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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方面的情况依然如故。在午夜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他对外国记者发表共产党对一些事件的看法，就像一个美国记者所写的那样，他们“看着周，听他通过一个翻译用汉语发表讲话，假装自己不懂英语”。
周不得不对美国人提出越来越多的批评，因为他们和蒋介石靠得越来越近。他向马歇尔将军抱怨国民党军队破坏停火，四处进攻共产党。然而，当他反对美国对蒋的军事援助时，马歇尔辩解说，这是对一个友好国家的政府的应有的支援，华盛顿终究只能与中国的合法政府打交道。
“你是不是有点拘泥于形式？”周问道，“难道这里没有一点虚伪的成分？你知道，每个人也都清楚，你交付给国民政府的任何东西都必定会牵扯到对付共产党军队的问题。”
马歇尔厌倦了他那吃力不讨好的任务，在10月份作出了安排停火的最后一次努力，但周的耐心也已经消失殆尽。当司徒雷登大使邀请他会见一位国民党代表时，周回答说：“够了，委员长不可信。”
甚至连迄今为止在国共两党之间保持中立的几个小党都在国民党的压力下准备屈服，三个小党的领导人给周带来了一份关于在满洲配置军队的妥协建议。他打断他们的说明大声喊道：“请不要再说了！我伤心极了！国民党压制我们还不够久吗？现在你们又要加入他们一方来压制我们！今天和平的崩溃将从你们开始！”三个客人尴尬地收回了他们的意见。
但周没有忘记此事，在一次为一个他尊敬的、正直的无党派政治家举行的告别会上，他说：“我一想到将来有一天他们三个人，还有许多像你这样的好朋友将会站到我们的对立面，你今天奉献给我的这杯美酒就变得淡而无味了。”
蒋委员长拿定了主意，相信他自己既得到国人的拥护，又有美国人的支持，一定能重新开始他消灭共产党的进程，完成几年前被日本人打断的商业。他宣布1946年11月召开由国民党控制的国民大会，对此周进行了愤怒的反击：“和谈的大门被国民党单方面关上了。”周向马歇尔要了架飞机，带走了制止这场中国历史上最血腥的内战的最后的微弱希望，于11月19日飞抵延安。
毛在延安的简易机场跑道上等着欢迎周，毛知道周可能会受不了西北冬季的严寒，为回报他们一起去南方时周赠送他太阳帽的一片盛情，毛把自己唯一的一件大衣送给了周。周现在不得不重过困苦和低水平的生活，与此同时马歇尔也悲哀地卷起行李回国，中国各地都不再有安全可言。
以后的4个月里，周参加了党制订的令人担忧的计划，冲出蒋对延安的包围圈。这如同长征的再一次开始，只不过更坏的是，国民党配备了大量的美式武器。先是日本人的侵略，后是美国人的抑制，这些都使得蒋介石不能消灭他在国内的主要敌人。现在他不再克制了，周和他的共产党伙伴对这一点是相当清楚的。
考虑到如果有人被俘，其他人还可以继续组成一个值得信赖的司令部，共产党领导便分散开来。毛派刘率领一部分工作人员向东冲出陕西，转移到河北西部较安全的山区。毛自己和周绕了一个长长的半圆向北而去。周不仅成为毛更加必不可少的助手，而且还可以用另一种越来越深的同伴关系，来更加接近这个将是他终身上级的沉默的农民。
1947年3月18日，他们最后一批撤离延安。窑洞城延安作为中国一个政权的根据地，向世界展示了10年的风采。
在此后一年中，周和毛在极为恶劣的条件中常常是冒着极大的危险一起奔波。周取了一个假名“胡必成”，意指“必胜”，但胜利似乎还遥遥无期，因为他们是在敌人的追踪之下，在地形复杂的乡村穿梭行军。
至于食物，他们不得不依靠当地村民所能提供的烧得很糟的小米饭、野菜和“榆叶糕”等东西度日。周偶尔流露出一种郁闷的自我解嘲：“这比起长征中过草地时吃的东西强多了！”
离开延安后的第三天，他们乘坐的卡车就被国民党的飞机炸坏了，他们只得改为骑马，不久周的鼻子开始不停地流血。他们只带着一副担架，原打算给毛和女同志使用的，但毛坚持要周用。在周爬上担架时，人们发现他的鞋底磨了个大洞。
“您怎么能穿这样的鞋走路？”有人说，“您的鞋垫都露出来了。”
“那不是鞋垫，”周辩解说，“我在那儿塞了一叠报纸，原以为它会坚持一会儿的。”
顺着长城，他们绕过县城，于4月到达一个脱离国民党的追踪的临时安全地带，但他门差一点在芦河陷入包围。他们不得不在瓢泼大雨之夜从一座门板搭成的简易桥上渡过河去。周冒着大雨在泥泞的河岸指挥这次行动，直到每个人都安全通过。他到达对岸后又帮助运送伤员，这是他们在迁徙中被国民党军队逼得最紧的一次。
不久，他们到达一个小山村，有一段时间他们待在半山腰的又黑又臭的窑洞里，实际上他们几乎是挤成一团，工作和休息都很困难。周找来一个树桩坐下，用他的短上衣垫上，把肘靠在泥炉子边阅读文件。周似乎睡得比毛还少。有一次夜间行军，他看见敌军经过山谷时燃放的一堆大火，便命令卫兵保持安静。
毛说道：“别担心，今天的世界不是他们的，世界是我们的。”周经常彻夜在电台旁指挥战斗。太阳出来后，他出来洗脸准备睡上一两小时，发现担架队抬着伤员从战场上下来了，周立即放弃了他的打算，着手安排他们的接待、医治和饮食。
还有一次他派出了所有的有战斗力的士兵去前线打一场小仗，有那么一会儿他和毛在震耳欲聋的大炮和炸弹声中，连一个警卫都没有。
尽管他起初曾是担架上的病人，但后来他自己也成了一个担架队员。一次，两个人抬着担架路过周所在的村子，其中一个累垮了而无人替换，周看出担架上的病人大腿伤得很重，需要立即送医院，便叫自己的警卫把累垮了的担架队员送到附近的一个医疗点去，他自己抬起担架的一头说：“来，我们把他抬到另一个村子去。”
在这一年的躲闪和战斗之中，由于糟糕的饮食，再加上疾病和紧张，周的颧骨变得突出，使人几乎认不出他来了，只是后来到北京安定下来过了一段时间安稳的日子后，他的面容才恢复了一些往日的风采。但到了1948年4月，奔波至少已成为过去，周可以定居在河北西部的村庄西柏坡，他和毛在那儿与刘的那一半中央机关成员会合了。尽管延安被蒋介石占领，但这时已收复了。共产党依然存在，并仍然进行着猛烈的反击。
共产党各路头头聚集一起又掀起了一场新的争论，特别是关于对待苏联和美国的方式问题。斯大林担心引起美国人的干涉和一场新的世界大战—当时冷战的紧张空气正在上升。然而在中国，国民党在通货膨胀和共产党的抵抗下已经士气低落，共军控制了大片北方地区。经过对这些最高政策性问题进行了一年多的大辩论后，共产党决定将战争进行到底，选择了奋勇前进夺取对国民党的决定性军事胜利的道路。
尽管国民党军队拥有大批新式美国装备，但共产党也缴获了大量的日本武器，并且从国民党军手中缴获了美国装备。他们能打败和战胜他们的国民党敌人。许多国民党部队既无能又士气不振，许多战地指挥官不相信和共产党全力作战对国家来说是件好事。在6个月内，陷入困境的国民党政府再一次求和，到1949年1月时局势已糟到蒋委员长不得不辞职的地步，共产党军队取得了一连串的胜利，几周之内国民党防线就土崩瓦解了。
周和毛领导中国共产党和它那战无不胜的军队于1949年3月25日开进北平，并主张将这个城市定为中国的首都。许多人认为共军将占领长江以北，国民党将守住长江以南。但是，共军部队并没有驻足不前，他们在年底渡过这条大江向南方进军。国民党政府只得不光彩地渡海逃到台湾，把中国大陆留给它的第一个共产党政府。这场漫长内战的辉煌战果就连中国人都感到惊奇，现在没有人怀疑国民党是多么的腐败，而像共产党的卓越将领指挥下的士兵是多么英勇善战！这个最后胜利使解放军声誉大震，周在这支军队的组织和战术问题上发挥了巨大作用。
在近30年的斗争中，由于反动派的镇压和内部各种矛盾的干扰，中国共产党几次面临崩溃的边缘。例如，蒋介石在1927年对上海工人阶级进行大屠杀，以及1934年红军进行的似乎注定是一场逃亡的长征等。但是，共产党领导人取得了统治中国的权力并开辟了一条大胆创新的社会实践的道路，党员人数此时已超过300万，在反抗日本侵略的战争中共军增加到400多万。可以说，周和他的伙伴将坐到北京皇帝的皇座上去宣布一种全新的主义。年轻人会发现它是最为现代化的，它包括这样一个目标，要把中国社会从迷信精英统治转变为真正的社会民主，但这几乎又是不可能的。他们的困难由于外界（苏联除外）不愿承认这个新中国政府而显得更加复杂，但从现在起周面前的任务是全力指导管理国家和向未来的外国伙伴求援。经过一生的造反，周在51岁时开始正式执政。
在北京，他开始狂热地工作以巩固新生政权和尽可能使它得到最广泛的支持。他提醒每个人胜利会带来的问题。他对一些中立的政治家说，要接管国家“需要时间和合格的人才，我们必须以一种有组织的方式去做这些事”。“至于合格的人才，不可能由中共一党全部提供，社会各界的所有知名人士一定要参加进来……我们担心的是工作没有做好。”
他补充说，在他年轻时，他和他的同事曾提出打倒孔夫子和反对封建家长制的口号，但今天我们认识到，孔夫子所说的任何有益的东西我们也可以拿来为我们的目的服务，如果我们的父母来和我们住在一起，我们应该照顾他们，“但知识分子必须改变他们的观点。”周说，“总的来说，脑力劳动者的一个特点是他们单独进行工作……这很容易导致个人主义倾向，作家和艺术家应特别努力地学习工人阶级的集体主义精神。”说到农村，他预示“在不久的将来，另有两亿农民将参加到土地改革的浪潮中来”。
周知道不仅要争取激进主义的支持，而且要争取自由派知名人士的支持。他多次努力说服中国的第一任总统和国民党创建人孙中山的遗孀宋庆龄来北京，参加新政府的成立典礼。他派宋的老朋友邓颖超去上海落实他的恳求。最后，当宋在9月到达北京站时，周和毛在月台上迎接她，并在人民共和国政府里为她安排了职务。
在公开场合，周保证新政府将比以前的政府更加爱国，并将反抗美国对此施加的任何压力，“中国人民是具有光荣传统的人民……勇敢……勤劳。多么伟大的人民，毫无疑问我们热爱他们（当然，其他民族也有他们的优点，我们应该承认这点）”。如果美国帝国主义胆敢侵犯新中国，共产党政府将舍弃一切，“包括手纸和冰淇淋”，直至把他们赶出中国。周清楚他的敌人的弱点。
“周确定无疑是一个真诚的共产党人，”美国外交使团在给华盛顿的电报中说，“而且，在对美国的经济制度的认识上，他表现出一些马克思主义以外的东西。”换句话说，周把自己同正统的对美国经济制度的教条式指责区分开来。此外，美国人对中国人民有着真正的兴趣。
一个月后，当美国外交官试图向周转达美国国务院相当消极和保守的反应时，他们遭到了拒绝。或许周在那时认为，司徒雷登大使是与华盛顿打交道的更为可信的渠道。
司徒雷登本想在6月底访问北京，但未能成行。他收到周一封相当消极的私人信件，该信戳了一些老伤疤，周取消了对司徒雷登的邀请，几周后又把这个运气不佳的大使描绘成“惯于以和蔼可亲的面目掩盖其虚伪和欺骗”。
追溯上去，人们可以察觉出这些不断变化的矛盾。周可能真诚地为新中国寻求美国的帮助，但又不能在这方面走得太远，以致受到党内亲苏派的批评和伤害；而美国由于种种令人遗憾的原因，错过了帮助成立新中国的机会，如果抓住了这些机会，那么也许两个国家就可以避免在以后四分之一世纪中许多人为的误解。
周的直率和他那不装模作样的共产主义作风在1949年夏季中的一次讲演中大放光彩，他在北京的一次青年大会(21）上对那些共产主义的下一代谈到毛时说，毛是一个伟人，但与普通人没什么两样，他不应该被看成是“一个偶然的、天生的、神秘的、无法学习的领袖”，年轻人向他学习时应该“从他的历史发展来学习，不要只看今天的成就伟大而不看历史的发展”，“昨天迷信的孩子可以变成今天的毛主席（当然，我不是说所有的孩子都可以成毛主席）”。他再次提醒说，毛也曾在农村问题上犯过错误。然而，毛已经开始美化他自己的历史，允许献媚的助手去篡改文献。这一腐败倾向在7年前的“整风运动”中就开始了。
周在讲话结束时表示完全同意刘少奇对毛的赞扬之词，即毛成功地运用普遍真理于中国的实际。但他补充说，为了使老百姓在这一真理中受益，必须首先通过教育和宣传来使他们提高政治觉悟，因此，周正确地预见了以后10年中国的政策路线斗争，表明他选择了一种缓慢而实用的变革进程，而不是向一种难以捉摸的社会主义作疯狂冲刺。
(1）应是广东黄埔军官学校政治部。—译者注
(2）叶剑英在黄埔军校时曾要求加入共产党，当时党组织因不在国民党高级将领中发展党员，而未接受。后来，1927年7月，经周恩来同意，叶剑英参加了共产党。
(3）此文写于1926年3月。—译者注
(4）应为1920年。—译者注
(5）原文如此。邓出席了1926年1月在广州召开的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并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译者注
(6）指东江各属行政委员。—译者注
(7）指共产党员李之龙。—译者注
(8）周这时已没有国民革命军的职务。
(9）周恩来没有参加中共五大，当时他在上海。在五大上他当选为中央委员。1927年5月他到武汉后，任中央政治局常委。
(10）南昌举行武装暴动，是7月中旬举行的中共临时中央常委会决定的。—译者注
(11）周7月27日到达南昌。—译者注
(12）纳尔逊是曾在海上打败拿破仑舰队的英国名将，他以自主作战著称。—译者注
(13）陈毅、聂荣臻当时不在，是起义军南下时赶到的。
(14）指张国焘。—译者注
(15）周11月上旬从香港到上海，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以周为书记的南昌起义前敌委员会成员受到“警告”处分。—译者注
(16）可能指向忠发。—译者注
(17）原文如此。1932年7月恢复红一方面军番号时，任命周兼总政委，经周多次提议，中央局于8月8日同意任命毛为总政委。—译者注
(18）这次战役中，红军消灭了蒋介石嫡系部队一个师和另一个师的主力。
(19）应为南开中学。南开大学迁往昆明成为西南联大的一部分。—译者注
(20）后来经调查证明这是一次误会。
(21）指1949年5月在北京举行的中华全国青年第一次代表大会。—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