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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在9月23日的这篇讲话中同样强调了新的中国外交政策的开拓性，并充满了自信心。“中国愿意与欧洲、南北美洲以及澳洲的任何国家建立和平关系，只要它们怀有同样的要求与真诚的愿望。”他为中国采取这样一种调和性质的出发点作了如下解释：

每个人都能看出，我们所有的努力都是为了建设我们的国家，使它成为一个工业化的、社会主义的、繁荣幸福的国家。我们和平地工作，我们期望有一个和平的环境与一个和平的世界，这一根本情况决定了我国的外交政策是一种和平的外交政策。

此时此刻，可以稍微乐观一点了，因为朝鲜与印度支那的停战已缓和了紧张局势。在日内瓦，周恩来发现西方对中国提出的关于对台湾的主权及在联合国的席位的要求有一种接受的倾向。中印协议中提出的亚洲安全体系或许能用来反对东南亚条约组织的存在。

周恩来同样对他的同胞讲到如何对待华侨问题。在他担任总理职务的早期，一位印度尼西亚记者问他华侨是否会被当做中国帝国主义扩张的工具。在这位记者的国家里有几百万华侨。一位在场的人注意到周恩来“顷刻间的愤怒”。他挥舞着双手来充分表达他的意思，用严厉的声音来表示他的愤怒。周恩来回答说，中国并不为自己的祖先在过去对邻国犯下的侵略进行辩护；中华人民共和国保证决不重犯这样的错误，决不成为帝国主义者。随后，周恩来的愤怒平息下来。“他使这位听他讲话的人对自己的提问激怒了他而感到不好意思。”

周恩来在日内瓦与万隆直接看到了国外对这一问题的深刻感受。与西方的犹太人的情况有点相似，这些华人迅速控制了当地的经济，但未同化到东道国的社会中。这次讲话是历届中国政府第一次正式承认华侨问题的存在。他说，中国准备抛弃血统主义原则。根据这种原则，它从前保留中国人的国籍，甚至包括那些在国外生活了许多代的人，中国将同各东道国政府达成协议，以解决这1200万华人的地位问题。他解释说：

我们愿意敦促海外华侨尊重所在国政府的法律与社会风俗……中国过去的反动政府从未试图解决华侨的国籍问题，这使华侨处于一种困难的境地，并经常导致中国同有关国家之间的不和。

这听起来像是一种早应采取的姿态，但是对许多听众来讲，周恩来的声明是革命性的，这些普通的中国人来自小村镇，对外部世界一无所知，他们或许只知道国外同胞源源不断地给国内的亲人汇款。一个中国人怎么会成为外国人？这种事情在中国人的内心仍然是不能接受的。周恩来开始了这个进程，中国并由此开始明白了种族与民族之间的差异。

为了对周恩来在所有这些进展方面所取得的成就表示敬意，尼基塔·赫鲁晓夫与布尔加宁于1954年晚些时候来到中国，参加人民共和国5周年纪念日的庆典。这是克里姆林宫的高级人物第一次访问盟国中国，新的俄国领导人不仅要弥补他们过去的疏忽，而且把话题扯到了过去遗留下来的各种棘手问题。他们同意从旅大撤出他们的军队，将过去双方共同经营的联合股份公司移交给中国，为中国的发展贷一大笔款，扩大科技合作等。据赫鲁晓夫回忆，周恩来做得有点过分，他问俄国人是否能将他们的重炮留在旅大，以供中国使用。赫鲁晓夫严厉地回绝说，苏联担负不起丢弃这些设备的损失。

在赫鲁晓夫10月访华后，尼赫鲁对共产党中国进行了第一次访问。他急切希望讨论中印边界问题。像中国地图显示的那样，中印边界有大量领土似乎被中国兼并，而在印度这些领土被视为是印度的。周恩来回答说，与他们讨论的其他问题相比（诸如阻挠杜勒斯与“东南亚条约组织”）这一问题并不重要，可以暂缓一下，待以后有更多的时间再来考虑。正是在这里，双方撒下了未来不和的种子。

看来，只有美国人没有把周恩来真正当回事。当美国与台湾的国民党当局于1954年年底签署安全保障条约时，周恩来隐喻地对美国表示了宣战。他说，美国是历史上所知的最狂妄自大的侵略者，是世界和平的最凶恶的敌人和世界所有反动势力的靠山。

令周恩来愤怒的不仅仅是“东南亚条约组织”和美国与台湾签署的条约。国民党仍然占据着大陆与台湾之间的几个没人正式居住的小岛。1958年9月共产党炮击这些岛屿时，激发了一场持续性的国际危机。在美国人看来，这一行为证实了中国的侵略意图。周恩来谴责英国政府在这个问题上对美国人的支持。汉弗莱·杜维廉爵士发现周恩来“处于最激动和痛苦的情绪”之中。总理以这样的话结束了会面：“感谢你的到来，不过，我必须说这是一次最令人不愉快的会见。”艾登试图进行解释，他请求周恩来承担义务，保证中国政府和平地解决金门与马祖的这些远离大陆的岛屿问题，甚至提议会见周恩来进一步讨论中国与香港的边界问题。不料周恩来却迅速作出答复，邀请艾登爵士访问北京。这会使这位英国政治家失去他对华盛顿的影响。周恩来拒绝了对中国在自己主权范围管辖的领土上所采取的任何行动加以限制的意见进行让步。

1955年4月，周恩来取得了他在外交上最伟大的胜利。在印度、缅甸、锡兰(4)、印度尼西亚和巴基斯坦五国的发起下，29个亚非国家在印度尼西亚召开了万隆会议。在中国的政治中，周恩来与人们打交道时对人们的心理了解得极为透彻。在日内瓦他已与高鼻子的欧洲人进行了较量，并战胜了他们。但是，他们却将中国看成是一个遥远的目前造不成什么危害的大国，对中国古老的文明非常钦佩，现在他不得不把中国共产党的一个议程带到一个非共产党的聚会中去，其中包括一些激烈反共的亚洲领导人。他们对本国华侨的经济成就感到不满，而且也担心中国贸然扩张它的版图，或当东道国政府采取行动防备这些华侨时中国政府会进行干预。

周恩来是否能够出席万隆会议一事至关重大。仅仅两星期前，他由于患急性阑尾炎而病倒。然而刚一拆线，他就宣布自己已经准备就绪。他在位于热带的爪哇岛上艰苦地待了一个月，未表现出任何不舒适的感觉。周恩来尽管动了手术，但他在第一周里却只睡了13个小时，有时甚至和衣而睡。

外科医生们救治的这位病患者，正是国民党破坏者试图干掉的人。在尼赫鲁的关照下，中国人包租了一架叫做“克什米尔公主”号的印度班机，载着他们的代表团飞往万隆。在复活节后的第一个星期一那天，这架载着9名中国官员的飞机坠毁在海上。尽管调查的结果从未令人满意过，但看来好像是国民党特务在机上安置了一颗定时炸弹，企图使周恩来丧生。然而，周恩来本人却取道仰光迂回而行（在那里，他应邀与尼赫鲁总理、缅甸的吴努和埃及的纳赛尔举行了一次小型的最高级会谈）。

周恩来于万隆会议的第二天—4月19日正式在会上发言。他详细阐述了对和平的需要及结束殖民主义的愿望。周恩来不能接受巴基斯坦与菲律宾的声明，即“东南亚条约组织”是一个防御性条约。周恩来说，中国没有扩张主义的意图。他强调要使亚洲团结起来，特别是共同反对西方的殖民主义与种族歧视。“亚洲人民不能忘记第一颗原子弹是落在亚洲的土地上。”他明确表示中国对社会主义抱有信心，但是他小心地避免意识形态上的对抗。他在一篇灵活的、带有奉承词句的讲话中对菲律宾与泰国做出了友好的姿态。这篇讲话只会刺痛那些不在场的国家。用一位美国观察家的话说，周恩来成功地制造了一种印象，好像存在着共产主义者与中立主义者的统一战线。这一统一战线基于这样一种共同认识，即西方殖民主义者与西方军事条约是对亚洲与非洲新兴国家独立的唯一的、真正的威胁。没有人记得俄国人也是白种人、欧洲人，或是帝国主义者。

周恩来在听了其他领导人的首次发言后，将他自己准备的发言稿放在一边，作了一篇即席演讲，并用他的手势打动了来自亚非大陆29个代表团成员的心。这篇讲话直接涉及了他们提出的有关问题。卡洛斯·罗慕洛，这位精明强干的菲律宾人咒骂共产帝国主义甚至比资本帝国主义更坏，指责中国是克里姆林宫的傀儡。记者们蜂拥而至，急切地期待周恩来为此作出评论。

我“不是来吵架的”，周恩来和蔼地回答道，我是为了大家“求同”而来的。

下面是他第二次即席发言的主要内容：

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同而不是来立异的，尽管我们之间存在着不同，但是我们仍有共同的基础。亚非绝大多数国家和人民自近代以来都曾经受过、并且现在仍在受着殖民主义所造成的灾难和痛苦。从解除殖民主义痛苦和灾难中找共同基础，我们就很容易互相了解和尊重。

至于中国对台湾的主权要求，中国得到别国的承认以及中国在联合国席位问题，这些都是中国自己的内政，“不要别的国家承担”。他的讲话受到了与会国的好评。

其他代表被周恩来与尼赫鲁之间的微妙关系强烈地吸引住了。他们两人都是来自上层社会的达官贵人，受过良好的教育，但又都转变为持有激进政治观点的人；他们都是党内声名显赫、深谙世故的人，并都是国际主义者，而他们的党是由像甘地和毛泽东这样的较为朴实与僵化的人物领导的。尼赫鲁已经给予周恩来以巨大的帮助，这些帮助已远远超出了外交著述中所谈到的，他感到高人一等，并不令人感到诧异。他本人和世界的各种联系比起周恩来要广泛深入得多。他比中国总理还年长9岁，正像一位友人所说的，“很自然，他感到自己像是周恩来的老大哥”。万隆会议是尼赫鲁的建议，因此在会议上他自然感到要保护周恩来。一些观察家们把他看做是一位陪伴在周恩来身边的保护人。其他人则断定尼赫鲁有意地待在幕后，以便让周恩来出头露面，使其他亚洲人接受必须与中国共处的现实。他把周恩来的成就看做是自己个人的巨大胜利。

至于中立国，它们试图消除周恩来与美国的争吵，以便减少导致冲突的风险。在会议即将结束时，周恩来告诉本国代表团的一小部分人说，中国准备就远东的缓和，特别是台湾问题与美国进行谈判，这样他使几个中立国卷进这一问题之中，促使它们对美国施加压力作出让步。

与此同时，各种关系都得到了改善。纳赛尔经过与周恩来的会谈，几个月后，埃及承认了人民共和国。周恩来向泰国王子保证，中国对泰国没有颠覆计划，而这在曼谷产生了巨大影响。与此类似，周恩来与日本代表高崎达之助的会谈为未来日子里的许多非正式交流提供了一个牢固的基础。（周恩来建议两国共同简化汉语书面文字体系。这一具有政治家才能的提议由于日本右翼总理岸信介的优柔寡断而未能实现。周恩来希望利用日本作为中国与美国在台湾问题上的中间人的想法也同样化为泡影。）

当然，并非所有人都对他感到激动。锡兰的科特拉瓦拉率领的那些人仍然感到周恩来是不值得相信的。许多人肯定事先对部下下达了指示，尽管乍看起来与周恩来友好交往不可避免，但他们应当记住：“当然，周是一名共产党员，要小心。由于他过于吸引人，因此，他显得更加危险。”柬埔寨的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就是这样做的。（尽管如此。周恩来后来告诉北京的大学生说，巴基斯坦与锡兰的领导人向他承认，他们并不像害怕印度扩张主义那样如此反对共产主义。因此，他发现自己在他们与尼赫鲁之间处于一种调停者的地位。）

周恩来对他的印度尼西亚东道主们做出的友好姿态给予了巨大的回报：中国签署了一项关于印尼华侨地位的协议，这一协议第一次正式放弃了中国早期提出的要求寄居海外的华人效忠祖国的要求。周恩来实际上延误了返回时间，以便对印度尼西亚进行访问。这是此类级别的中国领导人第一次访问印尼。

这是又一巨大的胜利。在印度尼西亚，他总是面带微笑，轻轻地抚摸孩子们的头顶，并与马路两旁的人们握手，接受他们的鲜花。他还挤进巨大的人群中去而没有警卫跟随在身。他所受到的欢迎反映出人们这样一种欣慰感：普通群众了解到了一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的强硬政府是由此刻身居他们中间的这样一位风采迷人、态度友好的人领导着。周恩来降低了意识形态的温度，他的尊严及他在万隆会议上对性情不好的巴基斯坦、锡兰和土耳其领导人的批评表现出的耐心，都受到了人们的称赞。

周恩来和蔼可亲，平易近人。他愿意与美国就台湾问题进行谈判，从而消除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威胁。这恰恰是亚洲公众最想听到的。一位记者写道：“周恩来所要做的，就是伸手等待他们的到来。”周恩来言辞谦恭，不像俄国共产党对亚洲人那样讲话。中国人遭受过苦难，仍然落后贫穷，他们不希望战争，但并不对它感到害怕。一位参加过万隆会议的亲西方代表承认：“我像以往一样强烈反对共产主义，但是我相信这个人。”

契机连续出现了。4月份，周恩来宣布中国愿意尽可能使用和平手段解放台湾，8月，与美国人进行的第一次大使级会谈在日内瓦开始。看来，在消除朝战时期的互不信任问题上，双方已取得了真正的进展，亚洲的访问者几乎是开始马不停蹄地来到中国。继1955年5月印度尼西亚总理开始访华后，接着柬埔寨、老挝、尼泊尔、缅甸和巴基斯坦的领导人迅速对中国进行了一系列的访问，更不用说尼赫鲁和苏加诺总统了。

在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作报告时，周恩来发现亚洲与非洲都有一个明确的愿望，即取消军事集团，从而发展贸易往来。中国将在今后的任何世界裁军会议上提倡太平洋无核区的主张。“中国人民希望包括美国在内的亚洲和太平洋地区的国家签署一项集体安全条约，以取代目前在世界这一地区正存在的敌对军事集团。”

但是，周恩来同样需要反映他的同事所具有的一些更为保守的观点。西方的三个大国最近在日内瓦与苏联举行了会晤，明显地减缓了国际紧张局势。但是，中国仍然应该保持警惕。

我们必须保持警惕，我们必须加强我们国家所必要的国防力量。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保卫我们社会主义重新建设的成果。保证我国主权与领土的安全与完整，并为捍卫世界和平事业作出贡献。

看来，周恩来在1953年至1955年的宝贵岁月里仿佛是主要集中精力于外交事务。首先，他使俄国新的领导人转变了看法，对中国采取了一种更为友好的态度。然后，他在日内瓦与万隆会议上接连震撼了世界各国的外交使节。的确，这些岁月是中国政治相对平静的日子。但是，冲突的界限已经在毛泽东与周恩来之间划出。毛泽东急于推进快速的乌托邦式的改革，而周恩来却倾向于另一种方法，这种方法尽管慢一些，但必定会使中国农民的耕作方式向合作制的转变得到巩固。另一方面，这也是与毛泽东、刘少奇领导下的热情的理论家们渴望快速实现达到无阶级社会的愿望发生争论的原因。从现在起，对农民在多长时间内放弃他们的自留地、知识分子应该在多大程度上不受党的管辖等问题的争论将变得越来越激烈。1953年至1955年是国内动**的一个平静阶段，它与中国打破闭关自守，走向外部世界是同步进行的。从国内方面来说，这是分析各种社会经济问题并制定可供选择的解决方法的时候，而且也是马上着手进行那些很少引起争论并早该实施的改革的时候，例如教育、语言、法制机构及少数民族问题。

1956年以后，是应该对这些中心问题采取紧急行动了，而不是应该长时期进行评论了。中国共产党正面对着人类本质和中国社会难以解决的问题。但是，周恩来从未像20世纪30年代初期的黄金时代那样愉快过。那时，他能够毫不费力地从事协调、平静的说服与理解工作。他肩负重任，在外部世界代表新中国的形象，而且他知道自己已多么出色地完成了这一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