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获信任（1928~1930）

1928年上半年，尽管周的身体已在香港康复，同新的领导人的关系也明显缓和，同妻子也重聚了，但是周仍然感到忧虑。整整一年，他完全错看了蒋介石，由此使上海工人经历了令人震惊的灾难。后来，他又自行决定挣脱了苏联顾问的束缚，组织了大规模的军事起义，但由于党的领导们优柔寡断以及错误地估计了对手，结果导致起义失败。周本来是可以成为党的领导人的，最后其他人却受到了青睐。不过，可能还有一些更深刻的原因。

当年那位在女孩子面前面红耳赤的17岁的羞怯的小伙子，而今已成长为一名30岁的军人。他率兵作战，歼敌无数，是一位标准的军人。他的童年平淡无奇，也没受过这种军事暴动的训练，另外他现在还正处于灰心丧气的时期。但是，不管怎么说，他这时的心境不佳。

关于他这时的行踪，只有两条线索。一种是说他到天津重建党的北方局去了；另一种说法也许更为真实，说周到苏联的高级步兵学校学习去了。1927年年底，他可能对自己说过:“为了实现我的目的，我最缺少的是共产国际的大力支持。所以我就必须到莫斯科去，在那儿交朋友。”他究竟是否说过这些话呢？

假如1928年年初的四五个月他确实在苏联，那他也是独自一人，因为邓颖超是5月才抵达莫斯科的。后来，他俩都参加了在那儿召开的著名的中共第六次代表大会。

这是一件非同寻常的事。出于某种原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在国外举行代表大会。共产党摆脱了国民党的骚扰，却又处于苏联的监督之下，就连政治局的候选人名单，也要由布哈林指定。共产党处境不妙，党员人数下降使党士气低落，同国民党决裂后，也不知去向如何。共产党决心放弃马上消灭国民党的意图，集中精力开展农村游击战和城市地下工作。领导者们应该如何搞好团结呢？莫斯科会议上有好几个帮派或集团：工会主义者、像毛那样的农村化的红军领导人（毛本人没出席会议）、青年团、托洛茨基派及当时担任领导的李立三、瞿秋白与周恩来。人们原希望会议就南昌起义展开争论，谁知却开成了一次调解会议。三大领导人一致同意相互忍让，不要给新形成的争斗中的各派以可乘之机。这些派别由一些缺乏教育的农民和工人所领导。由于他们没有受过教育，三位领导人对他们深表怀疑。

经调解，一位来自上海的不知名的工会领导人—船工领袖，当上了总书记(16）。实际工作则由李立三（负责宣传）、周恩来（先是负责组织工作，后转为军事工作）和他共同承担。周决心担当李的“右手”，为了党的振兴和中国的共产主义事业，周与他密切合作，但只把他看做较重要的领导人。这就形成了周在未来中国政治斗争中的风格。

他们组成了一个良好的集体，就像在法国时那样。周文质彬彬，李则能言善辩。他俩具有相同的中国所需要的理智感。当俄国对中共的帮助是举足轻重时，通过巧妙的周旋，莫斯科对中国共产党行动的影响可以被控制在最低限度。对此他俩心照不宣。

但是，周去年的错误应归咎于没让他放手工作。与其他领导人一样，他也被迫恭聆布哈林的训斥。这位苏联人说：“周恩来同志，你是共产党的军事负责人。你本来是可以更精确地估计到自己的实力的。否则，就不会盲目地采取武装起义，造成那么大的损失。”

据说，当这句话被翻译过来时，周的脸红了。但是，这位俄国人没让他作辩护，接着就训开了坐在周一旁的瞿秋白。

不管怎么说，周还是在俄国人中间巩固了自己的声望（这是他首次访苏），而且还被选为不久举行的共产国际代表大会的代表。参加完这些政治会议，据埃德加·斯诺说，周仍留在苏联，“在孙中山大学接受特殊教育”，同时也继续他的军事教育。他还就莫斯科中国留学生被控密谋暗算政府官员一事进行了调查，澄清了他们的不白之冤，其中有蒋介石的儿子蒋经国。此人后来接任“中华民国总统”。这么一个孩子竟会被当做革命者！

作为党组织负责人，周在11月致全体党员的一封信中对无产阶级精神的淡化表示了忧虑。他列举了十件需要避免的事，包括激进的民主化、个人间的争端、宗派活动。

1928年的大部分时间，周和夫人是在苏联度过的，年底才回国。这时，他同意李立三继续他俩过去的合作，而他本人则不受任何干扰，继续他的改组党的巨大工作。他从苏联带回了有关秘密警察的许多新的俄式思想。这种警察部队可以在以后的困难岁月保护他的同志。此刻，周为了这个目的组织了一个特别机构，由顾顺章来负责上海起义时的安全工作。

周热切地投入了党的新工作。他用手中的笔，发挥着巨大的作用。在各种文章中，他警告，由于农民占多数，就为“小资产阶级思想的发展提供了肥沃的土壤”，要“恢复”党的无产阶级基础是十分艰难的。他严厉批评了那些害怕辩论的人。

我们的同志……对于他认为会在党内引起不和的激烈辩论持惧怕态度……怕得罪人，所以，回避争论，只想把这些问题搪塞过去了事……但是，只要我们坚持我们的政治争论不特指某个人，那么，越是争论，就越是接近真理！

这一劝告在毛的时代是难以实现的。周提出了一个有益的建议，即“党应当成立生产中心部门……试着建工厂”。

然而，他对党的领导的稳定性所抱的希望于1929年夏破灭了。当时，李立三开始在军事战略上和没收土地问题上同周发生了分歧。在9月的一次党的会议上，这两人一直争吵不休。“我总是充当他们的调解人。”那位船工领导人回忆道，从道理上说是由他主管党的工作，但是他却不能胜任。

周担心党有脱离马克思主义轨道的危险，特别是第四军表现出了“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如单纯的军事观点、土匪习气、军阀主义残余”。于是，由周授意，中央于9月向第四军发出了一封信。周说，第四军的多数党员都是农民，军队里的思想问题大多源于“小农经济的自私、狭隘、保守，以及小资产阶级的无纪律、犹豫不决和狂热。所有这些，都是与无产阶级革命原则和组织纪律背道而驰的”。如果不消除这些思想，“红军就会在前进的路上遇到巨大危险”。

井冈山的毛具有领导的潜在能力。周希望能两全其美，他告诫毛，不要发脾气，并让毛出来担任第四军的领导，还让别人以井冈山为楷模。他在一份红军报告中写道:“这里面有许多宝贵的经验……都是在中国‘别开生面’的，在过去所没有看过听过的……各地红军、各地方党组织都要学习朱、毛红军的经验。”周一边批评毛的思想观点，一边又说了上述这番话。这对毛是一个极大的支持，而且保护了他的地方领导权。

周同李立三的争执进一步恶化。李感情用事，让红军准备向政府军发起总攻。1929年至1930年冬，两人整天为此事争吵。李日益热衷于个人作为“中国的列宁”的声望，而这正是他本人对周曾使用过的话。与李的狂妄自大相反，周既不热衷于个人势力，也不看重荣誉。他关心的是所能做的事。这就是为什么他没有向李的党的领导权挑战，以及为什么在权力斗争的圈子里能够稳坐钓鱼台。

到了1930年年初，以上海的地下指挥部为中心，周已建立了一个实力雄厚的以红军为支柱的军事势力网，分布在不同的省份，均由忠于他的军官领导。现在的问题是，他在中央的那些热情奔放的同志对他的军队建设计划所抱的希望过高、过早。从实际出发，周只好放慢部队建设速度，并淡化红军指挥部的集权化。这使李立三大为失望，他想让别人到部队去，准备对大城市再次发动进攻。周的温和做法又一次挽救了党和红军，使之免遭毁灭。

可以这么说，在反对李立三的进攻城市的战略中，周这时更加站到了毛的一边。毛在井冈山开创的局面和政策不久将证明是共产党夺取政权的捷径。作家韩素音作过如下评述：

“并不是想轻视天才般的、有奉献精神的周恩来，他在领导南昌起义及后来的汕头起义时所表现出的巨大的个人勇气、冒险计划和献身精神……不过，这些进攻城市的计划虽说重要，但并没导致党和红军有所改观。”

1930年初夏，周又去到莫斯科。朋友们认为他是去接受最高荣誉“王冠”。一下火车，他就被俄国人簇拥起来。他们都想知道中国的情况。他们很钦佩他，把他视为唯一明智的和经验丰富的中国布尔什维克领袖；瞿秋白则被看做感情丰富的文学家，不受重视；李立三则被认为是歇斯底里的煽动者。7月，周应邀在苏维埃党代会上发表讲话。这是莫大的荣耀，也是第一次给予一个中国人这种待遇。在讲话中，他详细讲述了中国革命形势发展的“不平衡”和农民与城市工人运动的“不协调”。共产国际在一份杂志中作了全文转载。

莫斯科的热烈欢迎使周心旷神怡。有位同志回忆说：“斯大林对他极为欣赏，赞扬了他在解决军事问题和情报工作方面不断取得的成绩，高度评价了他的能力和政治眼光。”他同负责中国事务的新的克里姆林宫负责人帕费尔·米夫也相处得很融洽。

在国内，李立三便开始作茧自缚。他又制订了一个颇有迷惑性的计划，拟借助俄国的军事援助，攻克大城市，并通知第四军首先攻取长沙。长沙之战打了，但并没能拿下来。周说“李立三简直疯了”。

8月底周回国。他完全得到了俄国人的信任。他们希望他在9月于上海举行的中央会议上改组党的领导。瞿秋白一直在进行此项准备工作，然而由于周不在，他不敢贸然召开会议，有人以为这次会议将同李立三最后摊牌，结果却大失所望。瞿当选为主席，周当上第二把手。实际上，他俩都没谴责李立三，只把他的错误视为战略上的失误。在向大会提交的报告中，也只批评了他“过高估计了发展速度”的错误。

这次会议加强了党的团结，但李立三仍是最高领导人物之一。在所通过的一项决议里还引用了李立三的话。这句话，周在莫斯科重申过，但被苏联人根据己见把它删除了，即“新的**”的到来是无可怀疑的。然而，为了使共产国际息怒，不得不让王明担任最高职务（从这个职务开始，他成了下次“王冠”的竞争者）。王明是一群留苏刚回国的“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的领袖。

出席上海会议的代表们保证，他们同共产国际并无纠葛。中国领导人在计划南昌和上海起义时，共产国际原则上并不反对，只是不主张“立即起义”。换句话说，中央只是过高估计了革命发展的“程度和速度”，结果犯了“偶然性的战略错误”。像往常一样，俄国人又错看了中国人在外国批评面前表现出的团结一致的本能。

接着，周发表了著名的《少山报告》，赞赏者们把它看做党的发展史上的一大重要文件。报告广泛分析了共产党所面临的中国局势。在文件中，周首次论述了与共产国际分歧的性质。他辩护道：“进行全国范围内的武装暴动的时机还不完全成熟。中央的错误在于同共产国际意见不一致吗？绝对不是！没有任何不一致的地方！”当然，中央是有错误的。

我本人有过错……我们接受共产国际的批评，并要指出，李立三同志应当承担更多的思想工作方面的责任。但是，我们决不能容忍其他同志令人气愤的议论……专门对准李立三同志……应当在集体的基础上开展自我批评。

这样一来，周便把注意力从李本人引开，转而集中到对李的错误战略批评上。

但是，周的报告也含有大量积极可取的东西。关于富农问题—是没收其土地，还是保留其财产—他宣称：

在对待富农的态度问题上，存在两种错误。经济上，没收他们的土地，政治上，枪毙他们。这样对待富农，中农会更加动摇……我们现在决不能疏远中农。

于是，周支持分阶段地实行农村革命。

在军事问题上，周又像过去在南昌时那样，开始硬干了。他在江西及其他地方尽一切可能建立了红军队伍，通过宣传收买地方武装，引诱国民党部队，从而导致了他过去曾告诫过的政治淡化的危险。中央会议以后，他向党的军事委员会夸口，红军的力量“现已足够进行大规模的内战了”。这话听起来恰似重蹈李立三的复辙，乐观地过高估计了红军的运气。

受此热情的感染，红军又在长沙发动了一次进攻。战斗命令是由新的中央下达的，新的中央是李立三在主持的。短短几周后，长沙进攻又遭第二次失败。这时共产国际派在莫斯科的周恩来、瞿秋白回国来纠正李立三的错误。周、瞿回国后说服了李立三，召开了中共中央全会，停止了进攻大城市。

其后，李立三被召至莫斯科，对自己的政治错误作出解释。几个月来周一直精神抖擞地工作，力图使各派力量团结在中央的领导周围。他向同志作的解释是，“李立三已经完全承认了错误”。所以，当共产国际正式责怪李时，李为了党的团结只好作出牺牲。李临走前，周使他宣布放弃他在政治局的职务，并告诉别人，李犯了“单纯军事冒险主义错误”，以及“完全否认了组织力量是革命形势成熟的先决条件之一”的错误。周还说服米夫不要改组党的领导，应当让党自己寻求意见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