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路上（1934~1936）
周恩来放弃了对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破碎梦想，于1934年10月16日开始了具有战略意义的红军大撤退。这一壮举成了举世闻名的长征。除了避开敌人以外，红军没有既定的目标。离开江西根据地时，周的手下有1万名共产党员。当时他们还不可能知道，长征最终会行程二万五千里，横越11个省，跨过雪山与激流，穿过沼泽与森林，途经土匪聚集区、有敌意的少数民族区和缺粮区，在这里他们有时甚至只有靠吃自己的皮带才能维持生存。周抛弃一块跟比利时一样大的根据地，开始了长达一年之久的远征，相当于从伦敦徒步到东京，或从纽约到里约热内卢。
他失望吗？后悔吗？他那发动一场革命的希望再次落空了。这时他才明白，他只好同那些观点与经历都极不相同的人联合战斗了。他或许猜测到，即使俄国的帮助确实能实现的话，它也会带有操纵性。
他又一次携带几件随身用品踏上了征程。警卫员扛着两床毛毯、一床被子、一个包。包里装的是换洗衣服和一件羊毛衫。这样的话，还可以用它当枕头。最后，还有一个很大的铜墨水盒及他那个人们熟悉的长方形公文包。包里保存着他用过的铅笔、地图、指南针、夜晚伏案工作用的放大镜。长征途中，他的夫人邓颖超大部分时间都患着结核病。有一段时间周本人也不得不躺倒在担架上。
周率领着中央纵队，包括根据地政府机构（一个印刷厂、修理厂及造币厂），还有军事指挥部及所有妇女儿童。毛也是这支队伍中的一员。这支部队携带着易受攻击的辎重，在中国南部翻山越岭，一直向西部山区挺进。为了减轻负担，造币厂和印刷厂等沉重装备一个一个地被丢弃了。
第一军团没带地图就向困难的农村地区进发了。结果，他们不得不返回加入中央纵队。白白浪费了一周的时间，也使国民党的追踪更加逼人。周对毛的抱怨给予冷静解答，说这种错误是情报有误所致，领导是无可奈何的。
有一次冒险行动是横渡湘江。这次渡江损失了很多兵力，但突出了蒋介石的封锁线。不久，他们到了贵州。在这里的一天晚上，周遇到了一场大火，一名敌人的纵火犯点火烧了周住的房屋。警卫员不得不引他逃离险境。
在贵州边界的黎平，他们就是否改变方向，向北进军，并趁身后的国民党部队不备之际溜走等展开了争论。毛断然反对向北这一提议。他坚决主张继续向西，深入贵州境内，那里的国民党部队防备稍弱一些。这次，周加入了反对李德的行列。总之，他是被李德的个人习惯所激怒了，不仅是他的好色（长征途中，他身边曾带着一位“中国夫人”），还有他不停地要烟要酒，而这些东西已越来越难弄到，价格也日益昂贵。因患疟疾，李德只好不出席这次特别会议。他回忆说，当他询问周会议的最后决定时，“他很不耐烦地作了回答。这一举动在这位如此沉静、自制的男人身上是不同寻常的”。
但是，饥饿使他们得以和平相处。因为这个省粮食匮乏，红军一来，当地居民全跑了。
天一片漆黑。为了让身后的同志跟上队伍，夜间行军时每人都在背上系一条白毛巾。有一次，周的警卫员摔了一跤，把他放在周书包里的粮食撒了一地。周让他把自己的那一份拿去。警卫员后来充满歉意地说：“我弄到了一点烧谷子，你要一点吗？”
“烧谷子？”周怀疑地问，“好吧，给我一点。”这总比什么东西都没有要强多了。
1935年新年，周来到了贵州北部的遵义。这时天下着大雨，周全身湿透了。他跟毛一起坚决要求李德下令停止前进两周，召开政治局会议，研究一下局势。1935年1月召开的这一遵义会议成了当代共产主义史上最有争议的会议之一。会上，毛成功地掌握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权。开始只是临时的，但毛确信自己的位置以后是会得到认可的。作为党的头号人物，他再也无须向任何人让步了。
遵义会议在毛对军事指挥问题发起不断攻击之中拉开了序幕。这一军事指挥，原则上讲是由李德掌握的，也有他的中国同志参与。后来，朱德将军也对毛的抱怨给予了决定性的肯定。博古站出来为官方的领导工作辩护，为“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及其与共产国际的关系辩护。
鉴于博古曾训斥人们看不到党在国际环境中的处境，并明确批评了毛泽东那一部分人的毛病在于其狭隘的农民基础，周坦白承认了包括自己在内的领导们的战略错误。这使他们甚感惊讶。不等别人说话，周就接着建议毛从事红军领导工作，“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也无法救他们脱离批评的旋涡。周没有诿过于他的布尔什维克同事们。这些人都曾相当认真，逐字逐句地像教师般的解释过撤离江西根据地的道理—包括后来对共产党不利的诸多客观因素，如国际上对蒋介石的支持，共产党力量在国民党中国的薄弱。与此相反，周则强调主观因素，包括党在群众中及国民党部队中进行的不适当的政治工作；游击战在兵力部署上的失误；各种战术上及行动上的军事错误。韩素音写道，周坦率地告诉同志们，毛“观点正确，我们应当听他的”。一个勇于承认错误的人，是会受到大家钦佩的。正是这样，周逃脱了批评，而博古和李德则未能幸免，这样就有可能使毛泽东把红军内的不满者的批评集中在这两个人身上，周本人则受到了宽恕。
由此，许多历史学家得出结论，“毛周之间在遵义达成默契是很有可能的”。有一位历史学家甚至提出，遵义会议的全部成果可能就是在红军开始长征前，周毛之间达成了一致意见。李德的评论是，“不出所料，周恩来大获全胜，走到了毛的一边”。
在遵义，毛主张的决议总算通过了。决议审查了“博古、周恩来和李德等同志所犯的军事路线上的错误”，并把他们的错误定为在反第五次“围剿”中采取了单纯防御路线。还有一个次要的错误是，在江西突围中以安全为借口，忽视了政治动员工作。
毛不失时机地利用自己的胜利。周仍是红军总政委从事军事的领导。但是，毛的这一胜利只是险胜。毛泽东后来说，如果没有周恩来的同意，遵义会议是开不起来的。
人们可能以为周对自己与毛的政治联合会感到难堪，其原因不仅在于那几年他曾批评过毛，也在于毛不赞同周所向往的那种中国共产主义的领导，周曾希望过某种超越狭隘的农民眼界的更高级、更城市化的东西。
作为一名外国人，李德对这些事情的看法还是准确、公正的。据他说，当周确实站到毛的一边时，他“至少部分地违背了他那良好的判断，成了毛的最忠实的拥护者”。正如埃德加·斯诺两年后所指出的那样，周后来再也没有动摇过对毛的忠心，这么说可能有点夸张，但是他以“毛的行动计划的最得力的执行者”而闻名，同时又被称为“管家”—一个执行家长命令的人。据一位同志说，毫无疑问，周在遵义会议上承认了自己没有野心，所以毛才能把他当做一位“老练”的参谋而不是当做对手接纳了。
从某种角度说，因为克里姆林宫选定的中共领导接班人—“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的领袖王明对毛构成了威胁，所以周才能较顺利地进入毛的圈子。毛王之间的敌对，被联合起来击败国民党围剿的需要所遮盖了。周从未亲近过王。他支持王也不过是出于对共产国际的尊重或战术上的原因。因此，毛对周独立于王的集团是十分放心的。
遵义会议上，周同自己的追随者即所谓的黄埔派关系的疏远，是影响周与其党内伙伴们关系的又一个因素。黄埔派现已包括许多才华横溢、颇有影响的人物，在遵义那种进退两难的特殊军事环境中，周不会指望他们的支持。这是完全可能的。因为红军官兵们当时需要的是这样一种领导：他善于作战，能够最有效地利用有限资源进行游击战略，对红军即将扎根于其中的中国农村社会有强烈的感情。显然，毛是这一人选。
红军领导人之一的林彪后来指责毛在遵义会议后所采取的“见敌就跑”政策的“破产”，而周的态度却很客观。他镇静地说，你们应当“走着瞧”。
周的思想的这一大转变，很像是汕头往事的再现，而且在战斗失利时把指挥权交给自己的主要批评者，这种做法不失为一个良策。再说，当时周的身体欠佳，无力担负长征所需要的领导重任。
总之，尽管周对毛有许多意见，但他仍被这位传统的却具有超凡魅力的领袖人物所倾倒了。这一点是非常清楚的。也许，农村根据地的峥嵘岁月已把周在天津—巴黎—上海所形成的有关中国革命城市化的观点的锐气全磨掉了。中国农民必须加入革命运动中的重要性深深地触动了他。作为一个机灵的城市人，在农村范围内可能没有多大帮助，但是他可以作为那位可信的农民领袖的助手，提供了解国外形势的渠道和使其思想观点更闪闪发光的人。
就连周的警卫员也渐渐被他培养成了共产党员。周曾住在一座家具雅致美观的房里。他的部下十分喜欢屋里那些值钱的东西。他的警卫员魏国禄在打扫房间时拾到了一枚金戒指。因为过去从未见过这种玩意儿，魏便把它戴在了手指上。第二天，当他给周打洗脸水时，被周发现了。魏正要离开，周责怪地问：“魏国禄，你知道三大纪律吗？”（红军的这些基本行为准则包括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一切缴获要归公。）
魏说自己对这些纪律很清楚，而且也照这样办了。
周指着戒指，说：“很好，那么，你手上的戒指从哪儿来的？”
羞愧满面的新兵可怜巴巴地交出了戒指。
一旦作出决定，红军便离开遵义，迅速向西挺进，向着云南山区前进。作为新的由毛泽东、王稼祥和周恩来组成的三人军事小组的成员，周忙得焦头烂额。在远离内地后，国民党部队减少了。这是长征途中一段相对太平的时期。
在云南山区，有天晚上其他人早已就寝，周却挑灯夜战，全神贯注地在研究作战地图和情报。最后，他来到屋外漫步。
“口令！”（通行口令）路边的值勤战士喊道。
“我是周恩来。”他忘了回答口令。战士马上认出了他。周请他到房里聊天，烤烤火，暖暖身子。
大约是在午夜时分，战士接受了邀请。进屋后，他看到周的脸“几乎被长长的头发和胡子”盖住了。他关心地询问这位长者的身体。
“还说得过去，”周答，“去年出发时，突然得了感冒，总是复发。非常讨厌。”
接着，他们又谈到抓来的那些有钱商人。这些人也跟红军一道在行军。这位战士以为扣押他们是为了敲诈他们的钱，因为军官们对他们太好了。
周解释说：“这么做并不是为了他们的钱。当然啦，如果他们捐献的钱超过了他们一路的花销，我们还是很欢迎的。不过，对我们来说，重要的是赢得朋友。这些商人都是四川的富户和有名望的人。我们就要到那里去。通过向这些人表明我们红军的良好品行，与他们建立友好关系，这是一项好政策。”
“如果他们是反革命呢？”
“遇到这种情况，我们知道如何对付他们。再说，他们也在学习，他们正在把自己那白嫩的脚同我们的脚进行比较，包括你的脚，我的脚—布满老茧与裂口，跟其他同志的脚一样……我们的铁的纪律将使他们相信，我们是革命战士，不是土匪。”
在一个村里，警卫员魏四处为周寻找食物，最后好不容易找到了一点玉米粉和10个鸡蛋。但是，那家屋里没人，没法付款。警卫员们决定先给周做出来，然后再考虑如何付钱。
当这盘菜端到周跟前时，他坚持要弄清楚这些东西是从哪里来的，付了多少钱。警卫们犹豫不定，不知如何是好。周开了口：“这么说你们没有付钱喽？”
他们只好如实坦白了一切。周严厉地说，应当把东西送回去。但是，有一人恳求道：“如果给这位村民写张字条，解释一下这件事，在鸡蛋篮里再放上一点钱，是不是就可以了？”
周只好答应这么做。于是，他们留下一块银元做付款。还有一次，周坐在一棵梨树下，但他拒绝吃树上的熟梨子，因为无法向主人付钱。
在云南，由于他们的到来太出乎意外，所以轻而易举地缴获了许多国民党军需品。有一次，3辆敌军卡车错把他们当做自己人，径直朝他们开来。结果，红军不费吹灰之力，缴获了大量战利品，有一辆车装的是火腿、药、茶叶和军用地图等。
当朱德看到这些东西时，周告诉他：“敌人是我们最好的运输队。我们需要什么，他们送什么，还不要报酬……我们正为没有云南地图发愁，敌人就给我们送来了这些地图。我们的伤员需要药，而现在想要的药品都有了。”
大家都高兴地笑了。
在四川，周心情沉重地庆祝“五一”节。因为离开江西的共产党战士们已有一半的人在长征的头6个月里英勇献身了。此刻，当他们向北行进，穿过藏族人居住的四川内地时，每个人都经历了艰难险阻。这里的地形也变得稀奇古怪起来。有天晚上，周只好靠着一棵树睡了一觉，只是因为地面太湿，别无选择。为了保护双脚，他已养成习惯，在脚边塞满旧报纸。
下一个要逾越的障碍是大渡河。它沿着冰雪覆盖的青海高原顺流而下，流经四川，成为长江的主要支流之一。水势凶猛，沿途有几座桥。最初，红军想在安顺场渡河，结果因为船只不足，部队遭到了国民党的攻击。经过焦急地讨论，周和其他人决定在上游再最后试一次，穿过具有历史意义的泸定铁索桥。周冒着倾盆大雨，沿大渡河急速前进。可是，到了那儿一看，敌人已经毁掉了桥上的木板，战士们正在步履艰难地过桥。
“过桥时，”周劝自己的警卫员，“你一定要多加小心，看着对岸，别往下面看。”
他们把木板重修了一下，接着，一边在桥上艰难地射击，一边把木板重新铺上。一步一步地，有时真让人提心吊胆。周和部队准备过河了。可是，一开始过河，周就意识到了自己的身体也糟蹋得不成样子了。疼痛突然向他袭来，后来被诊断为肝脓肿。他全身肿胀，但无药可医。过去，离开汕头后他得过疟疾。后来，到了大城市，就医条件好了，他的身体仍一直欠佳。此刻，在穿越大半个中国的长征路上，他和同志们又经历了全新的、几乎无助的奇迹般的战斗历程。难怪这些幸存者在经历了共同的磨难后，感到彼此间形成了一种牢不可破的关系。
下一步，他们必须翻越终年积雪的夹金山。许多红军战士因不适应这里的严寒气候，倒在路上，壮烈牺牲。其中有一位是周的警卫员朋友。周和魏在冰山上挖了一条缝，把这位战士安放在里面，脸上盖着他本人的衣服，用雪掩埋了。在这里，他们还遇到了一场冰雹，“像胡桃那么大”。条件急剧恶化。周总算幸存下来。
在川西北这些荒无人烟的高原地区，粮食极为短缺，有位绝望的战士因吃草中了毒。周看到他躺在地上，便给了他一碗面粉。这是他从自己的口粮里节省下来的唯一一点粮食。6月中旬，长征战士与张国焘率领的一支红军部队重新会合。那时，他们一定为处境稍好的新同志们给予的帮助而欣喜万分。张曾经是毛在党内的上级，他对毛的提升流露了不满。他也有野心，而且在他自己的小范围内和部队里，他已习惯于当头号人物。其他领导人，尤其是周，最初还在毛和张之间调停，想让他俩在以后的长征路上齐心合作。最后，张被任命代替周担任新组建的红军的总政委。但是，毛自己仍占据着重要的军事职位。如果当时，周不是大半时间躺在**的话，他对这件事的影响肯定会更大。他曾想作一次讲话，号召大家团结一致，抵抗日本侵略者。然而，当几天后重新开始长征时，他又不得不被人用担架担着走了几周。
张国焘的到来是对遵义会议和解的严重考验。在连续召开的会议上，大家提出了许多建议。会上，领导们仍继续在长征期间制止张国焘—最初他可能受到“布尔什维克”们的支持，也许周也默认了—对遵义会议提出的质疑，因为与整个党休戚相关的决定毕竟是由一群人作出的。
毛的部队衣衫褴褛，疲惫不堪。目睹这种惨状，张国焘决定自称领袖。他的一名部下竟然建议他为党的总书记，这一举动是非常无礼的，而且由于张过于鲁莽地公开了自己的宣言，周和“布尔什维克”们便疏远了他。于是，张便失去了机会。
张在会师后最初几周里的所作所为，使周认定毛最有组织能力，依靠他的领导，党的处境一定会有改善。
在一次会议上，毛张之间展开了针锋相斗。政治局在毛儿盖召开那一决定性会议时，周正发高烧39.5℃，未能出席。第二天，他声音微弱，神志不清。医生让他身边的人从山上弄来冰块，把浸过雪的毛巾放到他的额上，降低他的体温。第三天，他的体温开始下降。第四天便恢复了正常。
事隔不久，周的警卫员魏国禄又因疟疾，一只脚受伤和一只眼感染而躺下，一度成了瞎子。
周镇静地对他说：“别担心。想法找点猪肝来，做时别放盐，就着汤一起吃下去。你还可以在热水里放点盐，用干净药棉做成敷布，睡前敷在眼睛上。”这些办法都试过了。行军时，周还把这位年轻人放到自己的马上。
最可怕的事情还在最后，即穿越四川北端的荒草地。周后来回忆说：“对我们来说，历史上最黑暗的时候是长征时期……特别是在穿过邻近西藏的大草原时。我们的情况令人绝望，没吃的，也没喝的。我们总算幸存下来了。”
那时，周的身体正处于最坏状态。当那位指挥先头部队的军官前来接受任务时，他才知道，医生已下令周谢绝会客。邓颖超坦率地说，她“为周副主席的身体深感不安，因为没有合适的药物”（整个长征中，红军官兵一直使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这一称呼）。周只好放弃夜晚开会的习惯。他又高兴地琢磨起代用营养品来。有一次，战士们摘下皮带，用水煮软，再放进野草，艰苦跋涉一天后，就吃这种东西。周后来在看卓别林的《淘金记》时，肯定是大有同感的，因为他热情地称它是“三鲜汤”。
草地上时常遇到河流。有一次，周和邓不得不冒着大雨，过一条齐胸深的河。由于水流湍急，脚下的淤泥松动，周让同志们解下腿上的绑带，做成一根绳子，三人一组地牵着过河。可是，绳子后来断了。他们便做了一根更粗的绳子，分成更小的小组过河。轮到周时，部下们说他太虚弱了，水过河会受寒，旧病又会复发。最后，周只好同意了他们的要求，被人抬过了河。不久，他们就和陕西省的战友会师，开进了红军在几年前开辟的又一块根据地。
尽管周身患肝病，夫人也得了肺病，但他俩总算从江西至陕西的这一年传奇经历中死里逃生。邓后来在谈到她的肺病时说：“说来也真奇怪，经过一年漫长的行军，我的病却不治而愈了。”
这时，窑洞成了他们最好的住所。在此后的几年里，周还成了一位穴居者，先是在保安，后来又迁至延安。在延安，他才把穿了12年之久的长皮外套丢下。但是，他仍把它挂在那里的旧房子里，由当地的一位共产党员保管。对于自己用惯了的东西，尽管破旧，他怎么也舍不得扔。1935年年底，每位红军战士都发了一件新上衣。可是，周怎么也不肯要自己的那件。警卫员说，现在是在根据地，已经取得了胜利，每个人都理应得到一件新上衣。再说，他的那件旧上衣也太破旧、太脏了。周好像第一次看见自己的旧上衣，仔细打量了半天，最后，只好收下那件新衣服。当警卫员让他穿上新衣服时，他还拒绝说：“把这件旧衣服洗一洗，补一下，还可以穿。”
邓表现得像个完美的妻子。她自己凿了一孔窑，把它布置得像个家。邓在窑洞的花格窗上贴上当地产的糊纸，她还解答其他妇女的家庭问题、孩子的现代式照管、结核病、裹脚及当时诸如此类的问题。周这时还留胡子。他们过着这时能够享受得起的较安定的生活。
有一次，周回到家，夫人用一杯咖啡款待他。咖啡筒上写着S＆W的商标。“这是最后的一点了，”夫人解释道，“是老毛送来的。他说，这是一位西方来宾送给朱德的，已经传了很多人的手了，在传到我们这儿之前，大家都喝过几勺。”
后来，周收养了一个女儿，名字叫孙维世。她是许多烈士遗孤中的一个，他们的父母都被军阀或国民党杀害了。她的到来弥补了他们较稳定的生活的不足，也解除了他们对没有孩子的忧虑。邓因过去流产已失去了生育能力。
按正常情况，共产党以为蒋介石会发动又一次“围剿”，把他们消灭在中国另一个地方的根据地里。但是，这时却出现了一个新情况，帮了红军的大忙。正值中国的蒋介石军队与共产主义者相互残杀之际，日本军队侵占了满洲。这时，日本将军们企图挑动一场对蒋介石的中华民国的战争，其目的在于奴役中国。周早已意识到日本引诱国民党政府的用意。还是在长征途中，他就多次考虑过这个问题。这一新情况表明，在全国联合抗日的旗帜下，中国共产党现在是可以同国民党合作的。而且，在此名义下，共产党还可以进一步求助于中国大众及基础组织，使国民党更难以击败他们。
从共产党这一方来说，周承担了主要的重任—创建中国抗日统一战线。陕西附近有两支国民党部队是由中国军阀之一—优秀的张学良统率的。他继承父亲老帅的事业，被人称为少帅，广为人知。早年，少帅吸过鸦片，是一位花花公子。如今，他已长大成人，精神饱满，热忱爱国。他和自己的将领们已经正式效忠蒋介石，把蒋视为中国最得力的领袖。不过，他们的内心十分矛盾，对蒋奈何不得。由于日本人步步进逼，少帅认为，大敌当前，理应抗日优先。
1936年1月，周向东北军发了一封由毛、周等署名的《致东北军全体将士书》。这些将士效忠少帅，而不是蒋介石，他们也是统一战线的可能支持者。4月，周和少帅在延安一座天主教堂里举行会谈。双方一致认为，蒋介石势力强大，因此他是中国抗日唯一可能的领袖。共产党部队将同中华全国武装力量竭诚合作，共产党将停止政治宣传，但保留自己的政治独立权，而国民党应释放在押的共产党员。这件事不禁使人联想起20年代中期发生的事。当时，国共两大敌对党派在北伐中也曾合作过。当他俩达成一致意见时，周站起来同少帅握手。
“事情就这么定了，我随时听候你的吩咐。”少帅迟疑地说。他还想等待蒋介石的决定。
“我很高兴留在这里……同你在一起，作人质。”周坚持说。“没有必要。”少帅说。此时，少帅和红军达成了他们的地方停战协议，后来蒋介石响应了这一停战协议（周先到上海，后又到南京，直接同国民党代表协商）。在有关统一战线的大部分问题上，双方取得了一致看法。
但是，蒋介石本人并不相信同共产党停战的必要性，他也没这么做。他相信，在日本人的威胁恶化之前，消灭共产党是不成问题的。于是，他命令少帅向红军进攻。共产党击退了这一进攻，周还派人向少帅送了一封密信，信上说，“中国人不打中国人”，“谁杀害自己的兄弟喂养恶狼，谁就是野蛮人”。
在此期间，周有过一次偶遇。这次邂逅相遇后来证明是很有意义的。那是6月的一天，周路过延安北部的一个小镇，看到了一位西方人。这在当时的陕北是少有的事。
“你好，”周用英语问，“你找谁呀？”
此人便是埃德加·斯诺，美国《星期六晚邮报》和《生活》杂志的记者，一位热情奔放的年轻人。斯诺把这位问候人描绘为“一个身材修长的年轻军官……蓄着中国人少有的浓密胡子”。
斯诺被这位干练的人物深深迷住了。他详细地描写道：周“身材修长，中等个儿，消瘦但结实。虽说胡子又黑又长，但外表还是有点孩子气。大大的眼睛，热情、深邃。他身上有一种磁力，这种吸引力似乎来自于他的羞怯、个人魅力及对指挥工作的胸有成竹的个人品质的综合。他的英语虽讲得结结巴巴，但绝对正确。当他告诉我他已5年没说过英语时，我感到非常惊愕”。斯诺后来回忆说：“周很英俊，体形像个女孩子，非常苗条。”当周跟这个美国人谈到统一战线问题时，斯诺直率地问：“你们是否打算放弃革命？”
“不，”周答道，“我们是在推动革命向前发展，而不是放弃它。革命可能以抗日战争的方式而开始。”
周给斯诺一匹马，带他一块儿到保安见毛。这位美国人获得了一次难得的机会。根据这次会面，他对两位人物进行了比较。不如周的温文尔雅，斯诺看到的是一位“强硬、思维敏捷、才智过人的人。尽管他具有理性、有魄力、自信心强、倔犟和善于打动人的本领等品质，但当时他没有打动我，后来也没有”。
这件事发生在6月。随着秋季的来临，统战问题已迫在眉睫。周的将领们加紧对少帅及其官兵们进行鼓动。10月，蒋介石意识到局势严重，慌忙从南方返回，为少帅鼓气。此前，他一直在南方对付那里的不太顺从的军阀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