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分 错误的方向

第4章 现代错误概念之一：自我意识增强与精神堕落

现代性的益处与弊端

过去两个世纪经济和技术的巨大进步带来了一种文化敏感性（cultural sensibility），这种文化敏感性又被笼统地称为“现代性”。对一些人来说，现代敏感性似乎是一种解放，而对另一些人来说，它似乎是一种堕落。现代养育孩子的人在这两方面都有体会。没有人怀疑，现代性在许多方面深刻地影响了养育孩子的方式。一些变化无疑是有益的：例如，我们在医学技术方面的进步和我们为全世界儿童生产食物的能力。在世界上大多数地区，幸福的孩子现在可以安然地度过童年，而不用担心疾病或饥饿。另一些变化显然是有害的：例如，家庭和社区纽带的解体，让千百万孩子失去了他们在成长过程中所需的指导和保护。在最极端的情况下，这种解体可以从大量流落街头的孩子身上看到，他们靠乞讨为生，每天都会受到暴力和剥削的威胁。一些不那么极端的表现包括我在本书中讨论的青少年士气低落的问题和行为的问题。现代性带来的许多变化既有积极的因素，也有消极的因素。这包括有效洞见与危险谬误交织的新概念，以及出于好心却判断错误的新做法。

从本质上来说，现代性代表着一种共同的信念：我们可以超越自然和传统的束缚而取得进步。现代科学技术确实征服了自然，给我们带来了巨大的物质利益；社会变革在许多方面使得传统似乎变得不合时宜。然而，现代性的胜利伴随着许多牺牲，其中之一便是我们传统的社区意识。对于现代初期的许多人来说，这完全是有意为之的牺牲。他们渴望自由自在地生活，对抱有“小镇”心态的传统社区的约束感到愠怒。他们相信，在一个没有独断专行的习俗和紧密的人身依附关系的社会里，人们在生活中会遇到更多实现自我的机会，更少专横霸道的不公平行为。正如社会学家阿米泰·埃齐奥尼（Amitai Etzioni）所写：

现在人们很难相信，但是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人们认为社区的消失是一种解放。人们认为，从人与人之间亲密无间的“原始”乡村发展到不受约束的“现代”都市，这是社会的进步。

埃齐奥尼指出，社区的消失也有令人沮丧的一面，这是那些认为这是一种解放的人始料不及的。埃齐奥尼写道，当社区消失时，奠定道德基础的“我们”意识也就无法长久存续，取而代之的是对个人发展漫无目的的、与社会脱节的、以自我为中心的追求。在一个只由“自由的”个人组成的社会里，人们可能会谋求他们的权利，但却会忘记他们的责任。他们可能会谋求满足自己的需求，但却会忽视他人的需求。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可能会不知不觉陷入犯罪和其他反社会活动的深渊；他们可能会忽视曾经代代相传的宝贵社会传统和道德价值观。这里的风险在于，当人们一味地追求个人目标时，他们可能永远无法获得超越自我的崇高使命感。埃齐奥尼写道：“古希腊人很清楚这一点：一个只顾个人利益的人，是不会顾及公共生活的。”

自从它明显背离自然的保护和传统的社会秩序后，现代性就饱受诟病。其中最精彩的批评之一来自弗里德里希·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的著作《权力意志》（Will to Power）。这位19世纪的哲学家抨击了作为现代性核心的虚无主义，对他来说，这是现代性的最大恶魔。尼采写道，在我们试图通过理性和科学来控制自然的过程中，人类正在否定其最重要的能量和力量源泉。尼采的著作充满**，言语激昂，而且具有煽动性，但是它们并没有提出令人信服的可替代的愿景。然而这些年，有越来越多的社会批评家重提尼采担忧的问题，并增加了他们认为相关的其他问题。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有两个主题出现在最近批评现代性的声音中：自我意识的崛起以及精神和信仰的堕落。随着今天的文化敏感性升级为后现代主义及某些狂热的行为，人们熟悉的虚无主义、自我主义和信仰丧失的主题在许多社会批评中越来越占据主流。

在讨论现代性的缺点时，我的目的是揭示现代文化敏感性产生的一些副作用。我准备揭露一些错误观念，这些观念塑造了孩子们的流行观念，并影响了现代养育孩子的方式。我在这里只关注错误观念，而不管它们所处的整个文化背景。我们的社会批评家所抨击的一些现代性特征，确实产生或保护了这些观念。但是我认为，这种联系并不是无法避免的。许多过着完全现代生活的家庭抵制了这种错误观念。在未来，当我们从现代生活给孩子带来的好处中剔除这些错误观念时，我希望我们能够自觉抵制它们。本书的目的之一是阐明如何提高我们对孩子们需求的理解—事实上，这是必需的—并改革我们目前的育儿实践，而不抛弃社会进步带给我们的诸多洞察力和机会。

在我上面提到的三个主题中—虚无主义、自我主义和信仰丧失—只有后两者在许多现代家庭中很容易被察觉到。真正的虚无主义只在少数圈子里盛行，它可能会为整个社会定下基调，甚至方向；但是，即使在最突出的表现形式中，它仍然只是一种边缘现象，对大多数家庭的育儿观念和实践几乎没有直接影响。相形之下，自我主义和信仰缺失是现代生活中的主要潮流。这两者中的其中任何一个都会强烈影响我们对待孩子们的态度。诚然，任何一个都可能从整体文化的虚无主义基调中汲取力量，并贡献自己的力量，而且毫无疑问它们还会相互强化，但是，它们也能独立发挥作用，成为强大的道德影响力。关于自我意识强化，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写道：

在19世纪，自我意识崭露头角。个人被认为是独一无二的，有着独特的抱负，生命被看得更加神圣和珍贵。个人生活的改善本身就是价值的体现。

关于信仰丧失，贝尔写道：

现代性的真正问题是信仰问题。用一个过时的术语来说，这是一场精神危机，因为新的锚碇被证明是虚幻的，旧的锚碇已经没入水中。这样的情形让我们又回到了虚无主义；没有过去，没有未来，只有一片虚空。

自我的提升和精神的丧失本身并不会导致现代社会中盛行的有关孩子的错误观念，但是它们创造了一种让错误观念盛行的文化背景。它们让我们形成了一种接受能力，开始接受我们曾经嗤之以鼻或断然拒绝的想法。它们让我们对当前流行的一些荒谬的育儿做法失去了敏感性。而且，这些有关孩子的错误观念可以实现自我繁衍，这些错误观念的后果恰恰会在根据这些错误观念抚养长大的年轻一代中促进自我中心主义和精神空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