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魔鬼的晚宴（1945~1948）
1945年8月28日夜，蒋介石元帅为毛抵渝设宴接风。这是他们18年来的第一次会面。一个现场目击者记述：“蒋为他祝酒，他仅仅用嘴唇碰了杯子。头两天，毛作为客人住在重庆城外他的死敌的避暑别墅里，而周恩来为防投毒，总是先替他尝第一口酒。
有周和一同从延安飞来的王若飞作后盾，毛一头扎进了与国民党领袖的谈判中。毛事后回忆道：“蒋谈论的是和平……可他又下了不光明正大的命令。谈判期间他对我党发动进攻，被歼灭了3个师……9月4日，毛和蒋第一次举行不带任何助手的私下会晤。但是，分歧依然如旧：蒋要求在联合政府中共产党军队不得超过12个师，而毛则要求占20到24个师。
在这段时间里，毛巡回穿梭于茶话会、鸡尾酒会、欢迎会和记者招待会间，向中立的中国人阐明中共的观点，并向这个当时作为中国临时首都的城市里的外国人做各种说服工作。他除了会晤苏联、美国、英国、加拿大和法国大使之外，还会见了几个国家的援华组织领导人。他将他的诗《沁园春·雪》的抄件送交《大公报》发表，借以改变其粗陋、没文化的农民领袖形象。“全国人民希望和平，”他告诉应召而来的外国记者，“我到重庆来尽一切努力以达到和平。”〔5〕
毛特别热心于会见进步的美国人，他在八路军办事处接见了威廉·欣顿和杰拉尔德·坦南鲍姆。八路军办事处坐落在重庆一条肮脏狭窄的街道上，是一所白灰抹墙的房子，这里实际上被当做中共的临时“大使馆”。使这两个美国人感到惊奇的是，毛详细地向他们评判了杜鲁门和美国的劳工运动。
他想弄清楚“Farm Bureau（农业协会）和Farmers’Union（农民联合会）之间的区别是什么？……为什么美国大多数工人没有组织起来？……”
毛还会见了三个年轻的美国飞行员，霍华德·海曼、艾德沃·贝尔和杰克·艾德尔曼。这三个中国共产党的同情者知道毛的烟瘾很大，而延安的香烟短缺，“所以我们从我们的定量中拿出几盒美国香烟，并写上了简短的话，表达我们对中国人民的繁荣、和平将来的祝愿”，〔6〕把它们留在了毛的总部。
作为回敬，毛邀请他们吃饭，对此，二等兵海曼回忆：“毛与工人、领导人、厨子、侍者间的相互关系是一种爱与热情。我从中找不出哪怕一点儿傲慢浮华、礼仪规矩和屈尊俯就之感，或者其他什么矫揉造作的东西。”毛泽东是否抽了这些烟，无从知晓，但其后不久，毛在重庆时的一位中国老熟人收到了毛赠送的“好运”牌香烟，因此，也许这些礼物又被当成礼物了。
5个星期后，双方开始达成谅解。10月8日，毛出席了国民党的一个招待会，并乐观地谈到了中国的未来。他的祝酒词是：“新中国万岁！”“蒋委员长万岁！”两天后，他与总裁签署了临时协定，当晚，蒋介石邀请他看歌剧。就在毛看歌剧的时候，他的汽车在停车场被炸。如果说应有所暗示的话，这便是一个信号，无论总裁作何打算（共产党也因20年代的经历有足够的理由怀疑他们），国民党中总会有一些不愿与毛合作的分子的。10月11日，毛在这不和谐的旋律中飞返延安。
他是在情绪低落、健康不佳的情况下返回的，他对他的同志说：“在重庆期间，我的神经过分紧张。现在还感到十分疲乏，体力衰退，时常心动过速，头昏、失眠、梦中出汗。”据他的一个同事说，他患了半年多的神经衰弱。
就其从重庆带回的协定，他解释说：“国民党承认了和平团结的方针和人民的某些民主权利，承认了避免内战，两党和平合作建设新中国。这是达成了协议的。还有没有达成协议的。解放区的问题没有解决，军队的问题实际上也没有解决。已经达成的协议，还只是纸上东西。纸上的东西并不等于现实的东西。
前途有两个，一个是继续谈判，另一个继续打下去。“人民的武装，一支枪，一粒子弹，都要保存，不能交出去。
只要毛泽东有几个月没有发表声明或公开露面，传闻便沸沸扬扬。其中有一个传闻是，毛已到苏联，正与斯大林共商共产党接管中国之事。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此刻正是斯大林已经得出中国共产党过于弱小，无法赢得反抗国民党的国内战争这一结论，因此不准备帮助中共之时。1945年末，苏联人将离苏联边境不太远的重镇山海关交给了红军，结果却眼看着国民党麻利地挫败中共，将其占领。
1946年4月，与毛同辈的4个领袖，在一架美国运输机自西安至延安的途中因坠机事故丧生。他们中有毛当时在权力场上的老对手博古和颇具潜力的新手、毛在重庆的谈判伙伴王若飞。但与此同时，过去共产党领导层中的另一个幽灵，在莫斯科待了15年之后，又突然在中国出现。人们从李立三在哈尔滨的露面推测，他可能是被斯大林派回来接替毛泽东的位置的。然而红色区域对毛的迷信仍有继续，毛的最热心的支持者之一张如心(36) 在1946年声称：
有人说毛泽东是个天才，一个英明的人。的确，他是中国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天才。但必须指出的是他的天才既不是神秘的，也不天赋品质的结果。他的天才、智慧、才能是中国人民才智的集中体现。毛泽东是最杰出的炎黄子孙，是中国人民最卓越的象征。同时，他也是世界人民的领袖，一个科学家，一个天才和一个革命者—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的忠实信徒。
5月间，国民党和西方的新闻机构又坚持说毛去了莫斯科，但是这一谣言又被有力地否定了。10年后，毛在谈到中国革命这一极为艰难的阶段时，公开地、半真半假地诘骂斯大林。他在1956年宣称，斯大林“先是不准革命，说是如果打内战，中华民族有毁灭的危险。仗打起来，对我们半信半疑”。
英国作家罗伯特·佩恩6月间在延安一所挂有孙逸仙、蒋介石、杜鲁门、斯大林和艾德礼肖像的简陋房间里见到了毛。与30年代相比，延安诸方面都略有改善。承蒙“迪克西使团”发电站的特许，这里有了电灯，电影则正在上映1946~1947年的《舍伍德森林匪徒》和有点不合时宜的《多莉姐妹》。
佩恩声称，拍照并不能反映自己对毛的以下真实印象：
“……这个人留着青黑色的飘逸长发，戴着圆圆的银边眼镜，柔和的下颌，缩拢着的，甚至有点女性化的嘴唇，大学教授般的风度……一会儿像孩子似的痴笑，一会儿又深沉地富有权威性地、带着十分独特共鸣的轻声细语。他已经53岁了，看起来像30岁……他穿着黑棉布拖鞋，棕色羊毛中山装。摆手时，他将肘部抬到肩膀的高度，这是个古怪的姿势……
国民党现在全然丢掉了合作的伪装，对共产党发起了全面进攻。毛不得不面对一场既得不到苏联的支持，也没有美国援助的武装斗争。然而他似乎知道自己是赢定了。正如他8月间对美国作家安娜·路易丝·斯特朗所说：“我们所依靠的不过是小米加步枪，但是历史最后将证明，这小米加步枪比蒋介石的飞机加坦克还要强些。虽然在中国人民面前还存在许多困难，中国人民在美国帝国主义和中国反动派的联合进攻之下，将要受到长时间的苦难，但是这些反动派总有一天要失败，我们总有一天要胜利。这原因不是别的，就在于反动派代表反动，而我们代表进步。
也正是在这次会见中，毛详尽地阐发了他的关于原子弹的名言。斯特朗想知道如果美国用原子弹对付苏联，那将会发生什么。毛回答说：“原子弹是美国反动派用来吓人的一只纸老虎，看样子可怕，实际上并不可怕。当然，原子弹是一种大规模屠杀的武器，但是决定战争胜败的是人民，而不是一两件新式武器。他还对今后世界区域性划分作出了分析：“美国和苏联中间隔着极其辽阔的地带，这里有欧、亚、非三洲的许多资本主义国家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他预言，这一地带反抗超级大国压迫的力量正在日益增长。
8月底，毛到哈尔滨与林彪商计东北红军如何对付国民党进攻的问题。据说，刚刚从苏联回来的李立三已经得到林彪的政治保护。在众人面前，李立三表现出一副忏悔的面孔。9月初，他对《纽约先驱论坛报》表示：“历史事实表明，毛是对的而我错了。庆幸的是我又被引回到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之下。但是《纽约时报》的一名记者却报道，李正在北方组织一个反对派，以削弱毛的领导。此举的目的在于在苏联帮助下，在东北或蒙古建立一个自治地区。
10月，《纽约先驱论坛报》的A.T.斯蒂尔采访了毛。斯蒂尔想弄清毛是否把蒋看做中国“当然领袖”。毛回答：“世界上无所谓‘当然领袖’。毛对美在中国伪善调停颇有微词。
毛有充足的理由来证明这场国内战争是血腥残酷的。在对其同志所作的关于日本投降一年来中共抗击国民党的报告中，毛说：“过去3个月经验证明：歼灭敌军1万人，自己须付出2000至3000人的伤亡作代价。这是不可避免的。国民党的力量四倍于共产党，在1946年到1947年内战的开始阶段，红军在长城与长江之间被消耗了六分之一。(37)
1946年末，毛在延安接待了一群西方记者。其中一位记者报道说：“他看上去明显地从去年冬天那令他倦怠的过度劳累中恢复过来了。他时常解颐开怀……”〔21〕《纽约时报》一名记者把他描述成一个“颇有些女人相的男人，穿着家织的棕色上衣，戴着黑布帽，坐在那儿熟练地用牙嗑着西瓜子……几天后，《新闻纪事报》的杰拉尔德·山姆逊在席间提起苏联人正将工业装备从东北撤走之事。毛解释说：“苏联军队从未用它来屠杀中国人，可如果蒋总裁得到它，他会把它用于这个目的。”当然，一些观察家相信，斯大林这是在蓄意拒绝对中国共产党的援助。至于将来，毛向山姆逊保证：“共产主义中国的最初阶段是工业化和资本主义时期。
此时，毛也十分清楚党内外在反对他的领导，他对此深恶痛绝。从他抄录给一个朋友的唐诗中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点：
胜败兵家事不期，包羞忍耻是男儿。
江东子弟多才俊，卷土重来未可知。
毛在1947年头几周内果真“卷土重来”了。这也是他通向北京权力的艰难历程中最后的一搏。3月12日，国民党对延安发动了意在迫使中共放弃其首都的大规模空袭。在指挥疏散的紧张日子里，毛比平时花费更多的时间同孩子们玩耍，明显地要给人以轻松的印象。
3月18日黄昏时分，积雪厚达12英寸，红军出发了。身后留下了被敌人炸得遍地瓦砾的空城。几乎同时，国民党军队占领了延安。
毛坐在一辆吉普车上，这辆吉普车驶出延安仅几英里远时曾被敌人飞机的机枪击中。一个西方通讯社报道说他左胸中弹负伤。实际上，尽管车顶被穿了几个洞，但车上乘员没有一个受伤，随后，他们用树叶将车子伪装起来，继续前进。
就在此刻，毛和妻子恐怖地意识到，他们没把孩子带在身边。毛的小女儿毛毛在从延安仓促撤退的慌乱中走失，(38) 从此杳若黄鹤。但在紧急搜寻中却在一户农家里找到了天真活泼、对正在发生的事情一无所知的李讷。为了安全，小姑娘被送到周恩来的妻子邓颖超身边，后者被派到军事上相对安全些的地方。小姑娘在邓的监护下生活了几个月。直到70年代，她仍称邓为“邓妈妈”。
始于1947年3月的这一旅程，变成长达两年的另一次长征。毛不停地从一个地方走到另一个地方，躲避国民党军队。危险与骚扰相加，使毛及其部下养成了日出而息、日落而行的习惯，后来他们发现，这种习惯已很难改掉。不论到哪儿，只要能待几天，他们都要在那一地区搜罗转战需要的“三大法宝”—毛皮、草药、食盐。为将被敌人发现的机会减到最低限度，领导人都用了化名。毛化名为李德胜—意为“坚决要战胜”。中国的一些报纸谣传说毛已去了朝鲜。
共产党的领袖们在放弃延安时都已分散，大部分书记处成员，包括毛和周恩来，在坚守陕甘宁边区的同时，又北上向长城推进，与此同时，刘少奇、朱德则向东，在河北西柏坡建立了一个工作委员会。毛在负责指挥整个前线战局的同时，还“亲自指挥了陕北战场”。
毛的小分队辗转到了青阳岔。4月9日，毛在此起草了一份通知，向党内其他同志说明眼下发生的一切。他命令他们保卫西北解放区，“用坚决战斗精神保卫和发展陕甘宁边区和西北解放区，而此项目的是完全能够实现的。同时他说明党中央和解放军总部要留在陕甘宁边区—“此区地形险要，群众条件好，回旋地区大，安全方面完全有保障。
他们在极为艰苦的条件下，继续向王家湾进发。毛不得不吃“用谷粉和榆钱”做成的稀糊糊。他的警卫员发现他因饥饿劳乏上马后在鞍子上直打晃。他的助手们慌忙拿来担架。
“这是什么？”毛笑道，“你们又想让我上担架？”
“您太累了，”警卫员说，“同志们都愿抬您。”
“大家都累了。”毛争辩着，继续骑着马。
在王家湾，他们休整了近两个月，在这里，毛给彭德怀将军和前线其他司令官发了一道命令。他写道：“我之方针是继续过去办法，同敌在现地区再周旋一时期（一个月左右），目的在使敌达到十分疲劳和十分缺粮之程度，然后寻机歼击之……这种办法叫‘磨菇’战术。
王家湾是座仅有10户人家的村子，坐落在山脚之下，而敌营距此仅6英里左右。一个老农将其摇摇欲坠的破窑洞借给了共产党的领袖，窑外是一座充斥着腌菜缸辛辣气味的小院子。
这是两孔相连的窑洞，毛与妻子住在里间，周恩来和其他两个中央委员住在外间。每当四个人要商议什么时，江青只好离开窑洞，待在一间驴棚里。江青后来还曾经回忆她是如何一连几天和驴待在一起无所事事，一身虱子跳蚤，身体也掉了分量的。
正是在这里，毛有了非比寻常的机会去扮演一个可亲的校长角色。一天，他们的“东道”，村子里那个借窑洞给毛的老头儿，在他们听收音机时走了进来。他以前从未见过收音机，见了之后便大为惊异，前后左右看了个遍以后，说：“这是什么？里面可有人吗？”
大家都乐了。
“别笑，”毛说，“你们哪一个要是知道这个原理，就把它讲给大叔听嘛。”
可没人能作出解释。一阵局促的沉默后，毛拿出个凳子让老人坐下，然后就像拉家常似的开始解释无线电是怎么一回事。一个当事人回忆：“他讲到了空谷回声，空气的振动，最后是一些有关电磁波的运作原理。我们越听越有趣，像是参加一个很吸引人的讲座。”
对于这一新发现，老人颤着声音说，要是早先他看见这玩意儿，准保劈了当柴禾烧了。以后要找到这东西，他会留着它“听毛主席的声音”。
由于当时仍秘而不宣，老人家没有认出他的这位新先生的真实身份，只知道他的化名—李德胜。
直到毛离开王家湾，老人才终于知道了以前住在他窑洞里的是什么人。不久，国民党占领了村子，他们试图逼他说出毛在什么地方，而且他们还以剁掉他两根手指头相威胁，即使这样，老人最终还是没有告诉他们。
王家湾窑洞里召开的中央委员会会议紧张而激烈，谁也不知道敌人将从什么方位，以何等力量逼近。毛的观点是共产党应坚持在陕北境内不断躲避敌人的灵活战略，对这个战略他们已经非常熟悉了。另一些则吵着要撤过黄河，尽快向东挺进。毛时常是在恼羞成怒和精疲力竭的状态下结束会议的。事后江青回忆说，一开始她也不清楚什么东西使毛的脾气变得这么坏。
4月4日的蟠龙战役使毛的态度变得较为乐观。这一仗红军消灭了国民党一个师，除俘虏外，还获得了大量给养。然而到6月份，当敌人逼近村子时，毛不得不率部离开王家湾，向西转移，来到长城附近，国民党对他们一路追踪，他们不得不在电闪雷鸣的狂风暴雨里连续不断地行军。有一回向导迷了路，他们不得不在敌人鼻子底下折回来，只能靠手势互相联络。
江青有意让她的马落在打头阵的领导人后面，以免除他们在这种环境下照顾她的负担。然而她很快发现，她自己成了这一队步兵中唯一的骑手。他们中的一个人将她从马上拽下来，以免马在泥泞中脱缰或打滑摔着她发生危险。这些人不得不手拉手组成人链，以便维持正确的路线。破晓时分，毛捎信儿过来，让她到前面和他会合。
那一夜，他们好不容易甩开了敌人，折而向东，在小河村度过了6月的下半个月和7月份。在此，毛发动红军进行全国性的进攻，并签署同意了刘少奇关于温和土改的报告。这两个领袖仍是双套马车，尽管刘偶尔流露出保留意见，正如那时他在一次党的会议上说：“世界上没有一个十全十美的领导者，古今中外都没有。如果有人要充作这样一位领导者他只不过是猪鼻子里插葱，—装象而已。
敌人的追踪使毛于8月初重又开始奔波劳顿。3周内，他日复一日地朝着黄河稳步行进。酣战之中的他，骑在马上爱惜地掏出香烟，可又因“禁烟”命令已下，无可奈何地放回口袋里。他卷起裤腿蹚过激流，折根树枝扔在河里看看河水流速，他戴上柳条帽圈伪装起来，以防头顶敌机空袭，而后，等帐篷支起，电台架好，便没完没了地阅读电报，并对其他指挥官下达指示以控制战役。有时他走出来，聆听远处山谷的枪声，以弄清他的计划是否在顺利施行。
他们挺进到了黄河之滨的葭县，在那儿，江青给毛买到了一些山楂。敌人仍穷追不舍，先头部队中的毛得到消息，说周恩来病了，毛把担架送给了他那位鼻子流着血、衰弱地坐在草地上的同志。周一开始拒绝用担架，只是在江青回头来查看情况时才让了步。周刚刚躺在担架上，他的鞋底便一览无余，江青叫道：“周副主席，你的袜子全从鞋底里露出来了！”
“露出来了，是吗？”周笑道，“难怪走路时感觉到路上有东西硌。”
另有一次，毛已经睡下，周发现了附近山上敌人点的火光。与当班的高级官员商量后，周说：“别告诉主席，让他好好睡一觉，他太累了。”
但是毛还是在他的房里听到了，并喊道：“不用担心，今天这世界不是他们的，是我们的。”
国民党迫使毛自葭县再度西进，一直走到梁家岔。在此，毛通过无线电在8月的第3周内指挥了决定性的沙家店战役。这场战役的胜利标志着共产党内战中的防御阶段的结束和红军反攻的开始。蒋介石已将其战线伸展到了满洲。据估计，红军已经能从苏联人手里得到枪械和物资了，同时还能从国民党俘虏手中缴获一些。农民们也在响应中共土地改革的号召。毛这时又向东，回到了葭县，随后回头向南，11月中旬到1948年3月间，在杨家沟建立了冬季临时总部。
这段行程期间，江青离开丈夫，渡过黄河来到古城双塔，与她离别了8个月的女儿李讷团聚。周的夫人自春天将李讷护送出延安后一直把她留在身边。毛的夫人站在城墙上向着西边远方的延安城方向看了一眼，怀旧之痛阵阵袭来。她的女儿很快便和毛及其小分队重聚了。
12月，毛发表了题为《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重要讲话。该讲话稿是毛口授，由江青逐字逐句抄录下来的。毛回忆说：“那时我染上了病，因而不能写字。”
这篇讲话于1947年圣诞节传达给了在杨家沟的中央委员会。毛强调了放宽土改政策的重要性。1947年“土地法大纲”提出按人口平分土地，为适当地实行这一任务，党不仅要组织起农会，“而且必须首先组织包括贫农雇农群众的贫农团及其选出的委员会，以为执行土地改革的合法机关，而贫农团则应当成为一切农村斗争的领导骨干。”同时“曾经在1931年至1934年期间实行过的所谓‘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的过左的错误的政策，也不应重复”。
实际上，毛是在空想着中共能够协力，在重新平分土地的同时，保存中农经济。这对整个农村来讲事关重大。毛于圣诞节在杨家沟中央委员会所作的讲话十分典型。他说，每个人只需足够聪明、谨慎、富于想象，全面而诚实地执行政策，那不可能互不相容的目的是能够达到的。而在现实生活中，“土地法大纲”正在经由数以千百计的党的干部实施，他们每个人都不同程度地具有这些品质。
另一个新的问题是共产党庞大的新党员入伍。过去10年中他们膨胀了几乎百倍，达到300万人。这使得党有能力与日本人和国民党双方抗争。但是，“缺点也就跟着来了。这即是有许多地主分子、富农分子和流氓分子乘机混进了我们的党。他们在农村中把持许多党的、政府的和民众团体的组织，作威作福，欺压人民，歪曲党的政策，使这些组织脱离群众，使土地改革不能彻底。
毛以鼓舞人心的口号结束了这个报告。他将中国的地位与全世界的命运联系在一起，“东方各国一切反帝国主义的力量，也应当团结起来，反对帝国主义和各国内部反对派的压迫，以东方十万万以上被压迫人民获得解放为奋斗的目标……现在是全世界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走向灭亡，全世界社会主义和人民民主主义走向胜利的历史时代，曙光就在前面，我们应当努力。
杨家沟的3个月，也是毛不断著书立说的3个月。他的著作全面概括了从军事战略到与解放区内的中产阶级打交道、土改、经济政策、军内民主、党内行政效率等各种问题。手写麻了，便借握石头来锻炼手指。
毛与各阶层的灵活接触，生动地体现在他对地主的统治上。“地主富农在老解放区减租减息时期改变生活方式，地主转入劳动满5年以上，富农降为中贫农满3年以上者，一般即可依其现在状况改变成分。在1948年1月同一份指示中，毛提到了惩戒问题。
“极少数真正罪大恶极分子经人民法庭认真审讯判决，并经一定政府机关（县级或分区一级所组织的委员会）批准枪决予以公布，这是完全必要的革命秩序。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必须坚持少杀，严禁乱杀。主张多杀乱杀的意见是完全错误的，它只会使我党丧失同情，脱离群众，陷于孤立。
一旦土地斗争在各地区达到**后，“应在适当时机（在土地斗争达到**之后），教育群众懂得自己的远大利益，要把一切不是坚决破坏战争、坚决破坏土地改革，而在全国数以千万计（在全国约3.6亿万乡村人口中占有约3600万之多）的地主富农，看做是国家的劳动力，而加以保存和改造。我们的任务是消灭封建制度，消灭地主之为阶级，而不是消灭地主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