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昌起义（1927）

上海既是资产阶级的乐园，又是工人运动和共产党的摇篮。然而，它却几乎轻而易举地被拉进了反动阵营的势力圈内。蒋介石何以能在中国的无产阶级中心赢得这场胜利呢？1927年，共产党领导人在武汉举行会议，分析了失败的原因。

最高领导人陈独秀主张，党应倾全力于政治工作，并认为国民党部队处于优势地位。另一些人则倾向于向蒋的军事挑战应战。浪漫诗人瞿秋白、敏感的农民毛泽东及其他人都提出了对未来的设想。周的态度如何呢？

在第五次党代会上，周首次提出了党内斗争的策略，他也因此而广为人知。他与瞿和毛对陈的批评观点是一致的，并被推举为政治局候补委员和秘书长。极不寻常的是他却把这一职务交给了他在巴黎时的朋友蔡和森，自己则集中全力于党的军事政策。这一举动本身就是对陈独秀的领导表示不赞成。周并不拒绝政治局的职务，在以后的49年里他始终在这一最高决策机构工作。据说，直至他去世，他的同事中没有一人能够与他相匹敌。半个世纪以来，周一直是共产党的内阁成员，并逐渐树立了一种道德权威，这是除毛以外的任何人都无法动摇的。(9)

这时，周宣称，共产党应该不惜一切代价，采取果断行动，向蒋施加压力，以战斗代替退却，争取国民党左派。但是，并非所有人都赞成他的观点。长沙事件（马日事变）后不几天，一位左翼国民党军队指挥官就下令杀害了100多名共产党人。两党之间脆弱的联合失去了平衡。

当中国共产党还在争论不休的时候，斯大林和印度籍共产国际代表罗易加速了两党的最终决裂。6月1日，斯大林拍来一份电报，让中国共产党通过实行土地改革和武装共产党员、工人及农民而坚持攻势。由于到现在还弄不清楚的原因，罗易竟出格地向汪精卫透露了这份电报的内容。结果，受惊的左派国民党迅速同共产党决裂。

懊悔莫及的共产党人不知所措。没有国民党左派的庇护，他们就失去了军事实力，无论在哪儿采取任何政治行动，都很容易受到蒋介石之流的挫伤。共产党必须尊重共产国际的俄国顾问鲍罗廷的建议，要共产党应当自愿地向左派国民党政府投降，以此重新获得从前的盟友。

由于同国民党关系的恶化，7月陈独秀被解除了职务，铁腕人物鲍罗廷任命了一个5人临时小组，负责党的工作。这个小组的成员包括周和他的老伙伴李立三、张国焘。张国焘的经历在以后的10年里同周息息相关。他出身于一个客家地主家庭，是中国共产党的缔造者之一，在党内有一定的势力。许多共产党人小心翼翼地来到长江以南的安全地方，特别是江西省会南昌。这里是国民党的薄弱环节。盛夏时节，当左派国民党开始逮捕共产党时，周恩来和张国焘等人留在武汉总部，主持工作。有一位同志对当时周的工作作风作了如下的生动描述：

“周恩来孜孜不倦地工作，不夸夸其谈。他夜以继日地冷静处理大量复杂事务，承担着大量的工作和责任，对种种非难漠然视之。他负责处理大部分与疏散同志有关的工作。这个时期也标志着他受到全体同志爱戴和尊敬的开始，以及其地位的上升。在一些圈子里，人们称他为‘铁人’。”

鲍罗廷打算返回苏联，但是他的继任者还未到达武汉。在这一交接时期，中央和南方各地的共产党纷纷主张武装起义。一切都取决于武汉政治局的明确指导了。然而，左派国民党这时正在追踪周。最后，他在武汉英租界鲁茨主教那里找到了避难所。国民党警察是不能进入这里的。周后来承认，这位主教救了他的命。

通过在国民党内部进行政治宣传和直接从农村征兵，共产党现在可以获得1万名军人的忠诚了，尽管这些人缺乏训练，武器低劣。共产党自成立以来，短短7年间，人数已增至5万多人，而且每个共产党员的身上都燃烧着革命的烈火。南昌是红军最大的聚集地。李立三从那里来信，力主举行武装暴动(10），联合江西和附近各省的工人农民。

周欣然接受了老朋友的建议，不过他把目标扩大了，包括在广东省仍然是共和运动的精神中枢的东江地区建立新的革命政府。两年前，周随同国民党东征军曾到过那里，对那儿的情况非常熟悉。那里的国民党部队不多，农民运动也开展得有声有色，而且俄国的援助通过广东省边缘的汕头港可以很方便地运到。他相信，俄国的援助将是战斗中一个生死攸关的因素，他还说服了共产国际保证使这些援助兑现。

7月26日，周动身前往南昌(11）去组织前敌委员会。关于这次起义计划，他连自己的妻子都没告诉。在他动身前夕，张国焘还向他简要叙述了新任共产国际代表的谨慎从事的观点。周只好解释了其他俄国顾问的态度，指出他们的南昌起义计划一点也不过激。

“你看着办吧。”张国焘说，并补充道，“小心即大勇。”

“到那儿后，我见机行事。”周保证道。但是，他似乎主意已定。1927年盛夏，乘船前往南昌的那些紧张日子是决定周恩来发展的命运关头。他的行动敏捷果断。当他发现李立三领导下的一群共产党领导人仍在为起义的目的而争论不休时，他立即打破了他们在是否没收大地主土地问题上的僵局，赞成没收土地。这就是埃德加·斯诺把他称为“暴动者”的时期。他的意见和外表也颇为威严庄重。

几天后，他身着灰制服，手提黑皮包，抵达南昌。他隐姓埋名住在江西大旅社。在这里，他和朱德在柏林达成的谅解得到了报偿。朱加入了共产党，但他并未放弃国民党身份，也没向他的国民党上司暴露自己的新身份。此时，他是公安首领，左派国民党部队的代理指挥官，统辖南昌。他受命来帮助自己的同志。周立即同他取得了联系，商议起义之事。附近还有叶挺和贺龙的部队。他们是两位对共产党友好的国民党将领。另外还有张发奎将军率领的以“铁军”闻名的第四军。这支部队里的许多军官都在黄埔受过周的教育，同情共产党。

眼下的困难是如何对付张将军本人。他既不参与国民党将领们的反共活动，也不偏向共产党。当这种势头上升时，周要求坚决举行起义，不惜冒着同张发奎将军发生冲突之危险。此刻，共产国际顾问们则让共产党同张将军加强合作，保护兵力；在进入国民党的这块根据地后，如果必要，再同他决裂。

但是，这将意味着要花去更多的时间，而据周估计，怂恿张将军脱离自己的部队大概是不可能的。

周同一群激动的年轻共产党领导在南昌江西大旅社集会，决定不再等待。以周为首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人这一次未等莫斯科同意，就自己作出了一项重大决定。

周与同志们一起确定下这个战斗方案后，接着就到第20军军部拜访贺龙，向他表明整个行动计划。这一冒险行动是件好事情。贺将军—这位富有同情心的爱国人士—立即响应了周的号召。他同意照周说的干。周当即任命他为起义总指挥，起义时间定在7月31日夜。

一切准备就绪。然而，那天深夜，贺龙却打电话告诉周，一位下级军官已向武汉的国民党司令部泄露了起义计划，敌人正在派遣部队，准备镇压这个地区的共产党。周当机立断，下令起义时间提前几小时。

然而，另一个方面又出了麻烦。周的同事张国焘从武汉抵达南昌，带来了一份共产国际代表不切实际的电报，干涉行动计划，要求推迟起义。想当初，中国共产党人对这类玩意儿是畏惧三分的。

周采取纳尔逊(12）式的办法，打算违背这个命令。他坚持说：“我们必须采取立即行动，起义决不能推迟。不要管它。”张国焘还是倾向于等把张发奎将军争取过来后再行动。但是，其他人则热切地要求起义。周对为什么要执行这个行动尽量作出了解释。他的理由是：有些部队已开始行动，如果撤回命令，就是对他们的欺骗，假如张将军开除他们，他部队里的共产党军官将采取必要行动。

“这与共产党领导派我到这儿来的目的不相符，”他说，对推迟计划十分生气，“我只好辞职……如果我们现在不行动的话。”张国焘把这一威胁视为“这次激烈会议的顶峰”。这些冒险者大多数都希望干到底。周像个任性的学生，已订好的请客计划突然受到了大人的破坏。

由于蒋在上海的背叛和罗易的愚蠢，周受到了深深的伤害。他似乎从离开武汉的时刻起就对这次军事行动拿定了主意，而且绞尽脑汁地考虑如何说服和诱导自己的同志来实施这一决定。从这一点上来说，他应当是这次行动的设计师。张国焘是当时的参与者，他就这一激动人心的事件写下了详尽的回忆，赞扬了周处理事情的能力。不过，后来他受到了批判。他写道：

“周有管理政治事务的能力，但是，他没想这么做。他很少谈论政治，极少召开委员会议，会上也从不讨论大政方针。”

“周的注意力集中在军事上，也许他认为军事胜利才是首要的，因为，它可以使起义部队在广东的东江地区扎下根来……包括李立三在内的多数共产党要人的看法都一样，他们强调起义的必要性，把所有怀疑和反对起义的人都视为不可靠的人或动摇分子。这种无视一切就是冒险主义的根源。”

然而，张国焘并没当即解决这一问题，而是拖到了第二天。翌日一早他就回到了前敌委员会，经过几个小时的辩论，他向“冒险主义分子”们作了让步。他们决定当天深夜两点发起进攻。然而，天还未黑，他们又一次被迫行动。据悉，张发奎将军正向共产党逼来。听到这个消息，所有的人都大吃一惊。于是，8月1日凌晨1点，发出了决定命运的起义信号。

在松坡路一座教堂附近，一所满目弹痕的学校礼堂里，周正指挥作战。身旁是他的战友，他们都是留学欧洲的学生：陈毅、刘伯承、聂荣臻，(13）还有军事英雄朱德、贺龙、叶挺。有一幅著名的油画，描述的是他们正聚集在司令部门口。画上的周站在其他领导人之中，显然他是在向他们下达最后的命令。毫无疑问，50年代的官方画家们认为周是南昌起义的负责人。

城里的战斗进行得很有限。黎明前，城市又恢复了昔日的宁静。这时，周仍主张继续敞开大门，欢迎国民党联合。他的士兵仍佩戴着国民党徽章。当命令革命委员会掌管这座城市时，市里仍悬挂着国民党党旗（尽管被任命的国民党高级军官并未出席）。

刘宁，一位任命为起义的宣传负责人，受命起草一份宣言，声明南昌的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是国民党的正宗分支，是孙中山先生的合法继承人。刘对此不服地问：“这里的人都是共产党，我们怎能声称是国民党的接班人呢？”

“我们不也是国民党党员吗？”停了一会儿，周解释说。他十分珍惜从革命中获得的一切合法性的和有继承性的东西。于是，周让刘起草一份社会主义的土改政策，没收土地。

这是周最得势的时候。如果不是为了他的政治信仰，不足30岁的周此时肯定成了显赫的军阀或国民党要人。他的行动已经证明他是可以领导人民，有效地组织军事行动的。他甚至敢同共产国际作对，而这是绝大多数中国人绝对不敢的。如果南昌起义的结局好的话，周在中共高级领导层中的地位可能就得到了保证。

遗憾的是自己人中又出现了叛徒。张国焘回忆道，就在发出起义信号前夕，当他到司令部商讨军事计划时，第10师师长蔡廷锴将军已表现得非常“坐立不安”，却还让他担任了左翼革命武装的总指挥。

然而，在起义军南下中，蔡却带着自己的第10师站在了敌人一边。周向同志们汇报说：

“蔡假借要向军官们讲话，于是召集起军官，把他们抓了起来，并残杀了……第30团的团长和30名共产党员。其他我们的同志中只有一人侥幸逃了出来，安全返回，几十名同志则失踪了。我们在第10师的苦心经营全部毁掉了。这是我的过失，我应承担全部责任。”

张国焘火上烧油，指出：“周应当自责才是，因为他没采取预防措施。”不过，据张说，他当时并没有乘机利用周的错误大做文章。他告诉周，这是“一个无法挽回的损失……在这件事上我们太大意了，应当引以为戒。如果这件事被人所知，它将影响我们的士气。我们最好还是保密。在这种关键时刻，不能气馁，不能说你要受到责备，想辞职。不管发生什么事情，你都必须正视它”。周答应尽力而为。

张发奎将军曾给共产党提供过部分物资援助，而现在他则开始反对共产党。迫于军事压力，共产党只好同他分道扬镳走自己的路。周和叶挺径直向南，朝沿海和周早已熟知的汕头地区挺进。他们不仅要同那里的国民党部队作战，而且农民们也不敢向他们提供粮食和水。疾病、开小差、叛变和敌人的进攻，使共产党伤亡惨重。

为什么会出现这些差错呢？周肯定对这次令人沮丧的南下进军进行过反复考虑。由于某种原因，起义太迟了，未能利用3个月前蒋介石在上海残杀共产党人时席卷全国的义愤，只是在武汉政府结束它同共产党的合作后，才开始行动。所以，未能充分利用那一联盟。对此，共产国际应当承担一些责任，它的指示是错误的，无用的。共产党不费周折就向农民及自己的部队传达了起义的目的。托洛茨基本人在这一点上对周大加指责。他写道：“周在其报告中，表明了党对部队的态度。他对党员们说：‘加入这支国民党革命军，壮大它的力量，提高它的战斗力，但是，不要采取任何独立行动……’担任政治顾问的我们的同志们则应专心致力于国民党的军事和政治工作。”

不能说周的同志们组成了一支士气高昂的队伍。领导革命委员会的那个人(14）不是一位优秀的政治家，也不受人爱戴。周的精力放在军事上，他坚信没有军事的胜利，政治就是空话。李立三同意这种观点。张国焘失去了同志们的信任。党内的意见分歧远远超出了共同的目标范围。

当然，也有值得高兴的事。从某种意义上说，共产党在南昌变得成熟了，因此8月1日被中共确定为红军诞辰日，并受到纪念。作为军队的缔造者，周受到了人们的拥护。也因他终于领导共产党摆脱了在国民党内的寄人篱下的生活走向独立而受到赞扬。8月7日，中央委员会举行会议，周缺席。不过，他还是保住了政治局的职务。

9月24日，周的部队抵达汕头港。时值鲁莽的南昌起义近两月，在这里周接到上海党总部的命令：放弃这座城市，同农民联合，开辟新的农村根据地。事到如今，他还是不让步，坚决要求到前线指挥战斗。但他未能如愿。在国民党陆军与海军向广东开拔之前，周被迫撤退，身体有病，发着高烧。

周命令张国焘和李立三回到共产党总部。他说：“你们两位必须立刻离开部队，悄悄回到上海。我留在这儿，见机行事。”“你的病好一点了吗？”张问。“你应当第一个离开这里，因为你有病。让我来代替你的工作吧。”

“我的病不要紧。我能够坚持住……我们别争了，咱们最好快点行动。前线局势吃紧，也不知能幸存下多少部队。”周轻声说。

由于部队数量及实力受损，周下令向海陆丰撤退。这里是为数极少的共产党在香港东海岸的前哨。周的兵力此刻只有8周前的一半。国民党封锁了他的突围线。战斗中，他失去了几十筐银元，这是他的储备。

担架员放下他，在这一关键时刻，只有叶挺、聂荣臻跟着他，半架半拖地带着他沿一条沟前进。他勉强答应乘船到香港接受治疗。

周乘一条租船来到了香港。据说，他身无分文，高烧得不省人事。西方人所管辖的城市又一次为他提供了避难所，使他免遭同胞的残害。在与朋友联系期间，有好几天他都是在路旁的小饭店里，吃着和黄包车夫一样的东西。中共广东省委召开紧急会议，一致认为周应当在香港停留，把病治好。

这个时候，周的行动让人摸不着头脑。有报道说，他留在香港，做党的地下工作。埃德加·斯诺认为他逆水而上，到广东组建广东政府去了。而斯诺的同伴新闻记者艾格妮丝·史沫特莱则断定周到了莫斯科。

比较合乎情理的猜测是，周在香港停留了两周，身体恢复后大概于1927年11月上旬来到了上海，承担了党的重任，并受诗人瞿秋白的领导。负责党的工作的新同志们发现，要对南昌起义作出正确官方的评价是很困难的，它具有积极的与消极的两重性。10月，在周缺席的情况下，他们称赞起义是“中国革命史上的……一个伟大壮举”。而一个月后，有人又把这一事件斥责为“军事机会主义的不成功尝试”。

他大力支持中央的工作，对共产国际几乎言听计从。结果，中央没有因南昌失败而处分他，(15）甚至还同意他留在政治局，负责军事工作和保密工作。通过这些办法，他的结局比他的南昌起义合作者李立三与张国焘都强多了。不过，后来跟他俩不同的是，周强忍住没向中央提交南昌起义的辩解报告。他尽量表现得很冷漠，对那些争吵很超脱，也不向任何同志施加威胁。这使他在受挫后，得以轻而易举地重振旗鼓。最终，1928年夏天在莫斯科召开的党代会上，重新为南昌起义平了反。它被承认为反对国民党的一次正确军事行动。

在一般人眼里，周现在毕竟胜过多数同志，这是党内许多人和俄国顾问们的一致看法。假如他是在苏联而不是在法国留学的话，那么，在暂时忍受了南昌起义的失败之后，他这时可能在党内已处于至高无上的地位。然而，最后还是一位受共产国际偏爱，受过苏联教育的人占据了这一高位。周拥护自己的同志独立于国民党，然而，他却不得不认真对付意识形态上的殖民主义—俄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们。

毛泽东是钦佩周的共产党领导人之一。无论是经验还是资历，这时毛都比周低几级。自从他们在广东匆匆相遇以后，彼此很少联系。后来，实际上却是毛肯定了周在红军创建中的不可磨灭的作用。

周的一项新任务是负责监督顾顺章的秘密人员打入当地警察总部。8个月前，顾曾负责过上海起义。对共产党来说，他是一位十分重要的人物，因为作为秘密的青帮成员，他可以在警察采取反共行动之前得到情报。

返回上海，给人带来了一点欣慰。1927年年底避开广东国民党的追捕后，邓颖超赶到了丈夫身边。上海的情况也好不了多少，但是至少他们夫妻团圆了，在当时周所住的位于威海卫路的一座西式小房里安顿了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