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公立学校的不足之处

尽管公立学校具有重要的作用、独特的功能和高尚的服务传统，但它现在正处于严重的麻烦之中。那些通过取代公立学校而嗅到了盈利商机的人，确实找到了可以利用的严重弱点。毕竟，机会主义需要一个真正的机会来获得滋长。

现在的学校一个悬而未决的最大困境是如何与抵制教育的广大学生进行沟通。学校无法管理，更不用说教育那些在课堂上没有准备好学习、对课堂上发生的一切漠不关心的学生。他们也无法防止这样的学生破坏整个学校的学习氛围。当然，任何一所学校都会有一些这样的学生。但是今天，这样的学生数量众多。

根据我对公立学校的研究，现在有超过一半的学生对学校教授的课程感到兴趣索然。他们不认为学校是为他们的利益而创造的资源。他们不认为去学校是一个学习他们需要知道的东西的机会，他们当然也不认为上学是他们非常幸运地拥有的特权（我最近当着一些高中生说了“特权”这个概念，不出所料，他们听了唉声叹气、咯咯地发笑或翻白眼）。相反，现在的大多数学生认为上学是一种强加在他们头上的东西—或者充其量只是他们极不情愿履行的一种责任。

现在许多学生的学习动机不足，这源于他们对学校里发生的事情不甚了了。对于许多学生来说，课程作业是他们想要蒙混过关的一套晦涩难懂的仪式。他们既无法明白教学内容，也不能理解学校用来教授这些课程的方法。等到他们上高中的时候，许多学生早就放弃了理解课程内容这个目标。在老师的要求下进行谈不上有任何理解的复述，是他们想要或期望达到的全部目标。

自世纪之交以来，许多学校的课程和教学方法都没有太大变化。教育史学家所谓的“工厂模式”仍然在全世界范围内盛行。这些学校试图用19世纪的方法来进行最有效的教学。这意味着学校将学生视为同质化的产品，通过标准化的程序填充相同的信息、进行分类和测试。在走下生产线后，这些产品经过认证，然后准备投入使用。顺利毕业的学生在毕业典礼上的轻松交谈和庆祝仪式，难以掩盖学生们获得文凭的整个过程的机械化本质。

唯一改变的是学校的道德风气。它显然已经变得更糟了。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学生的行为往往充满暴力和无序。但学生的行为并不是唯一的问题—而且，无论如何，学校不能对学生的行为习惯负全部责任，不管这些习惯有多么糟糕。学校的道德风气也会因为教风的变化而下降。在今天的学校里，很少有老师对学生持有很高的学业和道德要求。相反，现在有太多的老师采取了一种超然的工作态度，让学生付出最少的贡献和努力就可以蒙混过关。正如我在第2章中指出的，这就是西奥多·西泽所谓的臭名昭著的“妥协”—当今公立学校中老师在教学中进行的妥协。事实上，那位“妥协的”老师告诉学生，如果你们表现出足够的“学习意愿”，避免让我们大家都感到难堪，那么我就会让你们通过这门课程，拿到你们所需的凭证。平庸成了老师和学生的一种常态—甚至是一个令人沮丧的目标。

有一个因素助长了当今老师们的道德超然态度，那就是我们的公立学校本质上越来越缺乏人情味、越来越官僚。正如社会学家杰拉尔德·格兰特（Gerald Grant）指出的那样，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充满社区精神和本土价值观的、人与人之间亲密无间的小型公立学校已经销声匿迹了。取而代之的是大型中央集权管理机构—它充其量只代表了一套遥不可及的、普遍的价值观。这样的机构不能提供个性化的指导和人际关系，从而帮助培养孩子的能力和品格。事实上，这些机构已经成为对老师和学生都不友好的地方。毫无疑问，我们的学校必须改革，这一点我将在本章的后面部分进行阐述，但这并不意味着因为缺乏公众支持，公立学校就应该被抛弃或进一步削弱。我们应该质疑的是这种机构近年来在演变过程中表现出来的性质，而不是其存在本身。

在当今大多数公立学校，老师认为自己既是专业人员，也是个打工者。事实证明，当涉及到教育青少年这一令人尊敬的使命时，这是一种不合理的双重身份。问题是，这样特殊的双重角色并没有给老师留下多少空间来发展与其“客户”—学生—的个性化关系。职业精神和打工者心态共同创造了双重的工作态度，过滤掉了那种曾让老师对学生呵护备至的感情。专业人员将以专家的身份提供特定的服务，但并不总会倾向于培养完整的人。打工者将在明确规定的义务和权利的指导下照章办事。当这两种角色定位结合在一起构成老师的角色时，教育就变成了一种狭隘的、受规则约束的工作，它更多地专注于教授既定的课程，而不是发挥每个学生的最大潜力。因此，许多老师不再认为自己的职责包括在道德信仰、行为或学习动机方面给学生们提出建议。在现在这个时代，推广标准—无论是道德标准还是学业标准—不属于老师职责范围内的事情。

在放学后，老师留下来辅导或管教有麻烦的学生已不再是常见的情景。很少有老师愿意花额外的时间（他们会抗议说，这是他们“自己的时间”）与那些给自己或他人制造麻烦的孩子们待在一起。相反，现在的老师会不假思索地把犯错误的学生从教室里撵走，让他们转学、留级或被开除。我们的社会里有很多被老师抛弃的孩子。其中一个原因是这些孩子在学校里确实行为恶劣，成绩很差。但另一个原因则是，很多老师不再把给有需要的孩子更多关心视为“其工作的一部分”。

现在的许多老师也不愿意共同努力，让学校教育变得更令人兴奋，以迎合那些寻找额外挑战的孩子。现在，我们几乎不可能让老师在正常上课时间之外完成特殊的任务，即使这样的任务可能会为学生开辟新的学习途径。任何教育创新的尝试都必须挤在正常的上课时间里，而上课时间已经塞满了各种让人头脑发麻的练习。根据我的观察，这并不是因为老师偷懒—事实上，我相信他们是我们社会中最负责任和最敬业的专业人员之一。他们朝九晚五（或者更准确地说，朝八晚三）的工作是由笼罩我们教育机构的、冥顽不灵的官僚主义造成的。由于老师们变得士气低落，因此他们的许多学生变得士气低落也就不足为奇了。

平淡无奇的结果是显而易见的。每年都有新的迹象表明，无论是在校内还是在校外，学生的社会行为都在进一步恶化。绝大多数学生的学业标准都在持续不断地下滑。实际上以任何标准来衡量，大多数学生的学业成就充其量只能算是平庸。他们对世界的知识十分匮乏，他们的思维能力参差不齐，他们认真学习的动力惊人地不足。教育研究者发现，现在有许多高中生不知道南极洲在地图上的位置。我要补充说明的是，这些学生中的许多人，如果给他们一张地图，他们不知道如何在上面找到南极洲；如果让他们去找一张地图，他们无法在图书馆里找到；而且，他们从一开始就不愿靠近图书馆，除非被迫这样做。

那些生活背景与正规学校教育要求的那种经验和意识相去甚远的孩子，面临着最大的风险。对于刚接触学校环境的幼童来说尤其如此。大规模政府教育项目试图帮助这些学生，它们识别出这些学生，并针对他们进行特殊教育。事实证明，这种努力不足以应对这种严重的、范围广泛的问题。教育改革者现在认识到，为了持续挖掘所有孩子的智力潜能，我们需要从总体上建设更好的学校，而不是依赖修修补补的教育项目。

就我在第7章中介绍的桥梁比喻而言，许多孩子的背景—他们的能力、兴趣、知识—与正规学校教育的要求之间存在很大的鸿沟。我们的许多学校在人际关系和沟通桥梁建设方面存在着严重的差距。这些差距影响到了太多的孩子：现在有很大比例的孩子没有发挥出他们的学业潜力。这些孩子有一些来自贫困家庭，有一些则来自富裕家庭。来自社会各个阶层的学生都变得心不在焉，士气低落。我们必须查出和纠正学校环境中的缺陷，而不能把心不在焉的问题全部推到这些孩子身上，就好像现在的公立学校里大批没有茁壮成长的学生出了什么问题一样。对于我们的公立学校来说，唯一可行的方法是创建满足我们所有孩子需求的项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