虎落陷阱（1936~1940）
出乎人们的意料，周的死敌、曾经几次差点抓到周、并且悬赏8万元要周的头的蒋介石，今天居然落到了周的手中。这一不寻常的捉拿上司蒋委员长的兵变是中国东北军在少帅张学良的领导下执行的。当时蒋正在西安视察他们的总部。蒋希望在打败共产党之后再对付日本人，所以他威吓张学良说如果东北军不消灭以延安为根据地的红军，那么他就把东北军调往南方的福建省，然后从别处调派忠实的部队来亲自干这件事，但少帅认为抵抗日本人，共产党是必不可少的。
1936年12月12日拂晓，东北军包围了蒋介石在西安下榻的历史上闻名的“华清池”。蒋闻声从**跳起，急忙爬出窗外，把假牙都落在了洗漱间，还丢了一只拖鞋。但是，他最后还是被捉住了。少帅不像他的那些性急的军官，他从未想过要害他的上司，现在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他与周的秘密会晤后希望蒋介石能够抗日。怎么处理这个网中的老虎呢？少帅便请周恩来帮忙来出主意。
收到张的电报，周和毛非常激动。人们的第一个直觉便是，这个中国革命的大敌肯定要被处死，或者起码让他站到法庭上，而共产党则可从中得到巨大的宣传效益。但周提醒他的同志们不要抱过多的希望，“我们单方面还不能决定怎么办，”他说，“还要考虑少帅的态度。”
尽管红军战士用整个上午时间把跑道上的雪清扫了，但少帅派到去保安接周的飞机还是不能着陆。这样周不得不到延安上飞机。后来，他的随行人员写到，从保安到延安，迎着风雪向南行走了50英里，一路上周敦促他的随行人员紧紧跟上。另有报道说，周穿着灰色的棉军服，留着长长的胡子，骑着一匹枣红色的马，他后面的18个随行人都骑着蒙古马。走了一半路后，他们打算在窑洞里过夜。当警卫员拿出一件新棉大衣给他披上时，周生气地说：“不要把我当成一个老人。”
一到延安，少帅的专机便载着他们在一个小时之内飞抵西安。周就住在张学良的住地。由于得到张学良的信任，周实际上成了蒋介石的主宰者，掌握着他的命运，因此他的责任是重大的。只要他说句话，这个曾经杀害过成千上万共产党人，几次竭力捉捕周本人的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将会反过来被处死。忠实于委员长的国民党军队正在逼近。时间是如此紧迫，怎么办呢？
一些同志要求处死蒋，许多东北军官也这样想，而周的想法是可以开设一个进行教育的、具有政治性的法庭。但是，周很快又作了一些具体考虑。他和他的同事们对蒋深恶痛绝，他们痛恨国民党为与日本谋求和平而公然向共产党开枪。还有，从苏联这个角度考虑：周和他的朋友们在中国只占少数，所以还要依靠克里姆林宫的支持。苏联的态度是，一切服从建立抗击日本的中国国内联合，委员长是其中的一个角色。周不能不考虑这些。
所以周在赞扬少帅的勇敢精神的同时，指出了处理这件事以和平解决为好。他劝东北军的军官们利用这一机会迫使蒋接受与红军合作抗击日本的条件。处死他不但制止不了内战，反而会使战事扩大，进而帮助日本。所以，应把他争取过来，结成统一战线。
少帅显然是要苏联支持他的行动。周恩来用苏联关于中国联盟的思想来开导少帅，但他突然反建议要在西安建立一个独立的政府以制约国民党。然而，最后周还是劝服了他在达成抗日协议后放掉蒋。接着，周又用他的观点说服了东北军的军官们。其中有一次谈话长达6小时。
不久，国民党全权代表赶到了，周花了大量时间试图使他相信共产党的条件。圣诞节前夕，蒋介石的夫人宋美龄毅然飞到西安。“你怎么来了？”蒋问她，“你知道，这里是一个死亡的陷阱。”但她并没因此而丧失勇气。
周诚恳地和国民党领导人商讨了6个问题，包括停止内战、撤兵至潼关外、改组南京政府、吸收抗日人员、释放政治犯，以及保证共产党的行动自由等。后来，他们终于同意了这些要求。他们对这位38岁就显露出不凡才华的共产党的外交官表示出敬意。蒋最亲密的顾问端纳后来指出：“实际上，是周恩来在西安发生的劫持中使委员长免受伤害。”也正是由于周对东北军的好战的批评压抑了他们对他的敬仰，“周的和蔼全是假的，”有人评论道，“他很狡猾，能装出这般可敬的态度。”然而，他的声誉却是无法诋毁的。
周在没有见到他的大敌前就已获得了这一切。实际上，他是在西安谈判了一个星期以后，在圣诞节前夕才见到蒋介石的。会晤是在深夜进行的，只有他们两个人单独交谈，以后他俩谁也没有提及此事。周的一位同志后来说，蒋开始以为周会使自己送命。在蒋介石对西安事件的说明中，他也从未提到同周讲过话。不过一个英国记者报道说，他们曾有三次秘密会谈，而美国人则说有两次。据说蒋存心用极端无礼的态度对待周。
关于这次历史性会晤的开场白，有很多说法。
“蒋先生，看到你身体很好我很高兴。”这是一种。
“蒋先生，我是你的学生，只要我们和日本人作战，你说什么我们都能接受。”这是周自己的说法，是由一位东北军军官传出的。
然而，另一种说法是，少帅这样向蒋“介绍”周，说他的前部下要求见他，于是周走上前行了一个标准的军礼。按照黄埔军校的习惯，周是把蒋称做“校长”进行谈话的。
最体面的开场白是：“主席先生，我是为国共两党的再次合作而来的。”
不管话是怎么说的，身心很虚弱并因被捕而受惊吓的蒋介石，看到他的前政治助手—一个他曾想从中国历史上使之消失的人进来的时候，他的脸色由于不安而变得苍白。共产党人来西安是要处决他吗？他非常虚伪地说：“我们打仗的时候，我时常想到你。我记得北伐的时候你也为我做了不少工作，我希望我们能再一次在一起工作。”
周恳求蒋顺应历史的潮流，成为一个真正的民族领袖，帮助其他中国人抗击日本的侵略。他列举了很多事例，说明共产党为了整个民族的事业正在放弃自己意识形态上的目标，呼吁国民党也同样地爱国，并进行和解。周的战术是对这个强大的杰出的对手流露出尊敬和谦恭（忍住他的真实情感，就像他在南开学校的舞台上一样），避免胁迫，以便以后达成具体协议时更容易一些。蒋以平时的说话方式谈了结束内战的理想，周认为这是一项君子协议，还可以在以后的会议上使之再具体一些。
据说紧张气氛稍有缓解后，周便谈起了关于委员长的家庭情况。他说蒋的儿子蒋经国（台湾“中华民国”总统），在苏联受训期间享受了良好的待遇，这正好抓住了委员长不自觉流露出的但又几乎感觉不到的对儿子的失落感。周答应尽力使他们团聚。
但是，周耐心建造的外交大厦倾倒了。他想多扣留蒋几天，为国共两党的协议提供具体的保证。但是，他认真告诫委员长绝不会伤害他并有条件地释放他，这一点是成功的。圣诞节那天，仅在周与蒋会晤几小时以后，少帅便陪着蒋介石—这个他一直敬佩的人，以及他的妻子和顾问前往机场飞赴南京。陷阱过早地打开了，对手不仅身心毫无损伤地回到了他的首府，而且摆脱了任何个人契约的束缚。周在释放蒋之前没有接到通知，只是在最后他才火速赶到机场，但是已经太迟了，他没能阻止飞机起飞。
少帅，急速登上飞机，加入了曾经是他的俘虏的行列中。从此，他再也没露过面。这样，蒋介石得以安全回到家中，并宣告逮捕他的人犯有叛逆罪，把少帅软禁了起来—开始是在大陆，后来是在台湾，他就这样在度过自己的余生。
这时，周已经给毛发了一封充满希望的电报：
蒋介石病了。我见到他时，他表示要停止剿共，与红军联合抗日。……从发生的情况看，蒋的态度确实有了改变。他真心授权给宋子文（银行家，蒋夫人的兄弟、蒋的主要助手），宋也下决心要抗日。当他要离开时，蒋说：“从现在起，我再也不剿共了。”
这是毛和周的又一次配合，毛在延安运筹帷幄，而周则在外面进行谈判。他们的一位同事说：“毛泽东把他的全部想法和意图都告诉周恩来，而周则在外边根据实际情况把它们转变成行动。”
不久，周发了另一封电报安慰毛，“蒋有自命不凡的虚荣心，或许不会食言”。这位同事补充说，“这是周又一次错误的估计”。
在共产党、国民党、东北军这复杂的三角关系中，停止内战及抗日统一战线能得到挽救吗？周听说少帅被禁，便向南京发电提出抗议。但是，东北军的军官们却愤怒了，他们有50多人威胁说要杀周，因为他使他们失去了少帅。周使出全身的解数平息了他们的怒火。他问：“你们不想把中国变成第二个西班牙，是吗？”
周得到了苗（译音）的帮助。苗是一个高大的满族人，嗓门大大的，并常常抱有极端的见解，他既不支持共产党也不拥护国民党。他请教周的意见，是为了把少帅救出来。
周回答：“不是我不想帮这个忙，而是最后决策我说了不算。另外，少帅仅仅是一个人，我们还有整个民族需要考虑。”
苗谴责周为他的革命把少帅当成了牺牲品。
“不，苗兄，不是我的革命，是为了我们民族的命运，为了正在流血牺牲的千千万万个我们的同胞。你在少帅的舒适的司令部里待得太久了。你还没有亲自到川西、陕北，以及那么多无法生活的地方走走，你还没有看见我们的大多数人民是怎样生活的，他们祖祖辈辈都过着非人的生活啊！”
苗坚持说周对少帅没有感情。“我曾听说共产党人从不为自己同志的死而落泪。”
“不！”周回答，“我们从不为悲哀落泪，我们只有愤怒的泪，这是绝对不同的，我们正在为人民而战，感伤是没有用的。我们的革命经验是我们的同志用生命换来的，我们的政策是用鲜血写成的，靠几滴伤感的泪水是不行的。”
“你太顽固了！”苗骂道。
不久，关于统一战线的谈判有了进展。这对周和他的职业自尊心来说真是太幸运了。2月中，一项有关国共合作的新的协议书送到了南京。很明显，委员长感觉到要对在西安为获释而讨论过的条件尽点义务。共产党愿放弃极端的土地改革来换取共同抗日。
一个国民党密使带着停战条件的修改件走进了周的办公室。这人正是周的良师益友，在南开中学与周同桌的吴—大个子东北人。在那相处的4年中，他常常保护周，使他不受欺侮。后来在日本留学时，他又给过周一些帮助。从那以后的17年，他们分道扬镳了。吴晋升为国民党政府的官员。
第一次握手是不自然的，接下来便是一阵难堪的沉默。双方都不清楚老关系是否还能再恢复。
“好多年了。”周开始试探说。
“是啊，我们都老了。”
“是的。”
他们悲痛地意识到南开中学帮的6个“结拜兄弟”已有3个死去了。
周试图找出下一个话题：“你夫人好吗？”
“还好。”
“有孩子吗？”
“只有一个。”
“还是那个夫人吗？”虽然在问这话的时候周的眼里闪动着幽默的眼神，但他马上意识到在共产党指责国民党生活腐化的情况下，这样问是不合适的。吴冷冷地摆弄着手里的东西。很快那16年在两人之间又形成了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
有一张照片永久地记录了周胜利返回延安机场的伟大时刻。照片中，周的身边站着毛和其他红军领导，周主人般地倚靠着双翼飞机，手漫不经心地插在他的棉飞行服里。他头戴白色飞行帽，遮风镜在前额上掀起—一副猎手满载而归的样子。
周准备先去南京几个星期，然后再进行另一轮谈判。在一个刮风的阴天，周在劳山的路上遭到了伏击。几名党员牺牲了，也许是因为他口袋里有一张周的名片，这些神秘的狙击兵实际是抢劫东西的土匪。
不久，周到了南京，立刻处在国际新闻界的包围之中，他体验到了一种新的外交特使的生活，并且他也能够去拜访他的老教授张伯苓。“老师，”据推测他当时是这样说的，“你还愿意把我当成一名学生带回去吗？”实际上他并不是真正想跟他去。但张却不明智地向他的朋友们说了大话，说他可以毫不费力地说服周离开共产党。
周告诉一个记者：“蒋介石手下的自由主义者的影响主要在南京政府内部……国共合作和停止十年内战计划的成功，要靠这样的事实，那就是中国人民、中国的士兵，以及南京的自由主义者要求在日本人侵占我国领土的时候，结束中国人打中国人的局面。”
1937年6月，当海伦·斯诺在延安采访周的时候，周说共产党已经放缓了它的大目标，只需要一个可以包括地主、中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以及工人和农民而没有卖国贼的国家民主体系……我们要在中国各阶级中开展一场大的民主运动……为的是抗击日本的侵略战争。既然国民党打算执行孙中山的三项原则—民族、民权、民生—共产党就准备全力支持它。
在这个阐述中，周是诚心实意的吗？国民党的许多评论家把他说成是微笑着站在沉思的毛与外部世界中间的人，这种说法是不确切的。毛同样有着令人吃惊的观点，用来向国外采访者解释和蒋介石结成统一战线的必要性。毫无疑问，周是一个无与伦比的活动家，他那真诚的主张是那样具有说服力，使他赢得了众多的与共产党毫无关系的中国人的同情和信任。
在他的早年，比如在他负责共产党的中央特委和处理叛徒时，他的表现远远不是温和，而是毫不留情。
史料表明在李立三和王明的势力强大的时候，周有时是一个支持者，有时也反对他们的错误主张。到了1937年他开始变得稳健、中庸，特别是在他代表共产党的利益执行同国民党结成统一战线任务的过程中。
6月，蒋介石派他的私人飞机把周接到庐山—当时中国的避暑胜地，同他和他的部长们一起议事。在这里他们讨论了共产党在立法机关的代表席位问题。但是，讨论于7月7日被打断了，因为在北京附近的卢沟桥，中日之间发生了冲突。因此，统一战线在周的心目中已不再是一种愿望，而是中国人民向他们的领袖提出的一个政治上的迫切要求了。
周返回延安同毛和其他同志紧急磋商，然后回到庐山去见委员长，发现他正准备接受几个月前他拒绝的政治协议。在一系列阐述中，蒋承认了共产党、红军和陕西红色根据地的作用。
周起草了充满不可理解的民族主义精神的统一战线宣言，提出“要把这个民族的光辉前途变为现实的、独立、自由、幸福的新中国，仍需要全国同胞，每一个热血的黄帝子孙，坚韧不拔地努力奋斗。”
共产党保证，在农村停止没收土地，撤销农村的社会主义运动。对一些意识形态举动，比如国民党方面对工会活动者的逮捕、共产党方面的撕毁地契等，为了团结一致对外，都会暂时停止下来。
8月，日军攻占上海以后，周给在洛川召开的政治局会议带来了一项提议，其内容包括让共产党和红军服从国民政府的领导。周解释说，在他和蒋的这笔交易中，红军将编入国军但不是加入，只是听从南京方面的作战行动安排，从南京方面获取武器和其他装备，但不成为国民党军队的一部分。毛坚持认为红军要保留全部自主权。
周说，如果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表现积极，那么它在中国的政治形象便会树立起来，它应信守与国民党的合作并服从中央政府的领导。在任何情况下，独立都是相对的，可以解释为以多种巧妙的方式与国民党达成基本协议。
在长征快结束时闹分裂的张国焘，现在又重新回到了陕北根据地。由于总是处于这种僵局之中，洛甫便提出进行妥协。周说，现在是我们党表现爱国主义精神，同国民党并肩作战而不是相互对战的时候，这样要比退回游击战，给人一种共产党软弱的印象要强得多。妥协是为了参加到反抗日本的整体战之中。
毛不相信任何经过渲染的事情。当蒋提出要红军到山西前线和日军作战时，毛一直推托他的供给没有准备好，改编还没完成……甚至当红军开到山西前线时，也没有立即投入战斗，以防万一在某次战役中被全歼。因此，3个师的兵力被分散在山西几个不同的地方。
9月初，周到山西抗日前线，同阎锡山协调与红军协同抗日问题，并取得了成果。9月末，在平型关战役中，由林彪将军指挥打的胜仗，是得到了周的后勤部队的大力帮助而取得的。这是中国军队抗击日本的第一次重大胜利，虽然侵略者再不会在山区轻易地遭到伏击，但这次大捷却使共产党在国民党的中国产生了良好的影响。周的夫人在红军总部组织了庆祝活动，歌颂庆贺长征以来的伟大胜利。
10月下旬，在山西省省会太原再一次见到周的艾格妮丝·史沫特莱情绪激动地说：“在太原我见到的所有人当中，很显然他是最现实的、最聪明的、最有能力的。他英俊潇洒，博学多才。”她把周同世界著名的贾瓦哈拉·尼赫鲁相提并论。“他站立笔直，说话时看着对方的眼睛，语调坦诚，他知识渊博，想象力丰富，判断问题一针见血……如果有必要采取一些类似引进现代医疗设施这类有价值措施的话，那么签署命令并将这项措施贯彻下去的一定是周恩来。”一些国民党人想把他从共产党这里争取过去，“他们从来没有成功过，因为他从不在意个人的安逸、财富和势力”。后来她要教共产党的领导人跳舞，当教到周时，他“像在解一道数学题”。他想照顾到自己的四周，不轻意地让身体随意摆动，当然他有一种天生的节奏感。
大敌当前，在山西的群众大会上，周发表讲话说如果打败了日本，他们将更加民主。这样的话使他赢得了地方军阀的支持。英国记者詹姆斯·伯特伦是这样描写周的：他身着平纹“中山装”，留着短发和短须，好像是“D.H.劳伦斯的自画像，充满着活力，给人以深刻的印象”。伯特伦心想，“如果他不是一位革命者的话，那么他一定会是一位艺术家。”他浑身充满生气，举止轻快。他熟练地运用着他的各种手势，毫不费力地说着一口流利的英语，时常还夹着几个法语单词。
当记者就战争问题向他提问时，周回答说：“即使日本人能够占领整个中国，它也没有那么多的军队。这是一个很简单的算术题。在中国北部有300多座城市，即使他们在每个城市中驻上一个连，他们也绝对控制不了整座城。这样对我们来说可就太好了—我们可以一个一个地分别消灭他们。”
但是不久，装备精良的日军击败了中国的正规部队。11月中旬，周参加了太原的大撤退并且险些丧命。在敌人攻占这座城市前的最后一个夜晚，红军试图将4辆卡车也带走，但汾河大桥上挤满了逃难的人。所以，他们不得不丢弃卡车，带上能带的东西步行。走了一段路，领导们发现周和其他一些高级官员走丢了。后来人们在混乱中找到了他，当他们到达最近的一个村庄时，第一批敌机已开始轰炸那座城市和那座大桥了。
不久，周带着“特使”的任务又回到了南京。那时估计日军要进攻，这个城市正在疏散撤退。他安排美国海军武官埃文斯·卡尔森少校去参观红色根据地。“那天，当人们都急于从南京乘飞机撤往武汉时，”埃德加·斯诺写道，“周通过红色地下交通站，穿过日军防线，把这个美国人送到了游击队的辖地。”
1937年年末，王明从莫斯科回到延安。王明是个受苏联教育的知识分子。一天，周正在和张国焘交谈，他们听到了飞机的嗡嗡声，以为是日军的轰炸机。可是飞机却降落在了延安机场，他们便跑出去看。周不知道来人是王明。王很自傲，不仅因为自己是斯大林的人，而且还以一个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而自诩。所以他在中央委员会上与周大声争吵。两三年前曾经在莫斯科详细解释统一战线的他，现在还想顺着被周抛出来的统一战线的潮流继续下去。但毛发现王说得太过分了，对国民党的让步也太多。不久，毛在党的会议上批评了王。过不多久，毛要送一封纯属私人的信给蒋介石，毛选择了周做信使而没有选择王。从此以后，周长期从事了统一战线的工作。
现在毛知道，他从周这里能得到满意的结果。在周手下工作的诗人郭沫若说：“他处理问题的速度像闪电一般，极为迅速。”
在共产党内流传着这样一个关于周的外交手腕的事。廖承志是周的一个年轻的密友，由于某种原因，廖被张国焘逮捕并被看管起来。像张这样的人，把部队控制得只忠实于自己，并用自己在党中央的地位来做后盾，几乎像一个独立的军阀，没有法律准则可以阻止他的专横行为。鉴于不是每一件事都能提到中央委员会，周便寻找时机来营救他的朋友。红军一、四方面军会师后，一天他在街上偶然遇上了廖，好长时间没见面，周走上前去和他握手，见有张的卫兵在监视，周什么也没说，脸上的表情也没有变。不久以后的一天晚上，当张国焘去红军总部时，周派他的副官将廖带来—这是他能够“使用权力”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