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高一筹（1931~1934）
1931年1月，中央又在上海举行会议。会上，俄国人为了显示自己对中国优柔寡断的领导的关心，米夫便亲自担任了会议主席。当周到达会场时，他被指定坐在两派敌对集团之间。这两大派别是李立三离开后领导权的主要竞争者—以王明（米夫在莫斯科中山大学时的学生）为首的受过苏联训练的“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他们得到了知识分子的支持；老练的铁路工会领导人何孟雄，他是基层工农的候选人，总爱嘲笑“年轻的学生……我们干革命时，他们还在娘怀里吃奶呢！”周却持独立态度，这既表明他感到进退维谷，也说明了他的骨气。
米夫相信周是会支持王明及其他几位布尔什维克接管党的领导权的，以此作为赦免周过去所犯错误的条件。但是，周不仅担心这些布尔什维克们会被外国人所支配，而且为他们的经验不足而忧虑。另一方面，其他的候选人又不是知识分子，周大概怀疑他们是否能够如所期望的那样，着眼于党的较高层次的全球性的及思想意识上的目标。结果，像毛这样土生土长的共产主义者便很快遇到了挑战。周最初还想在两派之间保持中立，但为了大局，还是不得不跟共产国际支持的“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站在了一起。
跟过去支持陈独秀、瞿秋白和李立三一样，在以后的3年里，周又忠实地支持党的领袖王明（在多年后的“**”中，他甚至被极左分子们指控为“第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但是，这种交易并不是单方面的。王明是苏联的代言人，刚回国，且非常年轻，在党内缺少势力或支持者，因此他还要依靠周。当周服从米夫和其年轻的中国追随者们时，王便把大部分权力牢牢地抓到了自己手里。
周恩来、瞿秋白主持的中央批评了李立三，但共产国际认为他们只是敷衍了事。他们仍恢复了他过去的许多政策。周的位置是十分微妙的。王明依靠共产国际米夫的支持，反对瞿秋白、周恩来，想把他们逐出中共中央。但是，米夫采取了逐瞿留周的方针，同时批评周未严肃地来纠正李的错误，结果周受到了批评。贬低周的人说他是个“生性软弱的人”，这个人为了少惹是非，总爱采取温和态度。
对所有的指责，周通过重新发表他3个月前写的《少山报告》给予了回答。这个报告原封不动，只不过重写了一个序言。他解释说：“它可以为那些想在李立三路线和共产国际路线之间寻求妥协的人提供一个样板。我准备发表它，让我们的党来鉴别，抛弃我的错误。我自己也将在我们党组织内批判这一顽固的、严重的错误。”于是，他就把这个问题留给了他人，让别人指出他的报告有什么错误。但是，即便如此，周还是未能逃避这个问题，他还是对自己过去的“调和主义”作出了“老实”交代。周还是李从前唯一的支持者，但是李没有被要求写出书面检查，人们却对李的主要支持者加以批评。周极力设法成为某种仲裁者，要为别人澄清自己的名誉所作的努力作出判断。
周心情抑郁地参加了这次中央会议。然而，由于俄国人及其追随者经验不足，加上中国人的阵营内出现了分裂，周得以保住了自己的政治局职务，分管党的军事工作及其安全机构，同时还是根据地新的中央局的领导成员。在中国共产党控制了作为反对旧政府斗争中的农村根据地的中国大片疆土的时刻，这不失为一条获取权力的途径。
然而，这次会议不欢而散。工会主义者愤然退席，在旅馆里被英国警察逮捕，并交到了国民党手里将被枪毙。他们中有一位是上海黄包车工人的领袖、一位诗人、作家丁玲的丈夫。他曾公开批评过王明。许多同志不知道这些新布尔什维克是否已向这些外国警察泄露了消息。据武汉的美国副领事说，周也被“抓”了起来，第二天就被蒋介石下令处死了。然而，周并没有被抓，仍在上海做秘密工作。他派张国焘到鄂豫皖苏区，为的是要加强对苏区的领导。
有一天晚上，周带着张去拜访第二个共产国际的代表。他是一位波兰人。令人可怕的是，这位欧洲人威胁说，如果张不接受上次他未出席的会议所作出的决定的话，就把他开除出政治局。周赶忙为张说情。他告诉这位波兰人，由于共产党内分歧太多，不要驱逐持不同政见者，这是非常重要的。这也是随和的中国人和武断的欧洲马克思主义者在价值上相互冲突的又一表现。
这时，周开始向外国人解释为什么中国不能像西方国家那样行事。他告诉一位外国记者：
中国不能轻率地实行像美国、英国和其他真正的民主国家那样的民主。中国人民受过长期的压迫，在他们理解诚实投票的重要性和意义之前，还需要几代人的政治训练。我们还没有为一个彻底的民主制度做好准备。我们必须慢慢来。
周可能还向米夫和其他俄国人谈过这种观点。
此时，又出现了一起反映不同价值观念的戏剧性事件。周在黄埔时的一位朋友、学生黄警魂—突然要投奔国民党。开始，周还想劝阻他，最后只好定他为叛徒，并下令处死他。这是因为他可能把有关共产党的内部情报带给对方。周告诉一位老资格的同志，由于证据确凿，事情紧迫，他只好迅速作出决定，“先斩后奏”。当他的同事婉转地指出，处死刑在党内算不上什么大不了的事时，周却坦白说，自己从未干过这种事。尽管在过去的4年里他一直同暴力活动相伴，但不得不下令处决一位变节的朋友，这对他来说则是有生以来的第一次。周认为，这个人不仅持有错误意见，而且实际上危及了党的生存。
国民党日益加紧对上海的控制。周认为，党的领导人应当分散到共产党游击队占领地，这是刻不容缓的。他建议，政治局应当迁到江西毛泽东的根据地去，张国焘应到长沙以北的鄂豫皖的根据地去。如果党继续把自己集中在“白区”城市，那么它将面临持久的困难，将会被摧毁。2月份工会领导人遭枪杀就是一个最新的例子。1931年4月，政治局同意周到江西，刘少奇和王明继续留在上海。周指示保安头目顾顺章在去鄂豫皖根据地之前，先照料一下张国焘的准备工作。
顾这时已是一位深受周信赖的副手。他曾在英美烟草公司所属工厂领导过罢工，后来，在海参崴接受过保密技术训练，接着，又参与领导上海工人起义（尽管周在起义中技术上是受顾领导，但周是实际上的政治负责人）。顾深受信任。周的同志们认为顾很有能力，但是言谈举止却带点上海滩花花公子的味道。顾现在的身份是魔术师，住在北纬路。他经常在先施百货公司屋顶花园戏院里演出。1931年，他率领一支魔术团到武汉，并乘机建立了情报网。然而，在高尔夫球场他被一个共产党叛徒认了出来，国民党警察随即逮捕了他。经审问，他供出了有关共产党领导人和组织。结果，顾带了国民党来逮捕共产党人。周恩来及时地转移了中共中央机关和领导人，未被捕。据有关资料说，顾继续出卖他的共产党朋友，因为他对新政治局对待李立三的态度愤愤不平。这件事并不是周的过错，但作为顾的顶头上司他信任了一位不忠诚的人，所以他不得不承担一定的责任。
由于顾的出卖，6月24日，一位党的前领导人，那位上海的船工领袖被国民党杀害了。这时，中国共产党及其安全负责人周恩来不得不采取行动。周下令（或默许），按上海地下工作的传统，开展反屠杀活动。
如果说共产党领袖们需要更大的推动才会撤离上海的话，那么现在他们就受到了刺激。周蓄着浓黑的胡须，长五六英寸。如此化装，他就可以和从前一样，顺利通过火车站的关卡和码头。在这些地方，他的照片被贴在显要的地方。
邓后来回忆，她在上海为党所做的那种“秘密工作”已经让人无法忍受了。“每天我出门，都不知自己是否会被捕。警察搜查了我在公共租界的房子……许多好朋友惨遭杀害。我们的工作无法开展。”于是，她和周先后到了江西共产党根据地。他们是乘一条小船离沪，沿海而行至福建省，在此登岸到了红色根据地。
人们都不知“那位造反者”出了什么事。一位日本人报道，他已到海参崴去做手术了；国民党则声称，周投降了。但是，这位乔装打扮的“天主教传教士”穿过福建省，已于1931 年12月到达了江西省一个大的城镇瑞金。他便是周恩来。他一来，提高了毛泽东游击根据地的地位，使这一根据地将会成为新的中国苏维埃共和国。
周冲破国民党的重重封锁。抵达江西时，正值毛泽东与几乎每位共产党领导人的关系都十分紧张之际，不久，周就发现自己在江西的毛和上海的王明之间扮演着中间人的角色。
1931年11月17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成立，毛任主席，周当选为委员（周排第四位，位于毛、项英、张国焘之后，但周在苏区共产党组织中的地位比他们都高）。周同时还被选入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
埃德加·斯诺指出，周在江西的威望现在已开始超过毛。他是一位缔造者，而不是破坏者。
周同各派之间的关系之广是无可比拟的。这使他能够充当各派间的调解人和平衡器，而不是通过在重大争论中运用种种压制手段来获得个人领导权。
他稳固地建立了独立于各派并忠于中央领导的军事中心，甚至在12月对两万名受过粗鲁的职业军人训练的、从国民党投诚过来的士兵表示欢迎。毛泽东的游击战理论开始在江西衰退，取而代之的是俄国人的“新学派”军事思想，它受到共产国际顾问们的赏识，强调中央对正规军进行控制。
1932年新的一年开始，周似乎承认了毛已牢固建立起来的权力，周希望得到他以后的合作。但是，中央局的最后决定则责备毛落到了“可怜的资产阶级的惊恐与心理变态的地步”。这一表述比周的批评要严厉得多。另有一种说法，周帮助毛和在富田的受害者的朋友们恢复了关系，但是其他人却毫不动摇地把这些罪责推到了毛的身上。
中央委员会的一个文件说，这些错误是由下列因素造成的：
那些把占领一省或数省不是看做一个近期目标而是长远目标的人；那些对占领中心城市持怀疑态度的并倾向于率领苏维埃政权和红军到偏僻地区去的人；那些对共产主义积极的向外扩展能使红军发挥它的全部潜力而犹豫不决的人，他们更倾向于用村里的宣传任务来束缚我们武装同志的双手，增加部队的开支，忘记了红军的主要使命是通过斗争来消灭敌人；那些仍然对军事行动的逐渐扩大而徘徊不前，犹豫不定，认为防御的和保守的战略更为合适的人，他们必然不愿意直接对非共区的敌人给予致命打击。
这些提到的观点非常精辟，被毛泽东广为宣传，但很快也被其他领导人斥为“反马克思主义、反列宁主义和反共产国际”。
周、毛同中央在军事战略上有分歧。毛极力主张运动游击战略，如诱敌深入苏区，然后一个一个地吃掉。周的意见同毛的一致，这引起了中央和后方同志的不满。
1932年10月召开的宁都会议可能解除了这一紧张局势。会上，周提出毛仍在军队中继续工作。毛借口养病离开军队，党就委任周接管了红一方面军总政委的职务(17）。红一方面军是江西根据地的精锐部队。
为首的批评来自“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之一的博古。他想把毛的职务统统撤掉，而周则不想做得太过分。几十年后，毛还称赞周当时的做法，他告诉自己的崇拜者：“宁都会议期间，我的批评者们都想开除我，但是周……不同意。”
共产国际在江西的军事顾问李德把周描绘成“斯大林集团的一位强硬人物”，但他赞扬了周在动员江西人民和组织江西武装力量中的“突出贡献”。王明动身到莫斯科时，周留下来到了中央苏区，因为国民党部队所谓的第四次“围剿”开始向苏区逼来。在这次“围剿”中，周与朱德领导取得了对蒋介石军队的胜利。
在几次革命期间，当周在他那摆满书本的、相对宁静的办公室里时，他通常是一个渐进主义者；然而，一旦在斗争中，随着他身边革命力量的发展，他便显得充满信心了。
当时中央曾制定了一条“向前的、进攻的路线”。在此路线指引下，红军可以扩大其力量，同地方民兵合作，动员一切可能的经济资源，进攻城市。毛的一位支持者罗明抵制这一指示，继续采用旧的井冈山游击战略。于是，中央领导惩罚他和其他不服从者，惩罚了许多人，其中有一位是毛的兄弟，还有周在巴黎的老朋友邓小平。
1933年3月，红军取得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证明了周军事路线的正确性。毛因病到医院治疗，周接替了他的红军总政委的职务。
在从前线发给中央的电报里，周详细汇报了战斗情况。他于3月2日报告：
我军与敌激战三昼夜，第三日本可将敌十一师继续消灭或击溃，只因山地战各军联络与我指挥均不易达到……因敌二纵队三个师已于昨日西向增援，今日可到新丰市、东陂、黄陂截我归路，我将陷于被包围中，且战场未清理，伤兵未撤，战利品到处堆积，故于今日在胜利中撤退……集中，准备继续战斗。(18）
事隔不久，由于一个战略重地失守，孔荷宠慌忙下令动用征集的民工，加强部分边界的防御工事。结果，周把他叫去狠狠批了一顿。周指责他缺乏阶级觉悟，并暂时停止了他的党员资格。在周主持召开的“思想斗争”会上，孔只婉转地为自己作了辩护。这件事更加深了周对他的不信任。周后来说：“孔同志还没有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孔在几个月后投靠了国民党。周在把自己的城市革命观点推行到这一农村根据地和满足共产国际的要求的过程中，他在当时的判断是有失误的。
10月，拥有高度发言权并雄心勃勃的领袖们遇到了一个严重的困难，即如何对一场军事战役的每日战况作出集体的判断。因为，当时国民党第19路军反对蒋介石，要求同共产党合作。周明知多数人不赞成，还是积极行动，充分利用这次机会，派人到福州同起义部队签订盟约。
这一次，中央领导人受到了共产国际代表的支持。他们对同非共产党部队协同作战的意义深表怀疑，要求小心谨慎。结果，红军没有及时派兵援助第19路军同蒋介石的部队作战。等援兵派来时，已经太迟了。几年后，周就此事简要作了论述：“我们本该同福建进行成功地合作，可是由于李德与在上海的顾问们的劝告，我们却打了退堂鼓。”
1933年，国民党开始第四次反共“围剿”时，周对军事政策的支配权似乎更加巩固了。红军缴获了大量武器、电台，俘虏了大批敌军。红军的组织也更加标准化和合理化。对周在这次战役中的军事成就，李德后来的评价是“值得称赞”。李德还注意到，重要的军事决定是由周作出的。
当时的中央领导人依赖他的德国顾问。会前先同他商量军事问题，并常常支持李德的意见。有时，周与这位德国人有分歧。例如，当12月李德视察北线，发现一位指挥员拒不服从命令竟要求重新分配任务时，李德不同意。周则告诉他，做事应当留有更多的余地。“这是……我同周恩来的一点小分歧，他劝我必须考虑这种干部的心理。”
1934年1月，中央召开重要会议。接着，第二届根据地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召开。这时，党内的斗争达到了高峰。周保住了自己的职务，并被任命为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实际上，他失去了对苏区地方机构的一些影响，在军事上也少了发言权。坚决主张在根据地实行投票选举的毛泽东，当选为临时中央政府主席。但是，毛未进入政治局常委会。不过，他仍为自己的苏区个人计划辩护。此计划是他获得苏区旧式权力组织效忠的手段。他还把周恩来的理论的、书本的改革推迟到情况更适宜时再实行。毛制订的革命计划是深思熟虑、扎实稳健的，而周则想通过一次惊人的意志努力来实现革命。
为了消灭共产党，蒋介石又作了最后一次努力，于1933年9月发动了第五次反共“围剿”。战斗开始时，局势对共产党极为有利。于是，周开始在共产党杂志上发表一系列有关通过取得持久战的战术性成功而获得战略性胜利的文章。他向其干部介绍莫斯科的最新战略理论，采取一切措施，扩大红军力量，动员了11.2万名青年自卫队员，而这些人的作用不久就得到了验证。
不管是出于偶然还是早有安排，总而言之，李德成了前线的军事总指挥。但他既没有接受毛的游击战术，也不同意周的运动战观点，而是倡导自己的“短促突击”战术。有意思的是，周宣传持久战的系列文章只发表了一期，此后便被他取消了。而李德则愈来愈多地撰写有关军事的文章。鉴于周在前次反“围剿”中一直身临红军前线，所以第五次反“围剿”李德又到前线指挥部队作战，周则留在根据地首府瑞金。几个月前，周好像就已察觉到共产党不可能守住江西，将被迫撤离苏区。尽管他的公开讲话仍然情绪高昂，但他的心似乎已不在反围剿战上了。4月，广昌惨败，促使他提出了秘密准备撤离江西的建议。
这一次，中国人可以把失败的责任推到那位德国顾问的身上了。李德曾经完全可以通过无线台经上海，同莫斯科上级联系。然而，这一联系现在却因国民党的侦破和共产党上海办事处的关闭而中断了。在此后的两年里，中国领导人在没有俄国指点的情况下，一边行动，一边独自决定自己的命运。留苏或受苏影响的中共领导人也不可能再靠共产国际指示获得威望和权威了—这件事却在此后几个月中，在毛权力的慢慢上升中，帮了这位土生土长的领导人的大忙。
周坚决抵制住李德和其他人的反对，指挥部队从江西突围。高级领导们进退维谷，他们并不完全同意这么做，可是他们明白要紧的是守住秘密。一个月后，周领着由朱德和洛甫组成的精干代表团来到毛的住地。毛因患疟疾在此休养。周可能直截了当地说过从冬季起他就不赞成李德指挥战斗。从毛这一方来说，他也许告诫周要更谨慎地为撤离江西作准备。
国民党向他们无情地逼来，不给红军以喘息之机。8月底，战略要地驿前镇失守，这件事成了战争的分水岭。周曾在那里指挥过战斗。陈毅在和周一起视察北线时受了伤。于是，他们当机立断，突围势在必行。但是，就如何突围—是否要发动最后一次决战及堵截敌人的追击，他们争论了几天。10月2日，事情已到了危急关头。周、博古、李德和毛泽东开会，决定撤离根据地，李德保留了军事指挥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