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舞台（1953～1955）

1953年3月，为苏联的斯大林举行葬礼时，共产主义世界的领导人都聚集到苏联。许多人预料毛泽东会露面，他现在或许会名正言顺地声称是那个统治集团的最高人物。但是，他宁愿躲避在俄国人手下进一步遭到怠慢，因为这种怠慢是预料之中的，他早已领教过了。此外，他1949年的那次访问还从未得到任何苏联高级掌权者的回访，更不用说他的两位主要助手刘少奇和周恩来的那些访问了。

因此，毛泽东派周恩来去参加斯大林的葬礼。欧洲的共产党同事们不仅把他看成是毛泽东的代表，而且对他本人也表示尊敬。他是他们所喜欢的那种共产党人，在莫斯科的仪式上他是站在苏联领导人之间的唯一外国人，而没有和外国代表团在一起。当斯大林的灵柩离开时，周恩来迅速走在它的后面，与苏联新的国家领导人赫鲁晓夫、马林科夫和贝利亚处于同样的位置上。

周恩来曾深受斯大林的暴躁和吝啬之苦，这时他一定对自己在马克思主义世界中被给予的如此殊荣而感到高兴，这种殊荣是他没有预想到的。当他肃穆地走在这位暴君的遗体后时，他一定会想起他曾怎样等候过来自这个人的遥远的决定。斯大林的威名曾使中国同志感到发抖，他也一定记得斯大林是怎样像一个摩天大厦上的警察指挥下面的街道交通那样指挥着中国革命的。但是，周恩来的复仇情绪很快会转到现实中来。他能从苏联新的领导人那里为中国争得什么呢？与斯大林相反，这些领导人公开宣扬他们高度重视同中国的合作。在那儿，现在开始了一个迟到的蜜月，它将延续3年左右。

周恩来在斯大林葬礼上的显赫地位使他成为国际舞台上的一个新人物。人们到处询问，这位在共产主义世界中执掌如此大权的不知名的中国总理是谁？他在后来的朝鲜停战中的作用，以及随后在印度支那会议上的显著成就加深了外部世界要更好地了解他的愿望。印度支那会议于1954年在日内瓦召开，这次会议结束了法国殖民军与胡志明领导的越南民族主义者之间的战争。

周恩来是参加日内瓦会议的3位共产党领导人之一，同来的还有莫洛托夫外长和越南总理范文同。在前往开会的途中，他访问了莫斯科。赫鲁晓夫后来回忆起周曾对越南战争作过这样的解释。

胡志明同志对我说：“越南的局势毫无希望，如果我们不马上停火，越南人就不能继续坚持抗击法国人。他们要我们帮助他们驱赶法国人。我们简直不能……我们在朝鲜损失了很多人。这场战争使我们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我们没有力量在此时卷入另一场战争。”

赫鲁晓夫建议周恩来说点俄国式的谎话，让胡志明继续相信中国可能会派军队越过边界去支援他们。

结果是，周恩来没必要采取这种防御式的态度。会议开始时，越南人已经赢得了奠边府战役，而且皮埃尔·孟戴斯—弗朗斯领导下的法国新政府已准备妥协。然而，在1954年夏季推敲印度支那问题解决方案时，周恩来却出人意料地与西方领导人结为朋友，这使他的共产党盟友感到吃惊。

这是他自30年前学生时代以来第一次重返西欧。正如后来的事情所证实的那样，这也是唯一的一次。作为总理，令人吃惊的事实之一是他从未亲眼见过大工业中心里现代资本主义的战后繁荣。日内瓦和伯尔尼是他仅仅参观过的西方城市。它们很难使他充分理解到中国落伍的程度。

日内瓦的人们最初不明白他为什么通身都着黑色。他头戴黑色宽边礼帽，身着长裾外衣。开始时，他显得紧张不安，在一小队保卫人员中移动，似乎他料到会有暗杀行动。一位记者写道：“他好像不能左右环视，面孔显得冷淡，带着一种蔑视的神色。”《生活》周刊尖刻地把他描绘为一个喜欢享乐的共产党人。这也许是因为他的代表团租了一家最好的饭店，并雇了一队小轿车，而周恩来本人则住在一座舒适的别墅里，并在那里会见友好国家的代表团。

周恩来为促成会议召开所做的种种努力给人产生了一种敌对的印象。他对西方的态度比莫洛托夫还要冷淡。他指控美国人想用越南作为反对中国的军事基地。

在会议陷入僵局的最初阶段，周恩来在一间接待室里与约翰·福斯特·杜勒斯不期而遇，正好面对面相碰。这位态度僵硬的美国国务卿对周恩来的个人诚意公开表示质疑。他宣称只有在他们撞车时，他才会亲自会见周恩来。周恩来对这位美国人伸出了手，他以前从未见过杜勒斯。屋里的其他人都愣住了，注视着这位美国人如何作出反应，杜勒斯有意地摇摇头，将两手交叉着放到背后，扭转身大步走出了房间，像个新英格兰教徒那样嘴里咕哝着，“我不能”(3)。周恩来凝视着杜勒斯的背影，抬起双手耸了耸肩，好像是说：“这是什么举止？”这一戏剧性的事态的急转为他赢得了世界各地的朋友。一个法国官员把在这次相遇中“穿着简朴凉鞋”的中国人比作有教养的人，这说出了很多人的心里话，并很有代表性。在日内瓦要处理的事务结束时，另一位美国人迪安·艾奇逊却对周恩来表示赞赏，称他跟丘吉尔一样，是世界上“最有才干的外交家”。

在会议结束时，周恩来抵制了苏联的领导，提出了自己的方案。很明显，他断定苏越方面在会上采取的阻碍议事的战略，是在牺牲中国的利益而帮助越南。这既关系到它们之间的共同边界问题，也关系到范围更广的东西方关系问题。他或许已看出，斯大林的继承者们无论如何已准备与西方进行缓和。6月中旬，周恩来告诉英国外交大臣安东尼·艾登和后来成为法国总理的皮埃尔·孟戴斯—弗朗斯说，他同意把老挝王国和柬埔寨从越南分离出来，实现独立。这使与会者又激动了起来，他看到印度与其他中立国家在东西方争夺中对这两个国家的独立是多么关心。周还说，中国要与敏感的越南人处理好关系会碰到一些麻烦，不能不让越南继承法帝国主义曾行使过的权力。为什么老挝和柬埔寨在未来的印支地缘政治方面不会像受到中国的大量影响那样而受到越南的影响呢？出于种种不同的原因，莫洛托夫同意了周恩来的意见。但是，越南人却极为恼火。他们试图恢复对这两个小国的霸权，在法国殖民者到来之前，他们就已经在图谋这种霸权了。

艾登不仅被这一妥协的信息所打动，而且对发送这一信息的人也留下了印象，这位英国人被周恩来的风采所吸引，他不相信周曾经是一名作过战的游击队员。周恩来与艾登相处得很好，几乎像他与杜勒斯之间那样富于戏剧性。英国外交大臣的一位随从对此感到惊异。他想，双方之间的融洽关系是否是由于他们怀有“一种相同的直观和温和的才智”？周恩来对这位文雅的英国人充当他与美国人之间的调停者并不感到怀疑。

在日内瓦的几乎所有其他人都不仅把周恩来当做一名老练的外交家，而且视为一名政治上的“稳健派”。与毛泽东的理想主义空想家截然相反，他也许代表着北京的一批注重实际、头脑清醒的行政官员。杜勒斯充满敌意的反共“边缘政策”逐渐使欧洲人警觉起来，但他们同时欣慰地发现中国总理现在愿意妥协，尽管中国向越南提供武器并有可能使它获胜。欧洲人将周恩来看成是一个做交易时拼命讨价还价的人，但却可以成为一名创建世界和平新时代的合作者。

作为主要的帝国主义大国，法国在会上处于关键地位。一位法国官员回忆道，周恩来不止一次，而是几次为达成妥协在尽其所能，他有一次主动将住宿地点安置在法国代表团下榻处旁边，以便在那里审慎地会见范文同。周恩来于6月底前往伯尔尼，与孟戴斯—弗朗斯私下磋商。他情不自禁地回忆起他在法国的学生时代。显然，他并未因这次与法国人的会晤会给越南共产党造成坏印象而感到不安。

在6月下旬的会议休会期间，周恩来对印度、缅甸做了具有历史意义的第一次回访。他发现从一种在意识形态上保持中立的观点上看，这两个国家对朝鲜与印度支那的和谈能起帮助作用。周恩来访问印度并会见尼赫鲁一事是由印度派往参加日内瓦会议的代表安排的。

“多么富饶的国家啊！”周恩来抵达印度时羡慕地说，流露出一种北方人对热带景致的正常反应，“你们拥有充足的财富。”但是他要做很多解释工作。尽管印度以巨大的同情心支持新中国政府的许多国际要求，但是尼赫鲁却对中国1950年对西藏的军事占领感到震惊。他从西藏人那里得知，周恩来可能是一名非常强硬的领主。印度理解中国对西藏的宗主权要求，但不明白为什么要使用武力来保证这些要求。周恩来现在再次对尼赫鲁保证，中国不会在西藏以外扩张自己的霸权。他要求印度与其他的亚洲英联邦国家联合抵制即将出现的反共条约组织—“东南亚条约组织”。这个组织是由美国组织发起的。而尼赫鲁却要求周恩来对越南共产党加以遏制，阻止其对老挝与柬埔寨施加压力。他们明确同意，对双方共同的边界及有关难以理解的事物不作详细讨论，但他们会谈的最著名成果是关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宣言。几十年来，五项原则成为所有那些既不同美国结盟也不与苏联结盟的国家的宣言。由于周恩来与尼赫鲁制定了这一文件，其他亚洲右翼政府便很难继续将中国当成一种威胁和敌人。

周恩来随后很快拜访了伟大的越南政治家胡志明，要胡对他的日内瓦外交活动放心。但是，胡志明不能够对这种保证感到满意。

周恩来于7月返回日内瓦，孟戴斯－弗朗斯急切地向他打听胡志明对国际磋商的反应如何。

周恩来和蔼地回答说：“我发现所有和我交谈的人都对和平持有相同的要求。”然而，他又玄妙地加上几句，“但是，每一方都需向另一方接近……这并不是说每一方都要作相同的让步。”

几天后，周恩来向艾登透露，越南人在分界线问题上将作出新的让步。这一招打破了会议的僵持局面。但是，孟戴斯—弗朗斯劝说周恩来接受在老挝组成一个王室政府（也是民族主义者）而不是共产党的政府（但却是亲越的）时，越南人却感到愤怒。

在会议的最后阶段，周恩来关心的是设法让美国人承担一项义务，即不使用越南的军事基地。或许，他至少答应了胡志明的要求—在日内瓦协议签署后，无论如何要保证非共产党的南越敞开大门，以使共产党能渗透进去。有一次，他与《纽约时报》的一位记者进行了一次前所未有的会见，让他理解这次会见的内容，并及时地转达到杜勒斯那里。这条消息是，如果美国从越南撤出所有军事基地，那么周恩来就接受越南停火的建议。然而，当谈判各国于7月发表最后宣言—一个使周感到极大满足的事件时，美国人却拒绝在上面签字。周恩来不得不发表一项单方声明，要求美国人不要妨碍其他国家达成协议。

亚洲的共产党同事认为，周恩来一开始在日内瓦会议上让美国人撤离而不承担义务是过于天真。数年后，他试图为此进行辩护：“我们……在国际问题方面没有足够的经验，怎么能让一个拒绝签署协议的国家不妨碍这一协议的履行呢？你们可以在这些方面批评我们。作为参加这次会议的一名中国代表团成员，我接受你们的批评。”许多年之后，周恩来对一位美国记者抱怨说：“我们在第一次日内瓦会议期间遭受了不公正的待遇。”为了使周所明显倾慕的法国能够体面地撤出，他的行为客观上帮助了美国人在印度支那获得了一个立足点。

周恩来在日内瓦的几周活动使他能够将中国从自身感到的孤立状态里摆脱出来。他在会见查理·卓别林时所表示的姿态是充满天才的一招。卓别林是在瑞士的最著名的外国流亡人士，也是一名受到尊重的激进事业的勇士。杜勒斯曾拒绝与周恩来握手，但是现在有一位更为著名的人前来向周恩来讨好。

正像周恩来被卓别林的喜剧影片《城市之光》造成的错觉所迷惑那样，卓别林对周恩来的外交计谋也是一无所知。他应周恩来邀请前去赴午宴，在最后一刻才知道总理因会议有一些重要事情要处理，晚一会才能来参加午宴。然而，当卓别林抵达时，却发现周恩来正在他下榻处的台阶上迎接他。他很自然地问起上午发生了什么，周拍了一下他的肩膀，显得很自信。

“所有问题都和解了，”他说，“仅仅在5分钟之前。”周恩来在日内瓦的另一次交际活动导致了克莱门特·艾德礼及其他英国工党领导人在那一年晚些时候对中国的访问。工党尽管处于在野地位，却受到周的重视。用代表团的秘书摩根的话来形容，他花费了许多时间讨论中国新的组织机构及台湾问题。

从日内瓦归国途中在莫斯科停留期间，周恩来又一次展现了恳求的面容。他在日内瓦帮助领导了共产主义世界的外交，因而敢于重新对俄国人提出一些长期要求。

“也许，你们能为我们建造一所大学。”他满怀希望地问赫鲁晓夫。

“你知道，我们本身也很穷，”赫鲁晓夫回答道，“我们也许比你们富裕。但是，战争刚刚结束，我们还没恢复过来。”

周恩来代表中国在日内瓦显示的新的独立性在莫斯科也得到同样的表现。他在欢迎他的招待会上用英文发表祝酒词。“周，为什么你不讲俄文？”米高扬（后任副总理）抱怨说，“你的俄语相当好。”（事实上并非如此。）

周恩来对此同样用英文回答说：“米高扬，该是你学习中文的时候了。”

“中文是一种很难学的语言，”苏联领导人反辩说。“别介意，”周恩来轻快地说，他仍然讲着英语，“早上到我们使馆来，我们会很高兴给你上课。”

在北京，周恩来努力工作，以便获得对日内瓦妥协的支持。北越总理范文同于8月份来到北京，他认为日内瓦会议仅仅是初步成功，还有待于合作与发展，周恩来却是以另一种不同的语调发言的。日内瓦协议是对和平的重大贡献，它缓和了世界的紧张局势，促进了不同社会制度国家之间的和平共处。“人们正在对那些坚持所谓实力政策的人日益感到厌倦。这种政策谋求扩军、备战。”与他的越南伙伴不同，他对老挝与柬埔寨的共产党人很少给予重视。

在向国务院作工作报告时，周恩来把美国制订的“东南亚条约组织”的计划比作一个害人的东西。“这一集团正在筹建，主要是为了对付中国。”因而，像在日内瓦那样，他呼吁亚洲国家应该达成自己的安全协议，放弃意识形态领域的分歧。

1954年秋，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开幕，周恩来被选为北京市代表出席了会议，他在会上的讲话包括了政府职责的全部范围。他说，中国正试图将生产力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重压下解放出来。在此过程中，国民经济应该沿着社会主义道路系统地、迅速地发展，新的工业经济将由社会而不是私人所拥有。这样才能提高人民的物质与文化生活，巩固国家的独立、安全。在回顾过去的进展时，他宣布中国大陆现在已经得到统一（尽管对负隅顽抗的台湾岛仍然在提出要求）。实行土改，国民经济得到了恢复。第一个五年计划正在实施，它将使全国一半以上的农户与耕作区域实行合作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