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成年人为中心的失衡

1992年，一位名叫黛安·艾尔（Diane Eyer）的年轻发展心理学家发表了一篇大胆的论文，挑战了医疗机构广泛宣扬的一个谬论：“母婴纽带”的概念。它的意思是，在婴儿出生后的几个小时内，如果与亲生母亲缺乏身体接触，他们可能会受到永久的伤害。艾尔的挑战是异乎寻常的大胆之举，因为她不仅要挑战儿童发展领域一些有影响力的前辈，而且还要挑战现代文化中一些根深蒂固的正统观念。她将其中一种正统观点表述为“一种意识形态，根据这种意识形态，母亲被视为其孩子生活的首席设计师，孩子无论是在童年生活还是成年生活中出现任何问题，做母亲的都要受到指责”。

艾尔揭穿母婴纽带谬论的例子生动地说明，向现在的公众兜售极端不恰当的观点是易如反掌的事情，这种观点把成年人行为放在儿童发展的中心位置，而忽视了儿童的优势和贡献。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种观点最终犯下了与上面讨论的以儿童为中心的失衡相同的错误：它们忽视了孩子们和成年人之间的健康关系所产生的至关重要的、有助于孩子们成长的互动。以儿童为中心和以成年人为中心的信念以及它们之间的喧闹对立，转移了我们对于这个紧迫任务—改善这些重要关系的质量—的注意力。

艾尔讲述的故事不仅指出了一个常见的错误概念，而且也提出了一些问题，即一些机构和专家是如何通过大众媒体传播虚假概念的。同样令人不安的是，这个故事也揭示了正统思想如何引导一些聪明的人接受不合逻辑的、有害的和极易证伪的观念。

母婴纽带的概念源自20世纪70年代初两名儿科医生对14名母亲进行的一项设计并不科学的研究。这项研究报告称，如果让母亲与婴儿身体接触的时间再多几个小时，母亲在一些指标（确切地说，是75项育儿指标中的4项）上就会表现得更好；这些婴儿在一些测试中也有高于平均水平的表现。基于这些数据—以及行为学研究文献中对山羊的一些观察结果—这项研究得出结论，在婴儿出生后有一个关键期，母亲从生理上准备好与婴儿建立“连接”，或者排斥他们。这两者都会对婴儿的后续发展产生重大影响。

不久，这两名儿科医生开始了巡回演讲，宣传母婴纽带对于孩子发展的重要性。随着这一概念在医疗和儿童保育专业领域传播，并最终进入公共领域，它的主张变得越来越具有戏剧性、越来越夸张。那些未能建立良好母婴纽带的孩子，注定会迎来失败的人生、不幸福的关系以及充满暴力的生活，他们可能会成为吸毒者或虐待儿童者。这样的观念不仅在耸人听闻的新闻故事中得到传播，儿童专家也在不遗余力地传播这样的观念。儿科医生T.贝里·布拉塞尔顿（T. Berry Brazelton）是一位著名的育儿咨询师，许多人称他为现代的“斯波克医生”。他在1988年的一次采访中对比尔·莫耶斯（Bill Moyers）说：

……如果他(孩子)在婴儿期没有建立那种（母婴纽带），以后就很难弥补……而这些永远缺乏母婴纽带的孩子……他们在学校与人格格不入，永远不会成功；他们会让每个人生气；他们会成为恐怖分子……（莫耶斯：你认为那可以追溯到母婴纽带建立的时期？）是的。

布拉塞尔顿博士是一位才华横溢的研究人员，他自己曾在儿童发展方面进行过开创性的研究，他的话很可能蕴含着比表面上听起来更微妙的含义。例如，他指的也许是更长的依恋时间—这确实对儿童的社会发展至关重要—而不是育儿领域人所共知的建立母婴纽带的神秘时期。然而，在目前的环境下，这位杰出的儿科医生流传甚广的说法只会进一步强化这样的信息：成年人可能会因为短暂的缺席而毁掉孩子的一生。不用说，对于领养孩子的父母来说，这并不是一个令人欣慰的信息，因为他们领养的孩子已过了“母婴纽带”时期。他们怎么知道他们抚养的孩子在与其亲生父母接触的头几个小时里建立了“母婴纽带”没有呢？那些没有建立“母婴纽带”的孩子显然一开始就有严重的情感障碍。对于那些因健康问题在婴儿出生后没有能力建立母婴纽带的母亲来说，这也是一个令人不安的信息。

根据艾尔的说法，医疗行业对于母婴纽带说法的反应更多的是欣慰，而不是不安。这种夸大的说法还让产科医生和医院在其专业技能储备中又增添了一项技术。现在的产科程序包括一套新的分娩仪式，旨在让母亲在住院期间与婴儿有更长时间的身体接触。这个职业早就因笨拙、昂贵且经常出错的分娩方式而饱受诟病，新的仪式为其提供了伪科学的辩护。

事实上，母婴纽带的科学研究从一开始就明显站不住脚。早在比尔·莫耶斯采访布拉塞尔顿博士之前很久，在医院自豪地改革其分娩流程的整个过程中，严肃的学者们已经在母婴纽带的研究中发现了漏洞，并最终拒绝接受它的结果。支持这项研究的数据被证明并不牢靠，而解释数据的过程也被证明不合理。在顶尖的育儿科学期刊、图书以及被广泛传阅的文章中，对母婴纽带概念的批判性评论随处可见。尽管如此，等到艾尔1992年发表论文时，她发现母婴纽带的概念仍然受到了很多人的青睐，以至于她认为它“不可能”被抛弃。

除了向收养孩子的父母—他们不确定自己收养的孩子在刚出生的时候是否与其亲生母亲建立了母婴纽带—传递了令人不安的信息，这个看似温和的概念还会有什么害处呢？当然，父母在任何时候抱着自己的孩子都没有什么错，包括在刚出生后。事实上，反对父母与孩子的任何身体接触是错误的。我反对母婴纽带的概念不是想要这样做，也永远不应该被这样理解。这个概念的危害仅仅在于，它制造了一个妄想的烟幕。就像所有掩盖真相的夸张说法和歪曲变形一样，虚假的观念会让我们远离有价值的努力，做很多无用功。最令人不安的是，这个概念最终玷污了与之有松散和错误联系的有价值的观念。

对母婴纽带的关注让人们忽视了幼儿真正的基本需求：保持至少一种安全的、有利于成长的关系。在心理学著作中，这种重要的关系被称为“依恋关系”，其理论研究比当今的母婴纽带热潮更严肃、更坚实。在心理学和精神病学领域，著名的“依恋”关系研究传统及其难得的对照顾者和儿童之间持续、长久关系的强调，已经被远不可信的母婴纽带概念所导致的争议不公平地破坏了。

奠定孩子发展基础的关系，远非在孩子出生后的所谓“关键”时期进行的身体接触。事实上，它们甚至不依赖于孩子与其亲生母亲亲密接触的“特定”时刻。相反，孩子的关系需求是“非特定”的。这是我们人类物种具有韧性的众多表现之一。各种各样的监护人都能与儿童进行高质量的互动，为他们的成长创造良好的互动和交流的环境。在极端的情况下，甚至连幼儿之间也能够彼此提供足够的关系刺激，促进彼此的健康发展。关键的一点是，儿童需要获得他们能够从中受益的、长久依赖的关系。产房里的拥抱不是孩子发展的灵丹妙药。

一种类似的简单化的思想给有关产后上班的讨论蒙上了一层阴影。佩内洛普·利奇（Penelope Leach）、布拉塞尔顿和其他人表达了对母亲“放弃”年幼婴儿重返工作岗位的担忧。这意味着，如果没有与其母亲的全天候亲密接触—用一位儿童心理学家的话来说，这正是“每个孩子与生俱来的权利”—幼儿就会受到伤害。

事实上，因为产后上班和儿童保育对公共政策的重要影响，人们在这个领域已经做了大量的研究。我们从研究中得知，只要幼儿生活在一个有教养、易沟通的环境中，只要他们在晚上和周末有一个稳定的家可以回去，他们就不会因为白天与父母分开而受到伤害。孩子们与父母和监护人—以及与他们生活中的其他人—的关系“质量”，比他们与任何一个人包括他们的亲生母亲在一起的时间长短都要重要得多。然而，人们对于许多母亲想要认真工作的愿望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剥夺母爱”被认为是当今年轻人所有问题的罪魁祸首。布拉塞尔顿博士发表的以下言论让全职母亲产生了负疚感，他认为母亲们的“真正问题”是“何时重返工作岗位而不危及孩子们的发展”：

尽管经济和工作需要可能很紧迫，但是这些女性在做出决定时不能忽视她们作为母亲的新角色。婴儿的需要和母亲想要好好养育孩子的渴望，对她们重返工作岗位的平和心态至关重要。否认心里感到不安是为了抵御放弃婴儿的痛苦。

对于母亲，以及所有的父母和公民来说，真正的问题是在抚养孩子的过程中如何向他们传授基本的美德，比如能力、良好的价值观、个人和社会的责任、维持关系的能力，以及相信超越自我的东西的愿望。责怪全职母亲，让她们对剥夺母爱的错误想法感到极度内疚，这对于完成这个重要使命毫无裨益。母亲在身边，这是几乎每个年轻人都很看重的，但这只是孩子品格发展的其中一个影响因素。把它剥离出来，作为孩子健康成长的“答案”，只会让我们把注意力从有效的和负责任的育儿基本要素上挪开。

除了爱和关怀，这些基本要素还包括管教。可悲的在于，或许可以预见的是，在我们这个时代，家庭管教已经成为一个激烈争议的话题—而不是像过去那样，是一个简单明了的常识问题。就像对待母婴纽带的问题一样，我们对儿童管教的公开讨论也是以成年人为中心的，而且过于简单化。同样对立的思想，充斥着极端和夸张的立场，支配着人们的争论。与此同时，我们在理解家庭管教方面也失去了平衡，年轻人在成长过程中没有得到稳定、一致的行为指导。

因此，家庭管教成了令人烦恼的两难选择，而不是父母自然而然就能学会的艺术。事实上，它已经成了一门失落的艺术。不守规矩、对人不敬和难以管教的孩子们的故事，主导着世界各地成年人的谈话。在如何应对的问题上，各个家庭的意见并不统一。

几乎每一天，我们的报纸咨询栏目都充斥着这样的故事，这些故事摘自一向坚守道德原则的“礼貌小姐”（Miss Manners）专栏：两组孩子，他们是堂兄弟姐妹，在一个假日一起坐下来吃晚餐。一组孩子表现得相当不错，另一组孩子则随意离席、嘲笑其他孩子太听从父母的话、打断别人的话并抱怨食物太差和述说自己偏爱的食物，以及用沉默回应成年人的关注。因此，一组孩子的父母向另一组孩子的父母发出抱怨之声就不足为奇了。真正令人惊讶的是哪组孩子的父母在抱怨。那些调皮捣乱的孩子的父母提醒另一组孩子的父母说，他们在残酷地压制自己的孩子，扼杀他们的自发行为，等等。经验丰富的“礼貌小姐”声称，这样的反转并不令人感到惊讶。但是她承认，当她听到“这种反常言论的倾听者却听得很认真，并花了一些时间扪心自问，他们是否真的在伤害自己的孩子”时，她感到“目瞪口呆”。

如果有强大的文化支持他们迎接其他父母向其提出的挑战，那么这些乖孩子的父母是不可能这样自我怀疑的。这样的嘲弄不仅反映了以成年人为中心的观念，即严格的父母管教可能会抑制孩子们的活力和天性，而且反映了整个文化对管教的普遍不安全感。父母并不确定自己是否能够管教孩子、是否应该管教孩子，以及他们管教或不管教的后果如何。他们为适当的管教方法而担忧和争论，整个文化共识的缺乏加剧了他们的不安全感。但是，有个一致的共识却加剧了他们的焦虑感，尽管这种概念是错误的：父母的行为本身是塑造孩子品格的唯一力量。这种不安全感、焦虑和错误概念的模糊组合让许多人在育儿方面陷入了不知所措的境地。在这种情况下，短期的危机管理取代了坚定的、可预测的管教措施。不用多久，极端的解决方案就开始生根发芽并蓬勃发展。

一个极端的例子是，近些年出现了一批育儿图书，它们非常积极地倡导将体罚作为管教孩子的必要手段。这些作者认为，如果孩子表现出不服从和不尊重成年人权威的迹象，他们就必须被打到屈服为止。

当然，人们绝对有权利信奉他们自己的宗教观点，并且事实上，其中许多人提出的管教方法是可控制的、相对非暴力的。例如，在书中提出了关于“如何打屁股”的建议。这条建议在一开始就提出一条禁令，即打屁股“不应在愤怒中进行，也不应以报复孩子的态度进行”。他告诫父母不要打孩子屁股以外的其他任何部位，还详细描述了避免给孩子的屁股造成任何永久性伤害的方法。他建议父母用祈祷、爱和宽恕来缓和打孩子屁股的行为，以及“合理调整对孩子们的期望”。

不幸的是，一些声称从这些图书中获得灵感的父母，实际上并不像书中建议的那样温和或谨慎。菲利普·格雷文（Philip Greven）记录了许多令人震惊的暴打儿童的案例，一些派别的成员通过教义为这些行为进行了辩护。一些人连续殴打孩子们几个小时，直到把他们打得奄奄一息，因为他们相信必须打破孩子们的“意志”才能拯救他们的灵魂。在这种情况下，惩罚不仅十分严厉，而且完全超出了孩子们的理解能力，他们不知道自己为什么遭受这么重的惩罚。通常来说，孩子太小无法明白自己的行为与自己遭受的暴打之间有何联系。格雷文在下面引用了一篇令人不寒而栗的新闻报道中的一段话。在这篇报道中，一个小女孩被一名男子暴打了4个小时：

……那个穿着尿布的小女孩不服管教。她一直哭个不停，而（他）一直打个不停，试图让她停止哭泣。“我不确定自己做得对不对。”他回忆道，“所以我不停地打电话给(一位教会成员)。我说，‘她老是哭个不停。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他告诉我：‘你就打她屁股，直到打得皮开肉绽。’”

这些体罚是以成年人为中心的非常可怕的极端例子，它们表明成年人很少承认孩子的想法或关心孩子的感受。这些体罚的唯一结果可能是让孩子受伤和感到困惑。由于与儿童的视角缺乏任何有意义的联系，这种严厉的体罚不可能完成它们公开宣扬的使命：引导儿童接纳成年人设定的社会化行为。正如我将在第三部分中讨论的那样，为了实现这一点，成年人在与儿童的互动中必须清楚地传达儿童健康成长所需的信息。管教是这种互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它必须是理性的，而且必须对孩子有意义。与过度的体罚相比，冷静的管教方式（如让孩子们回自己房间待着，或暂时剥夺孩子们的一些特权）更容易实现清晰的沟通。

尽管如此，我们也很有必要避免对那些既不残忍也不暴力的常见管教方式形成刻板印象，无论是否出于宗教目的。格雷文和其他记录体罚案例的人几乎没有区分真正的虐待孩子的行为和轻轻打屁股的行为。他们都是粗略地描述。超过90%的美国父母在某些场合对孩子们使用过某种形式的体罚。这不是我所提倡的管教方式。我们总会有更睿智、更安全、更有效的管教手段，比如收回特权。但是，把这些父母与真正的虐待狂混为一谈，让他们感到无地自容，这样做又有什么好处呢？这种宽泛的刻板印象只会助长两极分化，进而分裂我们的社会，削弱人们的团结意识，而团结意识会创造一种文化所需的青少年宪章。

正如我在本章中讨论的其他失衡一样，这种失衡也转移了我们对真正的问题的注意力。在这种情况下，真正的问题是如何建立一个促进儿童发展的管教计划。我将在本书的最后部分说明，问题的解决方案仍然是互动式的解决方案。无论是以儿童为中心的自由放任，还是以成年人为中心的严厉惩罚，都不能给我们的孩子们传递任何有价值的东西。然而，倾向于一个极端或另一个极端，似乎比找到共同之处更容易。

为了避免当今公共讨论中的极端主义倾向，许多养育孩子的人陷入了他们自己都未意识到的矛盾状态之中，不可预测地在消极对待和大动肝火之间、在一贯的放任和突然的严厉之间摇摆。在这种状态下，困惑取代了沟通。成年人和儿童不再享有互动和交流的益处。不幸的是，这种富有成效的互动交流恰恰是当下时代最难坚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