养育的目标

在本书中，我把重点放在了最令人担忧的趋势上，但重要的是，我们也不要忽视许多希望的灯塔。在每个社区，无论关系多么疏远或情况多么混乱，都有父母在创建模范的家庭，他们勇敢地与逆境抗争，他们这些人正在逐渐成为主流。即使在我们最混乱的社区，也有父母成功地帮助其孩子获得了最高水平的能力和品格。他们指导自己和家人朝着永恒的信念和目标前进。他们用过去的时代中行之有效的，如今也仍然奏效的方法养育子女。

这些父母的育儿方法是我在第7章中概述的社会化原则的典范。在那一章中，我非常宽泛地概述了社会化原则，重点关注了标准和技能通常是如何在几代人之间传递的。在本章中，我将展示这些一般性的社会化原则如何应用于当今世界的育儿实践中。首先，我会把这些原则与最近一些让人增长见识的成功育儿模式联系起来。通过这种联系，我们可以发现在当今社会什么样的育儿方式将能够促进孩子的智力和道德发展。

正如我在第7章中阐明的，社会化需要牢牢抓住双重目标：孩子们的目标和成年人的目标。在任何互动交流中，孩子和父母的目标都是错综复杂的。孩子们的目标可能包括玩耍，获得想要的东西，寻求关爱，或者努力学习一些东西。成年人的目标可能包括与孩子开心地玩乐，给孩子们关爱，或者完成与孩子无关的事情。但成年人的目标很可能包括一个额外的组成部分：将孩子尚不具备的技能或标准传授给他们。要做到这一点，成年人必须与孩子具有一些相同的目标，同时引导孩子们获得新的技能和标准—这构成了成年人为孩子设定的社会化议程。只有关注上述双重目标，成年人才能促进孩子的能力和品格发生持久的、积极的变化。

正是对双重目标的关注，使得成功的父母能够了解到自己孩子的兴趣，同时用其标准来指导孩子。很多成年人觉得难以保持对双重目标的关注。这一困难是我在第5章中提到的以儿童为中心的失衡和以成年人为中心的失衡的症结所在。现在，有些父母发现自己更容易迷失在孩子眼前的目标中；有些父母则发现自己更容易完全忽视孩子的观点，要求他们服从僵化的、难以理解的指令。然而，永久的、富有建设性的影响取决于孩子的观点和成年人的观点之间的动态互动。

正因如此，权威型育儿方式有助于孩子们发展研究人员所谓的“应用性能力”和“个人和社会责任”—我将这些美德缩写为能力和品格。也正因如此，专制型和骄纵型育儿方式均会让孩子对这样的发展毫无准备。这两种育儿方式同样都宣告失败，但却具有不同的原因。在专制型育儿方式中，孩子无法为父母强加的规则找到根据（有时候，他们甚至都找不到规则，因为专制型指令往往会随着父母一时的兴致而发生变化）。骄纵型的育儿方式，从一开始就没有明确的外部标准，让孩子在无尽的冲动迷雾中毫无方向地漂泊着。在这两种育儿方式中，孩子们最终都没有得到教育和指导。

权威型育儿方式能够在其他育儿方式失败的地方发挥作用，因为它能够在成年人与孩子们之间搭建一座沟通的桥梁，同时引导孩子学习成年人的标准和技能。类似的原则也存在于我所阐述的其他有效的社会化规则背后，例如“相互尊重地交流互动”。这些方法的共同特点是，它们都强调沟通和掌控，都强调尊重孩子的观点和遵守成年人的标准。

在分析当代育儿模式时，心理学家西奥多·迪克斯（Theodore Dix）发现父母有三大类目标：移情目标、社会化目标和自我目标。以移情为目标的父母关注孩子们的感受。移情目标包括努力让孩子感到快乐，在孩子们痛苦时给予安慰，减轻孩子们的痛苦或饥饿，等等。正如迪克斯所描述的那样，移情目标“旨在实现孩子想要的结果”。社会化目标面向孩子的学习和发展。这些目标包括帮助孩子获得重要的知识和能力，鼓励孩子发展亲社会的倾向，并要求孩子遏制他们可能具有的任何反社会倾向。迪克斯写道，社会化目标“有益于孩子，但不一定能取悦他们”。自我目标面向父母自己的需要和愿望。这些目标包括让孩子们按时上床睡觉，这样父母就有时间看书，或者带孩子们一起去购物，这样父母就可以给自己买一些衣服。自我目标旨在让父母受益。在与孩子的交流互动中，父母可能会选择某一类目标，也可能会以不同的方式将几类不同目标结合起来。

当父母一味地追求移情目标或自我目标时，孩子们的社会化过程就会受到影响。如果在亲子关系中孩子的感受或父母的意愿排在第一位，那么我在第5章中阐述的那种失衡就会出现。只顾孩子的感受会纵容他们的任性和自私自利，阻碍他们发展自我控制和尊重他人的能力。只顾父母的意愿则会形成一种疏离的亲子关系，最终让孩子变得愤世嫉俗，感觉自己一无是处。

一些父母声称（或许是自以为）他们的首要目标是自己的孩子，但实际上他们是在迂回曲折地片面追求自己的目标。这样的父母完全认同自己的孩子，非常关心他们的一举一动。他们可能是把孩子看成了自己的影像，他们以孩子的成就为荣，并否认、捍卫或原谅孩子的失误。或者，他们可能会自私地把自己的兴趣和孩子的兴趣叠加在一起—例如毫无节制或顾忌地贪婪追求物质财富的父母，他们这样做是因为他们认为自己的孩子“需要”一切最好的东西。像这样的养育方式，口口声声说是为了孩子的福祉，实际上只不过是一种间接的利己主义。在父母以自我为中心的欲望中，孩子们的真实需求，尤其是对指导、管教和社会化的需求被置之不顾。对这些孩子来说，父母与其自以为是、不真诚地宣称完全是为了孩子，还不如实事求是地宣称是为了实现自己的欲望，因为这样做不会令人感到困惑，也显得更高尚一些。

在亲子关系中，移情目标或自我目标还可能通过其他多种方式从社会化目标中分离出来。正如我在本书第二部分中指出的，现代文化信念让父母把注意力转移到了孩子的内心意愿和感受中来。父母被要求不要用严酷的现实或令人不安的要求来干扰孩子们的“魔法岁月”。而且，正如我在第4章中所阐述的，近年来，人们开始普遍担心孩子们的自尊，以至有时候都不再担心他们的技能和价值观。父母无时无刻不感觉，所有这些负面的体验如感觉糟糕、没有乐趣、遭受挫折、忍受艰难困苦等，都可能永久性地伤害孩子的自尊，除非这些负面的感受能够迅速被消除。而在现代社会中，许多父母根本没有时间或意愿去关心孩子的感受。这些父母的生活充满了压力、焦虑或自我关注，以至于他们根本无暇顾及除实现自己目标之外的任何事情。

在任何一种情况下—偏向于移情目标或偏向于自我目标—父母仍然很可能关注孩子的社会化目标。几乎所有的父母都关注这个目标。然而，在移情目标或自我目标占统治地位的亲子关系中，社会化目标从亲子关系的大多数日常交流活动中消失了。相反，这些交流活动只关注孩子或父母的直接意愿，而忽视了孩子的发展需求。父母仍然担心孩子的社会化，但他们表达这种担心的方式却具有破坏性，他们表达这种担心的背景对于孩子们既没有吸引力，也没有教育意义。

父母可能会听到邻居抱怨孩子不守规矩的行为，或看到老师反映孩子缺乏良好学习习惯的报告。在这样的时刻，父母所能做的就是（大声或小声）表示对孩子令人失望的行为感到担忧。父母缺乏有用的背景信息将这样的抱怨与教育活动联系起来，从而帮助孩子获得更好的表现。当然，这样的情形在父母和孩子的日常交流活动中都能发现。但是，如果这样的交流活动继续被孩子的直接感受或父母的直接意愿所统治，那么它们将无法服务于帮助孩子社会化的长期考量。

当与社会化目标脱节时，父母的移情目标和自我目标可能都会有问题，但如果运用得当，它们都可能对孩子的社会化作出重要贡献。父母的移情目标可以打开父母和孩子之间的宝贵的交流渠道。父母的自我目标，当被精心调节到与其整体的育儿使命保持一致时，可以帮助孩子远离纯粹的自我中心主义，转向关心他人的需要。

在他描述的所谓“代表孩子养育孩子”的过程中，迪克斯展示了父母的移情目标如何被用来为沟通和社会化服务。从迪克斯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到作为社会化核心的桥梁搭建过程的关键要素。移情目标会让父母密切关注孩子的思想和情感表达。父母会认真倾听孩子的想法，观察孩子对事情的反应，并积极回应孩子的要求。这并不是说父母可以对孩子言听计从，而是说父母要表现出关心和积极反应。在这种积极反应的鼓励下，孩子学会了与父母进行自由和公开的交谈。孩子们还感觉到了父母与他们具有共同的目标—这是我所描述的桥梁搭建过程中必不可少的第一步。与此同时，孩子变得越来越愿意接受父母的考虑，这个考虑有望包括帮助孩子社会化的最终目标。

用迪克斯的话说，父母的移情目标在五个方面促进了孩子们的社会化：（1）它增强了孩子们对亲子关系的信任，从而提高了孩子对父母意见的接受度。（2）它减少了父母和孩子之间发生冲突的可能性，从而防止了他们之间的沟通受到影响。（3）它鼓励了孩子发展社交和沟通技巧，从而能使他们从人际关系中获益。（4）它增强了孩子的能力和控制意识，因为父母和孩子在一起往往能够实现共同的、孩子无法独自完成的目标。（5）它支持了孩子通过有吸引力的、社会化的追求来获得技能和标准。

最后这一点特别重要，因为它触及了移情目标和社会化目标之间最自然的联系。正如我在第7章中指出的，孩子们会自然而然地寻求发展能力和品格。这是他们日常目标的基本组成部分（尽管不是全部）。社会化并不完全来自外部：在许多方面，孩子渴望的技能和标准与父母希望传授给他们的完全相同。当然，孩子经常需要支持和指导才能明白这一点，因为他们有时候可能并不理解父母的苛刻要求或命令有何意义。尽管如此，如果认为社会化是父母违背孩子的意愿强加给他们的外部要求，那就大错特错了。当父母真正设身处地地看待孩子的目标时，他们就会明白，孩子们不仅追求眼前的快乐，也追求长远的发展。孩子们会被那些能够提高他们能力的活动所吸引。他们会寻找可以学习和发展运动、艺术、社交以及学业技能的机会。许多成年人可能并不知道，孩子的很大一部分智力和道德发展是在他们与同龄人玩耍的过程中实现的。父母很有必要支持这种同龄人之间的社会化活动。仅凭这一点，父母的移情对于有效的社会化就必不可少。

然而，仅有移情是不够的。我在前面已经指出了以儿童为中心的失衡的风险，这种失衡可能伴随思想守旧的父母的移情，即理解孩子表达的所有快乐或不适。迪克斯也很清楚这种风险。他写道：

有必要强调的是，尽管移情关怀通常会让孩子们受益，但情况并不总是如此。如果父母对孩子们言听计从，那么他们的育儿方式将是目光短浅的、放任自流的。父母把孩子的琐碎需求置于自己的重要需求之上，这样做会损害他们自己的福利，因而也会间接地损害孩子的福利。此外，要让分享、帮助和其他亲社会行为社会化，父母必须强调规则，要求孩子按照他们可能并不想遵从的方式行事。

只有当父母将他们的移情目标与其他目标结合起来时，他们才能帮助孩子社会化。即使其他目标仅仅源于父母自己的需要，情况也是如此。父母在生活中除了养育子女之外还有其他的追求—工作、娱乐、教育、友谊，等等。父母将这些追求坦率地告诉孩子，并不会伤害他们的自尊。当父母坦率地向孩子表明自己的需要时，反而会让孩子产生自尊和对亲子关系的信任。因为父母这样做尊重了孩子，把他们当成了能够理解，甚或能够帮助满足父母需要的人。

当父母公开表达自我目标时，还能够让孩子走出自己的小天地。这样的公开表示给孩子传达了一个信息，即世界上还有其他人的需要必须与他们的需要一道考虑。也许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如今的许多孩子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而他们本该意识到这一点的。父母言明自己的需求也可以唤起孩子们的合作、帮助和服务意识，有助于培养孩子的社会责任感。同样重要的是，坦言自己的需求是诚实的做法。相对而言，当父母试图掩饰自己的目标，宣称他们所做的一切完全都是为了孩子的利益着想时，孩子最终会识破这些伪装。他们将会认为这样的说法既不真诚，又显得居高临下。

当父母把移情目标与社会化目标结合起来时，对于孩子的发展具有更直接的影响。这样做可以让父母对孩子的智力和道德发展产生持久的影响。不幸的是，这也是父母最近感到最焦虑和困惑的地方。有很多父母陷入了我在本书第二部分中阐述的错误对立的一个极端或另一个极端。还有很多父母被当代文化中有关孩子的主要观念的严重失衡搞得不知所措。

没有什么比管教这个热门话题更令人感到困惑的了。在这方面，移情目标和社会化目标的整合对孩子的长期发展最为关键。在这方面，许多孩子对健全的育儿方式的需求最迫切。管教是社会化的核心，是社会化最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之一。在管教问题上，如今的公开辩论一塌糊涂。在我们的育儿图书和手册中，争议已经取代了常识。教条主义和对立思维取代了对孩子发展需求的清晰理解。我认为，这是我在第一部分中描述的当今青少年士气低落的一个主要原因。

为了举例说明这种困惑，让我们来看看托马斯·戈登（Thomas Gordon）的极具影响力的著作。戈登是“父母效能训练”计划的创始人，也是一家向全球无数父母提供建议的公司的总裁。我的目的不是要抨击戈登博士，也不是要对“父母效能训练”计划拥护的一切东西提出异议。正如我将在下面指出的，我发现“父母效能训练”的一些原则非常有用，也非常重要。但在管教这个关键问题上，戈登的著作出现了许多错误的概念和对立。在今天的父母努力培养有能力和责任感的孩子的过程中，同样的错误概念和对立一直在误导他们。

戈登的建议是，孩子应该学习自律，而不是服从外部控制。他写道，父母应该努力影响孩子，而不是试图控制他们。在描述育儿方式时，戈登将这些概念一一对立起来：严厉的惩罚和理性的说服；“他人强加的管教”和“自我强加的纪律”；专制式的亲子关系和参与式的亲子关系；独裁主义和放任主义。正如我在本书中所阐明的那样，这些都是错误的对立。权威型的育儿方式、引导式的参与和相互尊重的互动交流都是平衡的社会化方法，其有效性源于避免了上述各种两极分化。相比之下，戈登片面的解决方案无法提供所有孩子都需要的可持续的、一致的指导。

戈登在谈到育儿时写道：“……大多数成年人都步入了误区：他们不是仅仅努力影响孩子，而是强加限制、发号施令、给予惩罚，或威胁要惩罚。这些控制型方法实际上无法影响青少年：它们只是强迫孩子们服从。”戈登的假设是，外部的强制与那种使孩子获得标准的长期而积极的影响始终是水火不容的。正如我将在下面阐明的，这种假设悖逆了最好的心理学证据。对于那些试图控制孩子们的成年人，戈登写道：“我敢肯定，大多数控制者都觉得他们知道什么对孩子最好，因为他们年纪更大。”这种语气表明，他怀疑成年人对孩子的权威是合理的。然而，父母确实更明智、更有经验、更训练有素。一般来说，在谈到他们的孩子时，他们确实知道得最清楚。孩子需要这种更高的智慧提供的指导，尽管这可能不符合他们一时的意愿。

戈登写道：“管教对孩子的健康和福祉是有害的……我们的当务之急是找到和传授依靠权威和权力育儿的替代方法。”毫无疑问，他是在反对我在第5章中阐述以成年人为中心的失衡时描述的那种专制的、严酷惩罚甚或虐待的做法。戈登对这种做法的反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他提出的以儿童为中心的替代方案本身也同样是失衡的。戈登自己的片面立场让他得出了一些令人震惊的结论。戈登声称，“孩子们并不会真的胡作非为”，而且他还暗示，如果成年人察觉到孩子的不良行为，那么他们可能因此“发现孩子们需要什么”，然后“改变环境”以更好地满足孩子的兴趣。在一段非常引人注目的文字中，戈登驳斥了过度满足孩子的欲望可能会宠坏他们的“传说”。所有这些话听起来像是为了培养任性的、叛逆的和自私自利的孩子；但戈登并不觉得这有什么危险。也许不足为奇的是，戈登更多的是关注孩子的自尊以及管教可能会对自尊造成的伤害。

戈登及其创办的父母培训课程中的其他工作人员反对严厉和任意的惩罚，这一点肯定是正确的。正如我所指出的，专制（而不是权威）的育儿方式在培养良好的价值观和习惯方面并不比骄纵的育儿方式更有效。但是，拒绝对孩子的行为进行任何形式的外部控制，这是不对的。在社会化过程中，除了自律，孩子有时候还需要更多的引导。在这种情况下，父母的选择不能局限于严厉的惩罚，或简单地与孩子讲道理。用严格的管教和理智来养育孩子，在家庭指令中把控制和沟通有机结合起来，这是可能的，也是明智的。这就是我在本章和前一章中描述的权威式育儿、相互尊重地交流互动和引导式的参与等社会化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