拨乱反正（1959~1961）

1959年年初，赫鲁晓夫问：“周同志，我们苏联培养出来的那些中国钢铁工程师都在哪儿？”周很不好意思地说“在农村培养他们的无产阶级觉悟”—在此期间钢厂却留给了那些没有经过训练的人来管理。早年，周曾详尽地阐述过，一个人要放下自己的资产阶级架子，就应当从事点体力劳动。但是，毛在贯彻这一政策时却做过了头。这时，俄国人坚持说，在为提高生产而开展的激烈的“大跃进”运动之后，中国的钢厂一片混乱。“大跃进”的开展，没有适当考虑到工厂和设备的管理。赫鲁晓夫指出：“我可以这么说，周本人也认为这件事是相当愚蠢的，但是他又无能为力—‘大跃进’不是他的主意。”

毛白白浪费了苏联给他的援助。然而，1959年年初，周却在莫斯科请求苏联给予更多的援助，并保证更好地加以使用。也许俄国人确实希望性情暴躁的毛泽东最终会名声扫地，与俄国人交情甚笃文质彬彬的周会不顾毛的含蓄警告，成为北京的首脑人物。不管什么原因，这一情况不仅表明了周对莫斯科朝觐的高峰，也标志着中苏关系在总体上达到了顶点。周满载而归。苏许诺帮助创建30家新工厂，并给予2.5亿美元的新的援助。

4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选举刘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接任毛的职务（几年前，领导内部就已同意了，但是新的形势使这一职务的重要性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这个时刻，周选择了强调中国政治生活民主化的必要性的做法，他不仅这么说，也这么做了。当他驱车来到举行代表大会的地方时，一辆小车已停在他前面的入口处。他只好耐心地等待。当一个势利眼工作人员看到总理的车也在那里等候时，便洋相百出地赶忙领那辆车离开，让周的车通行。

“为什么让那辆车走开？”周问，“谁在里边？”当他听说那辆被无礼轰走的车内坐的是一位省级代表时，便生气地告诉那位工作人员：“请你把他请回来。他是代表，我也是代表。”

周所作的关于“大跃进”的报告，很清楚地反映了他准备作出的判断，他用一种委婉的很有技巧的语言表达了自己的怨言和申诉。这一报告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它是专家治国论者们对一个迅速实现共产主义的试验的评价，这一试验可能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最终也给中国带来了一点进步。

“把‘大跃进’看做工农业总产值比例的增长和每项产品在以后每年里都必须提高，这是非常行不通的……许多重要的原料及其他原料、电力与运输能力仍然落后于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

应当制订出“旬、月和季度生产与建设计划”，成立新的检查团检查结果—这一措施将宣告经济无政府主义美梦的结束。“大跃进”中生产力的损失和浪费必将得到补偿，城镇也将不得不调出它们不熟练的劳力，使之重返需要他们的农村。

然而，即便是在耗资巨大而收效甚微的“就地”炼钢运动中，也还是有一些可取之处的。“土洋结合方法永远适用，我们用‘土洋’表示的内容与形式方面的思想到了将来会与现在大不相同。”也就是说，小型村办工业生产出来的商品的质量应当提高。赫赫有名的土高炉必须改进设备，然后它仍“将在炼铁与炼钢中发挥一定的作用”。重点在于“一定”这两个字上。周详尽阐述了把更多的生产劳动引入学校教育中的重要性—“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并逐步实现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结合”，这样的话，“学校就将逐渐成为培养共产主义新人的学校”。

尽管周期望立即使中国走向正规道路，但几个月后赫鲁晓夫却粗率地下令取消了苏联对中国研制核炸弹项目的援助。想当初，周是那样引人注目地获得了苏联提供大量经济援助的新许诺。然而，事隔五个月，苏联的援助就毫无指望了。

7月底，中央在庐山召开一次紧张的会议。这次会议是毛的“滑铁卢”(7)。主要问题是：毛会承认自己的错误吗？新的领导班子及政策是什么？毛就像一个患着病正在吃饭的人，既要吃药，又想吃饭，不知所措。他承认，大约在一年前，他接管了经济工作。以此为话头，他接着说，“但是，过去的责任在其他人身上”。“煤和铁自己不会走，”毛告诉中央委员会，“它们需要用车去拉。这一点我早就料到了。我和……总理对此关心不够，你们不妨说是我们忽视了这点。”当然，他也免不了为周美言几句。“当时反冒进主义者们（如1956年反对加速发展的初期计划）现在更加坚定了。恩来同志就是一个例子。他有巨大的能力……奇怪的是，当时批评恩来的人，这次都跟他站在了一起。”

大多数中央委员都认为毛做得太过分了，彭德怀发起了抨击。这激起了毛强烈的报复心理，并设法联合一些中间派。这些中立者仍不愿看到他们的领导决策在中央流产。毛坚持要求再次召开一个有他自己的支持者参加的会议。他威胁说，如果党投票反对他，他就跟党分裂。这一招使他获得了向那些在庐山会议上与他作对的人实行报复的机会。但是，这件事严重地削弱了党的团结，助长了毛在未来岁月里的飞扬跋扈。

庐山会议后，周虽变得不受信任了，但还是被留了下来，以保持事情在原有基础上的连续发展。毛是全权负责人，刘为他的副手。在继庐山会议召开的一次全国人大会议上，周尽可能地对此作了解释，对“大跃进”作出了公正的评价。

事实证明，大中小工业齐头并进，土洋结合，两条腿走路，有它们的优越性……工厂到处林立；节省了建厂时间……促使我们对物质资源进行广泛调查，促进了节约使用运输工具……钢铁竞赛是十分壮观的……人民对如何把中国从一个一穷二白的国家改造成一个工业国家的理解……在中国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

但是，要想掩盖粮食收成的形势是不容易的。“由于缺乏丰收条件下收获的经验、劳动力分配不当……导致匆忙抢收、脱粒……估计也过高。”从整体上看，还是取得了很大成绩，“目前的经济形势十分喜人。我们的前途是光明的”。

几个月后，在回顾新中国头十年的历史时，周又重申了这一成就，并祝贺中国在共产主义指导下取得的巨大胜利：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七大产钢国，第三大产煤国和第二大棉纺织国。在他机智老练的领导下，党在北京的宣传机构接二连三地采用统计方法公布了许多不可靠的想象中的成就，以隐瞒目前笼罩着国家的令人忧郁的经济停滞状况。

外交战线也需要周给予关注。随着周与尼赫鲁在通信中敌对情绪的上升，1959年8月，在中印边界西藏与纳法间的中印部队发生了武装冲突。1958年年底，尼赫鲁曾公开对中国在阿克赛钦修造的一条公路提出了异议，并对无视麦克马洪线的中国地图提出了质疑。这是一条已被独立后的印度接受为边界线的旧的国界线。不久，西藏叛乱平息后，达赖喇嘛又逃到德里，两位政治家之间的彼此猜疑进一步加深。尼赫鲁坚持要求对中国边界的位置作出详细解释。直至9月，周才迟迟复信。尼赫鲁接到信后，则被意想不到的事惊呆了，因为信里对整整12.5万平方公里的土地提出了争议。

在初期的一次会谈中，当尼赫鲁假心假意地谈到麦克马洪线时，周半开玩笑地插言：“谁是麦克马洪？”他礼貌地指出，为什么老一代的英帝国主义者要支配两位推翻了殖民统治的主权国家之间的事情。印度人对英国的思想、体制，乃至名字的吸收程度一直令周惊叹万分。他在致尼赫鲁的信中说，边界问题是一个复杂的历史问题，中国和印度有着共同的体会，即英帝国主义“本应自然地引导他们”就边界问题“达成一致看法”，相反印度却要求中国接受被英帝国主义者单方面扩大了的边界线。信的末尾，周还用了五项原则，这些原则当初是由这两位政治家兴高采烈地公布于世的。信的最后，周还极力主张应当和平地维持现状，不应单方面或用武力方式破坏它。

尼赫鲁声称自己受到了很深的伤害。他回忆道：

独立的印度政府想从英帝国主义侵略中国而获益的说法，令我深感吃惊和忧伤。我们的国家和人民反对结盟。印度人民反对国内外一切形式的帝国主义的斗争是众所周知的，得到了全世界的公认……英国占领和统治印度次大陆违背了印度人民的意愿。这是毋庸置疑的事实。印度边界是由几千年来的历史、地理、风俗习惯及传统而确定下来的。

9月，赫鲁晓夫访华，他徒劳地想对周的同僚仍实行约束，结果毫无用处。当周开始解释中国对印度边界问题的立场时，这位苏联领袖无视送给他的地图和文件，说：“你不能重造历史。”

大约就是在这个时候，周对一位外宾发表评论，指出当他得知尼赫鲁在英国出版的自传里说书中地图是符合中国对边界线要求的那份地图时，深感意外。尼要么是一个两面派，要么就是没有看到那份地图。不管怎么说，周确实很惊讶。这位外宾报道：“周恩来显然对尼赫鲁的性格和反应困惑不解。他以为尼赫鲁的反应会像亚洲人（指中国人）。”尼赫鲁本人是自作主张、独立行事呢，还是受“帝国主义”所迫而这么做的？对此，周不得其解。他错误地估计了国会在边界问题上对尼赫鲁行动自由的约束这一政治作用。

翌年，周想通过孤立尼赫鲁来解决印度边界争端，包括同中国南部的其他邻国签订边界条约，以此迫使印度就范。1960年1月，中缅签署条约，3月中尼签约。这些条约在另外的环境下也可以为印度提供范例。但是，当周和陈毅于该年春访问缅甸、印度、尼泊尔、柬埔寨、越南及蒙古等国时，他们发现尼赫鲁还是那么固执。于是，周对新德里的访问，只是彼此重复过去的所有的争端。当尼赫鲁抗议道西藏至尼泊尔的公路将首次给中国提供了通往印度的道路时，周激动地回答：“恰恰相反，它第一次为印度提供了通往中国之路。”

周强忍了尼赫鲁的责难，又不得不忍受尼赫鲁的助手德赛的一番长篇大论。此人说教式的方法惹得周愤然离席。周同尼赫鲁的亲信、外事专家梅农相处得也不融洽。令人费解的是，印度议会却流言四起：只要周恩来掌权，印中关系就不可能得到改善。

周所带到德里来的大批外交部官员及使尼赫鲁感到头痛的数据都没派上用场。经过一周毫无结果的讨论，懊恼的周恩来说“我根本无法说服尼赫鲁”。他后来告诉一位记者，“我想他早已拿定了主意”。

彬彬有礼的尼泊尔人同周签订了条约。在柬埔寨，周还同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签署了一个条约。周是前来参加西哈努克亲王父亲的葬礼的。这位亲王把自己的三个儿子都送到了北京读书。

最后一站是蒙古。中蒙已经签订了一项友好条约和援助条款。此次来蒙，周穿着大大的羊皮袍，频频举杯祝酒。骆驼皮鼓和管风琴则在一旁竞相演奏《国际歌》。

由于受到赫鲁晓夫和艾森豪威尔的拒绝，受到资本主义及共产主义两大权力中心的排斥，中国便有必要在亚洲和非洲积极寻求更多的朋友。周在4月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作报告说，这些国家“过去常常是帝国主义的后方”，但现在已成了反对侵略与殖民主义的前方，“我们打算尽力支持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所有民族独立运动”。

此时是周的第三世界外交出师不利的时期。例如，当叙利亚与埃及联合组成联合阿拉伯共和国时，周陷入了混乱之中。他发现自己在支持叙利亚共产主义者，由此遭到了纳赛尔的怨恨。在万隆时，周曾和他热情地相见，并在苏伊士事件的关键时刻又非常关心地相助过。周说，现在，纳赛尔则在阻挡“阿拉伯民族独立事业”。可见，周并不像他的赞赏者们所认为的那样机智老练。

周还遇到了这样一个困难：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包括不结盟国家，都被赫鲁晓夫与艾森豪威尔在戴维营的苏美缓和所迷惑住了。1959年年底，韩素音在北京向周坦白道：“总理，我太轻信了，竟以为戴维营会谈对全世界是件好事情。”

“而后是沉默，”她后来说，“大家都一动不动，做记录的秘书愣住了，执笔不动。”周的助手“盯着我，周恩来的面容刹那间显得很疲倦，眼圈周围布满了细小的皱纹”。

“我们并不这么认为，”周说，“和解并不意味着出卖第三世界的人民。如果不是这样的话，它就不是和约，而是屈从。我们现在必须作出抉择：全世界的人民要么争取自己民族获得解放的权利，要么就将世代沦为奴隶……在这一点上，我们永不妥协。”韩素音说，她此时才理解西方记者们所说的“中国人不妥协”—或许还应加上，作为非欧洲文化先锋的中国人其自我领悟的作用。

然而，中国正在遭受饥荒。毛的以掠夺土地为代价多生产粮食的政策，受到了连续三年干旱和洪水的惩罚，周称之为“19世纪以来最严重的一系列天灾”。当毛和其他人闷闷不乐时，周却艰难地维持着这个绝境中的国家。一位中产阶级专家自信地说：“周……将找到一条整顿混乱局面的道路。他向来如此。”

有一次，周的秘书拿着一些药来到他的卧室。周正半躺在**，戴着眼镜，全神贯注地阅读身边的文件，做着总结。

“让别人干这种技术性的具体工作不是更好吗？”助手建议。“你认为这种工作是具体的、技术性的？”周答道，“可是，它同样很重要。这是一项巨大的工作，它是解决几亿人民温饱问题的重要工作，如果我不亲自干，怎么能知道详细情况呢？”实际上，周正在计算全国的粮食配给量。

“这不是一件纯技术性的工作。”他补充道，呷了一口茶。三年自然灾害期间，周本人及全家都很少吃肉和鸡蛋，至少在家里是这样。邓颖超还主张通过少吃和节食来治疗自己的糖尿病。

中国的问题在增多。中苏之争逐步升级。1960年年初，愤怒的赫鲁晓夫从中国撤走了全部苏联技术专家。本已虚弱不堪的中国经济更加削弱了。周后来解释说，“1390名苏联专家突然全部撤走……废除了257项科学与技术合作项目。从那以后，又大规模地缩减整套设备的供应，完全打乱了中国的计划，加重了它的困难”。

当时，周还想减小这一事态的严重性。在一次会见中，周告诉埃德加·斯诺，两个共产主义政党在理论上与分析上应当允许有差异，这是我们的希望。周接着说：“一些苏联专家的撤离回国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既然来到中国，有朝一日他们也必定要回去，他们不可能在这里待一辈子。他们在中国工作了一定的时期，受到了很好的照顾。也许是因为这一年有大批人回归，所以才引起了西方国家的注意。”

这种搪塞和周是不相称的。或许这表明周正忍受着极大的压力，忘我地工作着。《展望》杂志认为他是想掩盖苏联专家离去的“悲哀”。

作家韩素音再次拜访了周，但周的身体已变得不如从前了。

他步履缓慢，面无表情地环顾四周，明显劳累过度。但是，他在竭力控制着。跟他在一起，任何狂暴怒气都会像闪闪发亮的冰块一样，消失得无踪无迹。累了或不安时，他的声音略微打战，但始终冷峻、压抑和低沉。

他是何等的瘦弱啊！我注意到，他的衣领此时已太大了，跟他的脖子不相称。昨晚他一夜没合眼……工作太多了。前天晚上也是如此。他每天只在午饭后睡两小时，即使如此，也还不能保证。但是，当他说到那些自以为能迫使“我们屈服的人”时，他的声音带着不可战胜的气魄。他认为，“尽管中国面临着种种困难，但它不会被吓倒，也不会被征服”。

他提醒她注意苏联在列宁时期遇到的困苦。“没有辛苦，就没有收获。”他说，她可以到中国任何一个地方旅行，还会发现许多问题，“但不是饥荒……‘大跃进’已经给我们带来了结果，而人们对此却一无所知……那些认为中国已经失败的人，终有一天会吃惊的”。

几天后，中央在理论上来了一个大转弯。同意开始进行毛早年已经提出的计划，即农业是中国经济的基础，将来国家的投资主要用于最有效地利用土地上，只有这样才能建立起重工业。

也是在1961年年初，周率领400多名随员来到仰光。这是中国派往国外的最大的官方代表团。在这里，中国间接地谈到了对印度的看法。在仰光，中缅边界协议正式通过，还签署了一项3000万英镑的无息贷款（中国对非共产主义国家提供的最大一笔贷款）。意思很明白：印度不答应中国的条件是十分愚蠢的。

1960年赫鲁晓夫突然召回所有专家，在某种程度上也影响了共产党自身的紧密团结。1961年10月，周接受了一项棘手工作，即在莫斯科第二十二届苏联党代会上代表中国共产党发言。会议的第一天，为了避免同赫鲁晓夫握手，周早早退席。当这位苏联领导人攻击中国的盟友阿尔巴尼亚时，周激动地给予反击。对苏联天真地同新的肯尼迪政府举行认真的会谈，周给予嘲弄。之后，他谈到了共产主义阵营的团结问题：

绝不允许任何伤害这种团结的言行。（鼓掌）我们认为，如果兄弟党或兄弟国家之间不幸出现了争端或分歧，也应本着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原则和平等与一致同意的原则，通过磋商加以解决。任何公开的、单方的指责一个兄弟国家都不利于团结，而且也无助于问题的解决。

在敌人面前公开暴露兄弟党或兄弟国家之间的争端都不能被看做是郑重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态度。这种态度只会使亲者痛，仇者快。

第二天上午，周前往红场，不仅向列宁墓敬献了花圈，也向斯大林墓献了花圈。这是对赫鲁晓夫的公开斥责。赫曾竭力地贬低过自己的前任。会议结束前，周借口国内有急事，突然离开了莫斯科。于是，他同苏联领导人果断地断绝了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