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匆忙”的年轻父母

归根结底，我们社会面临的最严重的威胁可能来自最不可能的地方：盲目乐观地繁衍后代。婴儿出生是人类生命的更新，无论何时发生都需要庆祝。贫穷和文化衰落的灾难性组合引发了青少年生育的爆炸性增长，这比我们社会所见过的任何事情都更可能导致社会进一步瓦解。在美国的一些社区，每十个孩子中就有九个是非婚生子女，而且这一数字还在逐年上升。随着非婚生子女数量的激增，这些孩子所在的社区能够为他们提供适当支持和指导的可能性也越来越小。

贫穷助长了少女妈妈现象的滋生，因为正如乔尔·桑德（Joelle Sander）所写的那样：“贫困的生活强烈地增加了许多孩子匮乏、弱势和落魄的感受，增加了他们离家出走的可能性，增加了他们的不稳定感。”从古至今，在世界上许多地方，不富裕的人一般都比富裕的人更早成家，而且养育的子女更多。部分原因在于，这被认为是家庭经济生存的必要条件。然而，当今青少年生育的性质有所不同。它具有失控的特点，既不能保证有经济上的优势，也不能保证有一个负责任的家庭。这种失控的特点不能仅仅用贫穷来解释，因为它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我们的文化未能向年轻人传授社会责任感。

正如人类学家指出的那样，世界上各个社会都会限制其成员的生育权。一些传统社会通过要求未来的父母拥有私人财产、土地和嫁妆等来做到这一点。另一些传统社会则优先考虑那些有社会地位、有稳定收入或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在现代民主社会，这种偏见已经消失；但直到现在，人们对责任的期望依然存在，正如结婚誓言所表明的那样。所有这些社会控制手段背后的理由都是一样的—这是社会确保出生的人得到适当抚养的手段。社会控制生育是社会自我保护的一种基本机制。

在我们社会的很多阶层中，这种社会控制已经消失，因而造成了一种影响。一些几乎没有受过教育、没有任何责任感以及没有经济来源的青少年，却被允许生育孩子。事实上，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们这样做反而是因为受到了社会规范的鼓励。许多青少年非但不担心未婚先育会受到社会的制裁，反而感觉他们通过为人父母（无论结婚与否）可以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年轻爸爸提高了自我形象，少女妈妈则获得了公共援助，有了自己的家，取得了更高的社会地位。当然，这里有一个重要的经济背景—如果女孩们有其他更好的选择，那么这样的回报就对她们不会那么有吸引力了。但是，主要的原因还是在文化方面。我们的文化在这方面已束手无策。正如管理学和心理学教授米哈里·契克森米哈赖（Mihalyi Csikszentmihalyi）所写：

很难想象，若不确保孩子由对他们负责任的父母来抚养成人，一个社会怎么能够维持下去。

如果一个社会不仅不能适当地养育年轻一代，而且还准备让这一代年轻人—其中很多人并没有表现出抚养后代的兴趣、能力或者责任—生育又一代没有人指导的孩子，那么这个社会最终会怎么样呢？我们不得而知。在有记录的历史中，没有社会做过这样的实验。或许有社会这样做过，但它们在垂死的时候太过于虚弱，或者太过于混乱，而无法为我们记录下它们的不幸遭遇。

但是，有一件事是确定的。一些年轻人匆匆地为人父母，他们很少有资源，几乎没有受过教育，缺少可靠的社会支持网络，我们不能指望他们重新创造文化。他们无法扭转预期的衰落，他们也不会去纠正渗透在当代育儿实践中的错误概念和谬误。他们只会眼睁睁地看着标准下降而手足无措，因为他们不会知道更高的标准。

这些年轻人具有世界上全部的自然潜能。他们有能力理解社会责任，并完全承担起社会责任。然而，尽管我们可以对他们寄予厚望，但是我们不能指望他们完全靠自己发挥自己的潜力。除非我们担起责任了解这些年轻人需要什么并提供给他们，否则他们无法学会承担责任。我们朝着这个方向迈出的第一步将是破除这些年蒙住我们双眼的错误概念和谬误。我将在下一部分阐述这些内容。