猪变成鸭（1940~1943）

1940年的一天，周请美国作家白修德在一家饭馆吃饭，主菜是一头金褐色的、肉皮松脆的乳猪。周自豪地拿起筷子，做手势请客人先吃烤猪的脆皮。白修德畏缩着放下了筷子，用流利的中国话解释说，作为犹太人是不能吃猪肉的。对这些未开化的习俗表示惊异的周的助手们为自己的失礼而吓坏了，并且他们非常清楚，他们没有能力换一道可以和这道菜的美味相比的菜了。周拿起筷子再一次邀请客人，他指着桌上的盘子对客人爽朗地笑着说：“特迪，这里是中国，再看看，你瞧……这看起来像猪，但在中国这不是猪—这是一只鸭。”

白修德大笑起来，其他人也都笑了。这个美国人把筷子插进去，夹下了一块脆皮。用他自己的话说，“吃了第一口真正的猪肉，以后就开戒了。但愿我的祖宗能原谅我”。

周的这个令人神迷的促使他人打破旧习惯的举动，对另外的人物可能就不会起作用。但是，这次他的外交才智却使他成功了。这是1940年至1943年3年战争年代里周度过的一个并没什么特别的傍晚。那时，周正代表着共产党的利益驻在国民政府陪都重庆。在这3年期间，他建立起了不寻常的权力，不仅充当着共产党的特使，而且几乎是出于对中国政治制度的良知，在发展着与国民党政府和国民党的关系，努力赢得中间派。

他的总部设在重庆市中心一间残破的旧房子里，对着大街没有窗户，但冲着院子的方向却有一个阳台。

在盛夏的夜晚，他可以向远方眺望，从一排排伸向前方的屋顶一直看到远方的峭壁。在那里，嘉陵江把它那褐色的江水都倾进了扬子江。

一个美国人描述道，这里是曾家岩50号，在一条鹅卵石铺成的泥泞小巷的尽头，窗户上糊着黄色的纸，屋内炒菜的油烟使窗纸也有些油腻。白修德发现这是一个“寒酸的地方，下雨时小巷的泥就没过脚面，接待室的地上也被踩得到处是泥”。楼房有些地方被日本炸弹给炸坏了。

周最亲密的助手叶剑英来后，不得已住到了阁楼上。阁楼上没有窗户，在重庆的这种天气里，更使人透不过气来。为使空气流通，叶在棚顶上开了一个小洞做天窗。住在下层的人提醒叶，要是下雨，屋里就要发大水了。果然，叶的活还没干完，周的房间就被淋透了。人们看到他无可奈何地打着一把伞坐在**。

曾家岩50号住着一些正派国民党人，另外还有一些特务在监视着周。周的门外是厨房，那儿有个雇员把周的一举一动都向上报告。小巷里的每一个小铺和小摊都是国民党的情报点。国民党秘密机构的头目亲自住在周的附近，监视着每一个走过周门口的人。这样的密探监视一直持续了下去。正如他的助手们后来说的，在这种气氛中，“他身在虎穴，但泰然自若”。

警卫员们做的饭菜，明显使人食欲陡增。有些客人吃过之后，说他们“尝到了延安的风味”。人们知道周每天早晨要上街买一个鸡蛋煮熟当早餐。他还有一个习惯无法改变，在重庆的一个警卫回忆说，周总是把报纸带到厕所里去读。现在保存下来的他在重庆的一些书籍，包括《共产党宣言》，在封面上都有他的亲笔签名和日期。在重庆的生活接近于周参加共产党前的中产阶级的舒适生活，有时也许并无二致。南开大学(19）撤到了重庆，所以他能够拜访张伯苓博士和周的老师、南开的注册主任康。

一次，周和夫人去南开吃午餐。当时也在那儿吃午餐的一位客人描述了张博士怎样“显得为他的这个任性的学生而感到自豪”。这位身材修长、英俊潇洒、有着两道浓眉的政治家，他的谈话生动有趣，举止得体，赢得了在场的每一个人的注意，周在与其他客人饮酒时也被看做是一个好对手。

周知道怎样体贴自己的部下。在重庆的一次宴会上，他问女主人他的司机是否可以入席就座。她同意了。当司机被叫来时，他正利用这点时间缝鞋底。

周在敌人的营垒里生活，身体上并没有受到什么伤害，但国民党却编造故事诽谤他。诸如他和体态婀娜的年轻电影明星陈波儿的罗曼史等。尽管有这样的谣言，他还是以他作为丈夫的忠贞不贰的品格在党内成功地保持了荣誉。

更重要和更令人头疼的是他父亲贻能的再次出现。他父亲一直四处漂**，干着挂名的差事，过着窘迫的生活。身无分文又无职业，老人来到重庆求周帮助。据说当时周只是每月给他父亲一笔不多的30元的补助，但那点钱连老周每天喝酒都不够，此种说法也许有点夸张。

重庆的外国人对周的印象较深，埃文斯·卡尔森在一篇报道里将他描述为“一个高级官吏的后裔，一个有文化、受过教育的人……充满着如此高尚的品格和谦恭的思想”。较有影响的记者，像杰克·安德森经常应邀到曾家岩去吃饭。周会见过总统候选人温德尔·威尔基。

周告诉他新结识的一个美国朋友：共产党中国愿意同美国结成友谊。许多美国人对周比对蒋及其同伙更热情，这就造成了麻烦，即战后美国国内怀疑自己的外交官在中国受了中共的蒙骗。

与此同时，周抓住每一个机会同其他国家建立联系，从朝鲜到印度，他很后悔在尼赫鲁访问中国首都的时候没能见到他。的确这是一个失去了的重要的机会，如果亚洲这些有很多类似之处的民族主义领导人在这个时期就获得相互理解和对对方的好感，尽管他们此时都还没有担负起政府的职责，那么，20年后的中印对抗是可以避免的。

不久前，周被任命担任国民党政府中的一个职务，紧接着又重开他15年前在黄埔军校和蒋介石合作的先例，他被任命为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同时，他又是共产党南方局的书记，负责国统区共产党的地下工作，在华北他赢得了抗日民众的支持，同时在华南又赢得了反蒋人民的拥护。除此之外，他还负责共产党的报纸《新华日报》。

周在谈判方面的才能要胜过党内其他同事，不论是同国民党谈判，还是同外国人谈判，都是如此。他深谙国际事务，和政府官员关系较好，英语流利，他的性格又特别适合这类工作。许多共产党人是带着一种要争吵的架势来到谈判桌的，但周却保持着一种适当的理智，当形势不利时他就摆出一种无可奈何的样子，打算从对方那里赢得同情心。

白修德称他为毛的“塔中的侦察机”。然而，当时他在党内的政治地位是复杂的。当周在重庆做特使时，其他人特别是刘少奇正忙着赢得毛的青睐，帮毛建立忠实于他自己的党组织。按苏联观察家弗拉季米诺夫的说法，毛曾经批评过周是经验主义者。然而，周一再宣称自己是忠实于毛的。几个月后，别人引述毛的话说他完全信赖周，并依靠他的支持。王明自己有过记载，说毛一边称赞周的管理和外交天才，一边暗中抱怨周在党内比毛更受人拥护。这些混乱的说法，不可全信。但它却引起毛的自卑感和不安感，再加上周的斡旋调解的才能，使毛的感觉变得更加强烈。周在承认毛泽东的领导地位这一点上是不存在什么问题的。

在重庆的那些年中，周创立了一个后来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及1949年以后作为北京传播工具的编辑机构的核心，他很好地利用了由于国民党专制独裁而造成的非共产党人士日益增长的对蒋离心离德的机会，同许多知识分子和专业人员建立了联系。这些人后来都投向了1949年成立的人民共和国，填补了共产党在管理界、教育界和商业界的许多空白。

重庆的许多小政治团体，开始不支持共产党，但在周向他们宣讲了共产党将保证进行下列改革：直接投票选举，地方政府自治和从乡村一直向上都实行人民代表民主制以后，他们表现出了兴趣。最后，周帮助他们组织起一个倾向共产党的联盟。他们很多人在人民共和国的早年颇有作为。

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有人问周更多的是中国人还是共产党人时，他回答说：“我首先是中国人，其次才是共产党人。”

一个美国人想知道共产党会不会废除宗教。

周说：“中国共产党尊重各种宗教，允许有各种信仰。”

1940年圣诞节，卫理公会教徒蒋介石请周吃晚饭以感谢4年前周在西安救他一命之事。他双手紧握周的手，一向沉默寡言的委员长此时异常激动，称周为他所认识的最有理智的共产党人。后来，周回忆说：“他这是在恭维我，我讨厌他的恭维，这只能让我多加提防。”他借机委婉地抱怨蒋不民主。

“你知道他是怎么回答的吗？”后来和一位记者谈及此事时，周说，“他说：‘你的意思是说我不民主？’”

饭后，周评论说：“事实上，我被感动了。只可惜人的情感，尽管真诚，但也无法弥合意识形态上的分歧。”

在这顿有希望重归于好的圣诞宴会过了几天以后，国共脆弱的共同抗日的统一战线崩溃了，安徽省附近的新四军和国军部队展开了一场灾难性的交锋。周立即向全世界宣布，在新四军执行蒋的命令北上的途中，蒋伏击了他们，官兵被杀，叶挺被禁。

当皖南事变的消息通过延安电台传给周的时候，他正在开会庆祝《新华日报》创办3周年。这张共产党的报纸连夜把周关于这个事件的文章赶印出来，但却被国民党查扣了。报纸以开天窗来表示沉默抗议。其中有一处填上了周奋笔疾书写下的一首诗：

千古奇冤，

江南一叶，

同室操戈，

相煎何急！

那天晚上，周亲自上街把报分发给人们。在他逝世以后，人们以此为素材创作了话剧《报童》。

向蒋提出抗议之后，延安的中共中央担心周在重庆不安全，来电报要他回延安。但是周恩来回电说，他要在重庆坚持斗争下去。延安中央同意了他的意见。

现在，蒋介石与共产党之间处于完全僵持的状态。周感到特别悲痛，因为蒋曾在圣诞宴会上答应保证新四军北上的安全。当周听到这个事件的消息时，他给蒋打了电话。蒋说这是不可能的，没有的事。有人问周，蒋是否在说谎，“不，”周说，“有人对蒋说了谎，但是蒋在某种程度上也说了谎。”蒋说谎是因为他想在各党派中加强地位，蒋在利用全国的矛盾来达到他自己的目的。

周同美国人谈话是希望给蒋带来间接的压力。1942年第一次缅甸战役失败，在纷纷对中国将领们拒不执行他们没有经验的美国司令的命令提出斥责时，周告诉美国人说，只要委员长愿意，他周恩来愿意率领共产党部队重新去作战，“我将服从史迪威将军的命令。”像这样合乎美国主张的灵活请求还有不少。

1941年春，周进行了一次有煽动性的露天演说，很有吸引力。听众中有一位名叫韩素音的有一半华人血统和一半比利时血统的小说家。这是她第一次见到周恩来。她坦率地说，周没有“演讲的天才，但他通过他那真挚的诚意给人以深刻的印象”。她看到他“面颊清瘦，头发浓黑，非常镇静，十分英俊。手势轻快而灵活”。她的第一个感觉是，他给人一种“聪明、自信、脚踏实地和克己自制的印象”。他站在一块凹地中间的桌子上，双眼镇定地环视着人群，演讲了足有4个小时。“那是一次人们所听到的最简明易懂的，条理最明细的，最朴实无华的，也是经过煞费苦心准备的演说。”周对国共两党的争端感到痛惜。

“这就是我们的国家，”他强调说，“无论这个兄弟间相互残杀的悲剧是由什么引起的，我们都应该忘记它。从现在起，我们要向前看。”

他穿着一件新熨过的土黄色军服，没扎腰带，也没戴领章，但穿着一双擦得铮亮的皮鞋。就是在这次演说中，他提到了他养母被冷落了的墓地。

“我的母亲，我欠了她很多很多，可她的坟墓在日占区。我多么希望能回去清扫她坟上的落叶啊。这是一个把一生献给革命和国家的浪子所能为母亲做的最微小的事了。可是我连这也做不到。”多么感人的演讲啊，他使每一位在场的人都流出了眼泪。

1942年夏天，周突然病倒了，不得不去国民党军事医院做前列腺手术。一个美国来访者看到，他躺在一间墙刷得雪白的小屋中一张用绳索编成的“弹簧”**。后来他的警卫员用他最喜欢吃的鳀鱼来款待他，周边吃边抱怨太贵了。

与此同时，毛在延安发动了一场毫不调和的整风运动，意在铲除党内的错误思想，而实际上却成了要在这场重大斗争结束后召开的党的会议上，使毛在6年前长征危急时期获得的临时领导权得以合法化和永久化，以保证他的至高无上的地位。

为此，毛急忙把周从重庆召回。在已经持续了一年半的整个整风过程中，只有毛和刘少奇两人未被触动。这样，仅次于这两人的最高领导人周，就陷入了一种极为尴尬的处境。有资料表明，在一些会议上他被指称为“经验主义者”应受到批判。这可能是因为他没有像毛、刘要求的那样去咒骂王明和他的布尔什维克。这场整风运动是土生土长的毛泽东思想和苏联布尔什维主义斗争的最后阶段。周支持毛，在这布满地雷的区域里，他每挪一步都必须小心翼翼。

表面上看，周并非犹豫不决，他把旗帜坚定地举向毛泽东思想，给别人做出了榜样。在延安，他对他的同志们说，党的历史已经证明，毛泽东的观点是正确的，共产主义—

不但适应中国，而且它经过我们党的领袖毛泽东同志的运用和发展，已经和中国民族的解放运动、中国人民的实际利益结合起来，而成为在中国土地上生根的共产主义了。

周非常认真地对待这场运动，逐一检查自己的错误，并给自己订了七条要则。第一条是“加紧学习，抓住中心，宁精勿杂，宁专勿多”。第二条是“努力工作，要有计划，有重点，有条理”。第三条是“习作合一，要注意时间、空间和条件，使之配合适当，要注意检讨和整理，要有发现和创造”。最后两条要则是针对个人修养提出来的。其一是永远不与群众脱离；其二是健全自己身体，保持合理的规律生活。但这两点周却难以做到，尽管他爱交际、有理性。

此时，周在党内的地位并没有由于父亲的死而变得宽松。周按家里要求的老习惯，在共产党报纸上发了一份讣告。这是周仅有的一点孝心，对这个在他还不到1岁时就把他送出去的人，除了尽了这点勉强的礼数外，他再没做什么。然而就是这样，共产党也还有人皱眉头。

1943年，周仍在重庆，与国民党处于谈判中。7月，他回到延安。周从蒋管区开回了几部车，车上装满了文件、包裹和铺盖卷，最后一次走出了曾家岩的老房子。

当周的车从世界性城市重庆经过几个省回到与世隔绝的共产党根据地延安时，他不能不考虑到他的政治前途，以他的智慧去支持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