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部 开国总理
蓝色睡衣（1949～1952）
周恩来毕生奔波在敌人的枪林弹雨之中，常常是没有一只属于他自己的皮箱。现在，他却成了一名他的家庭一直希望他日后成为的达官贵人。但是，中国以往从未见过这样一位达官贵人。今后26年里，周恩来将生活在北京，处理一些棘手的任务，这些任务不仅仅是四处奔波，而且要从根本上改造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国家。在他生命的剩余时间里，他为这一非凡的目标而执著地工作着，并因此而闻名于中国的每一个城镇乡村和世界各大洲。他在战争方面炉火纯青的才干有助于他在和平时期对行政工作的领导；他号召数百万人民揭竿而起的声音，现在得用来号召人民服从政府的管理。
第一件要做的重大事情是为中国崭新的共产党政府和国家创造各种组织机构。1949年6月，周恩来在新的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常务委员会上当选为副主任，领导制定一部临时宪法。新政协后来名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是周恩来为之奋斗一年而取得的成果，它把从国民党里分裂出来的小派别及流亡香港的各政治团体的领袖聚集在一个松散的协商机构里，以便消除许多非马克思主义者对创建一个红色政权的计划所抱有的敌对与怀疑态度。
在筹建新国家的这段时间里，周恩来同样草拟了中国外交政策的主要原则，非共产党国家应该承认新中国具有自己的内政主权，正式给予中国在联合国席位的资格。
1949年10月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正式创建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周恩来与他的党内同僚站在北京天安门（天国和平之门）高耸的城楼上。历史上那些携带贡品的使节正是通过这道绯红色缀满黄铜钉的城门，对帝王那漆满黄色的御座屈膝称臣的。
周恩来被任命为政务院（内阁）总理，同时兼任外交部长。从这个时刻起，世界逐渐知道了他是周恩来—周总理。他使对立双方互为妥协的技巧为他赢得了—用老一代的美誉来形容—“太和首揆”的绰号。在政务院就计划兴建新建筑物就要拆除阻碍北京交通的古建筑问题而展开的著名辩论中，周恩来机敏地回忆起一首古诗，从而打破了僵局。在他父亲乞灵恩赐后的50年，他的名字恩来中的“恩赐”终于来到了。
作为总理，周恩来的日常工作是连续不断地办公，其间穿插着各种会议。除因少有的两三次疾病或操劳过度而短期间断外，在他生命的剩余时间里这种情况从未中止过。他开创了一种无人能够匹敌的步调，令人惊讶地参加频繁活动，每周召开各种内阁会议，并向会议作无数报告，而其细节又分毫不差。此外，他几乎每年都要到许多不同的国家访问，正像法国政治家特雷兰德提到的那样，他“扮演着黎塞留(1)的角色”。
为了遵循政治有赖于意见一致的这一中国传统，周恩来花费大量时间征求并左右各种不同的观点，这些观点不仅包括党内同志们的，而且包括在官僚机构与整个国家范围内工作的党外人士和一些利益集团的观点。有一次，他在一个重要的党的代表大会上发表讲话，他的讲话稿连续修改了不下20次。一位来访者曾经问他，中国领导人是否就政策进行辩论。周恩来肯定地回答道：“我们不断地辩论，我们对一切事情都辩论。”也许，他后来对他的激动情绪曾感到抱歉。
对那些敦促他休息的朋友，周恩来会说，他承担大量日常工作是应该的，这可以给毛主席留出时间来考虑一些重大的问题。像毛泽东那样，他仍然保持着夜间工作的习惯，常常每天工作20小时。他一般是从早上9点睡到中午，以及在乘车时打打瞌睡补充一下。他的妻子绝望地说：“我已经放弃了要他多睡一会儿的打算。”如果他的确感到累了时，他就在前额上擦点清凉油。他的公文包里总备有一盒这种油。
周恩来不但没有被这种日常工作压垮，反而保持着活力。据一位美国记者报道，在平静时刻，他表情拘谨，沉闷不悦；但是据另一位记者说，一旦他放松时，他又变得生气勃勃，变化万千，好像是他在一个令人难忘的会谈中，充当了所有的角色。一位欧洲女作家发现，他目光炯炯，闪烁迅速。眼睛是他最令人惊异的特征。每个人都感到他是令人不可抗拒的。
周恩来与他的党内高级同僚们选择了中国帝王的紫禁城旁边一块静谧的地方住下来。它位于南海公园里面，人们称之为中南海。在这极为清静的地方，硕大的雪松和松树环绕着墙院，周恩来和邓颖超过着他们的家庭生活。在他刚到来的时候，他的新居显露出年久失修的样子，墙壁乌黑，房柱破裂，地面潮湿，窗户千疮百孔。天气寒冷时，他们不得不用报纸来裱糊挡风。
周恩来经常阻挡那些建筑工与油漆工对房屋进行整修。因此，他的工作人员只好趁他出国访问之际做一些必要的修缮。一次，周恩来回来时漠然凝视着他不在家时安装的新窗帘，命令物还原样。周恩来同样不让他们换掉毗邻一座车库里的一根破裂的房梁。他说，在中国目前的贫困状态下，资源应更好地用在其他方面，如果继续使用，这根房梁肯定还会支撑几年。
与此类似，据说周恩来的工作地外交部小礼堂的通风设备不足。因此，在专家的建议下，有人决定更修房顶。“这是谁的命令？”周恩来听后问道，“这座礼堂比我们在延安居住的窑洞要好得多……只要我是总理，你们就不能改变这座礼堂。”
有关周恩来日常生活方面的诸如此类的故事还流传着很多，他在花钱方面的吝啬是出了名的，甚至在衣食上也是如此。据说，当他最后用坏了一条脸巾时，他又用它做了一段时间擦手巾；当它擦得不能再用时，他又用它来擦鞋。据称，那双在他去世后展出的打满补丁的袜子，竟令人难以置信地穿了30年，从他做总理之前一直到他逝世为止。一次，他与另一国总理闲谈时，伸出磨损的外衣袖子，举例说明中国产品质量差，这使在场的中国外贸部长感到极为窘迫。
然而，周恩来并非什么都简朴，他喜欢他最爱吃的各种食品，如多刺但味美鲜嫩的鲫鱼、鱼和面条，等等。但是，他桌上用的谷类食物必须是未经细加工的杂粮。从而，身为总理，他树立了一个榜样，而许多低级官员却忽视这些方面。根据一个报道，50年代初期周恩来的月薪只有135美元。许多官员靠着各种酬劳来增加他们的收入，例如书籍的稿费。但是，周恩来却拒收人民出版社付给他这样的酬金。他秉公行事，甚至在支付因公购买的物品和所需服务项目时，他都公私分明。一个星期天，他因出国访问而走进一家照相馆照相时，他要求开两张单张的发票，一张交给他的办公室，另一张留下，由自己支付个人用的几张照片。有一次，在庐山的官方会议期间，他发现他的房间没有遮挡窗外走廊的窗帘，便自己掏钱安装了一个。
他总是拒绝他的东道主、朋友和钦佩者们赠送的传统礼物，使他们久而久之不得不对此也感到习惯。他故乡的共产党官员曾试图通过向北京寄送当地精美的土产来对他们这位著名的同乡表示敬意。周恩来将它们捆好，并直率地附上一份国务院关于禁止收受各种礼品的守则，一起寄了回去。北京饭店的厨师送了半磅花生油以取悦他，周恩来将东西退了回去，并以中学校长的语气说，应先尽外国人用，同时中国的经济发展无论如何也需要更多的花生油。中国政府领导人过去从未这样做过。
在重庆，周恩来常常关照他的司机，尽量带他参加社会上邀请的各种宴会。作为总理，他仍然如此，继续对在他手下的工作人员表示关心。
他在北京的主要事迹之一是支持一名士兵的权利。这位士兵勇敢地要求查问一名在暴怒之下打过他的高级领导成员的通行证。在一次修面时，周恩来突然咳嗽起来，结果理发师刮破了他的下巴。周恩来看到他那惶恐的样子，迅速道歉说：“我本该在咳嗽前先给你打声招呼。”或许，最感人的故事是他对一名警卫战士的关心爱护。当时，这位警卫战士正在周下榻的海滨寓所外站岗。突然，大雨倾盆而下，周恩来的妻子撑着雨伞，腋下夹着件东西冲了出来。
“总理送给你这件雨衣，”她说，“穿上它，他提醒你打闪时不要站在树下。”
战士们最记忆犹新的，是他们在岗上向他敬礼时，他走上前来握住他们的手说：“我们是在一起的同志，不要向我敬礼。”
或许，对一位西方读者来说，这样的故事听起来似乎令人厌烦，会使人想起一个地位不稳的人，为了使自己更受爱戴而作出的种种努力。但是，周恩来的地位并不是不牢靠，而且由于这种生活作风使他享有盛名，其中主要的动机是深刻和认真的，即要打破旧的高人一等的政体模式。这是第一次有人在公共生活中以真诚民主的方式来严格认真地按照秩序办事。然而，正如后来的事情所证明的那样，中国社会顽固地抵制这种改革。周恩来的许多努力都成了过眼烟云。但是，他是党内同志中唯一尽力尝试将平等主义带到中国上层生活里来的人，这就是他受到非马克思主义者的中国人喜爱与尊敬的原因。这些非马克思主义者不仅有中国大陆的，甚至还包括台湾、香港地区和在其他国家的中国人。
新总理有他自己的乐趣，尽管他的妻子由于健康不佳不常陪他出席各种聚会，但50年代初期人们常看到他们在北京饭店的舞厅一起跳舞。这种行为曾被认为是非革命的，在一次没完没了地等待一批次要的外国领导人的时候，我曾看到周总理紧张地用脚尖脚跟磕打着北京机场的柏油路面，仿佛他要在地面翩翩起舞似的。
“**”期间，有人指责周恩来包庇一家俱乐部。在这个俱乐部里，有漂亮的舞伴，麻将可以打到半夜。周恩来同样爱看电影，他最爱看的影片是卓别林的《大独裁者》，邓颖超证实说：“不管他有多忙，他都不会放弃打乒乓球。”
一次，一个外国来访者问他的茅台酒量有多大。茅台是宴会上使用的一种烈性中国酒，也是中国外交的一个重要部分。总理不醉酒吗？“噢，不，我也是人，我妻子总嘱咐我不要多喝。但是我必须把它作为我的部分工作来做。如果酒喝多了，我就到盥洗室去，把手插进喉咙里，让它吐出来，然后我带着一杯水出来，像以前那样继续碰杯。”他对他的一位官员吐露，喝茅台的诀窍是像喝伏特加那样将它一饮而尽，不要让它沾到舌头和嘴唇上。
他竭力阻止任何努力来修复他的故居，因为过于殷勤的当地官员屡次要求这样做。他多次指示淮安县委将故居拆掉。据他逝世后的报道说：“但是，考虑到人民对总理的爱戴，县委没有将房屋拆毁。”据另一项报道，周恩来就他的旧居对同乡提了三项要求：“第一，不要让人参观；第二，不要让在那里居住的人搬迁；第三，不到不得已的情况不要修缮。”
尽管他家不再在那里居住，但是他的亲戚继续让他感到麻烦。一个典型的例子是，他有个侄子在北京读书，毕业后留在那里工作。10年里，他忠实地遵从伯父的嘱咐，未向任何人透露自己与总理的血缘关系，当他因功入党而不得不因此透露他的近亲家属的名字时，他身边的人才惊异地第一次得知他竟是周恩来的侄子。这一切都无关紧要。但是，后来这个侄子与一位淮安姑娘结了婚，因此地方官员想通过安排把姑娘调到北京来工作。这是一项干部结婚的极为平常的安排。然而，当他们对周恩来提及此事时，他责问道，如果必须安排他们住在一起，为什么调动妻子而不是调动丈夫？因此，后来这对夫妇很失望地发现，他们是在淮安的一个小镇里工作，而不是在全国的首都。周恩来作出非同寻常的努力，让他的亲戚尽可能地远离北京居住，确保不给他造成潜在的麻烦，就像我们稍后可以看到的他侄女的情况那样。
自然，妇女权利是周恩来热忱改革的对象之一。他对上海的一个妇女组织说：“家庭是很重要的。你们不要看不起家务工作。不管怎么说，你们每个人都负责一个一人政府。你们每个人都管理着你们家庭的内政部和外交部。还有谁的工作比这还重要？”也许一位西方读者又会对此感到厌烦。但是，中国男人仍然习惯于看不起妇女。因此，这种领导是需要的。妇女权利是周恩来领导下共产党取得的成就之一。正如他在学生时代对邓颖超的行为预示的那样。
周恩来对艺术没有多少鉴赏力。他对一位西方来访者说，如果抽象派艺术没有思想的话，“它对人民有什么价值呢？”他11次观看大型革命歌剧《东方红》一事证明了他的爱好所在。奇怪的是，他谢绝观看一个赞颂他本人的节目。
然而这一点也没有阻止他向演员和导演作一些“有益的批评”。的确，他那无休止的革新精神几乎介入了中国生活的任何部分。当建筑师们对新建人民大会堂的设计感到发愁时，周恩来帮助解决了问题。大会堂必须大到能容纳1万人，既不要使人们感到狭小拥挤，但又不要使人晕头转向。这是一个有挑战性的难题，是周恩来首先用铅笔首次画出扁圆形或椭圆形的图案，从而满足了这些需求。这座建筑物的许多细节也是出自他的建议。从一张照片中可以看出，当毛在审阅建筑规划时，周恩来显得希望被理解这是他的创作。
另一个精明的决断是关于杭州灵隐寺的例子。那儿有一尊60英尺高的樟木佛像。按传统姿势，佛像的脚被雕成交叉形。僧侣们要求佛像脚的底部向上翘着，雕塑家却以与解剖学不符加以拒绝。像中国的许多事情一样，这个矛盾最终送交到周恩来的办公桌上来。
“雕像是为什么地方做的？”他问道，“寺庙，还是博物馆？”
“寺庙。”他们回答说。
“那么就按僧侣们的要求做。”周裁决说。他曾潜心钻研过争论的方式，然而他用一句特有的结尾使僧侣们为他也作出让步。他补充说：“把他的头发改过来，佛祖是印度人，你们把他弄成中国人的样子了。”
他甚至对小事情也都显示出强烈的兴趣，这使他看上去像个喋喋不休的保姆。如果它关系到国家大事，这还情有可原。例如当医生试用一种新眼药膏时，他先让大夫在给毛泽东用之前先给他试试。还有，他曾派一名警卫到有水管的地方站岗，以免毛泽东在开会途中被绊倒，而且过后严厉批评有关的人，说他玩忽职守。甚至当周恩来突然出现在普通列车上，或者在冬天出现在北京的公共汽车上时，他都拒绝别人给他让座位。他说：“我来和你们一起体验一下。”他是来观察上下班时间乘客的各种问题的。检查的结果是，他建议采用一些安全岛和其他措施来缓解交通。这样，许多自觉的领导人也跟着这样做。但当周开始在他常去的地方亲自维持交通时，比如在会议厅外和举行招待会的饭店门前等，人们便会无意识地原谅自己，认为这不是他们分内的事，而这需要的是一种热情。
一位日本新闻记者极好地抓住了周恩来的这一侧面，描写了周恩来在记者招待会上的情景。
“当他不谈话时，他的双眼从不停止转动。如果这不是周恩来，我肯定会把他当成是一个正在受精神衰弱折磨的人。他会注意最细微的事情。例如，当一个距离很远的招待员泡茶时发出声响，他要他的翻译暂停一下。他亲自把麦克风挪到旁边翻译坐席上，然后从坐椅上向前探探身子，伸手把地板上的麦克风线拉直，似乎这些东西如果没有彻底放好会令他感到不自在。”
还有一次，周恩来向离他很远的一位摄影师指出说，他忘记打开相机的镜头盖子。显然，他目光敏锐，酷爱整洁，但有时这些禀赋逐渐被夸大，甚至到了怪癖程度。
他的官员们抱怨说，他有时容易脾气烦躁。不过当他们见他在公开场合下执行公务时，又常常原谅他。其他人形容他性格多变、行动果断、从不拖拉。他喜欢不停地用手做出大幅度的活泼的手势，双眼总爱不停地来回转动。新政权一开始，周恩来给非共产党知识分子和专家写了很多封信，恳求他们在共产党领导下的政府里工作。接受他邀请的有大经济学家马寅初这样的著名学者。这些人希望能够影响政策，帮助把中国改革成一个现代工业国家。也许，马寅初甚至幻想周恩来去领导一种强制可行的资本主义体制，一种周恩来在早期统战时一直预言的制度。像许多其他人一样，马寅初在失望中死去。但是，也许他们所有的人感到自己与周恩来有着一致的想法，即毛泽东的共产主义统治中国一定是暂时的，未来或许会改变。在过渡时期里，旧中国培养的这种奉献精神有助于保持优良的价值观念。
周恩来使用了许多中国知识分子，这些人曾在西方接受过教育，离乡背井地生活在海外，但现已归国。例如，他自己办公室的浦寿昌博士就是一位哈佛培养的经济学家，他归国后成为总理的秘书。当然，周恩来不能管制党内低级官员的每一项活动。有时，他的邀请也出问题。埃里克·仇的例子就是如此。仇是香港的一位青年作家。当周恩来呼吁那些爱国的、受过专业训练的人要帮助建设中国，而不是为了自己的私利待在香港、台湾或西方时，一位曾出版过仇的作品的香港华人编辑在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不久访问了北京。他告诉他的作者说：“埃里克，周总理清楚地记得你，他问起了你，我告诉他，你和我们一起在香港。他说他愿意亲自见到你。”40年代，仇作为一名记者的确在大陆见过周恩来，他尊敬这位总理，他的虚荣心被挑动起来，同意到中国作一次短期旅行。但是一到那里，他就被扣了下来，最终也没有再次见到周恩来就逃了出来。
周恩来试图用共产主义术语将新政权描绘成一个相对自由的政权。他对两名英国作家说：“我们并不试图消灭个性，但是我们确实正在尽力消除个人主义。这是一种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政策，如果你喜欢那样表达的话。”
周恩来的同事们希望早点给中国带来一个太平盛世，但这一愿望在初期就由于外部干扰而破灭了。由于美国在共产党胜利前几个月断然拒绝了毛泽东和周恩来的提议，他们不得不转向俄国寻求帮助。毛泽东于1949年12月底抵达莫斯科，平生第一次访问苏联和谒见斯大林。他不明智地将他最干练的谈判家留在了国内。像美国人那样，斯大林可能也是三心二意。毛泽东被迫等了很长时间，请求援助没有任何进展。最后，他把周恩来召去。周恩来于1950 年1月20日抵达莫斯科，带来一飞机的专家和一套新的蓝方格法兰绒睡衣，这是他专为来莫斯科而买的。它很快就成了周恩来仅有的一套睡衣。尽管它渐渐褪了色，打满蓝白相间的补丁，变成了模糊的灰色，但他一直穿着这套睡衣，甚至后来出国访问时也带着它，直到他去世那一天。
周恩来到了莫斯科后，花了几乎一个月的时间劝说难以对付的俄国人签订一批协议—这些协议形成了今后10年中国对外关系的基石。斯大林仍对毛泽东30年代对待共产国际和与苏联联系的方式感到愤怒。现在，中国共产党不得不为此付出代价。2月14日，他们签署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以及其他的条约，这些条约肯定了蒙古的独立地位，规定双方联合管理与俄国有着传统联系的铁路与港口，并且对华提供一项为期5年的3亿美元信用贷款。这些条件很苛刻。为了得到苏联承担中国国防的义务与援助，周恩来与毛泽东不得不继续忍受苏联在中国北部、西北部和蒙古的半殖民主义活动。这种义务和援助同美国对其他国家的援助，甚至同苏联对东欧国家的援助相比也是吝啬的。
这是周恩来在50年代对苏联进行的6次访问中的第一次。双方的关系在抱怨的基调下开始，彼此漠视，很快便公开化。几十年前，当列宁宣布放弃前俄罗斯帝国在亚洲的侵略成果时，像周恩来这样的中国年轻一代曾对此欢欣鼓舞，并留下深刻的印象。但是，现在列宁的继任者不去兑现这些承诺。没有哪个中国领导人对莫斯科能抱有好感。周恩来不得不尽可能地拼凑最低限度的协议，他从国民党时期就习惯于这种工作，这是他第一次出现在国际舞台上。当然，这对西方尤其是美国来讲是一个诱饵，使它们知道中国是无辜的，无论是道义上、政治上，还是经济上。
对周恩来来讲，人不能一仆二主，这是古老格言的一则训诫。否则，你对一个人说东，又对另一个人说西，他们俩都会发现，并再也不相信你。周恩来希望俄国人理解中国国内的原因，中国同志必须采取这种策略是由于关系到国民党的原因。或许，他也考虑到像苏联这样一个先进国家会把自己的民族利益与集团利益置于个人恩怨之上。然而，这两种假设都彻底错了。
人民共和国安定下来还不到一年，中国就成为一场有害战争的牺牲品，这场战争使它加深了对苏联的依赖，建立与美国的联系变得遥遥无期，最终导致了中美兵戎相见的可怕后果。它对中国没有一丝好处，恰恰是周恩来有意要避免的那种没人能取胜的局面。但是周恩来对此无能为力，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美国人相信中国人1950年怂恿北朝鲜入侵南朝鲜。事实上，就北朝鲜来讲，这似乎是自由的行动，可能在某种程度上受到俄国人的怂恿（出于不满，他们不会同中国人磋商）。从中国的观点看，这场战争肯定是不适宜的。
美国人把朝鲜看成是苏联打算削弱西方在各大洲势力范围的证据。因此，杜鲁门总统派遣美国第七舰队去守卫台湾，防止来自中国共产党军队的威胁。周恩来将这一行为谴责为对中国领土的武装侵略，因此双方很快转而采取敌对态度。
在北京的周恩来政府方面看来，好像世界正在封锁中国，唯有不值得相信的苏联在支持软弱无力的新中国。印度大使潘尼迦与他的缅甸同僚徒劳地试图劝说周恩来。他们说，在他们的国家，甚至在英国这样的国家，有一部分重要的舆论对中国与右翼的美国政府的斗争如果不是明确同情的话，至少也是中立的。
周恩来给潘尼迦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这位印度人后来写道：“我首先注意到的是他那双手。它们不仅得到精心保养，而且就像中国人描绘的那样，每个手指如同细嫩的葱芽。他用它们打着手势，产生出巨大的效果。”周恩来提出的问题是深刻透彻的。尽管他对印度了解得不多，毫无疑问，“他是一个坚定的令人信服的共产党员，一名训练有素的理论家，但是他的双脚同样牢固地扎根于祖国的土壤之中”。
不过，周恩来还是支持正式受到苏联撑腰的北朝鲜金日成的路线。他在公开讲话中使用激烈的措辞抨击美国，这使华盛顿多年后才能原谅。例如，1950年9月30日庆祝人民共和国创建一周年时，他说美国在通过帝国主义侵略的疯狂行为表明自己是中国最危险的敌人。在得到解放后，爱好和平的中国人民只想重新安居乐业，发展经济和文化。但是，他们绝不容忍外来侵略，也绝不坐视自己的邻邦遭到帝国主义者的野蛮侵略而置之不理。谁试图从联合国中排除近5亿人民，谁蔑视并违背这个世界上占人类四分之一人口的国家的利益，并徒劳地幻想任意妄为地解决直接涉及中国的东方问题，谁都必将碰得头破血流。这种粗鲁的语言为中国对美国的目标未起到任何推动作用。当然，周恩来必须对自己党内强大的具有沙文主义倾向的强硬路线派表明，当需要谴责外来强国时，他并不怯懦。
10月3日凌晨1点，周恩来约见潘尼迦大使，这是他通向华盛顿唯一可行的渠道。这位印度人发现，周恩来在今天清早的会面中像以往一样谦恭迷人，丝毫未显示出焦躁的表情，但是在简短地感谢了尼赫鲁为和平事业所作的努力后，总理迅速转入正题。他说如果在南朝鲜的美国军队像麦克阿瑟将军断然宣称的那样要发动进攻并进入北朝鲜，中国将被迫参战。外交部通过其他的中立国渠道向世界各地的美国使馆机构发出了同样的危急警告。但是，使用如此多的传播渠道来发出这一警告，看上去似乎又是运用了宣传手段。过去，周恩来的这种大张声势的手法曾起到了巨大反响。不管怎样，潘尼迦这位诚实的印度人却不辞辛劳地注视着中国问题是否能得到理解。但是，美国和欧洲的领导人却怀疑他在打中国牌。
尼赫鲁及时地将这一信息转达给华盛顿。但是，杜鲁门总统怀疑潘尼迦的公正，将周恩来的警告视为一项对联合国明目张胆地敲诈。《时代》周刊将其驳斥为“仅仅是宣传”。据说，麦克阿瑟将军认为，进入北朝鲜会感到自在些。结果，他的确这样做了。
因此，周恩来的威吓兑现了。毛泽东三天三夜在他的房间里踱来踱去。周恩来则沮丧地通知官员们召集一次会议。他说：“如果必要，我们必须准备好从沿海省份撤回到内地，并且为了准备一场长期战争要把西北与西南变成基地。”
中国志愿军进入了朝鲜。麦克阿瑟声称，他不认为有什么东西能挡住他的道路。但是，中国军队阻止了美国人向前推进的速度，并终于把他们从北朝鲜赶了回去。在紧张的战争中，周恩来的身体有点顶不住了。官方的说法是他因工作过度而患了病。毛泽东建议他到海边胜地旅大去疗养。他好像花了一些时间与妻子在海滨疗养身体。待他返回北京重新工作时，俄国人已提出停火建议。这一建议最终导致了两年后在朝鲜的停战。
事实上，美国人抑制住了跨进中国及对中国进行的轰炸。他们不想在此时与中国人较量。据周恩来的一位同事说，周恩来后来以一种令人惊异的孩童般的口吻对此事进行了评价。他说：“帝国主义政府的领导人是些平庸小人，你只需用激烈的斥责来抨击他们，并且如果有必要的话，给他们点颜色看看，他们就老实了。”还有一次，他在另一个场合说：“如果你把帝国主义者打得使他们感到疼痛，他们就会向你求和。”这是中国的政治语言，而周恩来必须擅长于此以保住他的地位。这种语言是要从心理上补偿中国对世界事务的无能为力感。
中国政府计划用3年时间来恢复生产和进行建设。但是，这一切都分散了它的力量。它必须重新改变中国的管理体制，应付对共产党改革的不断抵制活动。作为总理，周恩来无法逃避卷入共产党的镇压工作。例如，1951年初，他不得不宣布在前10个月中一个省处理了2.8万多反革命分子。他在所谓“三反运动”中同样走在前面。这场运动始于同一年，是为了反对贪污、浪费和极度的官僚主义行为，很多人为此受到处分。
竭力把红军(2)留在朝鲜境内，是在无情地消耗中国的有限资源。1952年夏季，周恩来带着国防专家前往莫斯科，强烈要求克里姆林宫尽可能给予补偿，中国人用鲜血在朝鲜捍卫着俄国的利益。据说，赫鲁晓夫说话时以一种屈尊相就的态度将周恩来形容为“一个聪明灵活的、目前我们能交谈的人”。通过几个星期不停地争论，周恩来说服斯大林同意放弃半殖民主义的特权。这些特权在第一次谈判中有所保留。斯大林同意进一步增加苏联的经济援助。不过，周恩来不能感到满意。它的数量在任何意义上，都不能与中国战士包括毛泽东的儿子作出的牺牲相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