搭建代际之间的桥梁

贯穿本章的一个比喻是，社会化就像一个搭建桥梁的过程，它将孩子的自发体验与成年人必须传递的思想和价值观联系起来。这个桥梁必须支持双行道。它还必须包括信号灯，将“车流”—孩子的行为—导向成年人希望孩子拥有的能力和品格。这种搭建桥梁的方法是一种“互动”的方法，它避免了我在前面章节中阐述的错误对立。我在本章中的主要观点是，这种搭建桥梁的方法是唯一可行的方法，可以为当今世界很多心怀不满、士气低落和没有方向的孩子成长提供指导。

社会化的主要任务是将一种文化中非常宝贵的工具传授给年轻一代。这些工具包括知识、技能、习惯、态度、价值观、实践、理解能力，以及其他诸多习得性精神和行为产物。总的来说，成年人掌握着这些工具，而大多数年轻人都没有这样的工具。与年轻人接触的大多数成年人认为，他们的角色是充当文化的代理人，并将其传承给年轻一代。成年人通常会努力向年轻人传递这种文化，并期望年轻人努力学习它。

然而，在现实中，年轻人并不总是像成年人所期望的那样乐于接纳这种文化。首先，即使是年幼的孩子也有他们自己的世界观，而这些观念可能牢不可破，坚不可摧。正如我在上一章中指出的那样，有的观念认为儿童就像一块黏土，像一张白纸，或者像其他任何被动的、不确定的物体，这种观念是错误的。从很小的时候起，孩子就是身体发育良好、适应能力强、个性鲜明的个体。

在一开始，孩子的个性特点主要源于他们的天性。到后来，当孩子不断获得他们自己的社会体验时，他们就会发展“第二天性”：也就是说，他们的个性特点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生变化，并最终决定他们自己对待世界的反应。与其第一天性的运作方式相同，孩子的第二天性会让他们形成一种强烈的个人观点，以积极地解释他们与外部世界的所有交流互动。父母或其他成年人的任何社会化尝试都不可避免地会通过孩子的个人观点进行过滤。

对于那些希望帮助孩子实现社会化的人来说，孩子们强大的个人观点既是一个挑战，也是一个机遇。其挑战在于，由于孩子会用自己的方式来解释世界，因此他们可能不愿意或不能够吸收社会化的影响。如果外部影响不适合他们，他们可能会抵制这些影响；如果外部影响超出了他们的经验范围，他们可能就无法理解这些影响；或者如果外部影响与其他不同的信息混杂在一起，他们可能就会曲解这些影响。其机遇在于，孩子们鲜明和积极的观点为进一步的文化学习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正如儿童的第二天性建立在他们的自然美德基础上，每一种社会化影响都建立在他们的个人观点基础上，个人观点本身就包含了大量的知识、意识、情感和目标等。

孩子和帮助其实现社会化的成年人之间的任何活动都可能是一种挑战，也可能是一种机遇，这取决于这种活动与孩子个人观点的联系有多密切。当成年人无法将他们传递的信息与孩子的知识、目标和情感协调起来时，这种活动就会发生问题。我在第5章中阐述的两种失衡均造成了观点的不协调。以儿童为中心的失衡，无法为孩子提供具有挑战性的新想法或他们所需的指导，从而造成了不协调。以成年人为中心的失衡，未能与孩子们的目标建立密切的、有意义的联系，也造成了不协调。在有效的社会化过程中，成年人必须首先搭建一座连通孩子观点的桥梁，然后引导孩子朝着积极的新方向发展。

在此刻陈述时候，这似乎是一个显而易见的、毫无争议的原则—至少在我看来，它听上去就像是一种常识。然而，在已经习惯倾听两极分化的育儿立场的背景下，这样的观点似乎很少出现。相反，我们听到了一种又一种毫无意义的对立：极端的遗传决定论和极端的环境决定论；放任自流的、以儿童为中心的观点和僵化教条的、以成年人为中心的观点，前者声称儿童在没有干涉的情况下发展得最好，后者假设儿童会对我们所说的一切事情言听计从。孩子与给其提供目标和方向的人交流互动，并从中学习，这种基本观念在白热化的争论中显得尤为独树一帜。

我使用搭建桥梁这个比喻只是为了形容给年轻一代提供方向的交流互动。社会化意味着要交流技能、信息，以及最核心的目标。最新的一些研究告诉我们，这个过程是如何实现的，以及为何没能实现。首先，我们现在知道，这个过程不可能像一些缺乏耐心的公众人物所想象的那样轻松完成，或者立即完成。说教实际上是没用的；人们不能简单地向孩子发出严厉的指令，简要描述他们对孩子的期望。相反，这一过程需要复杂的指导、支持、协作和协商。在发展研究中，这一过程被称为“权威型养育方式”“导入教育”“脚手架式教学”“引导式参与”以及，用我自己的话来说，“相互尊重地交流互动”。这些概念强调了交互过程中略有不同的方面。在这里我要强调一个我所认为这一过程的核心部分：通过引导性社会影响，孩子的目标发生的转变。

孩子们在每次社会化活动中都带有自己的目标。他们的考虑事项可能是寻求关怀、获得想要的商品、与别人进行交流，或者仅仅是玩耍。成年人在他们的所有社会化活动中也都带有自己的目标。在同孩子接触时，成年人的考虑主题可能与孩子的目标不谋而合，但也可能在其中涉及社会化目标。也就是说，成年人在与孩子互动的事项中通常包括向孩子介绍新的想法、技能和目标等。

如果成年人要实现他们的社会化目标，就不能忽视孩子在社交活动中的目标，但是，成年人也不能只顾孩子的目标。只有认识到孩子的考虑事项，同时不忘记他们自己的社会化目标，成年人才能向孩子们传达新的目标。在较长的时期内，坚持这样做的成年人将会把完整的世界观传递给孩子们。这样的世界观通常会伴随着一系列具有激励作用的新目标，以及实现这些目标的智力和个人工具。

通过引导式的社会化影响来转变儿童的目标，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这个过程总是在交流互动的背景下发生的。要实现这种交流互动，成年人的目标从一开始就必须与孩子的目标保持一致，至少达到部分一致。在一开始，成年人和孩子必须有一些共同的考虑主题，即使成年人心中还会考虑其他的目标。这可能需要成年人主动进行一些调整。

例如，一位母亲想要她两岁的儿子学习餐桌礼仪。她先教他拿叉子和勺子，他本着玩乐的精神热心地摆弄起来。在最开始的时候，这个孩子使用餐具的方式完全谈不上什么餐桌礼仪。这种方式显得怪异、粗鲁和笨拙，最后的结果比他直接用手指抓食更糟糕。这位母亲容忍了他，或许是出于同样玩乐的精神，或许只是容忍了。最终，通过帮助、示范、训诫和不断地诱导，这位母亲把儿子的玩乐行为规范成了一套有条有理的文明用餐流程。这套文明用餐流程包含着人们对餐桌礼仪的全部观念及其社会含义。例如，这个男孩可能会贬低那些吃相难看的人的冒犯行为（“弗雷迪真是一头猪！”），并最终疏远这些人。一旦这个男孩接受了这样的观点，他就会越来越少需要母亲的支持。心理学家用“脚手架”的比喻来说明，孩子在其目标发展转变的较长时期内对成年人支持的需求在逐渐减少。

餐桌礼仪只是社会化产物的一个例子。与通过社会化影响形成的所有其他习惯、态度和目标相比，餐桌礼仪只是一个相对微不足道的社会化产物。但是，几乎每一种新的认知洞察，以及几乎每一种成熟的道德反应，都要部分归功于社会化影响所促成孩子目标的转变。如果要让孩子的天性成为其取得智力和道德成就的有效工具，我们就必须通过这种社会化影响来拓展、放大、改进和丰富他们的天性。正因如此，社会化对孩子的未来，以及他们将要继承的这个社会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

社会化过程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正确沟通。孩子每一次目标的转变都始于其与成年人大致相同的考虑主题。如果让孩子和成年人的初始目标保持一致的沟通桥梁没有建立，那么他们之间就无法达成一个共同的考虑主题。如果没有这种初始的匹配，成年人就不可能对孩子的观点产生任何持久的影响。因此，所有的指导都必须从搭建通往孩子天性特点的桥梁开始，无论这些天性特点是他们的“第一天性”还是“第二天性”。最有效地搭建桥梁的方式始于认识孩子自身的能力和目标，并将其纳入成年人的指导框架中。

认知心理学家将这种搭建桥梁的过程描述为“专家”与学习者建立“认知学徒关系”的过程。成年人（即“专家”）通过与儿童（即“新学徒”）合作完成一项任务，例如具有挑战性的科学项目，来向儿童传授新的智力技能。成年人与儿童谈论这项任务，并留心这个孩子自发的执行这项任务的方式。他们首先一起尝试这个孩子提出的策略，然后，成年人再演示—即“示范”—其他的完成任务的方法。其他方法必须与这个孩子提出的方法具有一些共同的特点，但是新的方法必须在有效性上超过这个孩子提出的方法。只要新的方法与这个孩子自己的方法不是相差太大，这个孩子就可以观察、理解它们，并与成年人一起使用它们。正是通过这样的示范和协作过程，孩子们获得了新的见识和技能。

近年来人类学家发现，这种教育方法在世界各地许多传统文化中被广泛使用，而且通常具有很好的效果。例如，玛雅的母亲通过可能持续数年的学徒期向女儿传授复杂的烹饪技能。起初，在女儿很小的时候，母亲和女儿会一起玩食物游戏，比如滚动和拍打玉米饼面团。很快，这个孩子就会自己做一些粗糙的面团。母亲对这些面团的形状稍微整理后，放到烤箱里烘焙。这个孩子不断观察、参与和练习，在这期间接受母亲的精心指导。在女儿准备好面团后，母亲在一旁监督，让她尝试在烤箱里烘烤她的面团。母亲的监督起初是充满警惕的，但到后来就逐渐放松下来。等到童年结束时，女儿已经是一名技艺高超的厨师，能够熟练地使用所有的烹饪工具和技巧。

在我撰写的关于儿童道德发展的著作中，我把这种搭建桥梁的过程称为“相互尊重地交流互动”。“相互尊重地交流互动”的四个要素是：（1）创建成年人和孩子共同感兴趣的对话或项目；（2）在对话或项目中向孩子介绍成年人的智力或道德主题；（3）鼓励孩子积极参与对话或项目，并允许孩子充分表达自己的观点（无论这些观点听起来有多么荒诞）；（4）以孩子能理解的方式表达成年人的观点。如果成年人想要对孩子的观点产生持久的、富有建设性的影响，所有这四个要素都是必不可少的。

为了进行有效的道德教育，成年人必须用清晰描述和统一执行的基本道德原则来对待孩子。公平、善良、诚实、社会责任等原则是不能妥协的。当成年人毫不犹豫地表达他们对这些原则的信念时，他们就为孩子“示范”了对道德价值观的坚定尊重。这会鼓励孩子面对自己自然的道德情感，培养更强的道德意识。与此同时，这种指导也增加了孩子对权威的尊重。

作为一种搭建桥梁的方式，“相互尊重的交流方式”建立了一种包容不同意见的氛围。教育对话中的宽容并不像某些人错误推断的那样，意味着成年人在与孩子讨论伦理问题时应该保持价值观中立。事实上，成年人表现出价值观中立可能会产生事与愿违的后果。由于这不是在用真正持有的真实信念对待孩子，因此它会让孩子对道德选择产生一种漠不关心的态度—甚或是愤世嫉俗。在他们的道德导师都在克制表达自己的价值观的时候，孩子们为什么要费力不讨好地去解决道德问题，或冒险表明自己的立场呢？

就像所有的社会化实践一样，道德教育必须触及孩子的目标，以及他们的观念、技能和情感。正如我在上面阐述的，要影响孩子的目标，就必须与他们具有共同的考虑主题，并将其推向一个新的方向。在与孩子们交流互动的过程中，只有当成年人承担起领导角色时，这种情况才会发生。当然，这种领导绝非孩子视其为影响自身观念和天性的霸道专制的外部力量。要对孩子们的观点产生持久的、积极的影响，成年人必须在一种参与性和协作性的关系中发挥领导作用。

同样地，儿童心理学家学会了区分“权威”和“专制”的亲子关系。在权威型亲子关系中，父母在开放的、双向的对话中向孩子传达坚定、一致和明确的期望。在专制型亲子关系中，成年人只会向孩子传递专制的权力，期望孩子倾听和行动，而不用发表自己的任何意见。研究表明，权威型亲子关系会引导孩子获得真正的能力和责任，而专制型亲子关系让孩子只在有成年人监督的时候才表现良好。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专制型育儿的结果在某些方面与纵容型养育的结果相似，尽管这两种育儿方式表面上看起来是不同的。在这两种情况下，孩子都没有机会学习稳定的控制手段并将其内化—在专制型亲子关系中是因为父母的规则缺乏理性或一致性；在放任型亲子关系中则是因为从一开始就没有任何规则。因此，这两种亲子关系都没有给孩子们提供令人信服的、可以让他们用来指导自己生活的标准。相比之下，权威型亲子关系既包括一致的标准，又包括对这些标准目的的合理解释。父母不仅期望孩子依据这样的标准行事，而且还会向孩子解释为什么要这样做。从长远来看，孩子们自然而然地会觉得这很有说服力。

具有协作、指导和公开交流性质的关系有助于孩子们获得他们需要的技能和知识，从而确保他们自己的生存和文化的生存。基本技能和复杂技能都可以按照这样的方式传递：无论是烹饪技能还是读写能力，代际传递的过程依赖于统一的沟通和社会化的原则。成年人和孩子之间在一开始必须具有共同的兴趣。这并不意味着要屈从于孩子的考虑，而是通过相互协商达成的临时共识。在成年人坚持不懈的指导下，孩子自己的考虑最终会朝着培养更高技能和智慧的方向发展。在许多方面，但不是所有方面，孩子的新观念都是在效仿长辈们的观点。之所以不是所有方面，是因为新一代人确实在某些方面超越了上一代人。

社会化的悖论在于，通过成年人的指导，孩子学会了发出自己的声音。这不仅发生在道德领域，而且还发生在智力领域。相互尊重地交流互动和其他形式的指导合作帮助孩子培养了强烈的道德取向和对日常道德问题的深刻理解。孩子学会了如何在模糊的情形下找出道德问题，如何将基本的道德价值观应用于不熟悉的问题，以及如何在没有人指引方向的情况下提出道德解决方案。熟练应对这些重要挑战的唯一途径是培养解释、理解和解决道德问题的能力。这需要孩子有一定程度的自主思考和反思能力。有效的社会化能鼓励孩子尊重道德权威和学会独立思考；鼓励他们增强道德情感和道德信念；习惯性地对道德问题作出回应，并进行积极的思考。

近年来，在道德教育工作者当中，那些希望培养孩子良好习惯的人和那些鼓励孩子发展道德推理和反思能力的人之间存在着激烈的争论。这场争论双方大致沿袭了保守/自由主义的路线。也许你都猜到了，保守派担心过多的推理和反思会扼杀道德反应，削弱对权威的尊重；自由派担心过分强调习惯，会使孩子们变成盲目的追随者或道德上迟钝的机器人。正如我将在本章最后一节中论述的那样，我认为这是另一个不幸的错误对立。不过，至少在这种特殊情形下，我可以理解这种对立的根源：因为获得这一种能力，就不能确保获得另一种能力。然而，我们被迫在这两种养育后代的方式之间做出选择，我认为是可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