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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的家人没有一个能活到看见或分享他的胜利喜悦的那一天。泽民之子远新如今在延安加入了毛的家庭，由江青照料。
美国记者哈里森·福尔曼1944年访问了毛和他的妻子。他是如此描绘他们的：
……她穿着朴素，身着一套实用的类似睡衣式样的衣装，用皮带在苗条的腰间束住，他上着粗糙的家织布衣，下穿肥大的吊脚裤子。我被让进“会客室”—一孔青砖漫地、白粉刷墙、简单地置有坚固却颇为粗陋的家具的窑洞。现在已是晚上，唯一可供照明的是一只粘在倒扣的杯子上的蜡烛。为了提提精神，主人给我送上淡茶、香烟和本地产的糕饼及糖果。整个谈话过程中，孩子们跑进跑出。他们站在那盯着我看一会儿，随后抓起一块糖果又跑了出去。毛对他们毫不在意。
同年6月，毛曾与《曼彻斯特前卫报》和《基督教科学箴言报》记者冈瑟·斯坦因晤谈长达12个小时，从下午3点一直谈到第二天凌晨3点，地点在毛的窑洞的接待室内。斯坦因写道：毛“坐在摇摇摆摆的椅子里，一支接一支地点烟，发出中国某些地方的农民特有的奇怪声音将烟吸进去”。他“在窑洞内踱来踱去，而后人高马大地站在我面前注视着我，目不转睛地盯看我的眼睛好一会儿，这才以沉静的语调，有条不紊地缓缓道来”。
他们一起“在一棵老苹果树下”吃了顿简短的晚餐，随后在窑洞里燃上两支蜡烛，“……将毛的巨大身影投射在窑洞高高的拱顶之上。他注意到我在与面前摇晃的小桌子的较量，于是走出去，带回一块扁石头垫在一只桌腿下。不时地，我们来杯葡萄酒，我们谈着谈着，一包本地出产的纸烟被一支支抽光了。夜里，虽然我渴望提出更多的问题，可还是几次提出离去。但他不听这套。他说他想给我更多的采访素材，何不今晚能谈多久就谈多久呢？
“凌晨3点，我最终离开时，手酸眼涩，心里也十分过意不去，他却依然精力旺盛如初，和下午时一样谈吐条理分明。
斯坦因的笔记被译成中文交毛审阅，几天后当毛在街上遇见斯坦因向他解释说：“我已与朱德和周恩来同志商量了我所告诉你的一切。他们认可了。”
他笑着对斯坦因说：“中国达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阶段也许比你们经济高度发达的西方国家晚得多，这是十分可能的。”
斯坦因问他：“你还没发现自己现在是少数，以致你自己的想法无法付诸实施？”
“是的，”毛承认，“我已使自己成为少数，现阶段对我来说惟一能做的就是等待。但是近些年来已极少有此类事情发生了。”
日本偷袭珍珠港导致介入了战争的美国人与重庆的中国政府建立了多方联系，并派来了各类使团，同时也准备向延安派遣首批观察员，因为共产党人也在同日本人交战。毛曾就中国式的“民主”向一位美国记者自夸。7月18日，他对《巴尔的摩太阳报》记者莫里斯·沃陶说：“中国历史上也有其民主传统。共和政体这一说法可溯源自3000年前的周朝。孟子云‘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中国农民是富有民主传统的……
延安的新闻媒介发表了赞美华盛顿，以及罗斯福、华莱士是如何足以继承亚伯拉罕·林肯之事业的文章。1944年7月22日，被热切盼望的，命名为“迪克西使团”的美军观察组抵达延安机场。几天后，毛设宴欢迎美国人。他告诉小组中的外交官约翰·谢伟思，美国应在延安设立在战争结束后仍能继续起作用的领事馆。
美国人爽快开朗，而且不拘礼节，并对中国共产党人产生了极大影响。冈瑟·斯坦因评论说他“从未见过这样一大群中国人与外国人如此不拘惯礼，快活地聚在一块儿，如此对不同的背景、政治信仰和种族阶层不闻不问—如此彼此成功地合作，如此互相真诚地理解”。
8月底，毛与约翰·谢伟思会谈了6个小时，吁请美国直接干预战争。他说：“我们想，美国人必须在华登陆。当然，这取决于日本的实力和战事的发展……如果美国不在中国登陆，这将是中国之大不幸……假如登了陆，美国人将有可能与中国两个方面的力量—国民党和共产党—合作，那么国民党作为政府将一如既往。”
谢伟思对此表示异议，认为这不是赢得这场战争的切实需要，因而毛转而要求美国迫使蒋介石对日采取更强硬的政策。他坚持说：“蒋处在一个非听美国人不可的地位上……且看经济形势！蒋正逢绝境。蒋倔强，但他基本上是个恶棍……驾驭他的惟一办法只有狠狠地激他……美国曾十分有害地对待蒋，他们帮助他逃避了进行讹诈而应得的惩罚。”
毛告诉他的非正式美国大使，内战已无法避免，除非蒋被管制起来，同时他想了解美国对此事件将采取何种政策：“我们能担保不与美国发生冲突。”他强调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完全是自由主义的—减租减息，包含外资的私营企业自由竞争的工业化、民主，以及提高生活水平。“即使最保守的美国生意人，”毛声称，“在我们的纲领中也找不到任何一点可以反对的东西。
谢伟思后来回忆：
毛也许缺少周的谦和、文雅，但他可能更加色彩鲜明，天造地设。交谈时他总是妙语连珠，恰如其分地运用中国典故，他所作的论断精辟而独特，对于恰当而又显而易见的则往往是点到为止，心照不宣。谈话有时还在形形色色意想不到的和不着边际的范围内游走。博览群书使他几乎无所不通，几乎没有他不感兴趣的话题。
我想，常常是他在主导着交谈，这是很正常的。你时时感觉到是你在接受采访。诚然，这是花了大量的策略技巧才做成的。他并没有独占谈话，这里不存在“hard sell”（硬性推销），你也不会有精神上被压倒的感觉。实际上，在小组会议上，他很细致地留意给每个与会者参与并表明自己观点的机会。屡屡是毛来概括总结会议的意向，他的总结每每都是巧妙顺畅，全面而又简洁的。
10月9日晚，在中共总部曾举行了一场即兴舞会。毛与江青双双参加，用谢伟思的话说，他们“优雅、幽默，彼此之间，并且与多数与会者再三起舞。想起毛平常沉静淡漠的举止，在某种意义上只能管这叫‘放浪形骸之外’了”。
11月初，美国人着手努力将国共双方捏合到一块儿。他们派来了赫尔利将军，11月7日赫未经通报便出人意料地在凄凉萧瑟的延安机场着陆。毛是在赫尔利的飞机已然着陆后才得知他的到来的。他召集高级官员一道挤上他那辆弹痕累累的救护车，匆匆驶上跑道。据怀特记述，“全权代表(31) 和蔼地向他们致意，然后爬上了救护车。”当他们途经一群由牧羊人赶着的羊群时，毛回忆说他自己也曾是个放羊娃，赫尔利接过话说他年轻时做过牛仔。接风宴后，毛和赫尔利已经像是心腹之交了。
毛是友好、坦诚的。但赫尔利一方的政治共识却少得可怜。第二天，他便以强调国民党的和解之意的方式开始与毛协商。于是乎，毛对其美国客人大发了一通反对蒋总裁的议论。谈判的头一天，便以争辩得不可开交而告结束。
可是当天晚上和第二天早晨，赫氏又走向了另一极端。他起草了一个建立真正的联合政府的建议，其中共产党人可享有有保障的言论、活动、集会自由。毛对此感到很高兴，他保存了由赫尔利签了名的建议副本，以作为信义的标志—尽管赫尔利周全地提醒毛，他不是能代替蒋总裁讲话的人。对毛来说，罗斯福的个人代表以他的名义起草这些建议，并以此来驱策国民党，这已经足够了。
几天后，晒着11月的太阳躺在病榻上的王明接待了笑眯眯的毛泽东的意外来访。他要王明看一封电报，这是罗斯福总统对毛祝贺他在美大选中获胜的答谢。王显然相信，这一纸公文开辟了可能与白宫进行直接个人接触的前景。
然而，蒋总裁理所当然地拒绝接受赫尔利的建议，美国人力图使国共双方和解的努力化为乌有。也许是那封电报给毛壮了胆子，他决定向可以对蒋施加压力的唯一来源求助。1945年1月9日，他告诉“迪克西使团”的高级官员，雷·克罗姆利少校(32) ，他与周恩来已做好准备，飞往美国会晤罗斯福总统。克罗姆利给在重庆的美国大使馆发了封电报：“毛和周将即刻单独或一道起程前往华盛顿作探查性商谈，罗斯福总统应否表示在白宫以中国主要政党领袖接待他们。
此事被列为秘密，以免一着棋错，殃及国共谈判。第二份电报发给了美国军事代表魏德迈将军，大意是说周已要求此事不把赫尔利大使考虑在内，“因为我不相信他的决断力”。即使在正常情况下，毛也可能将其希望寄托在赶赴白宫谒见所得到的拥抱嘉奖上。但是两桩互不相干又出人意料之外的坏事，却使毛功败垂成。
第一桩，魏德迈将军外出缅甸，请赫尔利大使处理其函件，致使赫尔利看到了周对他的评论。第二桩，赫尔利为两项显然是为中共提供的军援动议事先没与他作任何商量而大为光火。结果，他将这一动议压了一段时间，最终，把情况添油加醋地通报给华盛顿，建议反对向中共提供任何军事援助。于是白宫就将这件事情搁置起来，认为没必要一定要对毛的要求形成一个大致看法。此事从未有过定评，任凭世人评说。
在与美国讨价还价的同时，毛的长子自俄回国。这是15年来父子二人的首次重聚。毛岸英，现在已是25岁的小伙子了。1930年曾与母亲杨开慧一道被国民党拘禁。杨开慧遇难后，他和弟弟岸青被偷偷送往上海，隐姓埋名，在穷途末路、艰难窘迫的情况下，由从长沙逃亡来的毛的家人照看起来。苏联人打起仗后，孩子们被送到苏联，就学于伊凡诺沃的共产国际学校。
岸英取了个苏联化名谢尔盖，他学得一口流利的俄语，却开始把中文忘掉了。俄国人发现他害羞，讨人喜爱，还有点被宠坏了，但从没人提起过他的父亲。他在东欧前线坦克部队里参加了战斗，斯大林还给了他一支手枪。
小一点的孩子岸青，化名尼古拉，也有近似的经历。他学过机械，给他的苏联同志以一个性格举止热烈而古怪的印象。头脑容易发热，却往往有始无终。毛曾经透露说岸青有精神疾患。这也许就是毛在50年代一个有关岸英、岸青的讲话的脚注吧，讲话大意是“一个儿子死了，一个疯了”。
红卫兵声称，岸青在其母亲被捕后曾经受到照料他的资产阶级家庭的虐待。一些苏联专家认为他是“类精神分裂症”患者，另一些人则确信他的行为是因为曾被西方传教士的棍子击中头部而造成的。在俄国，他曾下过国际象棋，还爱上了一位金发姑娘，像个小花花公子。
1944年至1945年冬天岸英回到延安时，弟弟也离开了苏联。毛明显地感到大儿子在完成其旅苏经历后需要去去骄娇二气，于是便把他送到几英里外的著名的劳动英雄吴满有处一道生活。吴战前来到延安时还是个饥馑的难民，从共产党人那儿分得一小块土地后，侍弄得相当成功。据中共领导层中一位亲苏成员说，年轻人对其父的安排大为不满，并在事后告诉他：“我没有向这个Kulak（富农）学习，我非常讨厌这个大富农家庭生活的一切方面。我永远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苏联学校培育出来的学生。我任何时候也不以为耻，而是反以为荣。
毕竟这是毛氏家庭中的传统，儿子应当反抗老子。但毛这一方面多少有些公正可言。后来干了一年农活手上长了茧子后，年轻人得到了个差使，在中苏人员之间当翻译，一个中国同志当着苏联人的面问他：“你到底学过中国话没有？”
这家人还救出了毛的年幼的侄子，泽民之子毛楚雄(33) 。自从其父被鸩杀于新疆后，他一直由姥姥抚养。但是刚过一年他便死于非命，在内战中被敌人活埋了。
这段时间里毛试图彻底探明美国人政策之玄秘。3月13日，他邀谢伟思作了另一番长谈，他向美国人保证，中共的政策于美国之利益并无威胁。毛声称：
“中美两国人民之间为同情、理解和共同的利益紧紧地联结起来。两国人民本质上都是尊崇民主和个性的。两国人民生来都是爱好和平，反对侵略，反对帝国主义的。战后中国之最终需要是经济的发展。她缺乏独立实现这一目标的资本积累。她自己的生活水平相当低下，再不能进一步抑制其对资本的需求了。
“美国与中国经济上彼此互相补充，他们之间将不互相竞争。中国不要求发展大型重工业，她并不希望在高度专门化的工业方面去迎合美利坚合众国。美国为重工业和这些专门化工业需要输出市场。她还要为其资本投向寻求出路。
“中国需要建立轻工业，以保证自身的市场供应，提高本国人民的生活水平。最终她还可以为远东其他国家供应轻工业物资。她拥有原材料和农产品，用以帮助支付外贸及投资之开销。美国不仅是帮助中国发展经济最合适的国家，而且也是惟一能够完全参加这一合作的国家。”
为了所有这些原因，中国人民与美国人民之间不应该，也不能有冲突、疏远或误解发生……〔36〕
其后不久，谢伟思奉召将返回华盛顿。4月1日毛最后一次接待了他。谢伟思回忆，毛“兴致格外的好，离开座椅，奉上激动人心、词藻华美的谈话”。他重申了对美在华继续实施积极政策所抱的希望。
谢伟思抵达华盛顿这天，正是罗斯福去世之日—4月12日。他很快卷入了联邦调查局对《亚美》杂志案的调查中，并因涉嫌向新闻界透露外交机密，于6月6日被捕。这一连串相关事件使毛放弃了对美援的希望，他将谢伟思的被捕看做美国对华政策的转折点。
从表面上看，毛仍对来自美国人的理解与帮助抱有希望。他以猪肉丸子、豹子肉、百年陈酿款待7个前不久在华北失事跳伞生还的美国B-29飞机飞行员。共产党人护送他们穿越日军前沿，到达通往延安的安全之途。毛送给他们每人一件礼物—清一色红区产的厚毛毯。他们都曾谈到毛边走边与以迅速而机械的方式挥着手指头纺棉线—用近似于甘地的纺车—的同志交谈的情景。
毛在4月的一个讲话中评述：“中国人民一向视为居住在遥远地方的美国人民，如今看起来就像隔壁的邻居了。中国人民将愿同那些伟大民族的人民一起工作—美国、英国、苏联和法国—并与所有国家的各族人民一道创造一个‘稳固而持久的’世界和平。”但是，幻想之破灭很快地公开化了。到了7月，毛对非共产党的来访者夸耀说：“我这几条烂枪，既可同日本人打，也就可以同美国人打，第一步我要把赫尔利赶走了再说！
在此期间，毛还在筹备被大大拖延了的党的“七大”。这个所谓“胜利的大会”，1945年4月在延安开幕。大会的开场戏是，在会议举行的前几天中央委员会通过的由毛起草的一篇长文，题为《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这个决议是以将毛推为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得胜的关键角色为目的，对历史进行了大胆的重写：“毛泽东同志代表中国无产阶级和中国人民，将人类最高智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理论，创造地应用于中国……光辉地发挥了列宁斯大林……的学说……
在这令人惊异的“决议”中，用毛自己的话说：
尤其值得我们庆幸的是，我们党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创造性地把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革命学说应用于中国条件的工作，在这10年内有了很大的发展。我党终于在土地革命战争的最后时期，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中央和全党的领导。这是中国共产党在这一时期的最大成就，是中国人民获得解放的最大保证。
自我庆贺不可做得太过火。在这份文献中，毛在军事战略和政治两个方面对来自左的和右的批评者作出了不利的判决。他援引斯大林的一个命题，正确的策略指导需要正确的形势分析，进而说道：“而毛泽东同志对于中国革命运动的指导，正是一个最好的模范。
援引斯大林的话，在整个决议中仅此一例，并且它还是间接引用的。(34)因为斯大林对中国形势之洞察力已表现为格外缺乏先见之明。决议澄清了毛对斯大林的预见缺乏尊崇，以及斯大林的指导对毛的中国革命理论的正确形成没起作用或作用甚微这一事实。实际上，决议正本直到8年后斯大林去世之前才发表。
当然，如何作出正确的主观判断从而进行策略上的指导，是无法汇集整理的，整个决议对此也只能如此说：“毛泽东同志就供给了一个坚持真理的原则性和服从组织的纪律性相结合的模范，供给了一个正确地进行党内斗争和正确地保持党内团结的模范。
决议作者继续毫不汗颜地写道：“毛泽东同志从他进入中国革命事业的第一天起，就着重于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以从事对于中国社会实际情况的调查研究……毛泽东同志……所规定的政治路线、军事路线和组织路线正是他的……光辉成果……
最后，这个被中央通过、英雄在其内大唱自己的赞歌的决议确认，“全党已经空前一致地认识了毛泽东同志的路线的正确性，空前自觉地团结在毛泽东的旗帜下了”。
于是乎4月23日开始的“七大”成了毛的凯旋式。其最精彩之处是刘少奇所作的新党章报告。该报告宣称，全党“以……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针”。在这个报告中，刘提到毛或他的思想不下105次。刘的妻子后来告诉其女儿，“毛泽东‘七大’前尚无威信可言。是你爸爸和其他领导人为他建立了威信。”
刘的兄弟后来的一次议论可以证实，做此姿态并非出自全心全意：刘少奇毕业于苏联马克思列宁主义大学。(35) 是刘少奇把他的地位给了毛主席；刘少奇本来有可能在初选中获胜。这当然是夸大其词。到1945年，再没有人能向毛挑战。但正如60年代的历史所证明了的，毛是将胜利建筑在不太牢靠的基础上的。
尽管如此，刘还是选择1945年，以他作为副手与第一继承人为条件，将他在城市和工会中苦心经营的党的基层组织并入毛来自农村地区的农民军队（党现在自夸已拥有百万以上成员。—作者注）。他在党的代表大会上对毛的赞扬慷慨而无节制：
毛泽东的伟大功绩在于把马克思主义由欧洲形式变为亚洲形式……毛泽东是中国人，他分析中国的问题，指导中国人民在斗争中走向胜利。他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理阐释中国的历史与实际问题。他是第一个成功地进行了这一工作的人……他创造了中国式或亚洲式的马克思主义。中国是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广大人民耕种着极少量的土地，生活在饥饿的边缘。要想过渡到更加工业化的经济，中国面临着……高度工业化国家……的压力。南部和东部亚洲其他国家也有类似的情形。中国选择的道路将完全影响他们。
6月11日，通过了新党章，毛被选为党及其首脑机关的主席，刘少奇为他的第一副手。即使这样，仍有迹象表明，毛对自己为防备布尔什维克建立起来的联盟有所保留。
最后，毛给两个生病的领导人送去了担架，其中之一是王明，以使他们的出席能够证明大会的团结。王明描述这一幕为：
毛泽东一个人站在台上，向主席团成员热情挥手以示邀请。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任弼时走上台来，和毛泽东一起站在主席团的长桌子后面。其他10位主席团成员（陈云、康生、彭德怀、张闻天、高岗、彭真、林伯渠、董必武、贺龙、徐向前）仍旧坐在大厅里。毛泽东一边做手势一边点头，向他们示意，请他们上台。在这以后，他们才一个个好像很拘束的样子，不慌不忙地登上主席台，走到主席台右边的一个角上，远离主席团靠墙坐下。坐在前排的代表，甚至都看不见他们。同时，在前台主席团桌后站着上面提到的5个人，这时的情况是：毛担心地在他们中间来回走着，不时望望每一个人，其余4个人窘红着脸走来走去，互相催促着，好像孩子做客一样。他们还不知道谁应该坐在哪里。
“团结”的取得付出了不小的代价。
对日战争即将结束，毛厌恶地评论国民党在美国支持下匆忙准备紧接而至的内战。他在7月中旬预言：“美国政府便将陷在中国反动派的又臭又深的粪坑里拔不出脚来。曾一度寻求与罗斯福会面的毛，现在转而给美国共产党领袖福斯特发出了一份亲如兄弟的电报。
8月初，原子弹落到了长崎和广岛。几天后，毛向其干部保证，这样的武器解决不了战争。“我们有些同志也相信原子弹了不起……这些同志看问题，还不如一个英国贵族。英国有个勋爵，叫蒙巴顿。他说，认为原子弹能解决战争是最大的错误。
日本投降后，蒋总裁即刻电邀毛赴渝和谈。双方电报往来持续了大约两周时间，但毛规定了若干条件。8月末，赫尔利大使飞赴延安，敦促毛南下与对手谈判，毛被说服了。他致电蒋：“梗电诵悉。甚感盛意。鄙人亟愿与先生会见，共商和平建国之大计，俟飞机到，恩来同志立即赴渝进谒。弟亦准备随即赴渝。晤教有期，特此奉复。”8月28日，他起程赴渝，去与明知一心要毁灭他的人打交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