占领上海（1925~1927）

如果说周和他的新娘曾经度过蜜月的话，这个蜜月也是十分短暂的。结婚没几周，他就重返前线，参加了1925年10月开始的反对军阀陈炯明的第二次东征，并发挥着重要作用。

黄埔军校学员是第一军的主要成员，周是政治领导人。跟从前一样，在他的指导下，开展了声势浩大的政治宣传运动，吸引周围的农民参加革命。部队纪律严明，不许拉夫，不强占私房。由于周的影响，据说，该部5个师中有4个师的政治工作是由共产党掌握的。

周被提升为特派员(6)负责东江地区汕头一带的工作。汕头是这次战役中要占领的关键城市之一。有一位中国传记作家评论道：“27岁的周身穿漂亮的国民革命军服，系一条时髦的萨姆布朗武装带。他是蒋介石武装部队的政治领袖，也是国民党最大占领区的主要负责人。”东征中，周以共产党员为核心，组织了一个独立团。他还第一次自诩，这是一支归属自己领导的精锐部队。在广东和汕头他下榻的旅馆里，门卫们都尊敬他，就连他的共产党同志们也对他敬佩不已。人们抱怨说，周在汕头的新工作把他“忙坏了，没空到广东去”，而那里却需要他去解决同国民党右翼分子的争端问题。

这些右翼分子逮捕了周的秘书，因为他给共产党总部送了一封密信，报告了共产党在部队里作用的扩大。于是，他们急忙绑架了这个不幸的人，把他押送到蒋介石那里发落。

周急奔出事地点，耐心地解释了一个小时，为其秘书的忠心作保。共产党可能表现得过于热切，但是这仅仅是为了革命的成功。当各地方部队发生反叛时，必须避免革命阵营内发生分裂，难道这不是必须优先考虑的事吗？蒋介石完全打消了顾虑，同意周保释他的秘书。但是，必须把他调到别的师去。后来，在向自己的部下发表讲话时，蒋命令左右两派敌对势力全体起立，互致敬礼。

周通过一次巧妙的演说，击败了自己的批评者。“我本人是共产党员，”他说，“但是，没接受过党的一分钱报酬，我现在还在共产党内。共产党没有开除我嘛。”一场紧张局势就这样被他的笑语平息了。后来，周告诉共产国际的代表，如果国民党右翼坚持作为独立的右派联盟活动，他将以撤回俄国援助来相挟。

1926年年初，国民党代表大会召开，左派势力获胜。周的新娘邓颖超也是大会代表，并是中央委员。她同孙中山夫人在一起工作。

共产党领导对于自己在这次大会上应采取什么策略是有争议的。有报道说，周坚持共产党应保持自己的独立性。毛也出席了这次会议，并撰写了大量文章，抨击国民党右派分子。他和周不得不对国民党激进派中是否还保留着足够的左派力量值得合作作出明确的判断。

当蒋介石在所谓的“中山舰事件”中突然把枪口掉向左派力量时，所有这些疑团都解开了。共和国海军的实际统帅(7)—他的上司（一位俄国人）正巧休假—3月份收到了一封伪造令，命令他乘自己的中山舰驶向黄埔港。当蒋发现这一未经许可的行动时，便怀疑是反叛，于是撤了这位司令官和许多人的职，解除了俄国顾问和共产党政委们的职务，宣布了戒严令。周后来回忆说：“他也禁闭了我一天。”

蒋的日益狂妄和法西斯苗头，震惊了共产党人。但是，更让人担忧的是自己人的无能。周后来承认：“我对3月20日的事件很清楚。”他和毛泽东当时都在广州，他们都主张对蒋介石进行反击，但是陈独秀主持的中央和共产国际代表没有接受他们的意见。

蒋很好地展示了自己的实力，达到了目的。现在，他又向俄国顾问们道歉，并开始释放包括周在内的共产党员。由于蒋采用后来被周说成“背信弃义、冷酷无情的强盗方法”，右翼分子开始掌权了。

在蒋的办公室里，周和俄国顾问们同他展开了激烈的斗争，要求蒋对此事作出解释。尽管如此，蒋还是顽固不化，毫无悔改之意。他又指出，所有共产党员都必须从国民党队伍中被驱逐出去。4月11日，他解除了周第一军政治部主任的职务。接着，又解除了周的汕头特派员一职。

4月29日，鲍罗廷召集共产党负责人开会，讨论善后事宜。据说，会上在找不到一位合适的中国替罪羊的情况下，鲍罗廷应当承担罪责。他在中国的工作应被停止—这也意味着中止所有俄国援助。然而，周承担了这一过失，从而减少了整个共产主义事业的损失。正是用这种办法，知情人才用一种英雄主义的眼光来看待他。

下一步怎么办？共产党员们各抒己见。受一位共产国际代表支持的在上海的中共中央已准备同蒋握手言和，并且准备以蒋为掩护，继续进行革命斗争。然而，受鲍罗廷本人支持的激进的广东共产党员则对蒋的行为深恶痛绝，要求独自采取行动。

“中山舰事件”是蒋介石和其共产主义盟友的第一次公开决裂。但是，期待已久的北伐战争的准备工作仍在进行。中国革命中的两派力量都希望北伐胜利。因为，不击败势力强大的北方军阀，不论是左派还是右派统治南方共和政府，都是不可靠的。基于这个原因，周仍力图吸取“中山舰事件”的教训，共产党必须不惜一切代价，进行北伐战争。

与此同时，在1926年春毛接管“农民运动讲习所”后，周仍继续在这里讲授军事课程，包括《军事行动与农民运动》。

如果说共产党需要蒋介石把自己推向北方的话，那么，为了北伐的胜利，蒋也需要俄国的军事援助。所以，两党仍很不情愿地站在了一起。蒋同意周在黄埔军校恢复被清除的共产党人的职务。他的宽宏大量无疑是受到了周拼命撮合国共两党联合的感染。他不仅同意周给那些受过清洗的共产党分子以正规的训练，而且同意他给共产党和国民党同样的平等机会，均可提名为北伐军政委。对此，周深感满意。不过，投票时却出现了僵局，直到周把自己的一票投给了一位左派国民党军官时，僵局才被打破。正是这位军官，在他当选后准许周推荐参谋人员。于是，共产党又一次占了上风。

对周来说，这是一个令人沮丧的时期。他迫不得已地终日同那些对他失去敬意的两派人士打交道。有一位同志后来回忆道，这是一种环境，它“第一次考验了周的忍耐力，也显示出了他应付局势的才能。他对所发生的一切从不解释或回答。根据我们的决定，他在黄埔若无其事地履行着教学职责，并对蒋介石更加尊敬”。

1926年7月，矛盾重重的中国人联盟加上他们的俄国顾问们发动了北伐战争，以使上海和北京也加入共和政府。周是第一军团的政治负责人，(8)在沿海一带开展活动，武装工人和农民，支援革命军。

这时，周的家里出了一点事。正是在这个时候，周的夫人在广东怀孕流产。这是他们的第一个孩子，是个女孩。这也是他俩最后一次有孩子的机会。由于革命的需要，在他们结合的时候，他们的命运便同中国革命紧密联系在一起了。他们的孩子是中国的下一代—包括他们收养的几个孩子。这一代人的自由与尊严将因他们的牺牲而得到显著扩大和提高。

1926年年末，共产国际代表发表了《中国问题之研究》，要求中国共产党留在国民党内，支持国民党左派的反右斗争。周响应莫斯科的号召，让同志们加入蒋介石的部队，壮大蒋的力量，在蒋的部队里英勇作战。

根据一种观点，现在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上海的时候了。上海是全中国最大的工人集中地，而此时又处于北伐的共和部队的必经之地。10月份那里发动过一次不成熟的无产阶级起义，结果失败了。不久，他们又为占领上海作准备，制定了工会领导人政治条例，并偷运武器。

1927年2月底，上海工人举行第二次起义，30多万工人参加了大罢工。北洋军阀派出杀手，残杀人民。他们曾真诚地指望蒋介石命令他的北伐部队按时行动，保护上海工人免遭军阀镇压，但他们却大失所望。总之，工人们没受过武装夺取城市的充分训练，结果起义失败了。

周焦虑万分，为了准备第三次起义，他着手加强他的政治领导。他并没受过正规的军事训练，对工人阶级也不太了解，而且既无起义指南，又无苏联顾问的指点。这些武装起义完全是他自己智慧的结晶。周仍然低估了蒋的对抗性。在他的头脑中，他大概以为起义失败是运气不佳，或同蒋关系疏远所致。然而，他没有在自责上浪费时间，而是忙于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上海起义。在法租界的一所学校里，他重新训练工人，负责秘密准备袭击政府军和抢占更多的武器。

有人认为，在安德烈·马尔罗的小说《人的命运》中，那位名叫京吉索（Kyo Gisors）的主人公的原型就是周。这是一本关于上海革命的最著名的西方小说。不过，书里的京是位有一半日本血统的人，死在狱中。此外，两人还有许多不同之处。该书可能描述了这些事件的一些背景，但周后来对该书的评论是“事情并非如此”。

这一次，周的指挥部设在上海商务印书馆内。300名狙击手组成了“铁军”，接受毛瑟枪的使用训练。这些枪支都是偷运到上海的。武汉的国民党左派政府，每月拨给经费3万元，由周和他在上海的共产党部属顾顺章共同分配。顾是一位受过俄国教育的机械师、魔术师及秘密社团的人物，他因能赤手空拳同敌手搏斗并不留下蛛丝马迹而知名（后来他成了周的一大包袱）。3月21日，他们采取行动，举行总罢工，关闭了上海的工厂。5000名武装工人第一次攻占了警察署。随后，又占领了上海警备区兵营。

周率领200人夺取了邮局、警察总部、军火库及火车站。一位外国记者在他的电讯中说，巷子外边和闸北那“令人讨厌”的旅馆外，周的5000名衣衫褴褛的武装工人汇成了一股人流，庆祝胜利。军阀的士兵纷纷败退，周宣布“平民政府成立”。周评论说：“两天内，除租界外，我们占领了所有地方。”

周焦急地等待蒋介石的部队给予增援，以巩固这一胜利果实。此间，工会控制上海达3周，红旗在城市上空高高飘扬。但是，没有国民党部队的援助，上海再度沦陷不过是轻而易举的事。

这时，共产党采取了一种政治行动，不断向蒋介石施加压力。汪精卫与陈独秀在国共两党联合宣言重申了他们的联合，否认了两种自相矛盾的谣言。一是说共产党准备成立工人政府，打败国民党；一是说国民党准备向共产党宣战，镇压工会。

30年后，他对1927年的上海起义作了如下评述：

“我负责领导武装起义，但是缺乏经验，对政治动力也理解不足。我是一位出自封建家庭的知识分子，同工农群众的联系很少，因为我没参加过生产劳动。我的革命生涯是在国外开始的。革命知识有限，仅仅是些书本知识。”

为了证实到底谁有经验、谁有力量，3月21日，蒋介石把自己那装备有机枪武器的部队开至上海附近。4月12日，部队呈扇形穿过工人住地。共产党纠察队员们遭到了袭击。国民党与秘密社团已订过协约。这些社团是一些流氓团伙，它们在很多方面真正控制着上海。这时，它们兴高采烈地攻击工会领袖。中午时分，工人武装仓促应战，并受到机枪火力的追击。蒋想一举全歼对他有威胁的共产党。于是，开始了血腥镇压。5000名共产党员惨遭杀害。一位目击者说：“头颅滚动，犹如成熟的李子，充满沟渠。疲惫不堪的刽子手们挥动着大刀，拉布风扇的人在一旁一下一下地为他们扇风。”

蒋悬赏两万大洋捉拿或杀死周恩来。在这次袭击时，周正在商务印书馆的大楼里。国民党搜查的前几分钟，他溜掉了。共产党领导人一个接一个地被捕、遇难。有的在严刑拷打后，他们出卖了自己的同志。后来，陈独秀批评周没能说服工人解除武装，结果才使蒋的部队找到了残杀他们的借口。然而，周回答说，共产党不是要过早地放下武装，而是应该加强军事力量。这样，作为一个政党，他们才能确保自己的独立。

在共产党夺取最后胜利的平静的50年代，周对上海惨案作了这样的解释：

“我们的领导人缺乏经验。我们既不知道如何利用我们的胜利成果，也不懂退却的策略。上海工人和邻近乡村的农民们都有准备，可是，我们却没有准备好联盟组织。结果，蒋才能打垮我们。”

国民党来后，上海一片白色恐怖。对待共产党人，他们毫不留情，不问青红皂白，立即处决。同情共产党的嫌疑工人也格杀勿论。许多人被扔进了火车炉里。然而，共产党领袖们还在举棋不定。这个时候想逃跑是不可能的。当周被扣留时，他的运气不错。据说，黄埔军校一位可敬的军人—周救过他的一位兄弟的命—想报答周。当周被扣时，他佯装不认识。另有一种传说，这位师长的兄弟曾是周在黄埔时的学生，是他帮助周逃跑的。第三种说法是，周被判死刑后，“某人为周良好的品行作保”，把他保释了。还有第四种说法，说周被捕后和其他人一起被关押在市政府内，最后成功地越狱。当然，这些传说不可能都是真的。

不管怎么说，周逃脱了，离开了上海。据说，他“刮去浓密的眉毛，蓄着胡子，灰黄色的脸上贴着纱布”。他大胆地申请国民党通行证。他仍然是悬赏捉拿的对象，而且这时的悬赏金额增至8万元。在火车站，周躲开了那些张贴印有他照片的通缉布告的国民党警察，化装后的他乘车逃离了上海，加入武汉的共产党领导层中。

有趣的是周住在武汉一位老朋友家里，此人是国民党军官。然而，“蜜月”已逝，不仅国共两党之间的亲密合作宣告结束，国民党内部左右两派之间的友好关系也终结了。蒋介石在上海的暴行，使他的自由主义派分子难以容忍。当汪精卫在武汉领导着势单力薄的左派时，蒋则以南京为基地，留在那里统率着装备精良的右翼部队。最终，争夺中国的这场战争是在国民党左派与国民党右派这一复杂范围内左右摇摆。与此同时，中间是处境艰难的共产党和自由派民族主义政党，他们自称要联合起来，结果却渐渐分开了。

现在，周放弃了他的国民党员身份，一心致力于共产主义事业。战争中他曾表现得英勇无畏，如果说他对蒋的计划曾经有些天真的话，那么现在他在党内已经是一个经过风浪的无畏的战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