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花齐放（1956~1958）
尽管人民共和国六年多来一直处在建设之中，周却没有作过任何较为重要的政策报告，而他的那些身居党的统治集团内的对手们及比他年轻的官员们都对土地改革或集体化等诸如此类重大问题进行过阐述和解释。这或者是因为他聪明地回避对这类具有争论性的问题进行陈述，或者是因为他被看做最高行政领导人而不适宜做这类事情，他为自己的政权所作的关于政策界限唯一一次讲话是在1956年1月14日那一天。当时，他对党制定的关于知识分子的政策进行了分析。
他在分析中具体说明了为什么中华民族的进步需要使大批的科学家、工程师、技术员、医生以及其他专业人员在工作中感到心情自由舒畅。周说，中国已经超越了大多数的中国门外汉们曾竭力要赶超的以蒸汽和电力为基础的西方工业革命，中国现在应该欢迎更具意义的“新的科技革命和工业革命”。如果中国要有一席立足之地，那么它就必须在未来的12年内达到国际最高科学水平。
他是政治局中首先提出这一论点的人，并鼓励非共产党的知识分子们全心全意地投入政治生活之中，即使他们不同意共产党的政策。是他写了数百封信，呼吁在国外的人重返国土；是他指导地方党的头头们要合理地对待这些人，给予他们应得的评价。这份一月讲话事实上是第二年毛发动并受周支持的“百花齐放”运动的信号。
周在夏天召开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又重申了他的讲话实质。他说，知识分子和民主党派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所需要的真正伙伴，共产党必须谦虚地听取他们的批评。韩素音把此描绘为“一个激动人心的讲话”。后来，韩驱车经过一条“整洁的两旁长满了夹竹桃的小道，来到了一个朴实的阁楼”，这就是周的住处。他很简朴，不拘礼节。“在起居室里，有许多书摆在书架上，却没有古玩，没有珍品，没有昂贵的家具。房子里放着破旧的沙发和藤条椅，地上铺着磨烂的廉价的地毯……一片斯巴达式的简朴。这一切都是真的。周全然不关心任何物质享受。”在一个大多数宰相都生活奢侈、腰缠万贯的中国，这的确是件新鲜事。为了反对高层办公室的铺张浪费现象，周定下了新的标准。
当韩开始提问题时，这位总理变得戒备起来，因为他得设法讲清楚共产党政府为什么在执政几年间未能取得更多的成就。“复辟是办不到的，”他坚持说，“复辟的大门已经关闭。我们所取得的政权绝不去放弃，也绝不代表假自由主义(5)。假自由主义只会导致一个专制政权—正如我们刚从其中解脱出来的那个一样。”由于民族的需要，“我们甚至准备与那些不赞成我们观点的人共同合作，除非他们破坏社会主义革命”。因此，和非共产党的知识分子建立新的伙伴关系是有共同基础的，有条件限制的。
“你以为我们党内没有分歧，这是西方的一个共同的主观见解—认为共产党是坚如磐石的东西……如果你仅仅了解一下我们如何争执、讨论、辩解……我们经常持有极不相同的意见。”听到这里韩发现“他的声音带有一种怒气”。
同时，这位总理又不得不对毛及那些更为激进的领导人加速实现集体化和中国经济生产增长而日益俱增的强烈要求采取小心谨慎的态度。他毫不犹豫地赞同这样一种观点：由于察觉到按苏联模式制定的五年计划略为有些保守，因此应该加速生产，这是一个至关重大的问题。但是，他又反对突然而至的大规模的合作化和国营化，认为这样具有破坏性。他争辩说，中国企业现存的管理体制不应轻易加以改变，好的方式方法应该作为“历史遗产加以继承和开发”。
但是，毛和左派分子的观点都压倒了周及周所召集起来的技术专家们的良好意见，这样周不得不对政治局的这些“冒进主义者”（他们为此而感到自豪）作出让步。周后来承认，“我对1956年反冒进主义负有一定的责任，我作了自我批评”。
在1956年9月召开的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上，周在介绍第二个五年计划草案时，用谨慎的语言表达了自己在激烈的经济辩论中所持的态度。
他说：“第一，应该根据需要和可能，合理地规定国民经济的发展速度，把计划放在既积极又稳妥可靠的基础上，以保证国民经济比较均衡地发展。……应该把长期计划的指标定得比较可靠。”这种呼吁是如此地超越违背了毛的“冒进主义”和左倾所号召的“大跃进”，以至于在毛本人看来这肯定是一种挑衅。周接着说，“我们……必须注意到当前和以后还存在着某些不利的因素。不要急躁冒进；相反地，在不利的情况下，又必须注意到当前和以后还存在着许多有利的因素，不要裹足不前”。
“我们应该对客观情况作全面的分析，同时尽可能地把本年度和下年度的主要指标作统一的安排，以便使每个年度都能够互相衔接和比较均衡地向前发展。”大型项目应当与总体发展很好地协调起来，以使不同的经济部门按比例地发展。如果各部门、各地区试图在顷刻间不分场合，同时干所有的事，不考虑实际条件和盲目冒进的话，那就必然要犯错误。这一点早在1956年就已注意到了。他也明显地不同意毛盲目地蔑视国家预算中的资金限制及因此而引起的通货膨胀。
针对毛1956年在年初提出作为加速发展章程的十二年农业计划，周警告说，粮食生产的上升会受到客观的限制，如洪水、干旱、农田开垦的困难及农业机械的不足，等等。他强调工业发展必须与农业发展协调一致，以避免造成工业由于缺乏适当的原材料而受阻或不能有效地对乡村消费者销售其产品的情形。
从表面上看，在这次代表大会上周并未在党的统治集团内失去任何东西，他不仅是中央委员会的副主席，而且是政治局常委会的委员。但是，在帷幕之后，一切都是那么纷繁复杂。
周继续从事那些使外部大国对中国进行外交承认的重要工作，并进行谈判以消除美国在台湾的影响。对前者，他声称不必性急，可耐心对待。他对一名外国记者说，“中国的存在是个事实，如果在承认方面或早或迟有困难的话，即没有什么要紧的……中国可以等待”。但是，台湾及其他一些小岛屿的问题却大为不同，“在这个世界上，谁也不能对我们自己的领土指手画脚”，他对另一位外国来访者说，“那样做是对主权的侵犯”。他呼吁台湾领导人用超越政党的眼光来看待人民共和国。“所有爱国者，”他那年夏天说，“不管他们什么时候加入爱国统一战线，不管他们过去犯过多大的罪过，都将受到‘爱国一家’这一原则和既往不咎政策的对待。”如果是周独自控制国内政策的话，那么更多的台湾国民党官员会对此作出反应。但是，后来的一些事件证明他们坚定地留在台湾是明智的。
外交问题此刻是如此繁多，但这位总理对1956年年底进行的一系列外访却感到很惬意。他于11月份离开北京，第二年2月才回到他的办公桌旁，或许他打算巧妙地摆脱党的内部斗争。
他首先访问了越南，接着是柬埔寨和印度。在印度他和尼赫鲁互相冷淡地进行了会晤。这位印度总理把边界分歧问题加以公开化，急于讨论这些问题，但周却不露声色地机敏地观察印度在这一问题上的感觉程度，声称他可以继续把对这个问题的争论放到一边，可能他的军事力量还不足以允许他与印度谈判，除非中国的军队实际上控制了中国所要求的那些领土。
西藏问题是与印度不和的一个原因，尼赫鲁为1950年以来中国对西藏的军事占领而感到惊愕，然而此刻他却未对1956年西藏当地为反抗这种占领而发生的反叛进行干涉。印度人已接受了这样一种观点，即中国很早就拥有对西藏的主权。的确，尼赫鲁也曾向达赖喇嘛说过情，劝他与中国人进行合作。达赖是西藏人的精神领袖，流亡在印度避难。
这种含义明确的干涉使周感到愤怒，因为这表明印度人比他具有更便利的条件来接近西藏的领袖。这把周看做为人民共和国的内部争论变成了一个范围更广的东西，从而也变得较为难处理了。
在亚洲的其他地方，周能够成功地消除一些具体的抱怨。他已同意了口才雄辩的新加坡总理戴维·马歇尔的要求，并宣告只要新加坡脱离英联邦而真正独立后，中国将不再把已加入新加坡国籍的中国人当成中国公民。他仅仅要求新加坡随时允许中国人回到自己祖先生活的地方并能重新获得他们的中国国籍。（马歇尔本是个犹太人，他向周抱怨说中国阻止中国境内的犹太人移居到以色列，很明显是为了安抚俄国人。周恩来答应对此事进行调查，结果犹太人的处境事实上变得自由了。）
华侨问题是所有东南亚国家的一个大问题。在缅甸，周告诉当地的同胞们，他们应当“遵守所在国的法律，尊重当地的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他们应当学习当地语言，与当地人联姻，成为缅甸公民，与此同时也就不再归属华侨组织。如果他们要保留中国国籍，那么就不能参加当地的政治活动，不能加入政治党派或参加选举。总理郑重承诺，“我们不在华侨中创建共产主义组织或其他党派”。如果这些人想参加政治活动，那么他们要么取得当地公民资格，要么就返回中国。在中国有大量的政治活动可供他们参加。周终生坚持中国公民与海外华侨之间的这一明确界线，他甚至让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的华侨们改变自己的信仰，成为穆斯林。
在遥远的欧洲，匈牙利人在1956年岁末的几周内，不断提高他们的要求。他们已经无视在寻求一个更加独立于克里姆林宫的政府中共产党的领导权，公然蔑视中国领导人的警告。苏联似乎会失去对东欧的控制，这是世界共产主义集团国际力量的巨大损害。因此，1957年新年之际，周没有如期前往尼泊尔和阿富汗，而是被召回了北京。对于匈牙利危机，毛泽东满腹的“不出我所料”。自1956年2月斯大林的继承人赫鲁晓夫在莫斯科发表讲话，公开斥责其前任的许多政策和决定以来，毛一直焦虑不安。毛有很充足的理由和赫鲁晓夫一样厌恶斯大林，但是他看得更远，他想坐视赫鲁晓夫促使人们对斯大林产生不信任，无须中国人的劝告。于是，这样便能击中难以驾驭的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内的权力结构的心脏。
“我在电话里告诉周恩来，”这位主席说，“苏联领导人被他们的物质成就所蒙蔽了，对付他们的最好办法是狠狠地教训他们一顿。”
赫鲁晓夫对领导人像斯大林那样搞个人崇拜提出了警告，对此周表示赞赏。他在国内吸取这一教训，例如他告诉党的官员们，“以后领导人进来时，大家不要起来鼓掌。这不是件好事情”。
中国政府需要的最后一件事是保持一个软弱的世界共产主义集团。它有助于赫鲁晓夫保持对东欧的控制。也许是赫鲁晓夫本人要求把周总理从印度召回去，参加一个重要的访问东欧代表团。苏联已经在华沙和布达佩斯失去了信誉，而中国因有社会主义民主方面的独立经验而享有声誉，所以在那里可能还会受到欢迎。1957年1月，周抵达多瑙河畔。正如华侨们很快指出的那样，这是自成吉思汗以来中国人第一次介入欧洲。
毫无疑问，周像一个信使，携带着苏联的赫鲁晓夫、波兰的哥穆尔卡和匈牙利的卡达尔各自的最小要求。他的目的是宣传正统的中国观点，即共产主义世界必须有一位领袖，而目前唯有苏联能够发挥这种作用；在这个方面，苏联人已经受到了许多批评；任何通情达理的共产主义者都应当对苏联的领导成绩感到基本满意。但是，那些不得不同苏联人的坦克相伴而生的东欧国家却不以为然。正如周在此次旅途中不断讲到的，他发现要想降低中国人对克里姆林宫的论点和政策的支持是十分方便的。然而，他的外交还是支持苏联东欧集团。
回到莫斯科，周重申了中国对赫鲁晓夫对待斯大林的态度的疑惑。这种态度将削弱苏联政权，把苏联的短处暴露在全世界面前，使共产主义的发展减速。双方各自保留不同意见。这次访问无异于在苏联人的伤口上撒盐。周后来在回忆这次访问时说：我向赫鲁晓夫总理指出，苏联已经取得了很多的领土，从东部的日本，到中国、中东、东欧和芬兰。
大概是在这次会面期间，周同赫鲁晓夫交换了意见。后来所有共产主义国家的首都对此津津乐道地作了介绍。赫鲁晓夫抵挡了周对违背马克思主义原理的、“修正主义”政策的斥责，在人们看来，赫鲁晓夫可能令人恼怒地攻击过周的阶级出身，“你的这种批评很好，周同志，”他说，“不过你得承认，我来自工人阶级，而你却出身于资产阶级家庭。”
一阵沉默。而后，周镇静地答道：“是的，赫鲁晓夫同志。但是我俩至少有一点是共同的，我们俩都背叛了自己的阶级。”
1957年1月底，周又能够继续他那被中断的亚洲之行，访问阿富汗、印度、尼泊尔及锡兰。这时，他的讲话已与早些时候访问亚洲时的讲话有了重要差异。过去，他经常肯定地说，中国永不搞“大国沙文主义”，这是对苏联的明显斥责。所有的亚洲中立国后来都谴责苏对匈牙利和波兰的公然干涉。对此，赫鲁晓夫在莫斯科可能坚持要求他别提及此事。所以，从现在起，他开始对他的亚洲听众大谈和平共处，而不是沙文主义。在这件事上，周可以私下而不是公开地认为中国比苏联有优势。
在此期间，周在印度试图扩大人们对中国的理解。他发现戈尔创建的维斯伐哈拉提大学是印度唯一一所开设有关中国学科的学校。但是，那里缺少中国书籍。周来到这所学校并允诺给予官方的帮助。不久，1.2万册书就运到了这里，另外还送来了6万卢比（为此，这所印度大学授予他“名誉文学博士”称号）。
尽管周在离开万隆以后已经开始对此习以为常，但他还是经常为自己受到的欢迎而吃惊，“在我们所访问的许多地方，”周后来说，“无论是白天，还是夜晚，总有成千上万的人不顾炎热或寒冷，走出来向我们欢呼，按照他们各自不同的民族习惯向我们问好……整个访问期间，一种强烈的亲密感从未离开我们……我们感到就像在国内，和自己的好朋友、我们的亲属或兄弟们在一起，没有身在异国之感。”假如他改变外国人的观念和思维方式的能力能赶上他同外国人建立感情纽带的能力该有多好啊。
2月初，他返回中国。回北京前，他在南方停留了几周。也许他亲自向在武汉的毛作了汇报，他的同志们对了解中国南部那些弱小国家的不足的兴趣没有对东欧持续危机的兴趣大。周得出的教训是，共产党领导们应当纠正自己的错误。3月5日，周在介绍赫鲁晓夫时告诉中央委员会，“苏联同志对自己工作中的错误和不足的批评已经促进了苏联各方面的生活和工作”。不断纠正错误可以加强而不是削弱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换句话说，在党内应当进行更多的整顿、清除更多刚愎自用的官员，更加准许公开过去的错误。周颇有预见地警告说，“如果我们不改变我们的官僚主义作风”，10年之后中国的年轻人便会起来造反。
他劝说毛注意斯大林的暴行及混乱的教训，这些恶果已经波及赫鲁晓夫时代。但是，党内其他人则争辩说，中国和苏联有很大的区别。中国人比较有纪律，没有参与政治的传统。他们认为，他们对政治形势的控制是令人满意的，无须用这种方法来贬低自己。但是，周却明显地赢得了毛对此事的赞同，并决定开展大规模的“整风运动”。
这一运动以“百花齐放”运动的形式开始了，它是毛在周从亚洲和东欧回来后没几天公布的，始于夏初。（运动的名称取自一句古诗，毛把它引用来作运动的主题：“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并仿效了中国古代昌盛时期的许多做法。）“百花齐放”运动始于5月10日，同时向公众宣布了共产党的政策，对违背命令的党员严厉惩罚，以及公开地邀请知识分子畅所欲言并告诉党哪些党的政策有错误。毛主席向他的顾虑重重的崇拜者们保证，给予那些对党的权力不构成威胁的非党员知识分子以足够的发言机会。
1956年至1957年间，周坚定地支持毛对知识分子实行的这些自由政策，但是许多其他上层领导则明显地割断了与他们的联系。周是那么天真，以至于相信最近几年上层所有的工作已经完全被用来去建立世界上最大的政党中层领导这样强硬的共产主义者们，会冷静地准备被资产阶级的作家们、三年级的哲学系学生们及象牙塔顶的天体物理学家们所侮辱。有时，他也不是那么乐观。
那些非共产党政治家中有三人已经成了从法律上讲是共产党统治的联合政府内阁的部长，而且他们现在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连珠炮似的批评引导下已经行动了。但是，周并没有因几个月来提出的问题而开除他们。
于是拥护周恩来的知识分子们在缄默了八年之久后随着“百花齐放”运动的兴起，又开始畅所欲言了，只是这一运动葬送在那些心胸狭窄的共产党员手里。他们急急忙忙劝导毛泽东：如果这种如虎似狼的自由主义任意泛滥下去而不加以制止，那么党和国家就会遭到崩溃的灭顶之灾。到6月份，周就不得不使出浑身解数使那些最勇敢的“花朵”即现在所说的“毒草”受到的责难降至最低限度。目光短视、教育匮乏的列宁主义式的政党走上自由大道是有限的，即使神话般的传奇人物毛泽东自己对此亦无能为力，这不能不说是一个惨重的教训。
沙文主义在各方面大肆泛滥，例如由于经验浅薄的赫鲁晓夫出尔反尔，人们对俄国的指导帮助产生了一种反感。在6月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周说，“有些人反对学习苏联经验，甚至说我们建设工作中的错误和不足是学习苏联的后果，这是有害的观点”。中国最好的途径是明智地借鉴社会主义缔造国的经验，并且避免走许多不必要的弯路，但他反对原样照搬和一刀切。
在6月底，周告诫他的共产党同志们，“我们不是为了民主而民主，我们需要广泛的民主，因为我们想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来建设社会主义”。但是，听到他的话的人并不相信他们需要阶级敌人的帮助。
然而，革命取得了什么成果，人们始终不明白。周很悲观地总结说：“有些人说我们的生活水平自解放以来降低了。”在党的代表大会上，贫困的农民及其代表们尤其提到了这一点，不过周在这次6月份的讲话中，阐述了在同等劳动生产力条件下，工农收入差别的问题，认为有差异是合情合理的，应该避免平均主义。其实，在后来召开的中央委员会上，周在论述工资问题时，曾强烈地抨击平均主义，但这份报告没有公开发表。他当时就受到党的左翼分子们的刁难。
为了给他梦寐以求的理想文明的社会主义社会奠定基础，他一直不遗余力，毫不动摇。8月份，他就中国少数民族问题所作的长篇讲话更是一个很好的例证，也是一次大曝光。此后20多年，他一直由于讲话太诚实而受到国内反对者的抵制。他小心翼翼地分析了汉族沙文主义。大多数中国人习惯以“老大”的眼光对待中国边疆地区的西藏人和其他少数民族，这样自然形成了地方民族主义。民族主义和沙文主义两者都应被制止。总理语重心长地向占人口绝大多数的汉民族指出了西藏人、蒙古人和其他民族不信任甚至憎恨汉人的原因。他承认，过去汉人侵犯过少数民族，不过他们也受到过报应。他捍卫政府的长期目标，为此他解释道：“同化如果意味着用武力，并使一个民族毁灭另一个民族，那它就是反动的；如果意味着民族与民族在朝着繁荣昌盛奋进过程中的自然融合，那它就是进步的。”
这是有远见的，正像周就一系列问题作过的讲话一样。然而就因为这些，他在党内的地位骤然下降。到1957年年底，他由于反“冒进”而不得不做检讨。至此，在“整风运动”和“百花齐放”运动中及在经济问题上（在这个问题上急躁的毛最终被说服了），他都是属于失势的那一方。
1958年2月，周的老朋友和同事陈毅接替他任外交部长可能就是因为以上原因。随着两方面工作重担的不断增加，他也应该放弃他的双重职位，周在这个问题上作出让步是很可能的。但是在对外关系中，中国有种新的民族主义基调，这是显而易见的。那种同苏联、印度及西方关系的协调现在必须逐渐地由一种新的实力所取代。对此周可能已表示认可，因为即使陈毅接替了他的外交部长职务，但在对外决策中他依旧继续起着主导作用，如就那个时候的重大问题作出重要声明，与像尼赫鲁这样中国必须与之谈判的外国人物打交道。率领重要的中国代表团出国访问的仍是周，他曾先后到过非洲和苏联。在后来的“**”十年中，为了拯救陈毅，周为此作了顽强的斗争，尽管而后的事实证明这是徒劳的。1958年的决定，可能旨在减少周在国内所受到的责难。对他的批评家们来说，那或许是摆出的一个没有实际意义的姿态，或者可能是一个实质性的行政改进步骤，也很可能包括了这两个方面。无论如何，他有失体面但不少权威。
然而，关于1958年其他方面的情况，那就是毛发动了一场“大跃进”。在准备“大跃进”的乌云笼罩下，周辛勤地工作着，试图给中国经济带来活力。在严重地依赖苏联顾问和专家的情况下，周和他的专家治国论者们曾指导着中国经济走过相当传统的道路达八年之久，但成效甚微。1958年年初，为了加速工业和农业的现代化，毛赢得了党的支持创立了所谓的“六十条”。在这些问题上周倾向于谨慎。
但是周善于以某种方式起带头作用，其一是他提出了国家领导应当参加体力劳动。以往，党的领导疏远普通人民，党内滋长着周所描述的“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官僚主义、僵化、傲慢和娇气”。在1958年刮起的新热潮里，周至少有三次参加了体力劳动。头两次是在北京郊外的十三陵水库工地。那是一个5月的上午，周和身着工作服的毛出现在水库工地。有一则报道说，他“挖泥土然后把土放进筐里，额头上滴着汗珠。轮到他平整土地时，周恩来不仅把地面弄平而且还用锄头把它加固”。他后来又加入了运土大军—中国非机械化的建筑工地上的典型特征。（领导事先已安排工人们在他们的筐里少放些泥土，所以这些来访的领导们不得不要求多加一点土。）
几周以后，周又来到那个工地。这次他从党政部门带去了500人，在那儿待了一星期建筑水坝。当那些手掌柔滑的官僚们初次来到工地时，建筑工人的头头们向扛着红旗的周表示欢迎。
“首长，我们热烈欢迎您。”
“这里没有首长，”周告诫，“谁是‘首长’？这里没有总理，也不存在首长，我们都是普通的工作人员。”周在一间小房子里住了一周，屋里仅有两条窄小的长凳，一张餐桌，一床粗劣的被子，一张书桌和两把硬椅子。他和工人们一起吃饭一起劳动，但是晚上他还得伏案研究政府文件，直至深夜。周的臂伤很能说明他这次劳动的辛苦程度非同一般，可是他仍设法拉着装满石头的手推车走在一块12英寸宽的木板上。工人们总是择些小石块递给周，筐篓也是慢慢地拿给他，以便让他能歇息一下，但这些计谋总是被他识破，大家又不得不依着他。
7月，类似的事情又发生了。那是在黄河大桥被冲垮的时候。周匆忙赶往现场，最后步行了两英里路，深夜才到达。人们递给他雨衣，但是遭到了他的拒绝。他说：“大家不都是浸在雨水中吗？”当桥梁工人们讨论下一步的措施时，他坐在一旁的椅子上，试图鼓舞大家的士气。同年，周又和陈毅一起去河北省炼钢。
另外一次使周耗费精力的事是中苏关系突转紧张。1957年11月，在莫斯科召开的世界各国共产党会议上，周优先考虑的是试图“徒劳地去说服苏联不要在修正主义的道路上走得太远”。但是当他作为毛的副手到苏联作最后一次访问的时候，各种不可思议的背叛行为发生了。苏联驻华大使曾对赫鲁晓夫抱怨，说周是最善雄辩的苏联对手之一—而这至少可以说是一种不甚科学的分析。但是，照赫鲁晓夫自己的话说，如果毛真要使他的同事下不了台，抹掉他可能作出过的任何理解和让步，按毛自己的主张并且强迫别的党也这么做的话，那就失败了。(6)
在莫斯科周保持着沉默。但是几个月后，隔断台湾和大陆的台湾海峡，尤其是那些被国民党占领的沿海岛屿的紧张局势上升成一场危机，这很可能又会把美国人卷进去。1958年赫鲁晓夫飞到北京，他要求中国不要在他试图引诱美国人搞缓和的时候刺激美国。令中国人感到骄傲的是，他们用讥诮的话气跑了苏联领导人。
接着召开的“八大二次会议”认可了毛的“大跃进”，大会抵制了周的劝告而又得到了刘的默许。在周及他的专家治国论者们看来，毛确定的目标太高，例如，中国是不可能一下子把粮食产量翻一番的。1958年至1959年的冬天一过，人们便都能清楚地看出毛的目标确实高得令人好笑，作为一个经济当家人的诺言兑不了现。
还将会发生什么事呢？周企图取得领导地位吗？世界报纸推测周可能成为毛的接班人当上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林彪元帅可能取代周当上总理。周在克服了自己的反感后，会在有限的共产主义纲领问题上继续同毛或者刘合作吗？中国共产主义的整个未来和周的个人历程都放置在同一架天平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