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未来几代人建设社区

在大都市林立和社会隔离的时代，我们可以从哪里找到共同的“村庄”来养育我们的孩子呢？在社会冲突和家庭分裂的时代，我们如何建立扩大化的成人辅导员网络，为青少年提供一致的指导呢？在一个由经济水平相差悬殊的人组成的社会中，我们如何建立支持我们社会中所有孩子发展的社区呢？

为了寻找这些问题的答案，我们或许可以看看人们在被经济衰退和社会解体摧毁的地方重建社区的例子。有时候，在极端困难的环境中，我们可能会发现对所有人都有用的原则。在本书的前面部分，我提到了各种城市青少年组织的勇敢行为，它们在一些遭受最严重破坏的社区为青少年提供了安全的避风港。目前，男孩和女孩俱乐部、体育协会如社区篮球联盟等正在吸引青少年参加有益健康的活动，并为他们提供成人辅导员的指导。其中许多组织都只靠极少的资金在运作，它们的工作通常都是默默无闻的：这些组织的记录者米尔布里·麦克劳克林说：“这是美国最伟大的鲜为人知的故事。”各种迹象均表明，这些草根组织正在拯救成千上万被社会遗忘的孩子的生命和未来。

这些组织的成功有两个关键的原因。首先，它们是真实的。它们诞生于它们所服务的青少年成长的环境中。这些最有效率的组织已经陪伴了这些青少年很长时间，并展示了它们与青少年同甘共苦的责任感。这些组织通常会雇用一些较年长的社区成员作为员工，他们年轻时也在类似的环境中成长并生存了下来。通常，这些“幸存者”自己也曾深陷麻烦，并从错误中吸取了教训。他们的声音清晰而有力地传到了下一代人的耳中。

其次，这些组织对所有成员都提出了严格的要求。有一些规则和期望是他们必须注意的。它们的年轻成员都知道，如果他们不遵守明确的规定，他们将被淘汰出局。具有启发意义的是，年轻人不会对这些规则感到恼火。相反，麦克劳克林报告说：“年轻人欢迎这些组织为他们设定的规则和限制。”正如我上面指出的，我们都可以学习这项工作所体现的原则。

然而，尽管这些组织已经证明了它们的有效性，但它们几乎没有得到大众的支持。它们年复一年地勉强度日，资金匮乏，常常不得不把许多急需帮助的青少年拒之门外。有时候，由于缺乏足够的资源，它们会悄无声息地消亡，除了他们所服务的不善于表达的青少年之外，任何人都不会注意到它们。为了确保其有效性和生存，这些组织需要与企业、学校、公共机构和其他能够支持其基本工作的组织建立联系。换句话说，它们必须加入促进青少年发展的一系列协调行动中。而围绕孩子的发展需求推进一系列协调行动需要建立社区意识：事实上，社区的本质就是对一个社会中的所有孩子承担共同的责任。在当今社会的太多社区，这种情况并不存在。社区已经变成一种虚无缥缈的希望。

这可能是我们难以企及的新疆域，因为它似乎变得一年比一年更遥远了。但即使在这条最具挑战性的战线上，也有一些先驱者正在推进他们的试验，他们的进步为整个社会树立了很好的榜样。其中一个这样的先驱者就是得克萨斯州南部的社区建设者小埃内斯托·科尔特斯（Jr. Emesto Cortes）。科尔特斯从资深社会活动家索尔·阿林斯克（Saul Alinsky）那里学到了他的组织技能，他把阿林斯克的社会活动工具“工业区基金会”（Industrial Areas Foundation）带到了履行教育和公共服务使命的新领域。科尔特斯将一个大都市区所有正常运转的机构联合起来，与犯罪、吸毒、经济衰退和学校失灵等社会问题作斗争。他教当地社区的人们如何确定和追求他们的共同目标。这些目标可能像安装一个新的下水道系统一样实实在在，也可能像实施进步主义学校改革一样虚无缥缈。无论做什么项目，科尔特斯都从人们为自己和家人设定的目标入手。科尔特斯坚持认为，行动的重心仍在人们自己身上：他从阿林斯克那里学到的一条经典的组织原则是，永远不要代替别人做他们能为自己做的事情。科尔特斯提醒人们他们有共同的利益，敦促他们彼此守望相助，在通常独立运作的人和机构之间建立联系，从而建立了真正意义上的社区。

不出所料，在这个暴躁的时代，科尔特斯招致了极左翼和极右翼政治势力的抨击。对于一些保守派来说，他与激进的阿林斯克关系太密切，不值得信任。对于一些激进分子来说，他太醉心于改良我们的社会，而不是摧毁了它再重建。科尔特斯遭到所有这些政治极端势力批评的原因是，他试图在对立双方之间搭建桥梁，而不是促使其进一步两极分化。他明白，创建一个养育青少年的社区需要在青少年寻求指导的成年人之间达成共识，而不是扩大分歧。科尔特斯充分利用了我们社会中幸存下来的机构，而不是攻击它们。尽管他主张在学校和地方政府中进行改革，但他与这些机构进行了富有建设性的合作，而不是试图摧毁它们。科尔特斯和电视主持人比尔·莫耶斯之间的以下谈话非常具有启发性：

莫耶斯：有些批评你的人说你实际上太保守了。他们说，你正在把越来越多的人带入一个僵化和过时的现有机构体系，而你应该变革这个体系。

科尔特斯：嗯，我很少有这样的荣幸被批评过于保守，但我想，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们正在倡导一种文化保守的策略。人们与机构建立联系是很有必要的。我们必须区分传统和传统主义，前者是死的人流传下来的活思想，后者是活的人的死思想。如果你说我保守是因为我认为家庭很重要，那么我认罪；如果你说我保守是因为我认为教会很重要，那么我认罪；如果你说我保守是因为我认为公立学校可以有效运作，那么我认罪；如果你说我保守是因为我相信美国能正常运转，那么我也认罪。

通过在一个名为“得州宗教间教育网络”（Texas Interfaith Education Network）的网络上联络的一些当地合作伙伴，科尔特斯和他的同事们利用他们的社区建设方法，振兴了整个得克萨斯州南部的公立学校。这些合作伙伴包括COPS（公共服务社区）、ACT（塔兰特联合社区）和EPISO（埃尔帕索宗教间赞助组织）等，它们正致力于用“学习者社区”取代工厂式学校。在一份关于未来公立学校愿景的声明中，得州宗教间教育网络描述了下面这种想法：

成功的学校将更多地扮演“学习者社区”的角色，而不是官僚等级上最底层的角色。它们的特点是创造各种各样的学习环境和策略，以适应孩子们特殊的、不同的需要。学生不是被动的学习者，而是合作学习社区的一员。老师和行政管理人员共同致力于不断提高他们的教育水平，他们从经验中学习，向彼此学习，向学校里的学生学习。成功的学校的特点是所有利益相关者—包括父母、老师、行政管理人员和社区领导人—之间都建立了充满活力和相互协作的关系……成功的学校将认识到并支持家庭在孩子教育中的重要作用。

当地伙伴关系，如COPS，在社区范围内举行会议，以促进学校改善教育事业。这些会议规模很大，同时也很有针对性。有些人说它们带有一种复兴的“氛围”。演讲者分享他们的教育经验，并请求参加会议的父母、公民领袖、商界人士和其他公民提供支持。通常，学生也出现在那里，他们也会分享自己的经验和希望。在会议接近尾声时，所有社区成员都被要求公开声明他们会致力于推动学校改革事业发展。

正如科尔特斯及其追随者所做的那样，社区学校改革运动是悠久传统和当前时代的有力结合。它是历史悠久的，因为它保留了千百年来社区标志性的村落般的亲密关系和共同责任。它又是当代的，因为它利用了从最新研究和实践中总结出来的最先进的教育方法。

科尔特斯的组织协调工作抓住了社区的本质，在人们和机构之间架起了桥梁。通过这样的努力，人们感觉到学校、教堂和其他公共机构确实是属于他们的机构。通过将改善学校的目标化为每个人的公共事务，父母和老师、公民领袖和学校、教会和世俗，以及孩子和扩大的成人辅导员网络之间，建起了新的沟通渠道。充满活力的有关教育的社区对话让孩子们感觉他们在学习过程中有了新的目标感，与长辈们有了新的联系。这些努力体现出来的共同目标和价值观，呈现出了人们对青少年清晰的、一致的期望。这些努力带来的学校改善为青少年提供了培养各种技能和理解能力的新机遇，这些技能和理解能力将对他们当前和未来的生活大有裨益。

得州宗教间教育网络的学校改革愿景包含我在第9章中概述的项目教学的许多要素：关注学生的积极学习和理解；关注每个学生的才华和兴趣；在课堂中重新调整社会关系，强调合作和指导；使用同伴学习方法，如小组学习和辅导；以及使用以表现为基础的评估为学生提供富有建设性的反馈信息，包括他们已知道和不知道哪些知识。此外，这些要素还包括致力于给孩子们传授他们在工作和社会中所需的基本技能。在这种方法中，思维和知识、解决问题和事实、孩子们自发的兴趣和较高的成就标准之间，没有毫无意义的两极分化。不言而喻，一所好的学校能够促进上述所有方面的发展。

在美国得克萨斯州学校改革运动中，孩子的现实需求和精神需求并没有对立起来。这场运动对宗教观点也很开放，在科尔特斯和他的同事组织活动的社区，宗教观点也得到了表达。不同信仰的人为了一个共同的事业而团结在一起，但这并不意味着需要压制任何特定的信仰表达。没有人觉得一个人的信仰若不隐藏起来就会对另一个人产生压迫效应。事实上，我们需要教堂和其他宗教机构在重建社区方面发挥建设性作用。当然，它们的共同点是，它们都献身于超凡的使命，并通过共同的社区给孩子传授这种超凡的使命。

得克萨斯州的社区革新运动本质上是改良主义。它与学校等传统机构密切合作；但它会敦促这些机构改进方法，提高其帮助青少年的能力。因此，该运动支持非传统的教育改革方法，如合作学习和绩效评估，以努力重振这些机构。这种运动的重点是孩子现在和未来需要的技能和价值观。它不会怀旧地聆听过去的想法，也不会维护禁锢年轻一代的传统实践。

在当今社会中，确实有一些社区在这样砥砺前行。其中一些社区至少取得了部分成功。人们决心在自己和父辈曾经生活的相同环境下养家糊口，正是靠着这些人的忠诚，这些社区在日益恶化的社会环境中努力维护着它们的安全和团结。在许多方面，人们不得不佩服它们取得的成就。

社会学家弗兰克·弗斯滕伯格就描写了费城一个这样的社区。它是“为数不多的几个城中村之一……这个社区在一波又一波的城市恶化和中产阶级化的浪潮中幸存了下来”。这个社区的特点是“丰富的资源支持和密集的成年人网络，成年人与孩子联系密切，充当着有效的支持系统和社会控制的源头”。它绝不是一个富裕的社区：它主要是由工薪阶层组成的，他们的家庭世世代代都生活在那里。社区的主要资源不是物质，而是人际关系。人们觉得有义务照顾彼此的孩子。他们照看着孩子，正如一位父母所说：“街上到处是耳目。”学校、体育联盟和当地企业都对这个社区的孩子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他们经常与父母沟通。弗斯滕伯格写道，在这个社区，“养育孩子是一种共同的活动”。在核心标准问题上，这个社区用同一种声音向青少年说话：父母“有理由相信，如果他们的孩子不守规矩，任何成年人都可能会像他们自己一样管教这些孩子”。这个社区的孩子享受着只有由人们和机构组成的关爱孩子的网络才能提供的保护和指导。在这方面，这些孩子比他们的许多同龄人幸运得多。

然而，人们无法对这个特殊社区的未来感到乐观。它正在用陈旧的武器对抗日益恶化的社会失常状态。这个社区的一些价值观既过时又狭隘。弗斯滕伯格评论说，“激进的种族主义”会遏制邻里之间发出不和的声音。排外情绪，如种族主义，不能为青少年提供振奋人心的社区宪章。社区无法通过与外界隔绝来保护自己。这样的努力正在节节败退。最终，这些隔离墙将会轰然倒塌。那些没有准备好与多元化社会中的所有人进行富有建设性互动的人将无法适应。

如果一个社区总是抵制所有社会变化，那么它就无法适应新的环境。学校和其他机构必须不断更新，以便有能力为现在和未来的人服务。如果要为青少年服务，那么这些机构就必须与时俱进。这并不是说这些机构应该忽视它们的传统使命或抛弃它们的传统价值观，而是说它们必须用当代青少年能够听懂的语言来调动他们的兴趣。如果青少年从一开始就认为他们社区的学校和教堂是积满灰尘的古老博物馆，没有什么有用的东西可以提供给他们，那么他们就不会全心全意地参与其中。他们也就不会对这些机构产生忠诚—也不太可能对社区本身产生忠诚。青少年在其所在社区形成的大部分价值观都是由学校、教会和青少年组织等机构提供的。当这些机构变得落伍时，青少年很快就会离开，无论是身体上还是精神上。

社区的发展就如同青少年的发展：事实上，社区和青少年的发展轨迹是交织在一起的。每一代人都会有新的兴趣和新的需求，这为社区及其机构提供了变革的机会。一个令人信服的例子是学校改革会考虑孩子在当今世界所需的技能，并使用最有效的、最先进的教学方法来培养这些技能。另一个例子是青少年组织和当地企业会进行重组，为需要指导的青少年提供具有吸引力的活动。当社区及其机构了解到当今青少年的精神面貌时，它们就能够作出相应的改变，而通过这样的改变，它们自己也能不断发展壮大。它们将不断寻找新的方法来实现它们培养年轻一代的古老目标。

我无意于贬低社区抵御外面世界的危险入侵和保护街道安全的英勇行为。我认为，若不进行循序渐进的改革，这样的策略不会长期占据上风。尽管如此，这样英勇的行为确实为一些在危险重重的环境中成长的孩子提供了他们所需的基本保护。无论这些努力的最终前景如何有限，我们都将从中学到很多东西。任何社区的首要目标必定是保护其中的所有孩子免受暴力、虐待、忽视和剥削。要实现这一目标，社区必须再次让自己变成青少年的避风港。社区必须在每个角落提供这些避风功能，无论是在家庭内还是在家庭外。为什么我们认为这超出了我们的能力范围呢？如果像主题公园这种私人营利中心都可以创造巨大的梦幻世界，让孩子在其中自由漫步而不会有任何危险，那么我们在公共领域为什么做不到呢？

我这样问是出于担忧，而不是出于天真。我非常清楚，各种坚韧的文化力量导致了社区不安全这个当前普遍存在的困境—事实上，我已把本书的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都用来揭示这些力量。尽管现代社会的不安全不容置疑，但是青少年仍然需要一定程度的自由来探索世界。正是通过自发的探索，青少年获得了很多技能、自信和对生活可能性的洞察力。这是获得能力的关键途径之一。当青少年自由地探索世界时，他们就是在发挥自己的力量，发现自己的兴趣。他们深刻地了解了不同的人、不同的地方和他们自己，这是他们在学校和其他不那么“情境化”的环境中无法做到的。

不断抑制孩子的探索欲望，将不可避免地会让他们变得沮丧和冷漠。这是把一个意气风发的青少年变成一个士气低落的青少年的必由之路。社会各个阶层的青少年，只要生活在可以随意漫步的安全社区，就将受益匪浅。我们至少要给他们一个安全的社区。在一个社会，当负责任的父母觉得他们不能再给予孩子们探索世界的自由时，孩子的成长就会存在严重的障碍。

让我们的社区变得安全和对孩子友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我在前面已经指出了支持本地社区组织的重要性，这些组织一直靠自己的力量为青少年提供避风港，尽管它们周围的社区已经崩溃。这是一项行之有效且划算的措施。有很多组织在没有外部支持的情况下为许多孩子创造了奇迹。有些是正式的组织，它们一直在社区里，现在似乎已被置于公共机构下：男孩和女孩俱乐部等。有些则是自发地涌现出来的组织，是为了照顾极度穷困的孩子们。它们被称为“吉迪恩的部队”和“边缘网络”，它们每天都依靠获得的接济勉强度日。如果它们与我们的公共机构建立联系，并从我们定期调拨给这些公共机构的资源中获得哪怕是一小部分资源，它们就可以创造奇迹。它们理应得到我们的支持，因为它们去了孩子最需要帮助的地方。

简·雅各布斯（Jane Jacobs）等城市学家和阿米泰·埃齐奥尼等社会学家，提出了其他许多可行的、经济上合算的解决方案。我们应该通过多种激励措施鼓励小型住宅和临街企业回归城市。我们应该通过社区巡逻恢复城市街道的安全。我们应该重建而不是放弃我们的老社区，因为我们非常清楚，即使是最破旧的社区，也居住着一些有孩子的家庭。

一个体面的社会将承担起对所有孩子的责任。我们不能对那些生活在不安全社区的孩子置之不理，假装他们生活在我们社会的边界之外。我们必须竭尽所能地确保我们的所有孩子都有社区，他们可以在那里生活和成长，并感到很安全。这不是纯粹的利他主义—当一个社会为所有年轻成员提供有利的发展条件时，它最终也能确保自己的安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