月，一个密苏里州出生名叫埃德加·斯诺的美国人急匆匆地到达延安，这是第一个到毛在陕西总部的西方记者。他从中国为《纽约先驱论坛报》和其他报刊写了好几年的报道。斯诺发现毛是个：“面容瘦削、看上去很像林肯的人物，个子高出一般的中国人，背有些驼，一头浓密的黑发留得很长，双眼炯炯有神，鼻梁很高，颧骨突出。我在一霎那间所得的印象，是一个非常精明的知识分子的面孔……
“他有着中国农民的质朴纯真的性格，颇有幽默感，喜欢憨笑。甚至在说到自己的时候和苏维埃的缺点的时候他也笑得厉害—但是这种孩子气的笑，丝毫也不会动摇他内心对他目标的信念。他说话平易，生活简朴，有些人可能以为他有点粗俗。然而他把天真质朴的奇怪品质同锐利的机智和老练的世故结合了起来。
接着斯诺描写毛是“一个精通中国旧学的有成就的学者，他博览群书，对哲学和历史有深入的研究，他有演讲和写作的才能，记忆力异乎常人，专心致志的能力也不同寻常，个人习惯和外表落拓不羁，但是对于工作事无巨细都一丝不苟，他精力过人，不知疲倦，是一个颇有天才的军事和政治战略家”。毛“个人自尊心极强，他的态度使人感到他有着一种在必要时候当机立断的魄力”。
斯诺发现毛对当前世界政治相当了解。“他对英国的工党很感兴趣，详尽地问我关于工党目前的政策，很快就使我答不上来了。”
他不理解，像英国那样工人有投票权的国家，为什么仍然没有一个工人的政府。他对于拉姆塞·麦克唐纳表示极端的蔑视，另一方面他又把罗斯福当做反法西斯主义者，认为中国可以跟这样的人合作。他问斯诺关于印度的许多问题，认为印度不经过土地革命就不会实现独立。他还问到美国少数民族的问题。
毛同意回答斯诺的问题，斯诺描述了这一场面：“1936年7月16日，我坐在毛泽东住处里面一条没有靠背的方凳上。时间已过了晚上9点，熄灯号已经吹过，几乎所有的灯火都已经熄灭。毛泽东家里的天花板和墙壁，都是从岩石中凿出来的，下面则是砖块地。窗户也是从岩石中凿出的，半窗里挂着一幅布窗帘，我们前面是一张没有上油漆的方桌，铺了一块清洁的红毡，蜡烛在上面毕剥着火花。毛夫人在隔壁房间里，把那天从水果贩子那里买来的野桃子制成蜜饯。毛泽东交叉着腿坐在从岩石中凿成的一个很深的壁龛里，吸着一支前门牌香烟。
在一次毛结束与斯诺谈话的时候，已是凌晨2点了，斯诺精疲力竭，这时出现了一个愉快的插曲：“他们(18) 两个都俯过身去，看到一只飞蛾在蜡烛旁边奄奄一息地死去，高兴得叫了起来。这确是一个很可爱的小东西，翅膀是淡淡的苹果绿，边上有一条橘黄色和玫瑰色的彩纹。毛泽东打开一本书，把这片彩色的薄纱般的羽翼夹了进去。
当问到一个最敏感的问题，即他与俄国的关系时，毛回答说：
虽然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的成员，但这决不意味着苏维埃中国受莫斯科支配……我们的斗争当然不是解放中国后再把它交给莫斯科……
当许多国家都建立了苏维埃政府，可能要出现建立国际苏维埃联盟的问题，看看这个问题如何解决是很有意思的。但今天我不能提出解决方案—这个问题还没有出现，也不能事先解决它。在今天的世界，由于不同国家和人民之间的经济和文化联系日益密切，有一个联盟似乎是非常必要的，如果是在自愿的基础上建立的话。
实际上当他私下与斯诺谈话时，毛有点想“损”俄国人：“毛在和我的交谈中称苏联为他的‘忠实的盟友’。”他把酸梅做的甜食讽喻为“口惠而实不至的俄国援助”。
毛在一次与斯诺谈话时，告诉他说：“对于一个被剥夺民族自由的人民，革命的任务不是立即实现社会主义，而是争取独立。如果我们想在其中实践共产主义的这个国家不能独立，那么共产主义就无从谈起。
在回答了政治问题之后，毛勉强转到斯诺提的个人问题上。这个美国人敦促毛纠正流行的关于他的歪曲的不真实的传闻。
最后毛说：“如果我索性撇开你的问题，而是把我的生平的梗概告诉你，你看怎么样？”
“我要的就是这个！”
因而在以后的4个晚上，他们“真像搞密谋的人一样，躲在那个窑洞里，伏在那张铺着红毡的桌子上，蜡烛在我们中间毕剥着火花”。斯诺埋头记录，直到倦得要倒头便睡为止，翻译坐在他旁边，把毛的柔和的南方方言译成英语。“在这种方言中，‘鸡’不是说成实实在在的北方话的‘ji’，而是说成有浪漫色彩的‘ghii’，‘湖南’不是‘Hunan’而是‘Fulan’，一碗茶念成一碗‘tsa’，还有许多更奇怪的变音。毛泽东是凭记忆叙述一切的，他边说，我边记。
这样在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的前一部分就有了毛泽东告诉世界的唯一的一份自传，它在最早出的左派图书俱乐部的版本里占54页。这个故事对毛自己的同事产生的兴趣就像对西方读者产生的兴趣一样大。斯诺指出：
“在毛追述往事的时候，我注意到，有一个旁听者至少和我同样感兴趣，这就是他的妻子贺子珍。很明显，他谈到的有关自己和共产主义运动情况，有许多是她以前从来没有听见过的；毛泽东在保安的同志，大多数也是这样。
“后来当我向红军其他领导人搜集传记材料的时候，他们的同事常常围拢来兴趣盎然地聆听他们第一次听到的故事。尽管他们已经在一起战斗了多年，他们多半不知道彼此在参加共产党以前的日子的情况，他们往往把这些日子看做一种黑暗时代，真正的生命只是在成为共产党人以后才开始的。
1936年秋，张国焘和朱德将军衣衫不整地从四川回到陕西的根据地，与毛待在一起。张不仅得承认在长征的紧要关头，他南下是错误的，而且承认他还犯了一个错误，这就是在到达陕西前不久，他派遣他的红四方面军最精良的部队在西线进行野鹅式的追击，结果被消灭。他希望带领他自己的人马来扩大陕西根据地，但结果却是不光彩地请求毛帮助解救他的部队。毛拒绝冒这样的险，因为当时是几面受敌，他还谴责张损失了宝贵的力量而没有达到任何目的。这一事件使得毛在后来的几个月里很容易处置对他的领导地位构成严重威胁的对手。
朱德将军，毛的老搭档，无疑与毛关系和睦，当红色“土匪”贺龙不久之后带领他的部队从南方进入陕西这个根据地时，共产党在陕西集中领导权的过程也就完成了。所有使共产主义决定性地走向全中国的工作已在这个西北根据地准备就绪。
“1936年12月12日上午，保安出现了不寻常的活跃情景。”奥托·布劳恩（李德）后来追述道，“毛的住地同党政军最高领导人进行联系的电话铃声急促地响着。就连习惯于夜间工作、次日睡到中午的毛泽东也一大早就出来了，周恩来来到他这里，过了一会儿，洛甫、博古和其他几个人也来了。发生了什么事？发生了毛泽东、蒋介石争夺对中国控制的22年斗争中最富有戏剧性的插曲：北方的主要军阀之一(19)—在国民党与共产党之间持“中立”态度—在蒋总司令到西安视察的时候扣留了他。
所谓“西安事变”的消息很快传遍了全世界，惊动了各国朝野。毛很激动，要求把蒋介石押到保安来就他对中国人民欠下的债进行审判和惩处。但斯大林持不同的看法，他打来的电报称，蒋介石是中国建立抗日统一战线中唯一可能的领导人，因而毛应争取使蒋得到释放。(20)
毛派周恩来去西安，以使事件朝着有利于共产党的方向发展。12月19日为安慰斯大林，毛致电蒋介石，敦促他召开各党派会议，讨论联合抗日的政策问题。周恩来后来说：“我们一个礼拜都没有睡好觉……这是我们一生中最难作的一个决策。”
最后，这个军阀在蒋总司令许诺与共产党停火、更坚决地抗日、更民主地管理中国之后于圣诞节释放了他。毛在如何处置蒋的问题上无法压制政治局内的分歧，但国民党领导人至少在现在公开表示为了共同的目的要与共产党合作。
与此同时，红军扩大了地盘。它占领了延安，因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首都移到这个较大、较方便的城市。延安是座古城，面临一条河流，周围都是黄土山，窑洞都是凿山修建的。延安是座集镇，有很多历史古迹，包括一座建于宋代的宝塔。
在延安，毛搬进一处有3个房间的住所，还有一个“胜利花园”，园里种着蔬菜和烟叶。后来在日本飞机开始轰炸延安的时候，他又搬到杨家岭山上一个完全防空的大窑洞里居住，但他仍在原先住的地方开会。奥托·布劳恩回忆说：“住在窑洞里非常舒适，冬暖夏凉，并且在很大程度上可以防御日本飞机的轰炸，只是跳蚤和老鼠使我们很伤脑筋，以后我们慢慢地习惯了。
但毛的个人生活并不美妙，他的妻子贺子珍从来没有完全从她在长征路上可怕的经历中恢复过来，长征途中她正要生毛的第四个孩子时突然遭受空袭，受伤很重。她到陕西时，身体和精神都处于崩溃的状态：6，000英里路她多半是在担架上度过的。在毛的新大本营她也从来没有完全安定下来。她曾经被说成是执拗的妇女，从来就不理解毛的政治世界。他们的第5个女儿是在陕西怀上、于1936年夏埃德加·斯诺访问期间出生的。毛非常喜欢这个女孩，她长大后叫李敏，在“文革”期间很出色。
正因为毛的家庭生活不大理想，才使他在陕西这个不同寻常的道德氛围下进行积极的社交活动。这里毕竟是一个力图使他们的生活建立在一定的理性基础之上的共产党人的社会。这时，大量学生、青年知识分子和文艺界人士带着各种各样的理想从上海和中国各地涌入延安，对于那些经历过物质和精神生活极为贫乏的长征的士兵来说，这是令人愉快的事。
有伙儿学生因建立一个自由恋爱俱乐部而被抓了起来。但奥托·布劳恩指出：“体现红军面貌的严格的纪律和严谨的生活方式，在延安随着时间的推移也慢慢松弛了。”他和另一个外国人乔治·哈特博士（黎巴嫩籍美国人）(21) 曾在周末招待过各种类型的文艺界人士，“我们海阔天空，无所不谈，主要谈艺术和政治，也打乒乓球，有时甚至还跳舞，在这以前跳舞一直是被当做外国的恶习被禁止的”。
时间一年年过去，社会气候也更为宽松了，周末梨园舞会成为人人期待的活动。音乐是搜寻来的一些唱片，或是乐队伴奏，什么乐器都有，从中国古老的二胡，广东的板胡到脚踏风琴（传教士留下的）、口琴和西洋小提琴。传统的中国乐曲与西方的狐步舞曲和华尔兹一同演奏，但最引人注目的是妇女自己挑选自己的舞伴，这是违背中国传统，显示妇女解放的举动。毛自己也不是没有受到这些新风尚的影响，女同志也有权走到毛的跟前，邀请他共舞一曲。
外国客人非常喜欢周末晚会，一个外国人描写道：“你可以看见头发浓密的毛泽东穿着衬衫和延安大学漂亮的女学生跳着快速的一步舞。毛也能和中国的女共产党人消磨时间，他特别欣赏生活豪放不羁的女作家丁玲—毛的湖南同乡，也是杨开慧的老校友。
毛还第一次有机会与西方妇女亲密交谈。两个美国记者，一个是为《法兰克福时报》和《曼彻斯特卫报》写稿的艳丽的艾格尼丝·史沫特莱；另一个是埃德加·斯诺的妻子海伦·福斯特·斯诺，她的笔名叫尼姆·威尔斯。她们俩都是较早访问延安的人。她们俩不喜欢待在一起，并为了博得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信任而成为对手，但她们都经常见到毛，毛也喜欢有她们作伴。
后来又来了王安娜，她是一个金发碧眼的德国女郎，在欧洲嫁给了一个年轻的中国共产党人(22) 。她到延安几天后，有一次正与艾格尼丝·史沫特莱在她的院子里喝咖啡，突然，毛闲逛过来，加入她们的谈话。当他得知王安娜有一个儿子时，马上问道：
“你儿子的头发是金色还是黑色？眼睛像妈妈一样吗？是蓝色的，还是黑色的呢？”
王安娜略感意外，解释说她的男孩是黑头发、黑眼睛。然后，毛问得更细：“皮肤是白色的，还是接近中国人的颜色？”
“接近中国人的颜色。”
“这真有趣！”毛泽东道，诡秘地一笑，“你的同胞李德的太太是中国人，他们的孩子也是黑头发、黑眼睛，肤色也和中国人一样。一般说来你们德国人总是以德国的强大而自豪；可是，似乎怎么也敌不过我们中国人！我们的人种好像比你们强呢！
1937年春，史沫特莱到延安的第一天，她半夜去拜访毛，后来她描写道：
我……掀开一个窑洞的门帘，进入一个黑洞。洞中阴沉黑暗，中央一张粗笨的木桌上面点着一支巨烛，巨烛光在一堆一堆的书报和低矮的窑洞顶上晃动着。一个人影，一只手按桌而立，脸朝门口，面目不清，我见到一堆黑衣服上面盖着一件宽大有补丁的大衣。那人个子很高，令人生畏的人物向我们移动了脚步，并且大声说：“欢迎！欢迎！”接着两只手紧紧握住我的手，手很长，也很敏感，就像女人的手一样。我们互不说话，互相打量着。他的脸又黑又长，莫测高深，前额宽阔而高，嘴唇女性化。他是一个审美大师，且不说其他方面的造诣。实际上，他身上的女性气和洞中阴暗的景象令我不安，心里本能地产生了一种敌意……
后来，史沫特莱发现：
最初令我强烈地感受到的那种气质，后来证明是一种心灵的孤独。朱德受爱戴，毛泽东受尊重。最了解他的人很少喜欢他。他的灵魂高傲，并且使他孤独……他没有朱德的谦逊风度，即使他风流潇洒，但他总流露出个性刚强、睥睨一切、当机立断的性格。我有这么个印象：他可以等待、观望许多年，但最终他要为所欲为。
第一次见面后，毛经常去史沫特莱的窑洞，史沫特莱和吴莉莉合住一个窑洞—吴莉莉被史沫特莱选作自己的翻译，被说成是延安唯一一个有永久的窑洞住的女孩。
史沫特莱回忆说：“我们三人一起吃便饭，纵谈几个小时。因为他从来没有出过国，所以他提出了成堆成堆的问题。我们谈到印度，谈到文艺。有一次他还问我是否爱过什么人，为什么爱，爱对我意味着什么。有时他朗诵中国古代诗人的名句，有时他低吟他自己写的律诗。
在许多方面，毛的个人品格并不足以使他成为一个群众组织的领袖。埃德加·斯诺在他的访问中对这点很有感触：
“在个人意志服从群众意志达到迷信的地方，毛显然是个个人主义者。抽烟在共产党人中被视为缺乏个人纪律的标志，受到劝阻，但毛从不间断抽烟。保安人大多数天一亮就起床了，而毛习惯晚上工作，白天睡觉，中午以前很少能爬起来……
“毛的大多数追随者都留着普鲁士式的短发，而毛却讨厌理发，头发留得很长……与周恩来等其他人的清洁、机智和军人般的忍耐力不同，毛走路时随意散谩，肩弯背驼，像个老农。我给他和林彪照检阅军校学员的相片时，我看见毛的敬礼最是无力。周恩来是直接对着你的眼睛看你，无论你说什么，他总是显出渴望你相信他的样子。毛是侧着头看人，等着他的话产生效果、他的逻辑被理解，一副怀疑的神态。表面上看起来心不在焉，实际上这是毛为了掩饰他那始终警觉而富于联想的头脑而戴的面具。
但斯诺也正确地看到了毛作为党的领袖的积极成分：
“毛的记忆力好得惊人。他能回忆得起来多年以前与人谈话的日期，客人的姓名，谈话的确切内容和事件的细节。他领导很有艺术，不是采取明显的方式，而是采取间接、微妙的方式。他经常同各种委员会的成员磋商问题，一谈就是几个小时，试探他们的意见，然后把人家的看法和自己的看法统一起来。他先跟他们一一进行个别谈话，等到他确信意见一致时，方说出自己的看法作为结论。他自信命中注定要当领导。但是，他待人接物很随便，不装腔作势。他对于忠于他的人开诚相见，因而取得他们的信任。对与自己持有不同意见的人，他也宽宏大量，反对他的人会渐渐失掉影响。但他们不会像斯大林的个人对手那样遭到大规模清洗和肉体消灭的命运。
毛开始更经常地处理对外事务，并反映出他在党内新的卓越才能。1937年5月15日，他在写给西班牙人民的信中说：“如果不是因为我们眼前有着日本敌人，我们一定要参加到你们的队伍中去的。几个星期后，他又致信美国共产党领导人埃尔·白劳德，称他是中国人民的好朋友。
又有一批外国客人来访问他，想了解他对当时国际问题的看法。除了斯诺和史沫特莱外，他在陕西的初期阶段，还会见了欧文·拉提摩尔、T.A.比生、詹姆士·贝特兰，以及瓦列特·克特茜-玛尔克丝。克特茜-玛尔克丝小姐对中国政治并不太了解，所以最初和毛谈话时出现了一些紧张气氛。
“你听说过我什么吗？”毛问。
“当然只听说过正面和反面的宣传。”这个英国女探险家回答说。
“哪些正面的宣传？”
“说你人特好，你正在改善大批中国人的生活，你不会犯错误。”
“那你听过哪些反对我的宣传？”毛又问。
“说你血洗了许多市镇，把8岁以下、40岁以上的人都杀了。还说你是土匪，是流氓。”
克特茜－玛尔克丝记得，说到此时屋里所有的人都不作声。当她的话翻译出来时，椅子背后、手里拿着一把明晃晃的大刀的士兵身子轻轻地抖了一下。她说话时，毛一动不动，眼睛盯着她。
突然他笑了：“不，午饭我不吃小孩肉。”寒冰也随之消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