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章 遇到卡孜姆一家

李跃儿与卡玛古丽在饭后舞蹈

胡子1986年拍摄于赛里木湖卡孜姆家的毡房

乏味的作家笔会

从村子回来后,我不愿再待在阿勒泰,便决定和胡子去博尔塔拉参加一个文学家的笔会。我不想搭车,于是胡子就带我去坐大巴,又经历了几天几夜的行程。博尔塔拉和全国的其他城市一样,但建设和布局似乎要更讲究一些,处在无边的戈壁中,它就像是大海中的一座孤岛。

我们找到当地的文化馆,馆长是画画的,他将我们安置在门房住下。天气热得要命,我整天都是昏昏欲睡,胡子常常把我提起来让我坐着,但他手一松我就又倒下了。这天下午胡子不停地大喊着要我帮他一起赶苍蝇,我拼命睁开沉重的眼皮,只见他两手拿着枕巾,站在屋子一头像跳舞一样挥舞着,并要我在另一头帮他阻挡逃窜的苍蝇。我实在站不起来,胡子无奈只好让我躺着用腿踢来驱赶。

胡子奋力地舞着枕巾,满头大汗,一会儿停下来一看,苍蝇还是满屋飞。感到不满的胡子两手叉着腰,开始表情严肃地批判我,而我似乎随时都能睡过去。胡子生气地将枕巾扔到**,摔门而去,而就在他关门的一刹那,我又睡了过去。那时我应该是中暑了,但我们当时并不知道。

2天后文学笔会正式开始,会上有踌躇满志的女作家,有高深莫测的男作家。老者如教授一般举止端正,年轻者则是才华横溢,却又谦虚谨慎的样子。我和胡子听他们评论作品,有些作品真的不错。但没几天那座楼里就开始弥漫一股爱情的气氛,跟感情打交道的人,无论是男人还是女人心中都装满了想象和情感,就像熟透了的番茄,遇到挤压,不流出点儿汤汁才怪。几天后作家们要去赛里木湖旅游,但他们不带我们去。

我听说那是拍摄电影《天山上的红花》的外景地,死活要去,胡子七拐八拐找到了市风景管理处,最后在市民政部门指示下,这里的处长才答应把我们带到那里并安置好。

我和胡子每天一早起来就收拾好东西,跑到管理处,找这样或那样的人,打听哪天能去赛里木湖,对方天天都回复说明天才能走,结果第二天要带我们去的那个人又喝醉了。一连几天,我们见到了各种各样的工作人员,但就是见不到那位风景管理处处长。

那座建在平原上的小城市真的很特别,有漂亮的柏油马路,任何一条街道都是干干净净的,街两面的人行道上铺着方砖,路旁装点的大树让人感觉神清气爽,政府机关就像北京的一个高档小区,城的四周是一些农田和果园。

每天见不到处长,胡子就带我到城边的村子里转悠,肉粉色的土墙上都是用手拍上去的圆圆牛粪,再加上墙边高高耸立的白杨,在这样的城市中行走,真是一种不一样的享受。

快乐的土肯巴图

终于有一天那个叫土肯巴图的处长没有喝醉,一大早我们就坐上了他那辆像喝醉了酒的破吉普车,一路跳跃着向天山驶去。

土肯巴图是个快乐的人,一路上不停地和车里人说着笑话,有时大家一起大声唱歌,两边的绿色草原和灵秀山峰,会让人忍不住有想要唱歌的冲动,其实在大家出声前,我就已在心里默默唱了许久。

车子在两座山峰之间的一片草原上蹦跳着走了很久,看着一路连想象都无法描绘的美丽风景,我想任谁在这里工作都会快乐似神仙,土肯巴图就一直在这样的地方工作,我真的羡慕死他了。不一会儿我看到在远处深绿色矮山下的浅绿色草地上,有一队人马飞驰而过,远远看上去红白相间的颜色,在深绿色背景的陪衬下显得格外亮眼。

还没等我提问,车已掉转方向朝着深绿色的矮山一蹶一蹶地奔了过去。我问那是在干什么,巴图的同事说,那里在开赛马会。等到了跟前,我们从车上下来,才看清原先看到的大块白色是帐房,细碎的红白颜色是人们用来装饰马尾的崭新布条,这些布条在阳光的照射下发出耀眼的光芒,那些白色的小圆点,是哈萨克族男人极具特色的白顶黑边礼帽。

巴图很受这里人们的欢迎,我们也受到热情接待,他用哈语向大家介绍我们,我听他提到“北京”,人们听了介绍,更加隆重地招待我们。

在翠绿山峡的雪白帐篷里,我第一次吃到了手抓饭,那是用碎羊肉加碎胡萝卜炒的大米饭,吃的时候先用手拿起大一些的羊肉,用食指和中指将米饭挡住,由拇指配合,拿到嘴边,然后拇指从里往外一推将这肉和米饭都推进嘴里,味道香极了。

让人难忘的手抓饭,再加上奶茶,那真是世上最简单,却最好吃并最有营养的食物,巴图的话不停地引得人们大笑。我想土肯巴图一定感到顺心,喝了几天的酒,好不容易有一天不喝,在去上班的路上又碰到牧场一年一度的赛马节,中午又混了一顿丰盛的午餐。吃完饭,满面笑容的巴图,戴上他那副笨拙的石头镜,又钻进了他的那辆专车里。

遇见赛里木湖

我们坐在像巴图一样快乐的吉普车里,又拐回了大路。巴图叽里咕噜跟同事聊着天,而我不知何时又睡着了。胡子在腿上用衣服给我围了一个窝,我就趴在那里睡觉。过了一会儿,胡子将我摇醒,让我抬头看车的前窗。我看向车窗的第一眼,真不相信那是真的,以为自己看到的是一张明信片。

几条浅绿色弧线之上露出的一片浓浓的、平静的深蓝色,在那深蓝色旁是粉红色的岩石,连接地面的大山高耸入云,在山上还有闪着银光的雪。胡子说,那就是赛里木湖。车在跳着,我在使劲儿捕捉着感受,无论怎样做梦或想象,我都不曾见过这样的景色。我觉得自己的心都快要跳出来了,努力搜索着记忆,电影中阿依古丽要当选大队长时,人们唱着歌在湖边采花的景象也不是这样的。

胡子见我傻愣着,又提醒我说:“看,多美!”而我心里在努力让自己醒过来。车停在了那几条绿色弧线的顶端,那是高处的一个缓坡,在它向湖的坡面上有两顶哈萨克人的毡房。我们从车上下来,四周一片寂静,我向更远处看去,几百里湖面都在我的眼底,还有那几座将倒影印在湖面上有积雪的山。

站到地面的瞬间,我突然醒了,心猛地**了一下,完全被这种美给震撼,呆在了那里。胡子在我身边吸着气,依然说着:“太美了!”正在这时,从我们身后突然传来了女人尖厉而婉转的哭声。那一瞬间的感觉奇怪极了,在美丽的画面中,流淌着尖声的哭泣。

我俩猛回头,看到身后的坡顶上,两个身材微胖的穿布裙的哈萨克族女人正搂在一起痛哭,而且她们拥抱的方式很特别,身体离得很远,互相把头放在对方肩上,构成了一个金字塔的形状。

正在我们感到吃惊时,女人们已经不哭了,她们离开对方的身体,相互微笑着问候,一同走进了帐篷。我们俩正感到莫名其妙,巴图过来喊我们进去喝茶。刚才哭泣的女人,像我见过的所有哈萨克族女人一样,在面无表情地准备着奶茶。客人们在地毯上盘腿坐成一个半圆,有人端来洗手的盆,我们洗了手,却发现没有擦手的毛巾。巴图告诉我们不能把手上的水甩掉,看人们将两手耷拉着支在膝盖上晾着,我们也如法炮制。

女主人拎出一块在市场上常见的粉红色条纹床单,里面包着许多的馍,那些馍被掰成一块一块的,有的已经干了,有的还是湿的;有的是蒸的,有的是烙的。她打开床单并铺平,将馍摊开,给每个人的茶碗里倒上奶茶,客人们再自己加上几块方糖,人们一手拿起饼子或馍,一手端着茶碗吃了起来。我心想,怎么刚吃了午饭,没过1小时就又吃上了?

象征性地吃完一点儿食物后,巴图说给我们安排了一户人家,主人是个兽医,懂一点儿汉语。胡子急忙问,我们去了要怎样向人家表示,巴图说送两块砖茶和一斤方糖就可以了。胡子又让他教一句问候的话,巴图说:“你们进任何人的家,都要弯下腰,用右手捂着前胸,说‘考通桑克’。”胡子就“考通桑克”“考通桑克”地练着,好在只有四个字,不一会儿就记住了。

车沿着绿草中一条土红色的路行驶到湖边,又沿着湖走了一段,最终在一顶毡房前停了下来。我看到毡房门口有一条黑狗,看到有车到来,吓得躲到人群的后面。

一行人下了车,步行上坡来到毡房前,那狗竟一声没叫。小黑狗一副受气包的样子,尾巴夹得紧紧的,溜到毡房后面去了。同行的同志向女主人问好,我们只是跟随着大家弯了弯腰,胡子刚学的问候语也没派上用场。

进了毡房,巴图像到了自己家一样,斜躺到地毯上,其他几个人也随意地坐在那里聊天。家里只有女主人和一个5岁左右的小男孩。女人在外面生起火堆,不一会儿就端着一个上面小下面大的白铁皮奶茶壶走了进来。巴图赶快盘腿坐起。跟前一个毡房相同的程序,女主人拿出床单包裹的馒头、饼子和方糖,人们又开始吃馍,喝奶茶,聊天。我问巴图,是不是每遇到一家人都得这样吃一通?

还没等巴图开口,身边的人就抢着解释说,这是这里的风俗,只要来了人,不管是否认识,都要喝茶。我问刚才那两个女人为什么哭,他们说,这也是这里的礼节风俗,亲戚好久不见,见面要这样假装哭几声来表示想念。

这是一个重感情而好客的民族,可我们面前这位进进出出的女主人却一直沉着脸,巴图说这是给我们安排的人家时,我心里感到有些难受,觉得人家可能不高兴留我们住在这里,这顿茶我们喝了很长的时间。

黄昏,太阳在对面的山后射出几道光,直直伸向天空,一会儿完全消失不见。黑乎乎的山镶着金色的边,深蓝色湖面上像铺了一层浅蓝色的塑料膜。从毡房到湖边是一段下坡路,所以湖面处在水平视线之下。我不敢乱动,不知道主人家的规矩,女主人也不过来跟我们搭话,好像她不怎么懂汉语。中间我上了一次厕所,看到毡房后面是一面长着松林的山坡,开满了鲁冰花,这里简直是诗歌中所描绘的美好居所。

我的卡孜姆大哥

一会儿,门口一个黑影闪过,进来一个大汉,宽宽的肩膀,脸在背光处只能看到一口白牙。女主人也跟进来倒茶,后面还有一个长得不怎么好看的长辫子姑娘,还有两个大一些的,十一二岁的男孩。

巴图用哈语向来人介绍我们,我俩赶紧弯腰施礼,这时胡子大声说了一句“考通桑克”。可话音刚落,帐篷里就爆发出了大笑声,连女主人都笑得蹲到了地上,小孩们哈哈地笑着跳了起来,我俩则是一脸蒙,看着大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男主人笑着坐到地毯上,说:“你嘛,说错了,你说的是打屁股。”我俩大吃一惊,此时别提巴图有多得意了,几人又是一阵叽里咕噜,巴图一定是在向男主人讲述这出喜剧的精心准备和设计过程。我们完全相信了在阿勒泰听来的故事,认为哈萨克族人不会开语言的玩笑,可后来想想人家巴图其实是蒙古族人。

这出闹剧给帐篷里添了许多自然随和的气氛,我们也变得不再拘束。不一会儿男主人双腿夹着一只羊,羊头冲着屋里,双手抓着羊角,出现在了毡房门口。巴图说这是欢迎客人最隆重的礼节,这时我的心才算完全放下,主人是欢迎我们的,但不是用表情而是用行动。

卡孜姆大哥不见了,想必是在外面宰羊,我不能多想羊的事情,总觉得它温柔而可怜,内心平静后困意袭来,想要赶快睡觉。看看表已快10点,这里天黑比宁夏要晚2小时,等羊宰好,收拾好,做成饭,可能最快也要到夜里12点,巴图就打算等吃完晚饭后再回去。

毡房里点了灯,大家坐着聊天,一会儿男主人进来了,坐下时告诉我,在吃饭时女人应该坐在右面,男孩坐在左面,长辈坐在中间。我赶快爬过去和他的妻子和女儿坐在一起。主人一家不停地忙碌着,不知过了多久,终于端上来两大盘面条,毡房中煮着那只羊的大铁锅也飘出了香味。

羊头先被用盘子盛着端到大家面前,巴图用刀子将一只羊耳朵割下来递给我。我不知道该怎样接,没有碗,一时为难地看向胡子,胡子说用手拿着就行。巴图说最尊贵的礼仪,是主人把羊头端上来,羊嘴冲向客人,最尊贵的客人动第一刀,割下一只羊耳朵,会转献给他认为更加尊贵的客人,如同献哈达一样。

我很荣幸地接过羊耳朵,想把它给小男孩吃,但又不敢递过去,不知道这样算不算不礼貌。只好自己吃了下去,这是我吃的唯一一只羊耳朵。

之前我们有过吃手抓饭的经历,但如何在没有筷子的情况下用手把面前的面条递进嘴里,仍然是摆在我和胡子面前的难题。主人和巴图的同事似乎已在等着我们出洋相了,男主人友善地张大嘴巴笑着看向我们。女主人这时悄悄碰了我一下,拿起一块肉,在盘子边缘用几个手指一收一收地将面条集成一撮,捏起来后,用大拇指一推就放进了嘴里。我领会后刚要照做,就看到胡子正在用三个指头抓起一撮面条,面条哐里哐啷吊在那里,他正在想办法递进嘴里。最后,在大家的笑声中,胡子仰起头,高举手臂,将面条尾端先递进嘴里。由于瞄不准,面条在嘴巴周围又游**一番,滴了他一脸的汤汁,狼狈极了。

我想胡子还是挺聪明的,他没有将面条直接送进嘴里,那样面条耷拉下来就会把衣服弄脏。胡子的方法让大家又乐呵了好一阵。接着他们友善而耐心地教我们正确的吃法,其实方法并不难。我成功了,可胡子那粗笨的手指,怎么也不能很好地将面条收到一起,他的吃法也成了我们饭间的“佐料”。

这顿饭吃完已是凌晨4点,大家心情愉快,主人此时拿出一把琴,很像热瓦普,但他们说是都塔尔。大家唱歌跳舞又是1小时,巴图说要走了,我像依恋大人一样有些不舍,心里空空的没了依靠。巴图走时嘱托我们不要随便进山,说山里不安全,说这话时我还回头看了看房后那黑漆漆的山林。

送走巴图,我装出轻松的样子回到毡房,主人家女儿这时已铺好了被子,我看到别处都是一层褥子,而有一个地方却铺了三层厚褥子。正琢磨这是给谁铺的时,男主人指着那里说:“你们两个,这里睡。”我心里又是一阵感动,正想要谦让一下,胡子拉了一下我,我们就在那块贵宾地盘上睡下。那一夜,我们和陌生男人、女人及孩子睡在一起,感觉却是那么自然。

卡孜姆的家庭

第二天早晨醒来,我们看毡房门前是一片瓦蓝瓦蓝的颜色,以为看到的是远处天空,女主人这时从门口走过,胡子说:“呀,她像是在天上行走。”因为毡房的门正对着斜坡,我们躺着看不到草地,只看见了远处的湖水。过了好长时间,我们才反应过来,门口的那片蓝原来是湖水的颜色。

起床后,男主人招呼我们吃早茶,一家人又活跃起来。他们问我们叫什么名字,在什么地方,我们只好说自己是从宁夏来的,面前的主人似乎希望最好是来自北京。

当我说自己叫李跃春(注:我的原名叫李跃春)时,他们一家人说成了“楼妖虫”。任凭我怎么教,他们依然是“楼妖虫”。徐晓平比我好一点儿,被学成了“徐烧瓶”。男主人也介绍自己的家人,他指着女主人:“这个嘛,我的女人,卡玛古丽。”然后是18岁的大女儿:“这个嘛,阿依古丽,拍《天山上的红花》时,下下来的,就叫了电影里的名字。”我们赶快问什么是“下下来”,他说:“羊嘛,下小羊嘛!”我们说那是“生下来”,他说:“下下来,一样的嘛!”

卡孜姆接着指着大一些的男孩:“我的大儿子,卡斯特尔。”又指了指那个穿西服的小一些的男孩:“这个嘛,我的二儿子,间谍。”那个孩子眼睛里真的闪烁着像间谍一样的光芒,和那只黑狗一样,一副委屈的样子。最后他指着躺在地毯上揪着被子、装婴儿撒娇的小儿子,就是我们最开始见到的男孩,说“这个嘛,是我的高极”。他一定最疼爱小儿子,在介绍“高极”时,卡孜姆大哥脸上是掩饰不了的愉快和心醉,但却故意装出一副家有珍宝不示人的模样,既幽默又可爱,我们一起大笑起来,但那个被叫“间谍”的孩子肯定懂这个词的意思,他的眼里露出了受伤的神情。

当时我还没有孩子,也没接触很多孩子,根本无法体会被叫作“间谍”的孩子要经历怎样的痛苦和忧伤,眼里才会露出那样的哀伤神情。

后来搞了教育,我遇到过很多二胎家庭无法处理好老大情绪和认知的问题,几乎每一个“老大”在有了弟弟或妹妹后,都会变成这样一个“间谍”。观察这些孩子,我才知道他们经历了多么大的内心恐惧和痛苦,有的孩子直接出现退化现象,开始变得迟钝、语言迟缓、发呆、不能思考,甚至开始尿裤子;有些开始胡闹,搞得大人不胜其扰。有这样表现还算好的,这等于说明孩子在用自己的方式向父母求助,向父母表达着自己内心经历的困苦,以及那种深深的恐惧。

如果孩子的这种表达起不到作用,他们就会逐渐变得麻木,失去安全感。他们不认为自己是家庭的一员,拥有家庭的一切,他们也不认为自己具有与其他兄弟姊妹一样的权利,应该同样公平地获得父母的爱护和需求的满足。

他们最终会以儿童的方式,通过一些“阴谋诡计”,如偷吃偷喝,或抢吃抢喝,通过自己的“努力”,来让自己获得安全感和生存的机会。他们不再相信父母会爱他们,会像对待其他兄弟姊妹一样对待自己,于是他们在小小年纪就学会以孩子的方式保护自己,这就是我们所看到的“间谍”的样子。

这一天男主人很晚才出去,随后我俩也出门了,顺着来时的路来到风景管理处看有没有商店,打算买一些礼物送给卡孜姆大哥一家。

风景管理处是一间土房子,门锁得紧紧的,在湖的那边有几座漂亮洋气的平房,说是宾馆,刚建好还没有开放。我们看到远处公路旁有几顶方方的军用帆布帐篷,就朝那里走去。那里果然是卖东西的地方,我们高兴地发现不仅有砖茶和方糖,还有少量的蔬菜和一些生活用品。

我们高高兴兴地买了几斤方糖和两大块砖茶回来送给女主人,女主人脸上露出愉快的神情,把这些东西收进毡房的一个柜子里。

中午也是喝茶,下午我俩跑向湖边,湖水清澈,湖底的石头都可以看得清清楚楚,湖边是差不多大小的带白色条纹的扁圆形鹅卵石。我俩盘腿坐在草地上,静静地听着湖水拍打岸边的声音,看着远处那露着粉红色石壁上面顶着白色积雪的山,一时不知我们身处何处。

在这个周长有200里的大湖周围,一共有五座这样的四季山,说它们是四季山是因为在夏季,在一座山上同时呈现春夏秋冬四个季节的状态,它们都映照在湖中,一同映入湖中的还有那在空中慢慢走过的白云。

牧民们一天只正规吃一顿饭,其他时间都是喝茶,而我们从小习惯一天吃三顿,每顿都让肚子撑得溜圆。在这里,我们每天如果不出去,就可能要陪不知从哪里来的客人喝无数顿的茶,到晚饭前肚子总是不饥不饱的状态,刚开始很不适应。

卡孜姆一家煮饭时在羊肉里只放盐,不放其他佐料,但羊肉却出人意料地好吃。喂羊时是要专门喂盐的,胡子莫名其妙地馋盐,于是老在人家喂羊的盐袋子里捏一撮盐放进自己的嘴里。

融入这个家庭

我们很快就和卡孜姆一家融洽起来,白天,我们出去转,几乎不回家;晚上,一家人吃完饭就唱歌跳舞,在这里人们吃完饭后唱歌,就像欧洲人的饭后甜点一样,都是必需品。如果在睡前不弹琴唱歌,我们就感觉像没过日子一样。

这里的夫妻因为一整天都不见面,夜晚又忙着唱歌,不说闲话,不出是非,也就不会吵架。大家都像植物生长一样自然无求地过着每天的日子,每个人做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父母也从来不会表达对孩子的不满。

卡孜姆嫌我俩的名字不好记,就提议给我们起哈萨克族的名字,我俩大喜过望,我觉得少数民族的名字都比汉族的好听,叫什么都好听,大家围坐在卡孜姆的身边,他是一家的中心,具有很高的地位。

卡孜姆指着胡子说:“你叫戛勒肯。”好听极了,我们忙问是什么意思,卡孜姆操着蹩脚的汉语解释了半天:“这个嘛,就是到处走,喜欢乱走,不好好回家的那种人,浪子,浪子。”

胡子听了满脸喜悦,大概自己对浪子太满意了,但卡孜姆大概觉得自己没说准确,又补充“喜欢看风景的人”,我们高兴地大喊:“太好了,太好了。”卡孜姆这才放下心来。他又朝着我说:“她叫阿依夏,月亮光。”这个大汉,心中的美和感情,真是出乎人们意料,他给我们起的名字都是我们最喜欢和向往的,而且和我们这种文艺青年所具有的诗情与浪漫都无缝衔接。

我真心喜欢极了自己的名字,如果不是别人一听就知道这是哈萨克族的名字,而我又是一张彻头彻尾汉族人的脸,我非要将自己的名字改成阿依夏不可,我虽然不像月亮光那样纯美,但我喜欢月亮光。

夜晚,在美丽温暖的灯光下大家聊着天,我一回头,发现阿依古丽和我的老公脸对脸,阿依古丽干脆将两只胳膊支在胡子的腿上,在教他弹琴。

胡子是一个在这方面守旧到可笑的人。结婚前,有一天他吞吞吐吐要跟我说事,让我千万别生气。我拼命催着他讲,他才低着头,红着脸说,星期三,一个女老师到他的房间串门,他到床下拿东西,爬出来时,不小心按到了女老师的腿。我问:“往后呢?”他说:“今天我回来时,心想见了你该咋说这事。”我失望地问:“就这些?”他说:“你看咋办吧?我觉得很对不起你。”我哈哈大笑,觉得他这个人可真是没救了。

还有一次我跟妈妈一起从公厕出来,胡子见后眼睛瞪得老大,等单独跟我在一起时,大声问我:“你怎么能这样!”看他的表情我吓坏了,以为自己干了什么人类无法容忍的事情,惊问他怎么了?他说:“怎么能跟你妈一起上厕所?”我不明白,问他为什么不能。他说:“你那样尊敬你妈,上厕所时看见了不能看的地方和动作。”我说:“那一起洗澡呢?”他说:“天哪!怎么能这样!”他又问我是不是跟学生一起洗过澡,我说在公共浴池经常遇到,可笑的是学生老认不出**的我。他惊得眼睛瞪了半天都不眨一下,我问为什么不能。他说:“你在讲台上神气活现,学生想到你**的样子,怎么办?”我说:“在我叫他们时,好像没发现他们想起我**时的表情。”胡子听了我的话,表情像见了最恶心肮脏的东西一样,这让我笑了好多天。

可今天在卡孜姆大哥家里,他竟然能让阿依古丽靠得这么近,胡子好像忘了自己,阿依古丽也根本没把他当作男人,但阿依古丽不教我弹琴,我的心里还是有点儿醋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