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洲之行（1962~1965）
经历了“大跃进”的疯狂及其灾难性的后果之后，周恩来在1962年这一年里显得不那么活跃了。一段日子里，他在休假养病。
在两年的时间里，刘少奇与他的副手邓小平试图对中国的经济和政体进行改革，以便使之更好地适应现实。为了有利于经济复苏和提高效率，他们不怕丧失某些党的意识形态原则。邓小平认为，不管黑猫白猫，捉住老鼠就是好猫。周恩来则对某些观点加以关注。
周恩来曾对一个善于同第三世界交朋友的英国高级外交官吐露过自己内心的秘密。此人叫马尔科姆·麦克唐纳，他父亲曾担任过第一位工党首相及战后一些英国首相的顾问。1962年秋天，周恩来对他说，一些人对在中国建立一个平等的共产主义社会所要花费的时间一度持过分乐观的态度。这些乐观主义者期待人民不论从事什么工作都应毫不抱怨地接受同等报酬，因为他们的主要目标就是为自己的同胞服务。因此，这些一相情愿的思想家取消了农民在合作化早期被允许保留的自留地。但实践证明，他们的这种做法是错误的。他们是一些错误地判断了人类本性的理想主义者。周恩来接着说，社会主义道路应该是一步一步地走，首先要教育群众，使他们达到一个公平社会的道德水平所要求的高度。在过渡时期，必须认识到群众仍是一些普通的人，他们中间有些人先进，有些人落后，因此“物质刺激”是必要的，鉴于那些一相情愿的思想家曾经一度认为中国在十几年内就能跨入发达国家的行列，周恩来估计中国还将需要30~40年才能做到资金和消费品的自给自足，而要达到西方那么高的生活水平，还需要差不多100年的时间。
尽管麦克唐纳不同意他的看法，周恩来仍对他强调美国对中国的敌意。为了证实自己的观点，周恩来指出，在中国周围从西边的巴基斯坦到南边的越南、泰国、菲律宾都有美国的军事基地，对中国形成了一个包围圈。但他对中美之间的敌对关系表示遗憾，因为他希望中美间的友好关系将为中国带来美国的现代化技术。
他对那种认为中苏分裂是不可修复的观点表示了不同的看法。他在1963年年末对路透社的总经理说：“我认为中国和苏联完全没有理由相互敌视。”然而过了不久，他就在外交领域就国际共运的领导权问题向苏联发起了强有力的挑战。
接着，经过两年相对平静的生活之后，周恩来突然重新活跃起来。他与外交部长陈毅率领一个庞大的代表团于1963年12月11日离开北京，(8)开始进行一次异乎寻常的旅行。这次旅行历时72天，行程3.6万英里，共访问了13个第三世界的亚非国家及中国的欧洲小伙伴—阿尔巴尼亚。这次出访对其中一些国家来说是没有先例的，这些国家过去从未接待过一个中国领导人，而且这些国家的人实际上几乎连中国人都没见过。这次出访的目的是使第三世界的舆论同苏联脱钩，并说服这些国家投向中国一边。尤为重要的是，中国支持按照万隆模式来举行第二届亚非会议，并力图把苏联排除在会议之外，因为它是一个欧洲国家而不是一个亚洲国家。周恩来还希望减少非洲国家对台湾国民党政府的支持，以促使人民中国得以恢复联合国的会员国资格。周恩来还希望推销一个新奇的概念，即中国的援助比西方的援助更为可取，因为中国专家愿意按第三世界的生活标准生活—不要任何特权，而西方专家们做不到这一点。
周恩来乘坐的飞机是一架租来的荷兰皇家航空公司的客机，这种飞机被欧洲新闻界不客气地描绘为一种“非常老式的由美国人制造、德国人驾驶的螺旋桨式飞机”，并被不恰当地命名为“波罗的海”号。周恩来在飞越印度开始其对开罗的主要旅行之前，在仰光与缅甸总统奈温共进了一次便餐。
这次旅行一开头就不顺利。纳赛尔总统甚至没有待在国内欢迎他的客人，而是在突尼斯同突尼斯人讨论怎样应付中国人来访所造成的尴尬局面。在万隆会议期间，他对中国很有好感，对1956年苏伊士运河危机期间中国给予的大量的物质援助也不无感激之情。他这些好感现在已让位给胆怯的不偏不倚政策，因为俄国人正在警告每个人不要与中国接近。与此同时，纳赛尔的手下以一种值得怀疑的敬意把周恩来安置在前国王法鲁克曾住过的宫殿里，然后又不那么得体地安排周恩来参观他们视之为骄傲与欢乐的由苏联援建的阿斯旺水坝。在攀登水电站的长台阶时，周恩来的病犯了。这位总理的鼻子往外流血，他的一个助手对他进行水敷治疗。有人递给他一瓶美国软饮料，结果被他挥手拒绝。他手下的一名官员解释说：“他常犯这种病，问题不大，这就是他总是随身带着一名医生的原因。”他的身体不如“三年困难时期”以前那么健康了。
当周恩来后来终于见到纳赛尔时，他首先便在中印边界问题上受到挫折，在这个问题上纳赛尔强烈地支持印度的立场。周恩来对纳赛尔说，中国与埃及能赶上并超过西方，然后“我们将把世界的重心引回东方”。但引到什么程度？埃及人对此感到疑惑。
周恩来很快飞往阿尔及利亚，那里将举行拟议中的亚非会议。接下来周又飞往摩洛哥和阿尔巴尼亚。在阿尔巴尼亚他踏着舞步走进了1964年。他分别参加了三个不同的招待会，并在会上频频举杯，欢庆新年。（一个参加者回忆道：“他舞跳得极好，并能当场跳阿尔巴尼亚的民间舞。他的酒量也不小。”）后来，周在突尼斯第一次碰到了麻烦，布尔吉巴总统当面对他说：“中国的一些立场引起突尼斯人的怀疑，例如中国诉诸武力解决它与印度的边界纠纷，中国还反对禁止核试验公约。难道你不认为这个公约对全人类的愿望来说是一个保证？”（中国认为该公约是超级大国永远统治全世界的通行证。）
尽管布尔吉巴后来对记者说：“我告诉他，我们对他的观点感到吃惊。我说你作为资本主义国家的敌人，西方的敌人，印度的敌人，赫鲁晓夫的敌人—每个人的敌人而来到非洲……别的人不会对你直言，但我会。你的观点在这个大陆是不会行得通的。”但是，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周恩来在访问中进行谈判设法得到的是突尼斯对中国的承认，这几乎是他整个旅行中唯一的立即见效的实质性收获。
周恩来勇敢地飞往加纳，开始了中国领导人对黑非洲的首次访问。恩克鲁玛希望能使周恩来对他自己所声称的加纳正在进行的社会主义建设表示认可，但这种社会主义在形式上与共产党国家的社会主义有很大的不同。因此，他的希望落了空。周恩来对西非其他国家的访问均进行得极为平淡。
由于东非的坦桑尼亚、肯尼亚、乌干达和桑给巴尔还受着军人政变的威胁，在对埃塞俄比亚和苏丹进行了短暂的访问之后（在苏丹他感谢苏丹人杀死了查尔斯·戈登，这个英国将军曾在1860年劫掠了北京的圆明园），周恩来决定结束他的非洲之行。他从索马里飞离非洲，在那里他说了一句响亮的名言：“整个非洲大陆是一片大好的革命形势。”
他告诉索马里人：“在同一场革命中，我们亚非人民是同呼吸、共命运的兄弟，争取和维护民族独立，发展民族经济文化是我们共同的斗争任务。”这些话对他来说固然痛快，但承担这些关于共同利益的概念的基础尚未建立。这个讲话对非洲那些地位不稳的国家领导人来说，则认为任何革命都是针对他们的。
非洲国家向周恩来表达了他们要摆脱欧洲影响的愿望，也许是受到这种感情的鼓舞，周恩来引用了两句中国古诗：
沉舟侧畔千帆过，
病树前头万木春。
他补充说道：“全世界革命人民的队伍，有如千帆过海，浩浩****；全世界人民的革命事业，有如万木逢春，欣欣向荣。”唉，可惜对大多数黑非洲国家来说，热带季节里不存在一个温和的春天去象征每年气候轮回的开始。周恩来这番话只能是说给他自己听的，正如在他之前对欧洲人所做过的那样。
因此，突尼斯的外交承认及埃塞俄比亚许诺的外交承认可算是这次费力的旅行所声称得到的全部成果。1964年2月4日，周恩来回到昆明，像在东非一样他取消了计划中对伊拉克、叙利亚和也门的访问。在访非期间，他还为第二届亚非会议积极游说。并极力表白中国的一个观点：非洲可以指望中国来代替苏联的援助，但他显然没有预料到尼赫鲁的印度已在非洲获得如此之多的支持。因此，他回到昆明的第一个行动就是去仰光进行新的访问。
2月14日，周恩来在陈毅副总理和夫人陪同下到达缅甸。在那里他告诉听众：“我们新崛起的亚非国家，都曾经历过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压迫，摆在我们面前的共同任务是继续进行我们反对帝国主义和新老殖民主义的斗争。”每个人都看得出，这个“新殖民主义”是指“苏联”，但没有人愿意在反对西方帝国主义的共同斗争中损害与苏联人的友谊。
此时，奈温已见过了尼赫鲁，但印度总理拒绝与周恩来举行另一轮会谈。
周恩来再次飞越印度到巴基斯坦访问，最后以访问锡兰来结束他这次漫长而持久的远征。他对日本记者说“亚洲的革命形势一片大好”，这次惊人的外交马拉松举世无双，周恩来在一次持续性的旅行中横跨了3个大陆，访问的国家中大部分是陌生的新独立的国家，他所创下的体力上的纪录，可能任何一个大国的总理也无法与之相比。但他却没能完全达到这次访问的目的—迅速扩大中国的影响。
有时，与第三世界拉关系的努力似乎是注定要失败。智利共产党政治局委员、拉丁美洲卓越的诗人鲍勃罗·聂鲁达特别提到周恩来曾对一个自愿绝育的中国青年表示祝贺并把他树为学习的榜样，但聂鲁达对此加以指责。
另外还有尼赫鲁，此人似乎感染和影响了众多的周恩来想交往的非洲领导人。周恩来对锡兰来访者说：“我从未碰见过一个比尼赫鲁更傲慢的人，这样说他我很遗憾，但事实就是如此。”
然而，周恩来总是喜欢坦率地交换看法，当得知一年多以前曾访问过中国的英国人马尔科姆·麦克唐纳在中印边界争端中竭力为印度辩护时，他说如果能与麦克唐纳就这个问题辩论那么几个小时的话，他将感到很“高兴”。
1964年8月，疾病再次妨碍周恩来履行其公共职责。他没有公开露面。北京的外交官说他进行了一次小手术，现在正在北戴河疗养。当他终于在秋天回到办公桌旁时，他指挥生产出一件使别的国家，不论是苏联、黑非洲、美帝国主义或是吹毛求疵的不结盟国家都要对中国刮目相看的东西，那就是一颗原子弹。在此之前的10年时间里，周恩来主持召开了差不多成百次国防科技委员会特别会议，讨论和制订有关制造原子弹的问题和计划。早在1964年夏天，他已经估计到中国自己的科学家不用苏联的帮助也能制造出原子弹来。因此，他写信给各国领导人，提出召开一个讨论有关全面禁止核武器的国际会议。此刻，1964年10月，电影和照片都证实中国成功地爆炸了它的核武器。当周恩来看到蘑菇云升起时，兴奋地鼓着掌欢呼说“我们赢了”，他还急切地用放大镜仔细地检查了拍下来的照片。他再次重申了他的呼吁，要求召开一次国际会议，以使“拥有核武器的国家和很快可能拥有核武器的国家承担义务，保证不使用核武器，不对无核武器国家使用核武器”。
不久，周恩来再次出现在苏联，但这次去是会见苏联的新领导人勃列日涅夫和柯西金。俄国人明确表示他们不准备向中国作任何让步。当别的人都在为勃列日涅夫所提到的与美国的缓和而鼓掌时，周恩来正沉着脸保持缄默。他也没能说服苏联人取消他们计划召开的国际共产党会议。他认为这个会议是加强苏联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控制的一个手段。像以前一样，周恩来给斯大林的坟墓献上了一个有象征意义的花圈。
后来，当柯西金总理飞往北京去会见周恩来时，周恩来继续辩论说，俄国新领导人应该取消赫鲁晓夫筹划的、目的在于显示其政策急剧转变的国际会议。
1964年年底，周恩来两次接见埃德加·斯诺，每次与他交谈的时间都达四小时之久。斯诺发现周恩来身体很好，并对他生病的“谣言”置之一笑，但他的头上却已出现了几缕白发。
坦率地讲，作为总理，我并不完全掌管中国的经济建设……我学会了一些东西，但学得不怎么好……经济发展规律极其复杂。我们已经取得了一些经验……但还有更多的经济发展规律有待我们去探索。在过去的15年中我们干了不少好事，但我们也做错了一些事。
斯诺提了一个令人尴尬的问题：什么时候中国将像他们宣传的那样赶上英国的工业生产？周恩来承认：“赶上英国已不再是我们注意的中心问题……我们的工业现代化也不能仅通过增加几种工业品产量的办法来实现。”
周恩来直言反对一些右倾做法，而这些做法却得到推行务实政策的刘少奇某种程度的鼓励。但周恩来倒是全力支持刘少奇的教育计划，他尤其赞成对中国的学校进行必要的改革。
当周恩来在1964年12月召开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把1959年至1962年的灾难称之为政治和经济上的失败时，许多人已经积极地赞成扩大农民的自留地，发展自由市场；有人甚至主张在农村实行切实有效的非集体化措施。
周恩来既不是一个死硬的保守派，也并非一个温和的自由派。当来访的欧洲作家K.S.卡罗尔问周恩来中国是否在实行斯大林主义时，周恩来借此机会作了一个使欧洲的左派人士获益匪浅的阐述。
中国革命并没有挥舞一根魔棒使社会上阶级消失得无影无踪……我们剥夺了剥削阶级的剥削手段，但我们没有“在肉体上消灭或者是驱逐他们。……当剥削者还能够用武力保护他们的特权时，他们毫不犹豫地使用最极端的手段对付我们。现在，政权在我们手中，我们把教育手段放在首位。我们告诉剥削者，如果他们愿意为祖国效力，就都可以被教育好。……我们只对涉及人民生命财产的严重犯法行为采取严厉手段。
周恩来要求国防部延长新兵的训练期限，但忠于林彪（毛泽东的国防部长）的高级军官拒绝了这项建议，并把这项决定以一种令人恼火的形式记录下来。周恩来看了以后非常气愤。然而毛泽东支持军人们的做法，这已不是他第一次否定周恩来的做法。1965年，周恩来对苏加诺总统试图建立一个与现存的联合国唱反调的联合国的主张表示支持。周恩来在1月份宣称现存的联合国犯了许多错误。
亚非国家对它已完全不抱希望。……它必须进行彻底地重新改组……现在这个所谓的联合国为美帝国主义所操纵，因此它只干坏事。必须建立另一个联合国，来与现在这个联合国唱对台戏。
周恩来还向日本人做工作，试图使他们对跟着美国的指挥棒转的做法感到羞耻。他曾接见过一个日本代表团，该代表团成员对20世纪30年代日本对中国的侵略表示歉意。周恩来笑着说：你们发动的侵略战争加速了中国传统的封建制度的灭亡，而且通过反对你们的民族战争，中国人民获得了新生，他们提高了觉悟，加强了团结。他在接见另一个日本代表团时说：“东方是东方，西方是西方，我们东方国家应该世世代代联合起来求得共同生存与共同繁荣。”为此，俄国人把他称为种族主义者。
1965年夏，周恩来再次踏上非洲大陆，为他所倡导支持的第二次亚非会议进行劝说。他访问了上一次访问错过去的坦桑尼亚，在那里他忍不住旧话重提：“现在不仅非洲，而且亚洲和拉丁美洲的革命形势一片大好。”然后，他飞往开罗去为亚非会议做一些准备工作，却令人失望地获悉，他“在非洲最亲密的知心朋友”阿尔及利亚总理本·贝拉被迅速地推翻了。周恩来立即承认阿尔及利亚新政权，希望能继续召开亚非会议，但令他恼火的是他的外交官报告说，不论是在阻止苏联参加会议或是在谴责美国在越南的战争升级这些中国新近关心的问题上，中国都无法争取到大多数。周恩来与苏加诺、纳赛尔、阿尤布·汗乘坐同一辆车从开罗机场驶往一个会议厅去讨论是否能采取一些补救措施，结果答案是否定的。美国和苏联比他们要强大得多，甚至在第三世界的领导人中美国和苏联比周恩来拥有更多的朋友。
如果著名的埃及新闻工作者穆罕默德·海卡尔的话是值得相信的，而且假设他忠实地记录了当时的情景，那么周恩来此时便表现得对他的国际外交略感失望。海卡尔说，周恩来曾经告诉纳赛尔，美国部队去越南，将像安全阀一样使中国免受核攻击。中国有了“一个武力所及范围内的打击目标……这些美国部队离中国如此之近使我们能拿他们当人质”。
同时，在1964年至1965年期间，周恩来好像又特别需要一次外交上的成功来巩固他在国内的地位，然而他的运气却不太好，在法国文化部长安德烈·马尔罗（他曾写过一部关于30年以前上海革命的小说）看来，周恩来的沮丧表现得很明显。在8月份与周恩来的会见中，马尔罗发现他“无可挑剔的温文有礼”（他大概是唯一的一个发现周恩来“感到倦怠”的西方人）。会谈中他说美国人正在成为“世界警察，为什么这么干？让他们回家去，世界将再次获得和平”。 这时，在中国内部，领导层之间的危机正在临近。
一个中国最有名的戏剧家写了一出影射攻击毛泽东及其政策的剧本，人们对这个剧本的态度反映了他们对上层对立双方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