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抽象的爱”（1942~1945）
1942年，毛感到发动党内整风运动的时机终于成熟了，此举的目的是要说服党的干部们接受他的，而不是王明或其他布尔什维克的观点和领导。苏联人培养的小集团因其老师（指托洛茨基）和支持者巴威尔·米夫在斯大林对右倾分子的清洗中被控有罪而声名狼藉。斯大林则一门心思地扑在与德国人的争斗上。
新的共产国际不再试图自莫斯科控制中国党。不久之后毛就它的解散作出决议，其中承认，“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斗争中曾经获得共产国际许多帮助；但是，很久以来，中国共产党人即已能够完全独立的根据自己民族的具体情况和特殊条件，决定自己的政治方针、政策和运动。”
日本对华的不断进犯也给毛以帮助，使之有借口将1938年以来一直在筹备召开的党的“七大”推迟举行。(25) 实际上，如果“七大”在1942年以前举行，毛说不定会在巩固其至尊地位上兵败落马。而且，许多红军机关回到延安休整和躲避日本人的扫**攻势，也使毛有机会采用他自己的独特方式，强化他们的思想意识。
此刻，他已在自己周围聚集了一群被其对手们称为“小集团”的人，其中包括谭震林、陈正人、邓子恢、邓小平和林彪（1942年初自苏联疗养归来）。毛还获得了刘少奇的支持。
然而，延安也出现了对毛的领导的公开批评—而且这些批评不仅仅来自布尔什维克。周扬—江青早在上海时的老对手，竟在这个将毛比作太阳的社会里撰文称“任何太阳也有黑点”。另一位作家在延安的机关报上对一些领导人的不诚实言行颇有微辞。他们不实行男女平等，他们中的一些人“衣分三色，食分五等，而这种做法是一般老百姓无法接受的。这些小品文辑在一起，取名为《野百合花》。野百合是延安山野间最美丽的野花，却有着略带苦涩的鳞状球茎。
《野百合花》的作者（王实味）后来被逮捕，并遭处决。毛对此内疚了多年。关于处决一事，20年后他对其同志解释说，这件事发生在“部队转战途中，是保卫部门自作主张处决的；决定并非来自中央。我们如此对待批评，经常搞得非常麻烦；我想他不应被处决。即使他是密探，写文章攻击我们，而且拒不改造……留他条生路，或让他去劳动有何不可？”(26)
正是为了回击这些批评者和怀疑者，毛在1942年2月，借一所新党校开学发动了他的整风运动。他在开学典礼上所作的讲话题为《整顿党的作风》(27)，毛再度号召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实际条件结合起来。
他取笑那些脱离中国生活实际的知识分子。他说，许多所谓的知识分子实际上非常无知，还不及工人或农民懂得多。他在笑声中继续说：“于是有人说：‘哈！你弄颠倒了，乱说一顿。’但是，同志，你别着急，我讲得多少有点道理……”他接着说，一个人大学毕业后，但没有参加过任何实际活动，一不会耕田，二不会做工，三不会打仗，四不会办事。说实话，这样的人至多算得一个半知识分子。其知识尚不完全吧？书本知识没有什么内在特殊的东西。
像大师傅煮饭就不容易，要把柴米油盐酱醋等件合起来创造成吃的东西，这是并不容易的事情。弄得好吃更加不容易，西北菜社和我们家的大师傅比较起来，就有很大的区别。火大了要焦，盐多了发苦（笑声），煮饭做菜真正是一门艺术。
书本上的知识呢？如果只是读死书，那么，只要你认得三五千字，学会了翻字典，手中又有一本什么书，公家又给了你小米吃，你就可以摇头摆脑地读起来。书是不会走路的，也可以随便把它打开或者关起，这是世界上最容易的事情。这比大师傅煮饭容易得多，比他杀猪更容易。你要捉猪，猪会跑（笑声），杀它，它会叫（笑声），一本书摆在桌子上既不会跑，又不会叫（笑声），随你怎么摆布都可以。世界上哪有这样容易办的事呀！
所以我劝那些只有书本知识但还没有接触实际的人，或者实际经验尚少的人，应该明白自己的缺点，将自己的态度放谦虚一点……我这样说，难免有人要发脾气，他说：“照你这样解释，那么，马克思也是一个半知识分子。”我说：是的，马克思一不会杀猪，二不会耕田。但是他参加了革命运动，他又研究了商品。
对于中国来说，马克思主义是个工具，而不是宗教。
我们的同志必须明白，我们学习马列主义不是为着好看，也不是因为它有什么神秘，好像道士们到茅山去学了法就可降妖捉怪一般。它也没有什么好看，也没有什么神秘，它只是很有用。
毛的意图并非是将犯了错误的人一棍子打死，或惩办他们，而是为了挽救他们。
我们揭发错误、批判缺点的目的，好像医生治病一样，完全是为了救人，而不是为了把人诊死……
任何犯错误的人，也不管他的错误犯了多大，只要他不讳疾忌医，
不固执错误，以至于到达不可救药的地步，而是老老实实，真正愿意医治，愿意改正，我们就要欢迎他，以便把他的毛病治好，使他变为一个好同志。决不是痛快一时，乱打一顿，所能解决问题的。思想上的毛病与政治上的毛病，决不能采用鲁莽的态度，必须采用“治病救人的态度，才是正确有效的方法”。
一周后，毛又以《反对党八股》为题作了第二篇整风运动重要讲话。党八股的第一条罪状是党内有些人行文“空话连篇，言之无物。我们有些同志欢喜写长文章，但是没有东西，真是‘懒婆娘的裹脚布，又长又臭’……”
他最后讲述了自己的写作方法。“孔夫子提倡‘再思’，韩愈也说‘行成于思’，那是古代的事情。现在的事情，问题很复杂，有些事情甚至想三四回还不够。鲁迅说‘至少看两遍’，至多呢？他没有说，我看重要的文章不妨看它十多遍，认真加以删改，然后发表。”
该讲话中另两个有趣的见解是关于外语学习和反对吓人战术。毛主张，“吓人战术，对敌人是毫无用处，对同志只有损害……共产党不靠吓人吃饭，而靠真理吃饭，靠实事求是吃饭，靠科学吃饭。”
一些中国人对外国语近于憎恶与畏惧，但在这一讲话中，毛公开宣称：“外国人民的语言并不是洋八股，中国人抄来的时候，把它的样子硬搬过来，就变成要死不活的洋八股了。我们不是要硬搬外国语言，是要吸收外国语言中的好东西，于我们的工作适用的东西。因为中国语言不够用，现在我们的语言中就有很多是吸收外国的。
接着，毛向艺术家们、作家们和知识分子们讲道，要成功地完成他的整风运动这一使命的话，就需要他们这些人集结在他的旗帜之下。他还安排自己参观了鲁迅艺术学院，他的妻子在此任教。此刻住在延安的一位苏联人(28) 如此描绘江青：“她身体苗条，有一双黑而机灵的眼睛。站在她壮实的丈夫旁边，更显得弱不禁风。
这位观察家对这个既是毛的秘书，又是毛的妻子的女性评价道：“不达目的誓不罢休，这是她的突出特点。她毅然克制自己，无情地驱策自己。她唯一关心的就是自己的事业。她急于要趁她年轻的时候达到自己的目的。毛在他妻子工作的地方观看排练，并与演艺人员和教师长谈，以弥补他对现代文学与艺术知识的匮乏。
5月的第二天，著名的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了。一位当年的与会代表回忆，那时“延河解冻了，黄浊的泥水冲刷着浅浅的河床，淌过沙子和泥土。柳树变绿了，刺儿梅花香逸满沟壑与平川。春天来了……”毛在蒙蒙细雨中乘车前来，大步走进拥挤不堪的礼堂，连门外操场上都坐满了人。
毛的主旨在于艺术家应服务于社会，应该走出象牙之塔，去普及新的文化形式。以毛的秘书身份参加座谈会的江青觉得，他不仅仅是对少数艺术家，而是“对更广泛的，受到王明蛊惑的人在讲话，王明与主席的敌对在延安是尽人皆知的”。
“我们今天开会，”毛说，“就是要使文艺很好地成为整个革命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作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的武器，帮助人民同心同德地和敌人作斗争。他的听众们将有可能成为人类灵魂的工程师，他们的工作将成为革命机器上的齿轮。
他解释说，中国人有些缺点—落后的和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意识是他们进行斗争的包袱。“我们应该长期耐心地教育他们，帮助他们摆脱背上的包袱……他们在斗争中已经改造或正在改造自己，我们的文艺应该描写他们的这个改造过程。只要不是坚持错误的人，我们就不应只看到片面就去错误地讥笑他们……
座谈会的最后一天，讨论在晚餐前结束，而此刻将落不落的太阳光线，正好尚够集体合影的要求。毛被安排在前排中央，但正当要按动快门的时候，他站了起来，走向丁玲，将自己的位子让给她，边让边说：“让我们的女干部坐在中间，我们可不要在‘三八节’又受到责难。”引得众人大笑。
晚饭后，毛作总结发言，来听的人太多，所以大家移至礼堂外的空场上，毛就在油灯下讲话。他抨击一些作家和艺术家们所持的观点—“任何事情都要从‘爱’出发”。他明确道：
……在阶级社会里，也只有阶级的爱，但是这些同志却要追求什么超阶级的爱，抽象的爱，以及抽象的自由、抽象的真理、抽象的人性等等。这是表明这些同志是受了资产阶级的很深的影响……
在阶级社会里就是只有带着阶级性的人性，而没有什么超阶级的人性。我们主张无产阶级的人性，人民大众的人性……有些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所鼓吹的人性，也是脱离人民大众或者反对人民大众的，他们的所谓人性实质上不过是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
至于所谓的“人类之爱”，自从人类分化成为阶级以后，就没有过这种统一的爱。过去的一切统治阶级喜欢提倡这个东西，许多所谓圣人贤人也喜欢提倡这个东西，但是无论谁都没有真正实行过，因为它在阶级社会里是不可能实行的。真正的人类之爱是会有的，那是在全世界消灭了阶级之后……我们不能爱敌人，不能爱社会的丑恶现象，我们的目的是消灭这些东西。这是人们的常识，难道我们的文艺工作者还有不懂得的么？
艺术家和文学家应该接触了解普通老百姓。“中国的革命的文学家、艺术家……必须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到惟一的最广大最丰富的源泉中去，观察、体验、研究、分析一切人，一切阶级，一切群众，一切生动的生活形式和斗争形式，一切文学和艺术的原始材料，然后才有可能进入创作过程。否则你就只能做……万不可做的那种空头文学家，或空头艺术家……
毛用对知识分子如何成为一个更出色的共产党员的忠告，结束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真正的好心，必须对于自己工作的缺点错误有完全诚意的自我批评，决心改正这些缺点错误。共产党人的自我批评方法，就是这样采取的。
有许多党员，在组织上入了党，思想上并没有完全入党，甚至完全没有入党。这种思想上没有入党的人，头脑里还装着许多剥削阶级的脏东西，根本不知道什么是无产阶级思想，什么是共产主义，什么是党。他们想：什么无产阶级思想，还不是那一套？他们哪里知道要得到这一套并不容易，有些人就是一辈子也没有共产党员的气味，只有离开党完事。
毛在集体合影时让位于丁玲的殷勤之举，并没能消除延安座谈会暴露出的深刻的矛盾。作家们就毛对他们的要求争论不休，并分成了两大派别。一派支持毛关于艺术应服务于社会的路线。这些人以毛的老朋友周扬为首，该人与毛的妻子江青交恶颇深。另一派作家，以丁玲为首，他们将重点放在艺术的独立需求，强调艺术所具有的想象力、审美观与创造性等作用。
1943年6月，中央发出的一项指令，第一次详尽论述了标志着毛式共产主义特色的现象，即后来广为人知的群众路线：
在我党的一切实际工作中，凡属正确的指导，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就是说，将群众的意见（分散的无系统的意见）集中起来（经过研究，化为集中的系统的意见），又到群众中去作宣传解释，化为群众的意见，使群众坚持下去，见之于行动，并在群众行动中考验这些意见是否正确。然后再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再到群众中坚持下去。如此无限循环，一次比一次地更正确、更生动、更丰富。
到1943年夏，毛巩固了他的领导地位。他最终当选为新设立的党的主席，正式在领导集团中占据了最高地位。党的总书记这一旧职仍然空缺，没人能与毛的杰出地位一争高低。如今，与国民党的统一战线已完全破裂，共产党人需要有一个全国性的领袖，作为蒋介石的竞争对手树立在公众面前。毛是显而易见的候选对象，由于他的地位上升到了这样一个新的高度，因而他也不再冒险攻击全力铺展西方战线的斯大林了。
从此，对毛个人及其思想的崇拜开始建立。但并不是每个人都愿如此，甚至40年代中后期成为毛的狂热支持者的刘少奇也涉嫌在1942年对他的朋友说：“什么是主席？我从未听过苏联人管列宁叫列宁主席！……中国的斯大林还没出现呢！
发表在共产党人报纸上的毛的第一幅肖像—木刻作品—要追溯到1937年。林彪在1938年以一份称赞毛的“领导天才”的报告，开始了他乏味而漫长的谄媚生涯。但是直到1942年至1944年的整风运动，毛的个人崇拜才系统地发展起来。毛儿时的伙伴萧三(29) 1941年末在延安的机关报上撰文，称毛是“我们英明伟大的领袖，我们的导师和我们的救星”。这就为党报的社论作者来日的写作定下了不健康的调子。毛的同事开始在各自的讲话中称毛为党的“开明领袖”和“旗手”，与此同时，西奥多·怀特(30) 发现他们对毛在延安的即席讲话也浮华夸大地加以评论，“就像啜饮知识之泉”。
艾青以《毛泽东》为题，写下了拍马奉承的颂歌：
毛泽东在哪儿出现，
哪儿就沸腾着鼓掌声—
“人民的领袖”不是一句空虚的颂词，
他以对人民的爱博得人民的信仰；
他生根于古老而庞大的中国，
把历史的重载驮在自己的身上；
他的脸常覆盖着忧愁，
眼瞳里映着人民的苦难；
革命者—以行动实践着思想；
他不断地思考，不断地概括，
一手推开仇敌，一手包进更多的朋友；
“集中”是他的天才的战略—
把最大的力量压向最大的敌人；
一个新的口号决定一个新的方向；
“一切为了法西斯主义之死亡”。
始见于1944年的下面这首歌，后来几乎成为一首国歌：
东方红，
太阳升，
中国出了个毛泽东。
他为人民谋幸福，
他是人民大救星！
毛赢得了延安一批极为能干的年轻官员的忠诚，其中包括邓小平、彭真、陈伯达、陶铸、饶漱石等人，这些人都有可能在将来的中国政治中扮演关键的角色，有可能成为战后中国的第二代红色领袖。
刘少奇赞同对毛的吹捧。尽管在重庆的统战工作阻碍了周恩来积极为此而活动游说，但周已明确地拜倒在毛的无上权威之下。只有王明、洛甫一直保持着沉默。
西奥多·怀特1944年访问延安后写道：“毛的个性支配了延安，他被置于崇拜的顶峰。”一位中国记者发现，1946年的延安，毛的肖像及其手迹无所不在，而对于工人、农民来说，他的话便是“绝对的和极其通俗易懂的”。
然而这一崇拜并没有在整个共产党区域内全面发展。毛的“选集”就压根儿没在延安出版过，其早期版本倒是在1944年至1948年间在热衷讨好的助手林彪负责的哈尔滨出版的，聂荣臻辖下的晋察冀边区也有出版。毛的“三论”，《论持久战》《论新阶段》《新民主主义论》的综合学习是在晋绥地区着手开始的，而不是在延安本地。
王明声称，毛在这段时间里在各种不同的场合中援引马克思、列宁、孙逸仙的例子，向他谈起创立“毛泽东主义的客观必要性”。据王明说，毛承认，人民在他们刚刚被灌输的时候，是不会沉迷于一个新的主义的，同时他声言，“我们必须以穆罕默德为榜样，他一手执剑，一手拿《古兰经》，用暴力使人们改信新教”。
在毛这一代领袖们当中，正是与他同上过一所学校，20多年前在安源矿工大罢工中首度合作的湖南老乡刘少奇，在提高毛的地位方面扮演了重要角色。1943年，刘发表一篇文章，验证毛在过去20年中的政策一直是沿袭苏联的布尔什维克路线—这与那些认为毛已成为党内孟什维克的观点恰成对照。这对于依照苏联人的观念使毛的地位合法化是一个重要的贡献。
刘在1937年党的代表会议上，曾以同样的说法（尽管没有赞颂毛）回敬过毛的反对者。但他的分析随即便被否决，代之以由洛甫提交的与之观点相对立的报告，并被通过。结果，刘丢掉了他在党的华北局的位置。是毛帮助他得到了新的职位，于是在1940年刘夸大其词地将毛说成：“只有毛泽东思想能够鼓舞我们从胜利走向胜利……毛泽东是全中国人民伟大的革命领袖，我们应该向他学习。”
当然，刘并不赞同毛的独裁。1941年他警告说：“在我们党内，不存在对个人的额外特权，任何不代表组织而实行的领导都是不能容忍的。毛泽东同志是全党的领袖，但是他也要服从党。红色领袖即使明白多数人的意见是错误的，也要在执行少数服从多数的纪律方面以身作则。当刘被安置在党的书记处取代洛甫而成为五人核心集团的一员时，他对毛是否取胜所可能产生的种种怀疑大概也就烟消云散了。这也算是干净利落地洗掉了他6年前蒙受的耻辱。
继1929年革命战争中失去妹妹泽建后，1943年，毛又失去了他最后一位同胞手足，二弟泽民。1936年泽民在陕西升任财政部长负责整个共产党地区经济工作后，于1938年离去，就任其时正与共产党人合作的新疆军阀的财政顾问。不幸的是该军阀后来投靠他方，于是毛的弟弟锒铛入狱，在狱中被送以毒酒鸩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