赢得胜利（1943~1949）
由于党内对毛近乎献媚的称颂和毛对自己所不赞成的东西实行的粗暴政策，延安陷入了一场政治狂热之中。周恩来在一次欢迎他归来的会议上对毛颂扬说：
共产主义……经过我们党的领袖毛泽东同志的运用和发展……成为在中国土地上生根的共产主义了。……这三年，我们全党的团结，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下，经过整风学习到干部审查，已达到空前巩固的程度。
他坦率地承认自己犯过的错误，并把所有这些问题毫不犹豫地交给毛处理。他清楚地知道应在什么时候退让和怎样退让，唯一的例外是关于把与国民党的统一战线继续下去的问题，但即使这时周也没有公开为他在重庆就有的深思熟虑的想法进行游说，而是婉转间接地向全党说明继续与国民党合作有利于党的目标的实现。
但是，周在这次讲话中许多方面是不够老练的。他在谈到他离开延安3年来国内国外的变化时说：“我们在外边也看得格外分明。”他用不老练的提法谈到毛的反对者：“过去一切反对过、怀疑过毛泽东同志领导或其意见的人，现在彻头彻尾地证明他们错了。”在表面上那是无懈可击的，但在这次含糊其辞的讲话的末尾，他又用原来的口气赞扬这次整风运动“收获了从来没有的思想上改造的成绩”。
“同志们！我现在回来了，”他最后说，“在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继续努力，奋斗到底！”
在政治局会议上，周报告了抗日战争的进展情况。很明显，他过去的错误并没有得到宽恕，他常常与王明和28个幸存的布尔什维克一道遭到指责，在有些同志看来他能否幸免也许还成问题。“国际主义”一词过去常常被认为是所有这些领导人想威胁毛的至高无上地位的一种错误，在当时那种政治气氛中这种观点只能是有害无益的。
然而，不管他的手下遭到怎样的对待，周与毛的私交却似乎很好。由于自觉地承认了自己的过失和不失时机地表达了对毛的热烈拥护，他得以幸免。
周在延安是一个独特的人物，无人可与他匹敌。一位观察家注意到，与其他领导人相比他显得非常整洁，“他的衣服不显臃肿，看起来很合体并熨得平平的”。一个俄国人在延安的一次晚会上发现周吃得很少，是唯一的一个喝不醉酒的人。周关心每一件事，倾听每一个人要说的话，并时常亲切地拍拍与他谈话的人的肩膀或握握手。他在宿营中是最勤快的人。他的私生活堪为典范，他的妻子邓颖超为他的形象增添了朴素的特色，邓颖超形容他们在延安的住处是“他们婚后的第一个家”。周的办公室是一间闲置的窑洞，里面放着粗糙的木质家具，家具上刷着黄漆，闪闪发光。
在共产党内，只有周主张与美国人作进一步的和有效的接触。在这些美国人中，任何一个人都能在战后中国的政治中起到重要的作用。一个苏联同志写道，除了与美国人的关系外，他“甚至对英国也有很大的好感。他帮助一个英国贵族从重庆带回了给他儿子的信，此人的儿子是一个激进派，在延安电台工作。同时，他还带回了一批中国的追随者，这些人在经济、政治和国际事务上的能力和才干在党内是无人可比的”。
这时在延安有一个美军观察小组—人们都把它叫做“迪克西小组”—它后来成了周工作的焦点。毛需要与美国人接触以证明他可以不依赖莫斯科方面的对手，周成了毛与迪克西小组联系的必不可少的助手。
周的冷静给这些美国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认为，“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国与其说像个患霍乱病的人，不如说更像个患结核病的人……将持续不变地衰败下去……不会突然破碎和垮台”。周把蒋介石形容为机会主义的流浪者，“被一些令人难以置信的蠢货和二流货包围着”。周自然得体地做每一件事，鼓动美国人给红军更多的支持以便在北方打败日本人。
在党内领导阶层，周处于包括王明在内的“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之上，除了毛以外他仅次于刘少奇—他与湖南农民出身的毛有着共同的背景，具有组织政党建设的天赋。40年代当刘在敌后吸引着大批地下追随者时，周则领导着南方和西部的共产党办事处。在那儿，工作人员要受到国民党的监视，正如埃德加·斯诺所说的那样，“后来，周在新同志中的追随者远远比刘要少”。
到1944年3月，周在延安的一次长时间的谈话中，首次披露了他4年前去莫斯科说服苏联人相信中共新的农村根据地时，他们嘲笑了他一通，他本意是树立起他自己作为毛泽东思想的由来已久的、坚定的信仰者的形象，但后来他又回忆说：“毛泽东同志也花了时间去认识这个问题。”他解释说，直到1928年，毛还坚信我们的工作重心应该在城市……所以说，毛泽东思想经历了一个发展过程。他不同意毛和他的助手标榜的毛泽东一贯正确的神话。
更糟的事还在后面，周解释说布哈林曾要求毛离开红军，周回国后正式转达了这一意见。而实际上，毛拒绝离开。但这一切不久便烟消云散，因为中国南部的局势变化使得有必要壮大共产主义队伍，而这就有用得着毛的地方，但如实地陈述党的历史，就会被诅咒为动摇毛的地位，同时又使得毛对周的意图心存疑虑。
另一个戏剧性的插曲是，周在中央委员会书记处突然对毛的主要代理人，一个叫康生的讨厌人物在整风运动中的做法进行了抨击，尽管没有人喜欢康生，但周是当时党内唯一勇敢而正直地站出来指责他滥用职权、违反整风运动的原则和采取不正当方式取悦毛的人。在20年后“文革”的一次引人注目的谈话中，周召集他的战友说：“你们受冤枉了！你们是清白的！”
毛对周的批评保持沉默，当然这毕竟还没有触及毛自身。毛也许察觉到整风运动产生了违背初衷的影响，于是准备作出一些牺牲以便维护自己的权力—利用周作为他的代理人。
周在10月的一次讲话中谈到，丘吉尔极想知道中国得到美国全力相助却节节败退的原因，这个原因就是国民党拒绝进行政治改革。美国外交官约翰·谢伟思当时在场，他注意到周的接见不如朱德将军热情，朱把他安排在讲台前面。周的语言简洁明了，但也许是他的讲演太正式和拘谨，“没有获得像朱将军似乎毫不费力就引起的那种热情的反应”。
周采取新的强硬立场的另一个迹象是他开始疏远他敬重的校长张伯苓。张曾质问周，为什么共产党报纸是唯一没有庆祝南方一场大的抗日军事胜利（国民党取得的）的报纸？
在抗战即将结束时，两党谈判又一次活跃起来。1944年年底，周和美国大使一起飞到重庆。在机场他与夫人吻别，一个外国记者报道说，这是“我在公众场合下见到一个骄傲的中国人表达私人感情的难得的一次”。周在重庆度过了1945年1月下旬后的三个星期，但一无所获。即使在美国的压力下，国民党政府也不愿放弃任何政治和军事权力。
周没有交好运，没能受邀请去华盛顿会见罗斯福总统。1945年年初，迪克西小组报告说，毛和周想同总统会谈，但周奇怪地一反平常小心谨慎的做法，劝告延安的美国官员不要让赫尔利大使插手此事，“因为我不相信他的判断力”。不幸的是，当这条消息到达重庆时，魏德迈将军不在城里并让他的参谋把这一信件交由赫尔利大使处理，所以赫尔利读到了周对他自己的评价，这可能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算作要优先处理的信件，赫尔利直到很久以后才把周的请求作为其他东西的不重要的附言转到白宫，这是可以原谅的。如果处理得更好些，罗斯福有可能会受到周的影响，迫使蒋介石交出一部分权力。
然而，周与国民党和美国人的谈判技巧是完美无瑕的。一个国民党谈判对手评论说：“他能巧妙地转移话题而往往令人觉察不到，当然他也作出让步，但仅仅是在最后时刻做无损大局的妥协以维持谈判的进行。”
在这些情形之中，周的表现是否与他在舞台上的表演有些相像呢？如果是，那么也做得如此出色以至于你会带着这样的印象离去：他对谈判过程中每一次进展的情绪反应都是真诚的，他是一个令人信服的正直的人……共产党将在大陆取胜，但不是通过战争，而是通过周在谈判桌的另一头的表演来取胜。
有一次，周在辩论中没有考虑好如何反驳对手就讨论的问题而提出的论点，因此他不动声色地看了看表，提出他必须赶赴另一个约会，并要求把这个问题的讨论推迟到下一次会上。当下一次会议正式举行时，周的一个同事出现在他的位置上，但他不能作出任何决定，因为他未被授权在该问题上表态。
1945年春在延安召开的中共第七次代表大会确定毛作为党的领袖，但周还是重新成为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和书记处的成员。毛仍然在闭幕式上把周安排在他的左边坐下，这实际上等于公开指定他为刘少奇之后的第三把手。
1945年8月10日日本投降后，周陪同毛去重庆参加两党的首脑会谈以决定中国的前途。中国在盟国的帮助下击败了日本，但战后中国向何处去？一个在延安的观察家描述说，周在出访前“积极地准备文件，发出指示和协调各种事情”。
在去重庆的途中，周把自己的太阳帽送给毛，使毛能抵御南方灼热的阳光的照射。在滞留重庆的日子里，周勤勉不懈地工作，保护毛不受国民党方面的伤害。尽管国民党答应保证毛的安全，周还是亲自安排毛的起居食宿、行车路线等，他陪同毛四处应酬，因而实际上很少睡眠，每道饭菜都要经过周的仔细检查，他代表毛干杯以防有人下毒，或像丹尼斯·布鲁沃斯所说：“使毛保持清醒。”
经过6个星期紧张的谈判，毛和蒋委员长在国内外舆论的压力下在联合政府问题上达成了妥协。谈判期间，周扮演和事老的角色。当共产党代表团中其他人对毛的意思反应迟钝时，周就加以强调使之明了。最后，共产党接受甚至表示支持国民党执政，因为“民主联合是当今世界大势所趋”。
但他又愤怒地指责国民党对他们的不信任，不承认共产党和八路军、新四军的正当权力。更为令人难堪的是，他邀请国民党代表到从日本统治下解放出来的地区去做微服访问，以使他们对地方上对共产党的支持有一个正确的评估。
我们悄悄地去，你可以听到村民们私下的聊天，听到从远处传来的庄户人的歌声，你就会知道他们拥护延安不是因为他们是共产党，而是因为我们为他们所做的一切。请原谅我举这样一个例子，如果你看到一个民兵和一个村姑待在一起，我敢以生命担保，你会发现他们可能是在谈情说爱，但绝不会是私通。
毛不久就回到延安，周留下来继续斗争，完善协议中至关重要的具体事项。10月初，他差一点遭暗杀：一个共方的工作人员乘坐周的车返回时遭枪击遇难。这次谋杀的谜底从未揭开，但看来像是国民党某些派系的阴谋，他们要暗杀周以达到破坏谈判的目的。(20）这次张冠李戴的暗杀也许起到了一个相反的作用，因为两天后两大对立力量在一次协商会上达成了协议。
12月，周率领共产党代表团去重庆参加协商会议，而乔治·马歇尔将军也来华执行和平使命。共产党和国民党同意停火，但马歇尔发现他在周和蒋介石之间扮演的调停者的角色不起作用。有一次，当他向周解释蒋介石的最后要求时，周扼住他自己的喉咙，用一种近乎窒息的声音喊道：“他们想叫我们去送死！他们想叫我们去送死！”周清楚这种夸张的表演不会导致国民党内蒋所依赖的强硬派真正地与共产党和解。如果他代表共产党所作的努力会最大限度地增加外国的同情，那他就十分满意了，而他后来设法达成的停火协议为他的政党加强地方力量赢得了时间，从而把八路军从国民党军队的毁灭性打击中挽救出来。
1946年1月10日，政治协商会议召开。周号召说：“应痛下决心，不仅在今天下午停战，而且要永远使中国不会发生内战。”“相信人民，建立一个真正属于人民的政府，依靠人民和造福于人民，只有这样，中国才能无愧于它作为五大强国之一的称号。”他重申，如果作为一个政党的应有权力得到承认，那共产党就愿意在中国扮演一个次要角色，“我们拥护蒋先生在中国的领导地位”。他还对大会说，“不仅在过去的八年抗战中是如此，在战后的年月里我们仍将这样做……我们承认国民党是最大的党”。
拟定的条款包括结束两党之间的战争、改组政府和军队、修改宪法，大会还同意在5月召开国民大会。
周飞回延安与毛商量，两天后又回到重庆。在这架双引擎飞机上随他一起飞回来的有一个11岁的小姑娘—新四军军长叶挺的女儿。国民党曾把叶不公正地监禁起来，叶的女儿是去会见她刚出狱的父亲的。飞机经过一片冷空气层时机翼上结了厚厚的一层冰，飞机本来已经严重超载，这时开始失去高度，机长命令把行李扔出去，周帮忙把提箱扔出舱外，乘客还被告知系好降落伞，小姑娘由于她的座位上没有配备降落伞而大哭起来。在这个时候，周穿过起伏不定的机舱，解下自己的降落伞系在小姑娘的背上。“不要哭，扬眉，”他说，“要像你父亲那样勇敢，你必须学会与困难和危险作斗争。”后来，他们飞出冷空气层到达重庆。这个故事人所共知。
1946年5月，国民党政府把首都迁回南京，周也移居到那里的梅园新村。他在重庆的送别会上说：“我已经36年没有回老家了，我母亲坟前的白杨一定长得很高了。”离开炎热的重庆，他来到一个街道上还残留着垃圾的城市。他在那儿的许多用品—一顶帆布帽，一只破旧的皮箱，一把转椅和代表团送给他的被子，以及他那黑色的别克牌轿车—现仍陈列在南京。
他的第一件事就是参加在武汉以北进行的美国—国民党—中共三方的军事调停工作。国民党正在那儿骚扰共产党部队。周的吉普车在大雨中行驶，途中被泛滥的河水挡住了去路。他在一间老式的乡下房子中过了一夜，喝的是大米粥，睡的是木板床。第二天一早起来，河水水位还是没有下降，但他决定越过山区到处于困境中的共产党部队中去。当地的农民把他的吉普运过河，周脱下长裤和鞋，蹚过差不多100码宽的齐腰深的水到达对岸。
回到南京，周面临着又一次危机，国民党在满洲的行动破坏了停火协议。当美国大使给周带来蒋介石对这一事件的“让步”时，周“把身体移到椅子边，专心地听着，埋着头以一种压抑的沉默想了很长时间”，然后开始“苦笑……轻轻地摇着头”。即便美国人对蒋介石尽了最大的努力也无济于事。
周绝望地争取全面停火。“过去20年里我们几乎没有停止过战争，但没有找到任何最后的解决办法。我敢断定，即使我们再继续打上二十几年，仍然会毫无结果，战争必须停止！”
挫折对于在两个根本就不打算使谈判成功的大党之间的中间人来说是伤脑筋的。由于经常受到国民党首都那种玩世不恭和自私自利风气的影响，周开始忘记延安的自我牺牲精神，他甚至失去了对一些小事的公认的耐心，而他和乔治·菲奇的一次接触有力地说明了这一点。菲奇是一个长期待在中国的美国基督教青年会的热心人士，周在1946年7月去郑州处理又一起调停事务时，菲奇写信邀请他去关心一下黄河边上开封附近的基督教机构提出的问题，他们要求控制这一地区的共产党政权做更多的修复黄河大堤的工作。
当周到达时，菲奇已经给自己准备了一个行军床，而把自己的床腾出来给贵客。他在几年前会见过周。
“我有些吃惊，”菲奇回忆道，“我发觉他与我以前所了解的那个周恩来有了很大的不同……从前他穿着朴素，而今他穿着一套新做的英国花呢西装，穿着丝绸内衣和短袜，他的旅行包是上好的皮革做成的，他还有一个金质的玩意儿。”
“他没有感谢我把自己的床让给他而睡行军床—这对一个从老式学校出来的中国人来说是难以置信的！他本应竭力阻止我这样做！他的整个态度现在也不那么友好，在3天会谈期间，我们哪儿都没去，他完全支持派到我们委员会的‘共产党顾问团’。”
不容置疑，周觉得他的一切精力都仍然应该放在与国民党的周旋上，如果他在这些对大的历史进程无关轻重的事件上引起地方共产党的敌对情绪的话，那么他就会因为削弱了共产党内部的团结而使得这些谈判更加困难。至于改换衣着，无疑反映了他在高消费的世界性都市的生活，在那儿这类情况对职业活动来说是必要的附加物。奇怪的是他到小乡镇去旅行还穿着它们，而这在那儿显然是大可不必的。
在南京他与自己的亲戚们联系上了，这里毕竟离他的出生地很近。他早早地就探望了他富裕的六叔。周从他那儿得知，他那敏感的居住在上海的婶婶已从战时隐居到家里。他们是1939年逃到那里的，因为有谣传说日本人已经知道他们和周的关系了。后来，据说周有一个弟媳来办公室看他，他丢下所有工作来迎接阔别了15年的她，甚至取消了与马歇尔将军下午的约会。他急切地询问他婶婶的健康状况、侄女和外甥在上海的读书生活情况。弟媳对周说，她相信婶婶对他一直离家在外颇为不满。
他们两人前去探望六叔时，他正在睡午觉。周坚持等他醒来，而他们则静静地等着。“你知道六叔的脾气和他午觉睡得不稳的习惯，”他提醒说，“他可能会听到说话声，那会打扰他的。”
9月，周前往上海，因为国民党在南京拖延和破坏谈判。这次，他更多地涉入私事，多次去探望弟媳和婶婶。有一天，他们听说弟媳的父亲碰到了麻烦，家乡的共产党正在整治富裕的地主，她的父亲属于整治的对象，所以要求周在这件事上帮帮忙，但周却无动于衷。
经过几次不成功的请求，弟媳终于与她的父亲见了一面。她回来后说，他临终的愿望就是要她不要再与周家的任何成员见面。极度悲伤的弟媳和婶婶一起怒冲冲地闯入周的办公室，周不得不忍受她们对他的无情和对共产党的愤怒斥责。后来弟媳离开婆家，生病住进医院，婶婶在那儿和她做伴，而周竟能使得自己即使在最恶劣的气氛下也是受欢迎的，他成了一个常客，陪他的婶婶坐坐打发时间，谈谈有关孩子们的事。
周在上海还碰到了别的麻烦，即他的住所一直受到国民党特务的监视。周发觉自己被跟踪时，他非常气愤。当他瞄到一辆可疑的车尾随在自己的车后面时，他要司机把车停下来，然后走下车去警告后面的司机：“你的跟踪技术糟透了，这样你会失业的。”另一次他打算去接头，没能甩掉跟踪的尾巴，一气之下他拦住后面的车，质问是谁让他们这样干的。他要求道歉，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当天他就收到了上海市长的道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