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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吗？”周冲着廖大声地说，其实这是在说给张国焘听的，“你全都认错了吗？你打算改正吗？”对这些问题，廖一概回答“是”。然后，周叫廖和他们一块儿吃晚饭。这个命令张国焘不敢取消，因为周的官衔比张高。吃饭过程中，周一直和张交谈，没有理廖，好像他们中间从没发生过任何事。因为廖已经承认了错误，许多军官也听到他要改正错误，张就不能再处死他了，也没有再继续拘留他的必要了。最后廖被释放了，是周用他那完美的外交手段救了廖。

由于日军的挺进，国民党政府搬到了更远一点的内地武汉。在那里，周作为共方代表度过了1938年的大部分时间。他刮掉了胡须，穿着笔挺的国民军军服，把时间分别用于军事委员会办公室和共产党报纸上。在一篇社论中，他曾写道：“从他的革命经验和贡献上看，委员长是当之无愧的，也是唯一领导整个民族胜利的人。”一些人曾经将这一点看做是周政治立场动摇的信号。他和蒋介石的联系，以及和他的老校友、战场上的对手、新的国民党巨头陈诚之间的联络是如此成功，以至于很多人不知道他究竟站在哪一方。

1938年4月，当张国焘投向国民党的时候，武汉谣传：“周恩来将成为第二个张国焘。”一些人预言，委员长将把毛流放，把共产党易名为民粹党，由周恩来当最高领导。人们推测，这个党将不像共产党那样走极端。有人甚至公开问周是否真的已经放弃了共产主义。

“没有的事！”周回答，“如果离开了我们的党组织，我就毫无作用，我参加国民党又有什么好处呢？”一些官员直截了当地提出要他参加国民党。他回答，“不，国民党内各个阶层的仁人志士都有。我在那里还有什么用处呢？”

但是，当时有一些流言。周的一个前同事刘宁（译音）曾经写道：

周恩来将成为张国焘第二的预言不仅是可能的，而且……不可避免。毛派对他的多疑和排斥，使周已经感到不自在了。就目前情况看，可以说周是在国共两党之间徘徊，在近期内周不会离开共产党，他要考虑他的未来，必须仔细打算。张国焘的叛变影响了共产党的威望。毛派将缓和对周的攻击。但毛、周绝交和周的出逃势在必然，只是不会马上到来。

这些臆测反而使周在武汉的工作极易开展，能达到这种程度他可能颇费了一番苦心。然而，对外国人来说，他成了中国理性的发言人。他的声音全世界都想听，而且也愿意传播。

后来，他的夫人邓颖超来和他一起工作。当时，曾使她在长征中备受其苦的肺结核还没有痊愈。1936年，她曾去北京西山疗养。清爽的气候、良好的食品和休息几乎使她痊愈。但日本部队突然来到这个地区，她不得不脱离此地。她先到了北京城，在那里她找到了早在延安就结识的美国老朋友埃德加·斯诺，求他帮助她逃出去。由于日本人正在搜查每一个铁路乘客，逮捕任何有政治嫌疑的人，斯诺建议把她当成他的保姆带到天津。在约好的一天，她出现在火车站。“看起来完全是一个保姆，头发奇迹般地变成了一个发髻”（斯诺说）。“像一个相当精明的保姆”（这是当时也在协助斯诺的詹姆斯·伯特伦的回忆）。就连美国外交官杰克·谢伟思，他认识周的夫人，在火车上也没认出斯诺的保姆的真实身份。

危险出现在天津。在那里日本人不放过任何一个可疑的人。十多个中国乘客由于他们柔软白皙的手和那一身农民打扮的衣服形成了鲜明对照，便被叫出来挨个查问。邓把手插在袖子里。“是美国人。”斯诺对检查者说，并朝邓打了个手势。邓表现出了和她丈夫一样的高超演技，日本人轻蔑地把她的行李倒在地上，看也没看就放她过去了（这是埃德加·斯诺关于他勇敢营救邓的性命的描述。许多年以后，邓本人说，斯诺说得不对，但究竟如何我们不知道。只是斯诺和伯特伦不会同时编造出同一个情节来）。不久，邓在武汉加入了她丈夫的工作。

周和邓结婚之后条件极端困苦，并且经常不能团聚。在武汉的生活几乎成了他们的第二次蜜月。他们在山腰租了一座外国人建的漂亮别墅，附近还有一座很大的桃园和一个湖。这差不多算是他们过的最奢侈的生活了。

一天，他们在《纽约时报》通讯员蒂尔曼·杜丁家里吃饭，突然空袭警报响了。警报解除之后，他们从掩体里出来，发现杜丁的房子已经被炸成了一堆废墟。

1938年，英国诗人W.H.奥登访华，周对他说他最担心的事情是国民党和日军以共产党为代价，双方妥协解决争端。詹姆斯·伯特伦带着这个问题来到了周的办公室，这个办公室设在原日本人在武汉的租界里（他看到周面对一幅卷轴古画坐在一张榻榻米垫子上）。周向他表示，共产党的对外政策同国民党是一样的。

“但目前并非如此，”周强调，“我们不是机会主义者。我们相信中国还必须同日本侵略者进行长期的斗争直到胜利。因此，对我们来说，得到友好的外国力量的每一种可能的支持都是很重要的。”

“如果我们果真胜利了，我们还需要更多高度发达国家在经济和技术上的支持，重新建设战后的中国，还有像治外法权和不平等条约等尚待解决的问题，将通过和平协议来解决。我们还将继续欢迎外国资本在中国投资及办企业。”

埃文斯·卡尔森是一位美国武官，周曾经帮助过他参观游击区。有一次，周同艾格妮丝·史沫特莱和卡尔森一起吃饭。史沫特莱尖刻地说了一些外国记者对中国的失实报道。周凝视远方，显然他对这一通激烈的言辞没有放在心上。过了一会儿，他胳膊肘架在桌子上，双手捧着下巴，慢条斯理地说：“如果记者们的报道总是那么正确无误，历史学家就没用了。”

他表示他非常信赖在武汉认识的记者。他总是拍着埃德加·斯诺的肩膀对其他外国记者说：“对我们来说，斯诺是最伟大的外国作家，也是我们最好的外国朋友。”

还有一个周比较喜欢和信任的外国人是美国传教士洛根·H．鲁茨主教。10年前他曾来此避难，现在已是这里的常客了。周总是喜欢在主教的书房里和他交谈。谈了很久以后，当主教的女儿问他们都谈了些什么时，主教回答说：“我只能告诉你，我们的朋友为怎样去创造出一种生活在新的社会里的新型的人而着迷。”多年以后，周告诉鲁茨主教的儿子：“你父亲—我敬爱他。”当这个在中国待了42年的主教退休时，周给他题写了两句《诗经》中的诗：

兄弟阋于墙

外御其侮

他指的是中国统一战线内部的关系。关于军事方针，毛同王明进行过斗争。王认为没有更多的时间打游击战，他比较赞赏国民党的正规战争。毛坚持己见和他争辩说，日军的装备精良，阵地战对我方不利。在他看来，决战应该避免，例如武汉防御计划的制订应该建立在假定它的陷落无法防止的基础上。

在周恩来常常回延安窑洞红区司令部期间，一位曾负责过他的警卫工作的警卫员这样描述他在延安的住所：他拥有两间泥房。外面一间是办公室，屋里放一张桌子、一把椅子和一条长板凳，桌子上有一个砚台和墨水瓶，一个铜质笔筒里插着两支毛笔、一支红蓝铅笔，还有一只旧杯子；紧挨着办公桌放着他那个历尽沧桑的长方形铁质文件盒，长征时他一直将它带在身边。里面一间是卧室，炕上放着两块旧木板，上面铺了一层稻草和一条旧毛毯，**有一条床单，一床使了好长时间的被子和一只当做枕头的背包。这就是那个在武汉外交场合频频举杯的人家里的一切。

1938年秋，周在日军到来之前随政府一道离开武汉来到长沙，但在11月日军又逼到了长沙。市当局为了不使城市为敌人所利用，决定烧毁这座城市。但他们干得太仓促了。当时周正伏在桌上写东西，国民党官兵便用汽油把那幢大楼点着了。结果周不得不从后门逃了出去。周转身看到那幢熊熊燃烧的大楼，心中非常气愤。鉴于这场大火烧毁了这个城，蒋马上处理了那些莽撞的军官。

周劝蒋合法承认那支长江以南由叶挺率领的、没有参加1934年长征的共产党部队。蒋对新四军的认可使共产党在中南地区得到了一个可以发展的很有价值的军事基地。1939年春，周去安徽、浙江和江西省向各部队司令交代任务并作形势报告。他指示新四军政委项英，开展地区游击战，创立一个尽可能大的革命根据地。他还去安徽新四军军部讲了新四军的作战方针，然后到了浙江绍兴。

这是周成年以后第一次回到他的家乡，所以他非常珍惜这个机会。在绍兴，他拜访了他祖父攀龙的百岁堂，而后乘一只乌篷船沿河而下，到乡村去看望周家的墓地。所到之处都有亲戚迎接和陪同，因为他是周家的长孙。他按照家谱询问周家他这一族支人的生活情况。按照习俗，他向祖宗鞠了三个躬（没有叩头）。由于战时的限制，他没能去他的出生地淮安。3月29日晚，他在绍兴同姑表兄弟等在一个银行经理家里吃饭，饭后他们纵情于家乡的传统游戏—他给他们题字写诗。

这件小事给了我们一个洞察周的心理的极好机会，因为它显示了他是怎样利用这么几天的时间促使这些陌生人改变他们的生活道路，变得民主和平等一些，与此同时又为他这个重新组合的家庭得以团聚而心满意足。在这个家庭里，他的亲戚们大都满足于他们作为特权阶层所起的半封建作用。周本能地，或在一定程度上凭经验知道，他想把亲戚们变成马克思主义者的企图，将不会得到什么反应。他在浙江的返乡只不过是一次怀旧旅行罢了。在他的一生中，虽然他从不让他家庭的牵涉危及他所从事的党的事业，但他还是有能力处理好二者的关系的。

1939年夏，周经历了有生以来最大的创伤，这个创伤不是来自于日本人或国民党，而是由他的一个共产党同志造成的。有一种说法是，周来找毛，毛有别的事要做，不愿那天晚上去中央党校讲马克思主义。毛让周代他去，并让他的夫人江青陪同。

在去党校的路上，江青用力抽打她的马，跑在了前面。当他们来到一片玉米地时，田边的小路非常窄，只能通过一匹马。突然，江青勒住了马。这样，紧随其后的周，要么撞上她，要么践踏庄稼，要么也突然勒马。于是周就紧紧勒住了马缰，马的前蹄腾空而起，周摔下马来，为保护头部，他伸出右手，于是右臂在地上折断了。

肘部凸出的骨头清晰可见，鲜血喷涌而出。江青却装作什么也不知道似的回到了延安。

江青伤害周是否有预谋，一直不为人知。在打倒江青和粉碎“四人帮”的前前后后，这个故事才流传开了。这更像是一次偶然的事故，虽然它很不寻常。

周被抬到了学校，他躺在那里浑身冒冷汗，脸色苍白，血渗透了他的衣服。自愿来根据地的印度医生巴苏大夫给他进行了治疗。他的右胳膊打了好多天的夹板，但一直没长好，不能伸直，而且断续地疼痛和不适迫使他在以后的生活中尽可能少用它。

毛决定送周去莫斯科，在那里他将接受世界上最好的治疗。毫无疑问，这里面可能还有别的政治上的原因。另一个推论是共产党很有必要了解欧洲局势的进展情况。那里，斯大林已经和希特勒签了协定，战争已在西欧爆发。此时苏联正在和侵占东西伯利亚和中国北部的日本磋商休战协议。

接受了统一战线思想的蒋介石，派他的私人飞机送周到兰州。蒋作为公认的中华民族抗日领导人和莫斯科关系密切。周带着夫人和养女一同前往。

毛利用这个机会把现在已不需要的德国军事顾问李德送回了欧洲。由于天气不好，整个航程用了3个星期。在莫斯科，周代表毛对李德在30年代所犯的“错误”提出起诉。毛要把李德从第三国际驱逐出去，按李德的说法，“如果可能的话，就杀掉”。结果李德得到允许，退休回到德国老家。

关于周从1939年9月到1940年3月在莫斯科度过的6个月很少有记载。据一位同事告诉我们，周在第三国际发言时说，中国政治的现实性必须认清，农村是革命力量的中心。“第三国际一些不了解中国实际情况的同志对此却感到惊讶，并表示不赞成。”春天，周这位独特的游客，身穿一套粗呢西服回到了中国，带回了一架放映机和5部电影胶片（包括《列宁在十月》和《高尔基的青年时代》等）。他们在延安一遍又一遍不厌其烦地放映。周和毛坐在一起讨论这5部电影。随着电影的进行，他把俄语译成汉语，并即兴讲解。他自己操作放映机，是想让人们知道他的手臂好多了，但实际上很显然没有痊愈。尽管他经常按摩，但还是感觉写字困难，时常隐隐作痛。

不久，周又去向外国人简要地作了共产党人对40年代中期的战争局势看法的报告。战争陷入了僵持阶段，日军占领了少部分但十分重要的地区，中国没有能力将他们赶走。周告诉美联社的杰拉尔德·萨姆森，战后还将继续同国民党合作。他特别支持毛的关于游击战的理论，他说这个理论“最适应现在的国家经济状况”。游击战能严重地破坏日军的通信线路，“使他们必须为此在占领区驻扎大批军队，花费大量资金”。在认定常规战和游击战具有同等效力之后，周最后承认了毛所强调的游击战的正确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