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的压力

在20世纪末，养育孩子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家庭生活的压力涉及方方面面，包括从经济到情感方面。很少有父母认为他们为自己的孩子提供了“足够的东西”—无论这些“足够的东西”是商品、保护、教育还是时间。越来越多的单亲父母独自抚养孩子，几乎没有社会支持。其中有些父母在永久性的赤贫状态下日复一日地勉强度日，有些父母享受着今天中产阶级富裕生活的所有物质利益，但他们仍然觉得无法为自己的孩子提供他们希望提供的一切东西。他们应接不暇地满足着孩子的各种要求：昂贵的商品、衣服、玩具和服务。与此同时，在拼命满足每一个这样的需求时，许多父母感觉到他们的家庭生活中存在一种真空，一种不完整的感觉。一代一代传承的精神之线—它总会在父母和孩子之间建立联系和沟通的渠道—在现代不确定的风向中逐渐磨损。

父母可能会向受人尊敬的专家或机构寻求指点，但他们几乎无法达成共识。事实上，这些专家和机构饱受诟病，他们的信誉正在迅速丧失。这方面最突出的例子是过去十年中老师和学校遭受的猛烈抨击。正如我将在下一章中阐述的那样，虽然有些批评是有正当理由的，但总体的效果是削弱了父母对负责其子女教育的人和机构的信心。父母对自己的孩子在学校受到的待遇开始感到怀疑，并很快就表达了这些疑虑。我们再也不能假定父母和老师们能够相处融洽了。当着自己孩子的面，父母会抱怨老师在评分或纪律方面不公平，抱怨她布置的家庭作业不合理，甚至抱怨老师的任教能力。这样做不可避免地摧毁了父母和老师在孩子心中的权威性，也削弱了社区向孩子传达清晰而令人信服的标准的能力。因为，正如我在本书中指出的那样，有效地传递标准需要整个社区范围内适用的“青少年宪章”，而这种宪章只能通过孩子生活中所有重要人物之间达成的基本共识才能建立起来。

随着家庭以外的机构的信誉下滑，家庭自身的信誉和权威也在减弱。父母发现他们在养育子女方面的不足正饱受诟病。他们因忙于工作而被指责忽略或冷落家庭，他们遭到高喊口号如“家庭重要”的政客们的训诫，他们因自己孩子的所有过失而遭受骂名，他们完完全全处于守势。父母的地位曾经会让人油然而生敬意，现在则更有可能被评头论足，并遭到某种程度的质疑。在谈论家庭方面的话题时，邻居们往往会毫不顾忌地相互批评对方的育儿方式。育儿咨询专栏和脱口秀节目频繁地展示不负责任的育儿例子，并配有谴责性的评语。在欧洲和美国的许多地方，甚至有一些运动要求父母为其孩子的不当行为承担法律责任。就在父母感到他们控制家庭的能力正在减弱的时候，他们遭到了愤怒的批评，面临着巨大的社会压力，他们被要求对其子女的行为承担更多的责任。

家庭控制权的丧失既是一种感觉，也是一种现实。首先，这是因为许多父母对自己的道德权威失去了信心（当然，老师也是如此，我将在下一章中阐述这一点）。在现代令人困惑的文化相对主义和令人不安的文化战争之间，我们社会中的成年人变得不确定应该给孩子传授什么“正确的”东西，以及不该给他们传授什么东西。父母们试图从公开辩论中寻找方向，发现只有嘈杂的政治化的争论。电视广播中充斥着公众人物为寻求关注或政治利益而就错误的对立进行的辩论，这也对父母们毫无帮助。现代的文化观念暗示孩子们是无能的、没有道德原则的和脆弱的生物，还没有准备好接受严肃的道德教育，这对父母们也毫无帮助。父母们向育儿专家寻求摆脱这种困境的方法，结果发现这些专家只是在生硬地套用现代文化的相对主义和骄纵观点。

佩内洛普·利奇是当今最受欢迎的育儿专家之一。她的书《你的孩子：从出生到五岁》（Your Baby and Child from Birth to Age Five）取代了斯波克博士的著作，成为许多年轻母亲为迎接新生儿而阅读的第一本书。利奇将斯波克以儿童为中心的倾向推向了极端。利奇的育儿愿景是，在提出任何期望、规则或要求之前，母亲要警惕地观察自己的孩子是否有准备好接受的迹象。根据利奇的观念，孩子是不可动摇的，他们具有可怕的、不可抵挡的意志力量。睡眠和吃饭模式必须遵循孩子们的时间表，而不是父母的时间表。训练孩子们使用厕所的习惯是一种“选择”，“现在是，将来仍然是，孩子们的选择”。训练孩子使用厕所的习惯是一项失败的事业，因为孩子必须按照自己的意愿行事：“不要强迫孩子坐在马桶上……”利奇写道，“你越清楚地表明你想让他坐在马桶上，他就越不想坐在那里。由于训练孩子使用厕所的习惯只能通过他们的自愿合作才能成功，因此这场拉锯战注定会失败。”

但在利奇的书中，真正令人惊讶的部分来自她阐述的孩子的社会行为。不知何故，她把上学前的撒谎和偷窃行为从道德范畴里彻底抹杀掉了。关于撒谎，她写道：“你的孩子不小心摔碎了他妹妹的洋娃娃。面对此事，他矢口否认。你对他撒谎的行为可能比对他摔碎洋娃娃的事情更生气。但重要的是，他应该意识到自己犯下的错误。承认自己的错误倒显得不是那么重要。”关于偷窃：“显而易见，你要谨言慎行，不要让你的孩子看起来像是在偷窃，因为其他人很可能会对此大惊小怪。但不要在孩子们年龄这么小的时候把它变成道德问题。”人们肯定会好奇，为什么不能这样做呢？你的孩子们的道德发展对你来说不重要吗？

利奇对待孩子行为的方法，会妥妥地消除父母在家庭中所剩不多的一点点控制感。在其中一段让我每次读到都感到难以置信的文字中，利奇为孩子在父母权威面前讨价还价的策略进行了辩护。如果一个孩子“相当聪明”，她写道，这个孩子就会发现，每当父母发出指令时，他都有“讨价还价的权力”。例如，当父母要求这个聪明的孩子穿上干净的衣服时，这个孩子可能会回答：“如果你想让我穿干净衣服我就穿，那么我想让你拿出我的颜料，你会不会这样做呢？”如果说这个孩子的要求照我们看来有点离谱—我们可不希望每次要求孩子们做对其有利的事情，我们都要付出一些代价—那么照利奇看来，我们才是不讲道理的人。“不幸的是，”她写道，“父母常常觉得这样做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是无理取闹。他们有权利告诉孩子们该做什么，却不想承认孩子们也有这样的权利。”

“承认孩子们也有这样的权利”可能会导致真正的家庭失控，这比损害无数父母道德权威的失控更危险。近年来，我认识的每个成年人都目睹了这样的令人震惊的事情：年轻人无人管教或无法管教，不受任何人的约束。人们每天都会从媒体或朋友那里看到或听到这样的故事。有些故事讲述的是那些无法或不愿被管教的孩子。他们无视人们每一次向他们发出的威胁或恳求，肆意扰乱火车旅行、家庭聚会和整个社区。有些故事讲述的是拒绝管教孩子的父母。还有一些故事讲述了父母担心自己的孩子们有一天会出于不满、叛逆或报复的心理伤害他们。数量惊人的此类案例演变成了人们每天在新闻报道中读到的可怕事件。

然而，在通常情况下，失控的威胁往往不容易被人察觉。它往往是非常微妙的，足以避开父母的所有意识。事实上，在这些案例中，父母很可能在不经意间成了孩子们不当行为的同谋。一位朋友最近目睹了下面这一件事：

一个孩子和他的父亲站在一家超市的柜台前。当父亲拿起柜台上的杂货时，这个孩子从收银员的衬衫口袋里抢走了一支笔。收银员要求这个孩子把笔还给他。但是，这个孩子苦苦哀求，说这正是他一直在寻找的那种笔。收银员回答说，他也很喜欢这支笔，他想要回自己的笔。这个孩子哭闹了起来。于是，孩子的父亲主动提出要为收银员再买一支笔，并伸手拿出一支陈列在柜台里的笔。收银员很礼貌地拒绝了，他说他宁可拿回自己的笔。这个时候，这个父亲开始变得咄咄逼人。他指责收银员太自私了，根本不关心这个孩子的感受。后来，父亲不顾孩子的抗议，试图把笔还给收银员。由于对这场闹剧感到十分尴尬，收银员就作出了让步。他不声不响地从这个父亲那里接过了那支替代的笔。

当被告知这件事情时，我感到心神不宁，与其说是因为它悖逆了我对父母标准的假设—我已习惯了这种感受—还不如说是因为它带来了如此强烈的认知冲击。我意识到，我目睹过类似的事情，也听到过其他许多人讲述类似的故事。

我记得我最近参加的一次盛大的感恩节晚宴。这次晚宴邀请了几个家庭，而且事先决定让人们轮流朗读特别语录或祷告词。每个人都是有备而来的。然而，火鸡拒绝合作—烹饪过程非常漫长—孩子们也拒不配合。晚餐前，孩子们小题大做，怨声载道，一个劲儿地抱怨肚子饿，以至于女主人决定省掉任何就餐仪式，把一些食物端上了桌。在晚宴上，几个勇敢的成年人想要说说自己准备的祷告词，结果他们的话被喧闹声淹没了，没有人理睬。孩子们吃完就一哄而散，所以晚餐后也没有希望做任何有意义的事情了。孩子们的不耐烦及其父母的纵容，让组织这场晚宴的初衷被抛诸脑后。当然，这并不是一个孤例。现如今，有多少家庭能够把他们的节假日庆祝活动搞得有声有色呢？

对于今天的家庭来说，普通的节假日是一个令人失望的但却足够温和的转折点。有无数令人担忧的迹象表明，孩子缺乏控制。我见过孩子责备父母为他们服务得不够好或不够快。我见过孩子侮辱、咒骂、吼叫，甚至威胁他们的父母。当我向同事提及这类事情时，没有人觉得这些事情令人瞩目或惊讶。我曾到过一些社区，那里的商店和街道在天黑后就关闭了，因为人们都知道夜间是“属于”年轻人的。这些地方的父母可能压根儿就不知道，更不用说能说出他们的孩子白天或晚上在哪里。在这些地方，我认识一些成年人，他们不敢直视年轻人的眼睛，担心这会被他们认为不尊重他们。

有些人认为，当前的社会力量破坏了育儿方式—在社区解体和精神空虚的环境中不可能成为好父母。他们这样想是有一些正当理由的。当人们周围的文化发出的只是一片杂乱无章的、具有危害性的信号时，父母怎么能给孩子们指引方向呢？正如社会学家阿米泰·埃齐奥尼所写：

许多父母指出，他们在教育孩子明辨是非方面存在很大的困难。他们提醒我们，他们正在与一种向其孩子传递大量不良信息的文化作斗争……一个尊重孩子的社区会让父母的育儿体验变得更少有负重感，更加有成就感。

当然，也有人认为，当前艰难的社会环境本身是由父母未能维持稳固的家庭和为年轻人提供指导而引发的或加剧的。与此同时，父母被一种令人困惑的文化伦理所误导，这种文化伦理破坏了他们的权威，阻碍了他们向孩子提供健全的指令。今天专家们给出的过于“以儿童为中心”的建议，让父母和孩子们都感到士气特别低落。最近有报道援引一位给在育儿方面有困惑的母亲提供咨询的心理学家的话说：“目前，好母亲的标准……是令人敬畏的、自我否定的、难以捉摸的、变化多端的和自相矛盾的……最终的结果让很多母亲感到疲惫、困惑，充满负罪感。”她接着说，“斯波克和利奇开出了一种不可能实现的育儿方式—母亲应该始终保持移情和纵容……（母亲）应该整天守在那里留心孩子们的一言一行。”

当然，文化的衰落和家庭的混乱最终会相互推波助澜。如果我们要为养育孩子创造一个更健康的环境，这两种趋势都必须得到扭转。好的育儿方式不需要等待整个社会的变革。就像历史上任何时代的社会一样，在当今社会的每一个角落，总会有一些父母抗拒文化潮流，建立自己的美好家庭。即使在最艰难和最堕落的环境中，好的育儿方式也是可能的。至于经济上的赤贫，我们根本没有理由相信，它本身破坏了出现好的育儿方式的可能性。在大萧条时期，有许多苦苦挣扎的父母维持了稳固的家庭，他们抚养的孩子也达到了最高的标准。移民大潮时期的许多家庭同样如此。他们来到美国，除了身上穿的衣服之外，别无长物，却成功养大了自己的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